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国战区国民革命军正面对日作战主要战役一

二战中国战区国民革命军正面对日作战主要战役之一  (1):长城抗战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1月至5月，国军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热河(今分属辽宁、河北、内蒙古)，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和滦东等地的作战。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为割断东北抗日部队与关内的联系，扩大并巩固伪满洲国的疆界，进而蚕食华北,决定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第6、第8师、混成第14、第33旅、骑兵第4旅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4万余人及伪军3万多人，企图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伺机进占冀东。国民政府由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3月12日起由何应钦接替)指挥,先后调集14个军20余万人，企图保卫热河和依托长城阻止日军进关。交战主要在以下地区和要隘进行：

　山海关、九门口作战　1月1日，武藤为保障主力迅速攻占热河、长城，令山海关守备队和伪满洲国国境警察队制造榆关事件，鸣枪挑衅，反诬为国军射击，并通牒国军守军撤出山海关，被拒绝后，日军第8师第4旅在航空兵和海军各一部支援下，于2日向山海关中国驻军第9旅第626团发起攻击。该团奋起抗击，至3日下午伤亡过半，奉命撤退，山海关陷落。4日和6日，日军进攻榆关附近五里台、石河的第9旅阵地，受挫。10日，日伪军攻占九门口，守军第15旅退守石门寨。15～16日，日军进犯要隘石门寨未逞，转入对峙。其间,东北抗日义勇军数千人曾反攻九门口,以牵制日军行动。

　热河省作战　2月17日,武藤下令进攻热河。19日，张学良调整部署,以4个军配置在叶柏寿(今建平)、朝阳、北票、开鲁一线和平泉、凌源、建平(今建平镇)、赤峰等地阻止日军进攻。22日至3月4日,日军第8、第6师、混成第14旅和伪军分三路相继占领上述地区和热河省会承德。守军在凌南(今建昌)、凌源、赤峰等地抗击后，第53军撤至喜峰口、冷口等地；第41、第63、第55军分别撤往围场、乌丹(今翁牛特旗)、多伦、沽源。张学良令所部坚守长城线,并令第59军及骑兵第1军主力于张北、独石口、多伦等地布防，防日军西犯。日军占领承德后，除以骑兵一部攻占围场、乌丹外，主力向长城各要隘推进，各关口的争夺战展开。

冷口、滦东作战　3月4日，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占领冷口。6日，国军第32军一部发动反击，一举收复冷口。12～24日，混成第33旅进攻界岭口，第53军一部顽强抗击与反击，阵地失而复得，转入对峙。21日，第53军第116师一部守备之义院口被日军占领。3月27日，武藤下令进攻滦东。中日双方军队随即在滦东各要点展开激战,反复争夺,第57军防守的石门寨、海阳镇于4月1日和4日被日军岩田支队等占领；第32军防守的冷口、建昌营于11日落入日军第6师之手；第53军防守的界岭口也于12日告失。其间，第40、第67军奉命由马兰关、古北口等地驰援滦东。4月14～17日，何应钦令第32、第57、第53军撤守滦河西岸，抚宁、昌黎随之陷落，双方隔河对峙。此时，日军担心入侵关内引起国际干涉，19日武藤下令进入关内的部队立即撤回长城线。守军乘机跟踪追进，至29日收复迁安、卢龙、昌黎、抚宁、北戴河等地。

　　古北口、兴隆作战　3月5日，第67军一部奉命占据古北口外马圈子、黄土梁阵地,阻日军西进,当日晚起遭日军第8师第16旅进攻，激战至9日夜退守古北口一线阵地。10日，第17军第25师进至古北口加强第67军二线阵地。11日，日军第16旅集中兵力在炮兵队、飞行队和战车队配合下，向古北口猛攻。守军英勇抗击与反击，损失过重，至12日古北口失守，第25师退守南天门一带阵地。13日，由第17军第2师接替第25师防务，次日第83师投入战斗，击退日军后，双方对峙。4月21日起，日军第16旅在飞机十余架、坦克30余辆、大炮数十门支援下，分三路进攻南天门附近八道楼子、田家庄、界牌峪阵地，局部工事被摧毁，守军伤亡惨重，仍顽强抗击。24日，第16旅得第4旅一部增援后，向南天门正面及其两侧阵地猛攻，并施放烟幕掩护坦克、步兵多次冲锋。守军第2、第83师、骑兵第1旅、炮兵第4团顽强抗击,激战至28日,由南天门撤守磨石山、大小新开岭、北香岭、丰城庄之线。日军继续进攻,第17军3个师在上述地区以及笔架山、南香峪等地苦战13天后,于5月13日撤至密云。至此，国军在古北口以上万人的伤亡代价，抗击了武器装备占优势的日军近70天。其间，第26军于4月27日包围进至兴隆县城的日军1个营，攻击三天未克，后因日军增援被迫撤退，于5月14日奉命占领九松山预备阵地。

