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的对日受降述略

黄力民：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的对日受降述略
　　1945年9月2日盟国对日受降典礼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举行，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任受降主官，日本外相重光葵、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签字。9月9日中国战区对日受降典礼在南京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方司令部举行，受降主官是中国战区统帅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列座受降长官席的有第3战区长官顾祝同、陆总参谋长肖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日军投降代表7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海军中将，第10方面军参谋长諌山春树中将，第38军参谋三泽昌雄大佐，冈村宁次在投降书签字。中国战区对日受降典礼结束后16个地区的受降行动随之展开，各受降区大都参照9月2日与9月9日受降典礼的模式，由中国军队受降主官主持受降仪式，该区日军投降指挥官（中国陆总指定的驻当地日本陆军方面军司令或军司令）在投降书签字，受降仪式通常有盟军与中国官兵、地方官员及新闻记者参加。
　　南京受降典礼后中国陆总训令各受降区日军改称“某某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该区日军投降指挥官改称“某某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部长”，这是各受降地区的准确冠名，本文依此说法并按实际受降时间顺序分述各区的受降仪式。
　　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总命令第1号》关于受降区域的划分，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有陆军的中国派遣军、驻台湾第10方面军、驻越南北部第38军，海军的中国方面舰队、高雄警备府五大单位。日军中国派遣军在各区投降的官兵数取自日本防卫厅《昭和20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天津市政协译，中华书局1982），其各区数字之和约105万，这与冈村宁次回忆录的记述及日本复员局海外军人统计表（引自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军事译粹社1978）记载都非常吻合。
　　1.京沪地区
　　据《中央日报》报道，9月11日第3方面军司令汤恩伯在上海召见日军第13军司令松井太久郎中将，交付《沪字第1号命令》饬令日军自12日起缴械投降。该报道并称南京方面的受降汤恩伯已在南京召见日军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当面详细规定。南京是中国战区对日受降典礼所在地，京沪地区显然不宜再举行一次受降仪式，有的资料如《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章绍嗣等，武汉出版社1995）、《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称“9月中，汤恩伯在上海主持受降仪式”均为误解。京沪地区因日军人数最多，受降分为两部分进行。上海部分的日军投降指挥官是松井太久郎，投降部队有中国派遣军直属第27师团，第13军司令部及下属第60、61、69师团与独立混成第90旅团，第6军下属独立混成第89旅团，海军上海方面特别根据地队，上海海军陆战队。南京部分的日军投降指挥官是京沪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长、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投降部队有中国派遣军直属第3、34、40师团，第13飞行师团，第13军下属第161师团，第6军司令部。在《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的“京沪地区”之下，分列上海地区、杭州地区、南京地区情形，投降官兵数注明“上海165000、南京138830”，但杭州地区的投降部队番号都在上海地区出现。如此说法的原因推测是松井太久郎兼任杭州、上海两区的投降指挥官，因此上述165000与138830之和303830应是“京沪”、“杭州厦门”两区总计投降陆军官兵数。
　　2.山西地区
　　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9月13日，山西日军投降书签字，未举行仪式（日军由第1军司令澄田赉四郎派山冈道武少将代表，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代表）”（注：山冈道武是第1军参谋长）。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中华民国史大辞典》（张宪文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称9月13日阎锡山在太原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均属臆测。投降日军部队是第1军司令部、第114师团、独立混成第3旅团、独立步兵第10、14旅团、第5独立警备队；驻蒙军第4独立警备队（大同），投降官兵58000。
　　3.南浔地区
