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纯青：特殊的“大公报人”(南方周末 2002-6-13)

［往事］李纯青：特殊的“大公报人”
        李纯青（1908—1990），台湾台北人。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闽南分会组织部部长。1936年赴东京日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37年回国后，任香港《大公报》专栏作家，重庆《大公报》、上海《大公报》主笔兼社评委员，天津《进步日报》副总编辑。1941年在重庆参加台湾革命同盟会。建国后，历任上海大公报社副总编辑，天津大公报社副社长，台盟总部第一至三届副主席等职。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日本春秋》、《献曝》、《日本问题概论》、《笔耕五十年》等。
统战工作者
在当年的大公报人中，李纯青、杨刚、范长江等人俱为中共地下党员。与杨、范不同，李氏之长期被论者忽视，大概与人们往往认为他是中共在大公报内安插的“统战者”，而没有将他作为一个具有某种“独立”品格的报人来看待有关。
这种看法无疑非常肤浅。
确实，李纯青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读”。在许多文章中，他是在国共两党决战的最后阶段，以“统战”人物的身份而登场的。李纯青自己的回忆文章也证明了这一点。
1948年深冬，就在大公报驻美特派女记者、地下党员杨刚突然回到上海，又突然住进王芸生的公馆进行“策反”的同时，李纯青“几度登王公馆之门，跟他（指王芸生———笔者注）深入谈心，劝他去找共产党，却被他以‘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为理由而拒绝”。①王芸生的彷徨、苦闷和疑惧，一则是因为他多年来写了不少抨击中共的社评，内中尤为甚者，是在重庆谈判期间，居然以“平起平坐”的口吻规劝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灶”；二则，原大公报社长，时为国民党政府贵州省主席的吴鼎昌被列入战犯名单，且“名列前茅”，也不免给人一种兔死狐悲之感。
然而时局的发展，使他的“逻辑”和情感思路慢慢地调适了。李纯青写道：“不久，我又去拜望了王芸生，极其郑重地向他提出：”王先生，有人要我正式通知你，邀请你参加新政协会议‘。他惊愕地直视着我，一种绝处逢生的狂喜从心头冲到颜面，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但是，”不一会儿又镇静下来，轻轻地问：“你说，是谁邀请我的？’”
“毛泽东主席”，李纯青毫不犹豫地向他亮出了底牌。但王仍“沉默良久，显然不相信”，之后，经他另外向某民主人士打探，“证实此言不虚”，这下，密布在王芸生心灵深处的彷徨、苦闷和绝望的阴影一扫而光。于是他向李纯青明确表示：“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报。”②
大公报人
李纯青非常在乎自己是一个“大公报人”，他的文集《笔耕五十年》处处给人以这种印象。他对自己身份的这种强调，无疑蕴涵着诸多难言之隐。
《笔耕五十年》里有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和《战后〈大公报〉见闻》。这两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周雨先生主编的《大公报人忆旧》一书中，题目干脆就叫《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
说白了，他是在为《大公报》的立场举证。
他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为这张“旧中国”最有资格称得上是“自由主义温床”的报纸辩诬，并针对那些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自由主义”的人们大声地宣称，这种曾一度非常尴尬的“主义”确实在《大公报》那里存在过。
20世纪60年代，当年的总编辑王芸生和总经理曹谷冰迫于政治压力，曾在回忆录中对《大公报》进行自我讨伐，承认有“小骂大帮忙”，或“以小骂达到大帮忙的目的”这档子事，由此动摇了人们对《大公报》立场的确认。③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被剥夺了言说的权利后，李纯青也没有向《大公报》泼过污水。
李纯青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捍卫大公报的自由主义尊严的———他开篇即写道：“大公报是一个私营企业，除吴鼎昌以金城银行等名义，收购英敛之的旧大公报外，没有从任何地方拿过政府津贴，也没有得到其他资本家无偿的贷款。而且吴投资时只是一个民族资本家，并未做官，他本人也亲自参加新闻工作……”④针对有批判者坚持“大公报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一说，他申辩道：把政学系和大公报联系起来看，就发生了下面几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政学系只是几个人，没有组织，那么谁来管它的机关报呢？第二，既然政学系没有纲领政策，那么大公报宣传什么呢？如何为政学系宣传呢？第三，对机关报当然要给津贴，可哪个政学系的人给了大公报钱财？第四，机关报要由领导机关来任命人事，大公报哪个人是由政学系派来的呢？