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缺陷何在？

资本主义的缺陷何在？

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9-04-22

在主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行为者和管理者似乎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制度的优势或潜在危险。过去，对资本主义优势的无知，导致一些国家抛弃了这种制度或是对其加以限制。而对其潜在危险的无知，使得市场中的轻率行为和政策疏忽更有可能出现。要重新实现健康运转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进行再教育和深度改革。

社保体系不一定损害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由市场”或是自由放任主义——一种无政府“加警察”的制度。如果没有政府来保护投资者、债权人和企业，使其不受垄断、瞒骗和欺诈之扰，资本主义体制就无法健康运转。这样的制度可能缺乏必要的政治支持，并由于没有补助来刺激弱势群体参与社会正规商业经济，而制造出社会紧张。最后，大规模社保体系以及随之产生的高税收、低税后薪酬和低财富储蓄，不一定会损害资本主义制度。

本质上，资本主义制度是经济体能够藉以实现知识增加的一种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不完整性会产生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知识的增加带来收入和工作满意度的提高；不确定性则让经济体容易发生突然波动。这些现象马克思(Marx)在1848年就都已经指出。但理解却有些滞后。

进入20世纪以后，学者们认为经济进步源自商业创新，而科学家的发现让创新成为可能——这些发现来自经济部门之外，而且都是不期而至的。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能比其它经济制度受益更多呢？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早期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能更迅速地抓住突然而来的机遇，因此具有更强的生产率。这得益于资本主义的文化：能干的企业家的热情和专业银行家的勤勉。但认为银行家无所不知、企业家不会犯错的想法是可笑的。现在学者们发现，大多数知识增加不是由科学推动的。熊彼特经济理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理论加社会学——没有抓住多少要点。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任何现代经济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国家控制，都是由散布在专业参与者之中的私人“实践知识”构成的大杂烩。他表示，没有人能够将所有知识全部收集起来，哪怕政府机构也做不到。这些是每个“第一线”的参与者必然获得的知识。政府根本不知道该在哪些领域投资。只有资本主义能解决这个“知识问题”。

发现过程：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关键

之后，哈耶克又将资本主义如何自己做出“发现”的理论加以充实。他能够接受“创新理念”这个概念，因为他明白，关于大多数未经试验的事物的知识都是不完整的，即便是专家也同样如此。因此他认为可以做出如下假设：由于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领悟，一位经理或是普通员工可能某天就能“想象出”（用哈耶克的偶像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话来说）一种全新的商业路线——这种路线是该工作领域之外的人永远推断不出也想象不到的。随后，他将健康运转的资本主义制度描述为一个兼容并包、自下而上的有机体，让各种各样的新想法有机会相互竞争从而得以发展，幸运的话，还能在市场中得到应用。这个“发现过程”让资本主义具有比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或社团主义等制度更强的创新能力。后者过于官僚化，不利于了解来自下层的想法，而那些得以传递到上层的想法，也不太可能获得其所有社会伙伴的首肯。

健康运转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高创新倾向，只有在合用的机构到位时才会出现。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和苏格兰的“商业社会”(commercial society)所传载的自由度是不够的。必须成立这样的金融机构：其中的金融家没有私利，每个人都会努力做出最佳投资选择，而且重要的是他们的观点各异，因此能为各种各样的项目融资。此外，公司只应承担有限责任，而且拥有可以展开收购交易的市场。这些机构必须迎合大量商人的需求，这些商人希望构造新产品、新市场和新商业模式。初级机构在19世纪早期开始出现，从公司法、股票交易所到面向产业放贷的合股银行和“商业”银行。

随即欧洲和美国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回报：新城市兴起、生产率不断增长、薪酬稳定攀升、就业率普遍较高。所有或几乎所有社会成员毕生的前景得到改善。不太容易衡量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满意的职业，并因其中的挑战与探索而充满活力。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乃是天赐之福。

