臧英年教授接受中国康网专访

臧英年教授接受中国康网专访
　　引子：马克•吐温说过 ，戒烟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我已经试过上千次了。这句话体现了他对自己难以戒除烟瘾的无奈。对多数吸烟者来说，戒烟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有这样一位老人，在18年时间里不遗余力为中国的全面控烟工作奔走呼号，每见人吸烟必耐心讲解、加以劝阻，这就是美籍华人臧英年教授。
　　医师控烟的责任与义务   　　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烟草依赖作为一种疾病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确认烟草是目前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在控烟工作中，医务人员应责无旁贷承担起拒绝烟草、保护健康的重任。尽管我国医院控烟工作进展缓慢、步履维艰，但近期的一些信息已经显示良好势头：2006年1月9日，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成为该公约第77个签约国。2007年5月，卫生部首次发布了《中国控制吸烟报告》。2008年2月，来自北京、上海两地的20家医院的代表在京联合发表倡议书，号召全国医院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积极创建无烟医院，共同作控烟表率。 2008年9月，数千名呼吸科医生在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控烟倡议书上签名，承诺以身作则，坚决拒绝烟草。2009年1月9日起，中国将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的承诺，小小香烟标识变脸的背后，考量的是控烟的力度、技巧和决心。   　　然而另一组最新调查数据却提示我国医院是控烟行动中一个难以攻破的堡垒：我国有23.1%的医生每天吸烟，男性为41%，女性为1%，而40～50岁间每天吸烟的男医生超过50%，是世界上男医生吸烟率最高的国家。那么，医生戒烟的意义有多大？怎样帮助医生戒烟？怎样切实推动我国医院控烟工作？   　　带着一系列问题，不久前，记者在京专访知名控烟活动家臧英年教授。这位退休后回国的美籍华人，18年来奔走呼号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控烟，有理论，讲方法，有手段，讲科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积累了丰富的控烟经验。针对记者提出的一系列疑问，臧老指出：“要明确医生戒烟为什么难，我们的医生为何吸烟率如此高，首先要明确医生吸烟的原因，找到原因，对症下药。医生的工作压力很大，他们试图通过吸烟缓解紧张情绪；而戒烟难的首要原因是存在矛盾心理，即知晓吸烟的危害，想戒烟，又缺乏毅力和有效手段成功戒烟。烟民戒烟有几个阶段：一不考虑戒；二考虑戒但不采取行动；三开始戒不能坚持，半途而废；四戒烟成功。”   　　根据国际上过去的经验，由于医生这一职业的特点，医生吸烟比例的上升和下降，将直接影响到全民控烟效果。臧老介绍道：“英美两国推动控烟工作是以医务人员为主导的，负责卫生事务的政府部门也早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注意并努力发布吸烟有害健康的信息，发行专门为医务人员和医疗保险机构使用的“戒烟手册”，积极鼓励医师介入协助吸烟患者戒烟的行动。近20年来，两国卫生团体和许多社会团体都积极加入了控烟工作的行列，发布控烟资料，提供戒烟协助，促使政府采取更积极有效的控烟措施，如今英美两国医生的吸烟率仅为3%和5%。    　　国外实践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中国推动控烟工作也必须从鼓励医师戒烟入手。医师有效戒烟才能现身说法，有效协助烟民戒烟，并扩大控烟影响，抑制中国烟害继续蔓延和恶化的趋势。”   　　那么，医生戒烟要从何处着手呢？臧老说：“第一必须要戒断，而不是劝阻吸烟者少吸烟，吸烟只有吸和不吸两类，减少吸烟量的戒烟方法于事无补，难以彻底消除烟害，因为不彻底戒除烟瘾，极易复吸。只有戒了才知怎样戒，医师戒烟成功就成为大众的榜样。第二设立无烟医院，医院必须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控烟制度，要鼓励医院员工完成戒烟，要安排全院各阶层、各部门人员参加建立无烟医院的讨论和决策，以增加员工对建立无烟医院的认知程度和责任心、荣誉感。