⑤随后，他又以个人的实际经历补充道：“第一，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所有一切宣传，几乎都是大公报工作人员主动创作，独立思考的。”又举例说，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重办新记大公报，三人相约不得做官，做官则必须脱离该报。因此，1935年吴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就再也没有过问大公报的方针及人事经营了：“第二，大公报内没有一个国民党组织，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员在报社内活动……大公报是无党无派的报纸，并不是伪装，不但言论独立，组织也名副其实。大公报内虽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没有共产党组织”；第三，大公报的社评作为该报的灵魂，也是独立的，“不许极左极右的新闻言论漏过政治筛子”，“编辑权力由中间思想的人执掌”。⑥他认为“大公报的中心思想”就是张、胡所说的“文人论政或文章报国”，“其主要内涵是新闻自由、民族概念和感情”。而且认为“四不社训”在抗战时期是“基本做到了的”———“社训包括政治立场、经营方针及新闻言论的文风作法”均一脉相承。他还极动感情地特别提到1941年《大公报》得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赠予荣誉奖章这件大事：“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只此一家，只此一次。大公报的国际地位为世界新闻界承认。这一点，有些中国人却不太重视。”
他还提醒那些误解和试图构陷的人们，“不能把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与拥戴蒋介石、拥护国民党混为一谈。”
他在总结《大公报》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其品格和风范时发现，“言论自由建筑在经济自由上”———《大公报》经济独立，不接受政治津贴，不受任何政治势力支配，是它能保持其立场的一个关键。
针对《大公报》的几桩“公案”，如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是否赞成国民党召开国大和制定宪法等，他也一一作了澄清。他总括道：大公报想走中间路线，这只是几个人，在一段时间里，发表过一些文章，并没有占大公报的主流，思想概念也有点模糊———或者叫做自由主义，或者叫做改良主义，在这个人身上是受美国宣传民主个人主义的影响；在另一个人身上又偏爱着英国工党路线……总之，这条路线的中轴是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
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价值的旧事业旧文物及其名称，多数已得到恢复保存，而大公报在祖国大陆已不复存在……”
自由辨难
李纯青是对《大公报》的立场进行过一些理论思辨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篇文章中：《质所谓的新革命运动》、《有没有一条中道？》、《论中间派及中间路线》和《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评〈自由之路〉》和《评〈理性与民主〉》。这些文章，除《质所谓新革命运动》一文刊发于《大公报》外，其余的分别刊于1947年和1948年的《中国建设》和《创世杂志》。
与其说李纯青写这些文章，仅仅是作为一个潜伏在社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暗暗地作“政治宣传”，毋宁说他是以一个“大公报人”的身份，在明确地表达他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概念模糊”的意见。
在《质所谓新革命运动》中，他对“罗梦册等十五位先生呼吁促成一个新革命运动”的主张表示质疑，因为这个“新革命运动”是应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号召”而发起的。战后，这个中国出生的司徒大使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寻找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亦即自由主义者，试图通过他们来“取代”蒋介石的专制体制。这当然是可笑的。更可笑的是，“罗先生等既说‘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又说‘这个革命要超党派、超宗派’”，而且在“对国共两党的认识”上，也明显拥蒋反共，具有“偏狭党见”的倾向。虽然他们宣称在“经济方面”，“崇尚前进而温和的社会主义……反对落伍的资本主义，旧型的自由竞争”，但细细看过却发现“思想并无内容”。⑦1947年1月的《有没有一条中道》和1948年1月的《论中间派及中间路线》，是李纯青认真地从“学术”和现实两大层面上，对自由主义者所信奉，并急欲实践的“中间路线”的全面和深入的“证伪”。
首先，在前一篇文章中他从中国之“中”与中庸之道的关系发微，指出“中”的真实涵义已被曲解、误解和滥用，然后笔锋一转，直指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者”：现在所谓“无党无派”者，则自命清高。所谓“第三方面”，称不偏不倚。流风所及，社会上左右都骂，已成了一种时髦。找中道的人，多数是没有自己的立场，凡属左派所是的就不敢是，右派所非的也不敢非，超然于是非之外，混迹于黑白之间，谓之“中”。