　　第9战区之新3军于9月3日进抵九江，4日新3军军长杨宏光在柴桑口司令部主持受降仪式，日军第11军司令笠原幸雄在投降书签字。但发生在9月9日前的仪式非为正式。
　　第9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第58军军长鲁道源9月9日进抵南昌。《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称“在南浔地区，根据第9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第58军军长和我方会商决定，9月14日在南昌进行了投降仪式，向第9战区长官薛岳二级上将投降……10月1日，我投降指挥官第11军司令笠原幸雄中将在南昌与受降官薛岳将军会见……”。此处虽称“向薛岳投降”但此时薛岳还在吉安，直至9月25日才启程于26日到达南昌。另据《中央日报》，9月13日鲁道源在南昌江西大旅社主持洽降会谈，第11军司令笠原幸雄由汉口飞赴南昌受命。次日中午12时在南昌中山路中央银行大楼举行正式受降仪式，笠原幸雄向鲁道源签字投降。
　　南浔地区有过两次受降，原因一是受降主官薛岳没有到场，二是中心城市南昌仅有独立步兵第7旅团，而绝大部分投降日军--第58师团、独立混成第22、84、87旅团，中国派遣军直辖第13师团--在九江附近长江沿岸。南昌受降仪式具有第9战区的名义：据第58军一位军官回忆鲁道源主持签字仪式提及薛岳对鲁说：此次我派你到南昌代表我受降是你一生的荣耀云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第79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16日日军第11军从广西全县退到湖南祁阳，22日第6方面军令第11军司令即来汉口，部队就近入列第20军。后中国陆总令第11军开赴南昌、九江缴械，多年与日军第11军交战的中国第9战区得以受降第11军，但令人不解的是薛岳竟没有亲自主持受降仪式！
　　本区接受日军投降官兵66830人。
　　4.杭州厦门地区
　　据《中央日报》9月13日第3战区长官顾祝同抵达杭州，9月17日第2版报道15日顾祝同在杭州青年会馆旧址召见投降指挥官第13军司令松井太久郎的代表、第133师团长野地嘉平中将，将第1、2号命令交付野地嘉平转松井太久郎，饬令日军自16日起缴械投降。同时被召见的有第133师团参谋长樋泽一治大佐及独立混成第62旅团长长岭喜一少将（注：据日本陆军资料长岭喜一于6月10日亡于任上，接任旅团长安藤忠雄，此处存疑）。
　　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称9月下旬松井太久郎在杭州向顾祝同投降，《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称顾祝同主持仪式接受松井太久郎的投降，均系臆测或误解。一些浙江地方资料如楼子芳《浙江抗日战争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连晓鸣《不能忘却的历史---抗日战争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记述9月6日第3战区副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在富阳县宋殿村主持浙江区受降仪式、日军第133师团长签字投降，系将洽降误解为受降。战争末期顾祝同兼任军事委员会东南行辕主任节制第3、第7、第9战区，这是他得以列座南京典礼受降长官席的原因，而杭州厦门地区的受降也就没有正式仪式的必要了。本区投降日军部队是第6军第133师团、独立混成第62、91旅团，海军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据《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厦门投降日军约2810人，则在本区投降的日本陆、海军官兵可估计为3万余。
　　日军第6军司令部及第70师团、独立混成第89旅团原驻浙江境内，远东战役发起后奉命紧急北调满洲，“8.15”时分别中止于南京、蚌埠、上海，均不在本区投降。
　　5.长衡地区
　　第4方面军司令王耀武于8月29日进抵衡阳，9月7日进抵长沙，9月15日在长沙湖南大学礼堂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20军司令坂西一良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20军司令部、第64、68、116师团、独立混成第17、81、82旅团、第2独立警备队，投降官兵70180。
　　6.广州海南岛地区
　　受降部队9月7日进抵广州，第2方面军司令张发奎9月15日到达，16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日海军海南警备府代表亦出席。投降日军部队是第23军司令部、第129、130师团、独立混成第23旅团、独立步兵第8、13旅团、海军海南警备府，投降陆军官兵83890，海南警备府海军官兵49400。
　　中国陆总8月21日1号备忘录列张发奎负责“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受降，但4号备忘录公布的第2方面军受降范围不含香港，却单独列出第17个受降地点--香港受降主官为英国海军少将哈考特、负责接受日本陆军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及香港防卫队、日海军香港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的投降。由于中、英关于香港订有正式租约而英国又是战胜国之一，由中国战区受降香港地区或中国战区委派英军受降的方案最终未能实现，南京受降典礼后中国陆总有关受降文件不再涉及香港，仍是16个受降地区。
　　7.武汉地区