不确定性：资本主义的最大缺陷

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存在的最大缺陷是：创造性冒险活动不仅给企业家，也给全球经济的每一个成员带来了不确定性。冒险活动的波动制造出一种起伏不定的经济环境。法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在他1921年的著作中对美国的资本主义进行了观察。他表示，除了一些常规决策，一家企业在做出任何决定时，都面临现在所称的“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在创新型经济体中，没有足够的先例来帮助你估算这种或那种结果出现的机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强调称，用于衡量投资价值的许多“知识”都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的信念是脆弱的。（但如今，他被视为“斯密加上心理摇摆”。）

对于这样一种能够带来无价且不可取代的新颖性、问题解答和探索，从而带来个人发展的体制，从未有过有条理的道德理由去推翻它。相反，自古以来，人文主义哲学一直认为这种体验是“美好的生活”。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者从未提供足以替代的美好生活模式。他们只是宣称自己推崇的制度要优于资本主义：繁荣更广泛、就业机会更多、或是工作满意度更高。不幸的是，公众依然不太充分了解，公平而论哪些收益可以归功于资本主义，以及为什么这些收益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知识的缺失导致资本主义更容易受到反对者的攻击，也更容易受到体制内部无知行为的影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失去了大部分声望，欧洲大陆上许多西欧国家转向了社团主义制度。公众对政治经济的掌控在这个时候陷入低谷。最终，更多繁荣和更少动荡的承诺无法兑现。而那些保留了资本主义制度，同时进行改革（或好或坏）的国家再次发展良好——直到现在为止。而那些脱离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就没有那么强的创新能力。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动乱之后，它们的失业率上升幅度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包容性上，它们的表现也更糟糕。

资本主义正陷于第二场危机

如今资本主义陷入了第二场危机。有一种解释称，无论银行家是否理解资本主义，他们都明白，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奖金，就必须借越来越多钱来放越来越多的贷，以完成利润目标并支撑股价。其含意是，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公司治理未能对奖金设限，而监管未能把银行资本的杠杆操作控制在适当水平，导致银行很容易受到房屋价格暴跌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大股东们不采取行动，在杠杆率升至危险水平之前加以阻止呢？为什么立法者不提出监管干涉的要求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奈特不确定性的存在。所以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房屋价格可能出现暴跌，或是银行使用的风险管理模型根本不适用。近年来，“风险”变成了对波动的定义。人们考虑到价格会围绕特定轨迹出现波动，却没有考虑到轨迹自身的不确定性：即它有下行的风险。银行高管们也不太理解不确定性。有些人出于直觉购买了保险，但却没有看到保险商偿付能力的不确定性。

现在美国和英国的许多体系已经失效：金融部门背叛了商业部门，随后又导致了自身的毁灭，而商业部门则受到短期主义的困扰。如果我们还保有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我们会努力重组这些部门，让资本主义能够再次健康运转——更好的防止人们忽视金融部门中的不确定性，同时恢复商业部门的创新能力。我们不能将这种为越来越多的人带来满意生活的制度拒之门外。

本文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资本主义和社会中心(Center on Capitalism and Society)主任，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参加辩论请登陆www.ft.com/capitalismblog

译者/管婧

专题：资本主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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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用说吗，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中预言过。
资本文明具有人文意识简单性、技术的高度发达性的特点，可以归结地说，它更能形容为是一种“工具文明”。由于缺少人文意识，因此资本文明的发展变更直接地表现出了人类的贪婪的一面——肆意地制造财富而不计或很少考虑（灾难性）后果。所以，要想让资本文明具有良好的“行为”状态，关键还在要有“合理的”“成熟的”人文文明来驾驭、控制它——中国的“中庸”“和谐”的人文思想，恰好可为资本文明的深入发展提供一个指导思想。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的缺陷何在”一文的基本观点，便有着中庸思想的痕迹，如果说这篇文章有什么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的话，我以为便是有着中庸的调和思想。
人作为一种智能动物，其贪婪和觉悟处于一种动态平衡，这是人类社会和经济状态的根本原因。过度强调人贪婪的一面或者觉悟的一面，都是片面的。
资本主义体系的优势就是其创新能力，但是创新也带有风险性，因为人们并没有有十全的把握和信心能完全掌控这种创新出来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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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经济复苏“萌芽”可能枯萎？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2009-04-23