　　喜峰口、罗文峪作战　3月9日，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攻占喜峰口口门，当天刚接防的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7团，在王长海团长率领下实施反击，毙伤日军百余人，夺回该口门。在日军不断反扑下，王团因众寡悬殊，伤亡500余人，被迫撤退，该口门复被日军占领。10～11日，第37师与进攻喜峰口第二道关门及两侧高地的日军混成第14旅展开肉搏战，两侧高地多次易手，双方伤亡惨重。日军遂以一部守关门，主力集中长城北侧待机。11日夜，第29军乘日军疲惫之际，以约2个旅的兵力采取迂回夜袭战术，绕至敌后，重创日军，摧毁其火炮十余门。此后在第38师一部配合下，经五昼夜正面抗击与迂回敌后作战，终于迫使日军停止进攻，在喜峰口和董家口、铁门关、潘家口等地对峙。日军进攻喜峰口失利,遂以第4旅于17日由快活林进攻罗文峪、山嵖峪，在该地防守的第29军暂编第2师顽强抗击与迂回反击，激战三昼夜，阵地易手十余次，日军不敌而败退。至4月8日，日军混成第14旅和骑兵第4旅各一部，复在飞机、重炮支援下猛攻喜峰口附近的老婆山、孩儿岭、摩天岭、滦阳城、龙井关等守军阵地,激战六天,均被第29军击退。但因11日日军突入冷口，第29军腹背受敌，奉命于13日撤离喜峰口，继续担负兴城镇、潵河桥至罗文峪一带的守备任务。15～21日，在潵河桥、南北团汀击退企图渡滦河西进的日军。

战役结局　国军4月下旬收复滦东后，关东军以此系国军“挑战”为借口，武藤于5月3日下令入关作战。此时,热河日军西进占领察哈尔省(今分属内蒙古、河北)的多伦和沽源。7～10日,日军第6师等部复攻占滦东，并于12日由滦县、迁安、兵河桥等地突破滦河守军防线，向平津方向进击。守军第29、第32、第53、第67军等部奉命节节后撤。13日，古北口日军第8师占领石匣镇,19日占领密云。21～23日，第59军在怀柔牛栏山抗击由密云向北平进逼的第8师,也未奏效。至23日,日军先后占领冀东的丰润、迁安、遵化、唐山、玉田、蓟县、三河、香河、平谷、密云、怀柔等县市。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25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至密云与日军和谈，双方停止军事行动。31日，双方代表在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长城抗战历时80多天，中方仅第l7、第29、第32、第53、第67军就伤亡1.8万余人，日方公布死伤2400人。
(2):热河抗战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2月至3月，国军在热河省对侵华日军的作战。

1月，日军占领榆关(山海关)之后(参见长城抗战)，随即集结第6师团的第11、第36旅团、骑兵第4旅团和第8师团的第4、第16旅团、混成第14旅团，以及铁道、兵站、飞行队等部共4万余人，另有伪军数万人，准备进攻热河(今属河北和内蒙古自治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第4军团万福麟部第53军6个师、第5军团汤玉麟部第55军1个师、4个旅、第6军团张作相部第41军3个旅和第63军、挺进军等部共约8万人担任热河防务。

2月1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出进攻命令。23日，日军分3路向热河发动进攻。日军北路第6师团约1万人和伪军刘桂棠部由通辽向开鲁、赤峰方向进犯，国军守军第5、第6军团共10个旅约5万人一触即溃，日伪军于24日占领开鲁。

3月2日，日伪军向赤峰城发起进攻，守军第117旅战至3日深夜撤退，赤峰陷落。日军中路第8师团和伪军丁强部由义县出发，向朝阳、建平、承德方向进攻，2月25日占领朝阳。3月1日，日军第16旅团乘100余辆汽车，沿朝阳、平泉公路推进，守军第130师在叶柏寿(今建平县城)阻击后撤向平泉。2日，日军在追击中占领凌源。随后，守军第129、第130师继续溃退，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于4日晨由承德逃跑，日军先头128人于中午占领承德。日军南路混成第14旅团由绥中出发，27日向驻守沙帽山附近的第119、第108师进攻，两师依托有利地形抗击，战至28日10时全线撤退，日军于3月2日占领凌源，随后南进，4日和5日先后占领冷口和茶棚。战役结束。
(3):淞沪抗战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月至3月，国军在上海及其外围地区抗击日军进攻战役，又称“一二八抗战”。