　　第6战区长官孙蔚如9月1日抵宜昌，受降部队9月15日抵汉口，18日孙蔚如在汉口中山公园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6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6方面军司令部、第132师团、独立混成第83、85、86、88旅团、独立步兵第5、11、12旅团、海军扬子江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投降陆军官兵142600。
　　8.郾城地区
　　第5战区长官刘峙8月25日进抵老河口，9月7日进抵南阳，19日到达漯河次日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代表是投降指挥官第12军司令鹰森孝中将、第115师团长杉浦英吉中将等，鹰森孝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115师团、骑兵第4旅团、独立混成第92旅团、第13、14独立警备队，1946年建立的漯河受降碑文称投降日军31560人。
　　9.新汴地区
　　9月4日受降部队进抵郑州，9月22日第1战区长官胡宗南在郑州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12军司令鹰森孝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12军司令部及第110师团、第6、10独立警备队。郾城区与新汴区合计接受投降官兵72740。
　　10.徐海地区
　　第10战区长官李品仙9月7日进抵徐州，受降部队17日抵蚌埠，22日李品仙到达蚌埠、24日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代表有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第6军参谋长工藤良一少将、第6军第70师团长内田孝行中将，投降指挥官十川次郎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是中国派遣军直属第131师团，第6军第70师团，第13军第65师团、独立步兵第6旅团、第1独立警备队，投降官兵徐州21000，安庆20370，蚌埠1000合计42370。
　　11.包绥地区
　　9月28日第12战区长官傅作义在归绥接受驻蒙军司令根本博的代表、驻蒙军参谋长中川留雄少将之投降，该区投降日军是驻蒙军第4独立警备队下属驻包头独立警备步兵第21、第24大队。投降官兵数未见于资料，按独立警备队的正常编制员额推算两个大队约1500人。
　　一些资料关于本区受降情况多有错误，例如称本区为“热察绥区”，实际这是中国陆总有关备忘录中初期的叫法，后因受降范围缩小而改称包绥区；又如驻蒙军司令根本博是包绥区投降指挥官，但驻蒙军司令部并未在本区投降而于“8.15”后转移到平津地区；还有误称本区投降日军是第21、24独立警备队，实际上全部日本陆军都没有第21、24独立警备队番号，而驻蒙军第4独立警备队主体在山西区投降。
　　12.越北地区
　　9月2日日军第38军代表赴云南开远洽降，22日中国陆总第1方面军司令卢汉率部抵河内、28日在河内越南总督府主持受降典礼，日军投降指挥官、南方军直属第38军司令土桥勇逸中将与参谋长幸道贞治大佐签字投降，第38军下属大部分单位--第21师团，第22师团一部，独立混成第34旅团向中国军队缴械。卢汉在11月9日记者招待会宣布接受投降日军30081人。
　　须指出的是，关于投降日军第22师团在一些资料上有分歧说法。据第1方面军参谋长马锳回忆投降日军代表是“第38军司令土桥勇逸中将，第21师团长三国直福中将，第31旅团长服部尚志少将，独立混成第34旅团长永野修身少将，第38军参谋酒井干诚大佐”；“当第1方面军入越时，留在越北的日军仅有第38军之第21师团，独立混成第34旅团及其配属特种兵部队，总数3万多人”（参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但马锳所述多有误记与疑点：查日本陆军资料没有永野修身少将其人，海军倒是有永野修身元帅；独立混成第34旅团长应是服部尚志少将；战争后期日本陆军没有第31旅团的番号（亦无独立混成第31旅团、独立步兵第31旅团的番号），第22师团却没有提到，错误记述的“第31旅团”应该是什么部队？又酒井干城应是中佐（陆军士官学校第40期）。经笔者查证第22师团仅有其步兵第84联队在越北向中国第1方面军投降，“8.15”时第22师团主体隶属南方军第18方面军驻泰国曼谷，以后向英军缴械。
　　13.潮汕地区
　　9月12日第7战区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之代表、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7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徐景唐抵达汕头，28日上午9时在汕头外马路原国际俱乐部主持受降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之代表、第23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在投降书签字（见《中央日报》、《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资料《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称“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在汕头接受日本第23军军长田中久一之投降”，显系误记。投降日军部队依《1946年2月14日日军缴械一览表》是“第104师团与潮汕支队”，同表中广州海南岛地区则没有第104师团；依《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93页是“第104师团的部队及其他”，而广州海南岛地区有第104师团。据查广东地方资料（http：//www.gd918.org），驻汕头日军主体是第130师团步兵第94旅团的独立步兵第281大队、独立步兵第621大队与师团炮兵队，旅团长小野修少将兼任潮汕警备司令官；因此《1946年2月14日日军缴械一览表》所记当有误。本区接受投降官兵4460人。