春天来了，政策制定者看到了经济复苏的“萌芽”。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表示，今后几个月内，美国经济“自由落体的感觉”将会告终。奥巴马总统自己也望见了“希望的曙光”。美联储(Fed)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上周表示，“最近，从住房销售、住宅开工量、以及包括新机动车销售在内的消费者支出等数据中，我们看到了初步迹象，显示经济活动急剧减弱的势头可能正在放缓”。

去杠杆化远未结束

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吗？简而言之，没有。经济下滑的速度的确正在减慢。不过，现在还不能下定论说经济拐点已经到来，更不用说恢复快速增长了。希望更渺茫的是消除产能过剩。而最渺茫的当属去杠杆化的终结。自鸣得意很危险。目前仍为时尚早。

正如经合组织(OECD)在其最近的《年中经济展望》(Interim Economic Outlook)中所提到的，“世界经济正陷于我们有生之年最严重、最同步的衰退之中，它是由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又因世界贸易崩溃而恶化。”预计今年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的产出将收缩4.3%，2010年下降0.1%。2010年，失业率将升至劳动力人口的9.9%。到2010年底，“产出缺口”——产能过剩的一个测量标准——预计将高达8%，为上世纪80年代初经济衰退时期水平的2倍。

在美国，制造业产出的降幅堪比大萧条时期。日本制造业产出跌幅已与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体相当。可以说，目前金融体系崩溃的程度比那个年代更严重。

如果说当前全球经历的只是一场“大衰退”，而非“大萧条”，那么答案就在于政策支持的力度。全球最重要的三家央行——美联储、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和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都已将官方利率调降至几近于零，并采取了种种非常规的政策。预计明年经合组织整体的实际财政赤字将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7%，其中结构型赤字为5.2%。在美国，相应的比例分别为11.9%和8.2%。富裕国家政府为了支撑行为不规矩的金融体系，还押上了自己健康的信用评级，由此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深远的市场风险社会化进程。

这种行动主义肯定会产生影响。的确，我们能看到，金融市场部分恢复了正常，风险性较高与较低资产之间的差价明显缩小。自今年3月9日以来，富时环球指数(FTSE All-World Index)和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已分别飙升了24%和23%。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在不断提升。更广泛地说，制造业开始好转的可能性很高：需求大幅下降导致库存增加，产出骤降。后一种情况必然会出现逆转。中国的增长也正在回升。

我们可以有一定自信地说，金融体系正在企稳，需求下降的速度也在放缓。但本轮全球经济衰退与二战以来其它所有衰退都不相同。其显著特征就是不确定性。

想一想那些显而易见的危险吧：鉴于巨大的产能过剩，目前仍存在通缩风险，这可能会给过度负债的借款者带来可怕的后果；鉴于失业率不断上升，财富遭受巨额损失，低储蓄率国家的负债家庭，可能会将其储蓄率提升至异常水平；鉴于需求和利润骤降，企业缩减投资的延续时间与幅度可能非同寻常；鉴于持续的巨额财政赤字和不断高涨的债务，风险厌恶可能会导致政府借款利率的上升；鉴于对风险更高的借款者的规避，许多新兴经济体可能会陷入资本流入减弱、产出减少、资产质量下降的恶性循环中。

简言之，正如汇丰银行(HSBC)的简世勋(Stephen King)与斯图尔特•格林(Stuart Green)在近期一份报告中指出的，本轮危机的异常格局，令人对经济复苏的时机和速度都抱持合理的怀疑。此外，最令人不安的是遏制这种恶性循环所要求的政策行动力度。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世界如何及何时能回归正常：拥有可持续的财政状况、明显为正数的短期官方利率、以及具有清偿能力的金融体系？日本20多年都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个事实无疑令人恐惧。