1月上旬，日本当局为转移国际对中国东北的视线，减轻其泡制伪满洲国的压力，同时在上海建立桥头堡，以便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决定在上海制造新的事变。驻守上海及其附近的第19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领导下进行积极动员和准备，并于23日下达了布防密令，以第78师第155旅担任京沪铁路线(北京至上海)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156旅在京沪铁路线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并令第60、第61师在驻地加强战备，准备应付突然事变。28日20时30分，日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向中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驻闸北国军从速撤出。仅经3个小时，日军不待中方答复，就向闸北发动进攻。国军第156旅和宪兵第6团奋起抵抗，至29日下午将日军击退。2月2日至5日，日军又发动多次进攻，均被守军击退。日军进攻闸北失败后，将混成第24旅团调到上海，8日至11日，向以吴淞为中心的国军阵地攻击。此时，第19路军已将第60、第61师调到前线，经4天激战，又粉碎了日军进攻。日军感到兵力不足，又从本土调第9师团植田谦吉部参战，中方以第5军张治中部加入战斗。20日，日军以庙行、江湾为主要目标发动进攻，一度突破守军阵地；第19路军及时发起反突击，再次击败日军。29日，新增援日军第11师团厚东笃太郎部运抵上海附近水域，3月1日在七丫口附近登陆，占领浏河镇；国军腹背受敌，于当日夜主动撤至第二道防线。3日，国际联盟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

点评：此战，国军共击毙日军700余人，击伤2300余人，中方伤亡1.41万人。
(4):绥远抗战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1月至12月，国军在绥远省东部抗击日伪军进攻的作战。

1935年，日本当局为进一步分裂中国，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1936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唆使察哈尔省苏尼特右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札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包悦卿(赛音巴雅尔)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成立所谓“蒙古军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5月12日，在嘉卜寺组织伪“蒙古军政府”，以云端旺楚克(云王)为主席，德王为总裁。同时，日本将伪军王英部编为“西北蒙汉防共自卫军”(后改称“大汉义军”)。以第军德穆楚克栋鲁普部驻嘉l、寺(今化德)，第2军李守信部驻张北、庙滩，西北防共自治军王英部驻尚义、商都，伪蒙军第7师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另以伪满骑兵5000人驻多伦、沽源、平定堡地区，伺机向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及其以西地区)发动进攻。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坚决斗争，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11月5日，日本策动和指挥伪蒙军分3路进攻绥远。以李守信的伪蒙军第一军部署在兴和一带为左翼；伪蒙军第二军部署于绥北土木尔台以北，并以伪蒙军第七师驻百灵庙为右翼；另以王英部为主力，进攻陶林的红格尔图。计划先集中兵力攻取红格尔图绥察边境的交通要道，打开进攻绥远的门户，然后左、右两翼同时出动，一举攻占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再分兵进占绥东平地泉(集宁)与绥西包头、河套。傅作义获悉后，立即任命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为前方总指挥，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为副总指挥，秘密快速集结兵力。15日，王英率日伪军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猛烈进攻。国军4个多团迎击日伪军，傅作义亲临平地泉前线指挥作战。11月17日夜，晋绥军骑兵旅旅长彭毓斌、第三十五军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率部跃进到红格尔图西南丹岱沟一带。次日晨，出敌不意发起攻击，歼敌千余人。19日，将伪军王英部击溃，王英部败退商都。伪蒙军随即抽调兵力加强商都、化德的防务，并在绥北百灵庙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准备以此为基地，相机向武川、归绥进攻，蒋介石派汤恩伯率第十三军一部援绥。为了粉碎日军的侵略阴谋，傅作义于红格尔图战斗胜利后，于11月22日，傅作义令晋绥军骑兵师旅长孙长胜、第三十五军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前敌正副指挥，率部4个多团集结在百灵庙东南二分子、乌兰忽洞一带，选定东南山口为主攻方向，奇袭百灵庙。11月23日夜，部队冒零下42℃严寒，向百灵庙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了外围山头，将敌压缩在山内平地。日军顾问在前沿督阵，指挥伪蒙军第二军第七师扼守女儿山进行阻击。11月24日晨，孙兰峰令山炮营进至百灵庙东南高地，集中火力猛攻女儿山，并配以装甲车队，向东南山口冲击。与此同时，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断敌后路。敌由东北方向败退大庙。国军收复百灵庙，歼灭伪蒙军第7师大部(参见百灵庙之战)。12月2日，击溃日伪军4000余人对百灵庙的反扑，歼其700余人，并于10日收复大庙(锡林木楞庙)，小滨大佐等20余名日本顾问被击毙，先后争取伪蒙军4个旅反正。百灵庙大捷，是国军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又一次胜利。
(5):七·七事变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在抗日战争中，国军第29军一部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地区对日军中国驻屯军一部进攻的防御战斗。