　　14.平津保地区
　　9月9日第11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自西安抵北平开展洽降，10月8日第11战区长官孙连仲自西安经新乡抵北平视事，10日孙连仲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兼驻蒙军司令根本博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战车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1、8、9旅团、独立步兵第2旅团、第3、7独立警备队；驻蒙军司令部及下属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3军第118师团（注：第118师团隶属第13军驻上海地区，远东战役发起后奉命北调，“8.15”时主力中止于天津，部分兵力到达张家口与苏蒙军交战）；承德支队（由关东军第108师团下属部队组建）；投降官兵126800人。
　　15.台湾地区
　　9月14日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驾机飞抵台北，10月5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率部抵达，10月24日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抵台北于次日主持中国战区台湾省对日受降典礼。日方投降代表第10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及台湾军管区司令）安藤利吉大将、参谋长諌山春树中将，高雄警备府参谋长中泽佑海军少将等5人；投降指挥官安藤利吉在投降书签字。自10月5日葛敬恩抵台开展接收行动以来，未见日本海军高雄警备府司令志摩清英海军中将的报道。
　　投降日军部队是大本营直属第10方面军司令部及台湾军管区司令部，第9、12、50、66、71师团，第8飞行师团，独立混成第75、76、100、102、103、112旅团；海军高雄警备府司令部及高雄方面特别根据地队、马公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第29航空战队。《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武月星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所列投降日军“独立混成第61旅团（台湾）”为错误，该旅团确为第10方面军直辖但驻在地是菲律宾北方外海的巴布延诸岛，未在台湾地区投降。接受投降官兵第10方面军128080人、高雄警备府46713人（《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中国资料多引用未区分陆、海军的合计数字169031。
　　在许多资料包括《中央日报》上，南京受降典礼与台北受降典礼日军代表、第10方面军参谋长諌山春树的名字被错为“谏山春树”。经查，諌山春树是陆军士官学校第27期毕业，曾任侵华日军第26师团步兵第11联队长，1941年11月任攻打缅甸的第15军参谋长，1944年3月调任侵占菲律宾的第14军参谋长，9月升任第10方面军参谋长。
　　由于中国战区日军五大投降单位之一的高雄警备府代表没有出席南京受降典礼，导致诸多抗日战争资料漏记日本海军高雄警备府的投降。
　　16.青岛济南地区
　　9月16日第11战区副长官部济南前进指挥所成立，10月10日第11战区副长官李延年抵达济南，12月27日李延年在济南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43军司令细川忠康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43军司令部及第47师团、独立混成第5旅团、独立步兵第1旅团、第9、11、12独立警备队，海军青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投降陆军官兵70500。
 中国战区的16个受降地区有京沪、山西、杭州厦门地区未举行正式受降仪式，受降主官有山西地区阎锡山、南浔地区薛岳、潮汕地区余汉谋未出席受降仪式或正式召见日军投降代表。日军投降指挥官有山西地区澄田赉四郎、杭州厦门地区松井太久郎、包绥地区根本博、潮汕地区田中久一未亲自投降。投降日军五大单位之一的海军高雄警备府司令志摩清英未在南京受降典礼与台北受降典礼露面。
　　在16个受降区投降的日军总计有陆军1个总军、3个方面军、10个军与作战部队33个师团（计入越北地区第22师团一部）、1个战车师团、2个飞行师团、29个独立混成旅团、11个独立步兵旅团、1个骑兵旅团、13个独立警备队、1个支队，海军1个方面舰队、2个警备府与作战部队6个根据地队、1个陆战队、1个航空战队。
　　日军五大单位投降人数是：陆军中国派遣军1046510人（此即《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所列各区接受投降陆军官兵数字之和），海军中国方面舰队62555人、陆军第10方面军128080人、海军高雄警备府46713人（以上三项均依《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陆军第38军30081人（依卢汉《中央日报》）；总计投降官兵131393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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