继而，又援引古义，对“时中”、“中位”、“中节”和“中庸”等，作了哲学意义上的寻索，因之形成了他执意要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证伪的一些基本观点：一、两点之间必有一个中点。如果两点未定，或是移动了，中之为中，便成了问题，故就中的本身来说，是变动的，相对的；二、中道是有的。但所谓中道，是一条普遍性的真理，天下人皆可行之。并不是专为中间人铺设的私有道路；三、独裁不是中道，中道是民主的；四、彷徨不是中道，彷徨无路；五、中立不中道，有路不走，“立”以待毙，与无路同……⑧同样，在后一篇文章中，他不仅进一步深化了自己“证伪”的基本观点，而且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毫无顾忌地讲出了他对“自由主义”的不信任，乃至观念上的忧怨———自由主义———这个名词，多少人借它犯罪，明确的定义本就困难。因自由是舶来品，现在中国讲自由也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对美国即对马歇尔、魏德迈或司徒雷登等说，“我是自由分子”，这个尺度很宽，只要表示一点点意思和执政当局有着出入，便称为自由分子。外表金粉玉饰，实则败絮其中，其中可能是军阀、政客，或官僚等。他们的目的只要美国中意。另一派是英国式的，他们像蝌蚪断尾一样，说：“我们的自由尾巴丢掉了，即经济不要自由，要计划统制平等民主。自由只是个性的发展、和平改造及多党竞争制等。”这是赫克内尔（H. Herkn er）的社会自由主义，19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也是替英国工党捧场的自由主义。这两派其结果是相同的，即拥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主张多党并存，投靠英美集团，反对苏联式的一党专政和“极权”制度。⑨李纯青的这段话一方面代表了共产党在政治上对“自由主义”的基本态度，其中对美英“帝国主义”的厌恶，自然怨及其意识形态对中国的“输入”；而与苏联的党际友好，也自会延伸到对其“制度”的青睐，另一方面，倘若冷静地分析，则能发现它确也反映了当时的某种“真实”———中国的“自由分子”鱼龙混杂，各有隐衷。这里我们看到，他认可了自由主义的历史存在，以及他们的思想和观念来源，即使他并不喜欢他们。
他接着道：历史的自由主义是反封建的，从封建处获得解放……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中国并不是不需要自由主义。但像我们前面所说中国现在的自由主义，并不是这种历史的自由主义，它很矛盾，一面要求解放，一面又害怕解放。它要从封建获得解放，又要从社会主义及劳苦大众的革命获得解放。它不明白时代不同，是绝对而抽象的对自由抱残守缺，又将之美化。自由主义者以其是为是，他容忍别人的意见，但并不去了解别人意见为是为非，退出是非之所而自鸣清高，实际上个个自由都有个个自私的目的。⑩
异质的痛苦
李纯青和所有的中共知识分子一样，擅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评判一切人物和事物，擅用道德乌托邦的眼光来透视和讥嘲“自由分子”的私德，但是，他无法从中国“自由分子”“行不通”的顽强努力中，从他们惨重的“失败”中去发现有何不变的价值。
然而，当自由主义在中国沉寂了整整40年以后，李纯青却渐渐从当年“大公报人”的努力中悟到了什么。作为一个曾严厉批评和讥嘲过自由主义和“自由分子”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纯青为《大公报》的辩诬是耐人寻味的。
在自由主义风行时，他看到了它的缺点和“不合时宜”；然而，在自由主义匿迹多年，“文人论政”和“小骂大帮忙”都成为绝对的禁忌和大逆不道时，他又隐隐感到了它的好处。
晚年的李纯青内心充满着苍凉。这种蕴意古老的人生情怀，自然有一种为冤情所凌压的不平不屈，以及由此所获得的觉悟。但在笔者看来，隐约中，他也不乏作为一个大公报人的忧愤和伤感，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他的苍凉意绪垒积胸间更甚：四壁悬崖七尺短，长征万里盘旋转。低头自问轻自唤。天渐晚，家邻咫尺天涯远。
狂风落叶飞沙乱，小鸟啁啾瑟缩看。烦愁滚滚冲霄汉，夜长不寐旦复旦。
这首《渔家傲》词是1968年9月至1969年4月，李纯青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偷偷吟成的。那时，他除了在胁迫下必须交待《大公报》的“反共罪行”，以及他对这些“罪行”所负有的“责任”外，还必须承受来自良心的责难。“劫余身外物，落氵祭回空舟。惊涛任起伏，书卷忘烦忧”———埋首书卷真的就能忘却烦忧吗？
李纯青无法回答。
●注释：①②《大公报人忆旧》，周雨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319页。
③王芸生、曹谷冰《1926－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第25－28辑。
④⑤⑥《大公报人忆旧》，305－307页。
⑦⑧《笔耕五十年》，三联书店1994年6月，379－381页。
⑨⑩同上，390页。
作者: 张育仁（重庆）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2-06-13 17: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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