7日夜，驻丰台日军中国驻屯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卢沟桥附近实施战斗演习，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被当地驻军拒绝。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与冀察当局谈判，决定派员到现场调查。当双方人员正调查时，日军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便下令第3大队向卢沟桥地区发动进攻。国军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8日晨5时，日军步兵第3大队在大队长一木清直指挥下，向永定河东岸，宛平城北侧的回龙庙地区展开攻击。国军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指挥下，英勇抵抗。当日上午，日军攻占了回龙庙及其附近永定河东岸地区，一部突过河西岸，占领铁路桥西头一部分地区。15时，日军牟田口联队长到达前线指挥作战，一方面调正在通县实施战斗演习的第1大队向卢沟桥前线集中，一方面令突过水定河西岸的日军向东岸撤退，并在铁路车站附近集结，准备第2日攻击宛平城。18时左右，河西岸日军向东岸撤退。第29军所部第3营乘此向日军展开炮火袭击，恢复了回龙庙及其附近永定河东岸地区。由于日军与冀察当局达成临时停战协议，卢沟桥战斗告一段落。蒋委员长发表庐山讲话，正式对日宣战，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7):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蒋中正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６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8):平津作战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国军第29军在北平(今北京)、天津地区与日本中国驻屯军的作战。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参见七·七事变)，日本政府一方面标榜“不扩大”方针，一方面向华北派兵。至20日为止，中国驻屯军所属部队已分别集结于密云、高丽营、天津和北平附近地区。在日军向平、津地区集结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派兵一部向保定、石家庄地区集结。第29军令第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令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 

25日晚，日军一部侵入廊坊，26日占领。当日下午，日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谍。19时，日军1个大队乘车经广安门向北平城内开进，受到守军阻击。27日，日军对通县、团河、小汤山等地第29军驻军发动袭击。守军分别退至南苑和北苑。 

28日8时，日军在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指挥下向北平地区第29军发动总攻。主攻部队第20师团，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驻守南苑的第29军特务旅、第38师第114旅、骑兵第9师等部发起攻击。南苑守军在日军攻击下，指挥失灵，各自为战，一片混乱。位于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前出到大红门地区切断南苑到城内的道路，阻击由南苑向城内撤退的第29军部队。战至13时，南苑战斗结束。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指挥作战中殉国。与此同时，第29军第37师一部向丰台日军发动攻击，被日军增援部队击退。 

当日，日军独立混成第止旅团攻占清河镇。该地守军冀北保安部队第2旅退黄寺。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占领沙河。28日下午，宋哲元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于当日晚离北平赴保定。第37师奉令向保定方面撤退。29日8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攻击北苑与黄寺。黄寺守军冀北保安部队与日军战斗至18时后撤退。北苑守军独立第39旅与日军战斗后转移到古城，战斗结束后又返回北苑。该旅于31日被日军解除武装。在城内的独立第27旅被改编为保安队维持治安，数日后突围到察哈尔省归第143师序列。 


驻防天津的第29军第38师部队，于29日凌晨主动向天津日军发动攻击，攻占天津总站日军驻地，并向驻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和东局子飞机场展开攻击。开始时较为顺利，后在日军飞机、炮火反击下，至15时开始撤退，随之天津沦陷。29日驻通县伪冀东保安队反正，并向通县日军和伪冀东自治政府发动攻击，取得胜利。当日下午，反正部队撤离通县向北平转移，在城北受到日军的袭击，然后转移向保定。第29军第37师奉令向保定撤退时，该师第110旅在宛平至八宝山一线掩护军部和北平部队经门头沟南撤，任务完成后，于30日撤向保定。日军独立混成第l旅团和驻屯旅团分别在30日晚和31日进占长辛店西面高地和大灰厂附近地区。至此，平、津作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