通过安排必要的培训，增加吸烟医务人员戒烟的动力，提高不吸烟医务人员拒绝二手烟的认识。第三要有科学的戒烟手段，戒烟必须解脱他对吸烟产生的生理、心理和习惯三重依赖，生理方面是尼古丁成瘾造成的戒断症状，心理依赖是感觉吸烟是和个人心理平衡、情绪稳定息息相关，习惯依赖是吸烟成习，经常不假思索的条件反射取出香烟点燃。因此，采取有效的方法，克服戒断症状，使用尼古丁替代疗法等，才能行之有效。”   　　我国的控烟之路应该怎样走下去？臧英年教授在许多场合呼吁：控烟是一项社会过程，必须加大政府力度，控烟没有矫枉过正的可能性。提倡公共场所建立吸烟区就是在破坏控烟的效果，吸烟区非吸烟区的划分既是妥协也是无效的，公共场所禁烟必须是完全的、彻底的。中国有必要出台一部《全国烟害防治法》，规定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法律规范的最重要方面应是在公共场所完全禁烟。严格执行控烟政策包括增加烟税将会减少国家烟草销售量和烟民数量，但不会减少国家税收，这正是控制烟害必要和有效的手段。   　　对于医院而言，臧老建言：“建立无烟医院和戒烟门诊是新的经验，也是大势所趋，又任重道远，我们在推动过程中要多吸收控烟先进国家的经验，又要斟酌国情加以调节和改善。中国有3.5亿烟民，鼓励和支持他们戒烟的任务是艰巨的，中国医务人员双肩负担了这份重任，必得尽其在我，责无旁贷，全力以赴，力求有成。”   　　控烟道路上乐得其所的老义工    　　首访臧英年教授是在一个控烟工作研讨会前。会议室门推开时，进来一位步履矫健、挺拔精干、提着一个硕大的黑色牛津包的老人，众人纷纷上前热情打招呼。与臧老交谈，听臧老发言，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声音洪亮，若非那一头银丝，很难想象面前坐着一位77岁的老人。   　　臧老递过的名片的现任职务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或健康合作中心顾问、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美籍名誉理事、澳门戒烟保健会总会名誉顾问等，而一串长长的曾任职务给这位自称“义工”的老人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华盛顿州美籍华人促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组织主席、全美华人协会文化委员会主席及西雅图分会会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办事处顾问等。真人不露相，臧英年教授也曾登上时代舞台演出过几出叱咤风云的重头戏。1949年，即将高中毕业时的臧英年随家庭离开大陆，先去台湾，后赴美国。在台期间，他曾担任何应钦的侍从官兼英文翻译。1963年退役后，先在台北政治大学任职，后到美国深造，1970年获华盛顿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并定居美国，在西雅图社区学院从事教育工作直至退休。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作为全美华人协会文化委员会主席、知名的华侨领袖，心系故土的臧老就为中美建交和民间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曾被邓小平、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也曾因此被列入台湾当局监视的黑名单。从1989年开始，臧英年携夫人苗丽华作为文教专家，在北京的高校任教，阔别祖国30年后重归故里。
　　90年代初期开始，臧老义无反顾踏上一条义务控烟之路，成为中国成为资历最久、年龄最长、影响最大的“控烟义工”。“臧老，您是怎样做起控烟工作的呢？”臧老笑答：“最初的缘由是1992年我在杭州机场候机时那个事情，具体在书里都写了！”“控烟工作推广一定做得很艰难，您为什么坚持十几年乐此不疲？”
　　臧老说：“控烟是人人可行、处处可为、时时可做的民间大事，可以直接改善国民健康，促进家庭幸福，增加社会安定和充沛国家实力。很有成就感，做了这么多年，很好玩！” “很好玩”三个字，臧老将自己18年控烟路上经历的所有辛苦、波折、误解、歧见全部淡化了，还有什么，能不让我们对这位年近八旬的爱国老人肃然起敬？    （撰稿：中国康网记者晓汀   原创作品 转载须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