但在我看来，最令人不安的是，人们不愿承认这场挑战的本质。就连经合组织在其政策建议中也似乎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金融危机，且可以很快战胜它。即使是后者也似乎越来越令人难以相信：在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全球金融业损失总计4.1万亿美元。下一次估值想必会更高。

最重要的是，金融危机本身就是资产负债表失调的一种症状。而资产负债表失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结构性经常账户失衡的结果。因此，无论是短期宏观经济刺激措施，还是重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都无法令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想一想美国这个突出范例吧，一直以来，有太多经济活动都依赖于它的最终需求。美国私人部门债务总额从1976年占GDP的112%，升至2008年底的295%。同期，仅金融业债务就从GDP的16%跃至121%。2008年的危机中，这些负债比率降低了多少？一点也没有。相反，负债比率仍有进一步增加。

危险在于，经济出现好转——无论有多么微弱——将使世界相信，情况将很快恢复到以前的状况。但事实不会如此。好转只不过说明了，一旦采取了切实的刺激措施，经济崩盘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无情的事实是，金融体系仍很不健康，高负债国家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尚未启动，必要的全球需求再平衡也才刚刚开始，基于以上所有原因，恢复由私人部门引导的持续增长，仍可能是未来很遥远的事。

全球经济不能回到危机前的状态，因为那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目前，我们处在一个长期且令人痛苦的去杠杆化和重组过程的初级阶段。幸运的是，政策制定者已消除了最糟糕的可能后果。但在脆弱的幼苗长成茁壮的植物之前，仍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译者/陈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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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持续增长尚待时日
世界如何及何时能回归正常？
刺激措施产生一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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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及盟友抵制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大会

英国《金融时报》哈维·莫里斯(Harvey Morris)联合国(UN)报道 2009-04-20

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上周末宣布，它们将不参加今日在日内瓦开幕的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大会。它们担心，这次会议可能专门挑出以色列作为攻击对象，同时压制对伊斯兰的批评。

美国国务院“遗憾地”表示，决定不参加这次会议。会议旨在审议自8年前举行的南非德班(Durban)峰会以来，国际间在消除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方面的进展。

此前加拿大、以色列和意大利已经表示，它们将不会参加。它们希望避免2001年德班峰会的情形重演，在那次会议上，以色列因其据称的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主义政策而受到攻击。鉴于其它西方国家或者尚未决定，或者将只派遣低层代表团与会，在这次5天大会的第1天上，重头节目将是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的演说。今日适逢大屠杀纪念日(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

亲以色列的团体对决定抵制大会的政府表示赞许。但是，美国国会黑人党团主席芭芭拉·利(Barbara Lee)表示，华盛顿的决定“与（奥巴马）政府有关与我们同意和不同意的方面都进行接触的政策不符”。

此前美国宣布将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由此提高了人们的期望。美国曾长期回避这一机构，理由是该机构据称被错误用作攻击以色列的论坛。

在美国做出抵制决定之前，周五在日内瓦进行了密集谈判，以求为纳入美方的反对意见而修改一份拟议的大会公报；美方未参加谈判。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表示，周末前拟定的最终稿件还是肯定了2001年德班会议有争议的宣言，对此华盛顿仍不满意。

美国和荷兰还表示担心，该文件寻求压制以宗教为理由的“煽动”。虽然稿件说明针对所有世界宗教，但批评人士表示，这一条是由那些寻求制止对伊斯兰批评的人推动的。

荷兰外长马克西姆·费尔哈根(Maxime Verhagen)在宣布荷兰方面的抵制决定时表示：“有些国家在人权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却想滥用此次峰会，把宗教置于人的权利之上，并且不必要地限制言论自由。”

译者/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