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维缺陷？

　　　　

　　

　　醍醐子箴言----

　　·中国人的思维缺陷

　　醍醐子曰：中国人的思维有一些致命的缺陷，如擅长直觉、悟性、感性思维，而理性思维能力比较弱。我们崇尚的是对大自然、社会、人生的体验、感受和顿悟，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境。

　　正因为感性思维的妨碍，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理性认识始终是欠缺的、原始的、模模糊糊的，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明确的自然科学体系。如中国史籍虽记载了哈雷彗星出现31次，是世界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但发现其平均周期的却是英国人哈雷；中医以及针灸技术有西医望尘莫及的疗效，但其理论基础––––––经脉学说，至今仍是说不清、道不白的。难怪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圣哲没有走这两步，那用不着惊奇，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当然，爱因斯坦过于夸奖了我们。中国人往往只注意一些现象，却不想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抓住背后隐藏着的本质，也就是说，中国人很少有形而上的冲动，对现实之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它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理论的肤浅和不成体系，更进一步的后果就是技术的落后。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而陷入停滞。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近代却挨打，难道不是这种思维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吗？

　　中国人思维的另一缺陷是崇尚简洁无言。中国诗词、文章都写得言简意赅；中国哲学关注的是人生、社会，是教导普通老百姓如何做人，因此，它也写得简练、不繁琐，唯有这样才能普及、推广。《论语》、《老子》等书全是由上下没有什么逻辑联系的警句格言式的东西组成的。中国人就是这样，不擅长逻辑思维，思考问题没有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严密性。

　　中国人的思维不仅简洁简明，而且推崇无言、默契。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真理（道）往往是不能说（道）出来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的确，中国人关注的是人间的风云变幻，这往往不象西方人探究大自然之有规律可循，人间的事是没有逻辑性，是很难用语言说清的。

　　中国人思维还有一个缺陷是惯用比喻、暗示，喜欢以外物间接地隐喻内心。这在成语、俗语中相当多，如“山河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等等。但实际上，“山”、“马”、“水”与“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无穷的暗示一方面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另一方面又显得过于含蓄，思维过于简单，只会人与动植物之间简单类比的思维。这也即是中国文学上运用得最多的象征主义手法，如以“美人”喻志，屈原诗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骆宾王咏蝉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则是以蝉暗示自己的高洁；孟浩然诗“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则是以羡鱼表达羡慕为官的心情；李白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则是感叹做官之难。

　　中国人的这种比喻、暗示属于形象思维的一种，西方文学现代流派之一象征主义代表人物艾略特、叶芝就很欣赏这种间接表达、隐喻内心的写法，意象派人物庞德还翻译、附会了不少中国诗。但在中国这种以物喻人的写法用得太烂，也太单调。

　　总之，中国人的思维方法虽然有自己的长处，如辩证、整体思维为当代智者所称道，但我们思维的短处也是致命的，它成为中国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到如今，我们应当虚心学习现代思维方法，改造民族性中的缺陷，借鉴西方人的思维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只有这样才能“坐集众人之智”，创造出辉煌的现代中华文明。

　　·中华文化特点

　　醍醐子曰：中华文化具有四个特点，它们是：相对主义，一元主义，仁性关怀，直觉中和理性。相对主义是指，中国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相关、互为依存的，没有绝对的独立的存在；儒家的折衷主义、中庸之道，道家的辩证法、相对论，佛家特别是华严宗的依存论、缘起论等都否定了绝对的实体观念，表现出关联主义、互为联系的思想。而西方人是绝对主义者、实体主义者，他们肯定实体的独立的存在，由此而提出原子论、个人自由论。这些东西是中国文化孕育不出来的。一元主义是指，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灵肉一体，人物同融，个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譬如，中国的神是内在于宇宙、内在于自身的，“上帝”与人合一；盘古创造世界，他自己化成了日月星辰以及河流草木；“太极”也是在宇宙之内，它生成两仪（阴阳、乾坤等）、四象（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吉凶祸福等）、八卦，以及世界万物。而西方人与此不同，他们是二元主义者，天人分离，灵肉分裂，社会矛盾对立；他们以绝对的旁观者的态度看待宇宙，认为世界是一架与自己不相关的机器；西方的神也是外在的，上帝高高在上，统治着世界，并把神圣的定律塞给这个世界。正因为个人与自然相抗，所以西方人主张战胜大自然，并由此发展起近代科学技术；正因为个人与社会冲突，“他人就是地狱”，所以西方人要以法律规范人们的行动；也正因为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二元对立，所以西方人只能选择满足其一，中世纪压抑肉体、满足精神，现代则精神空虚、满足肉体。中国人则是“身心不二”，形上的“道”、形下的“器”结合，体（本体）、用（运用）一如的，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相互依存，“道身”（精神生命）与“根身”（肉体生命）超切循环（既超越又切入），一方面精神生命建立在肉体生命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精神生命又反过来影响肉体生命，此即儒家的“以德润身”，道家的“复归其根”；中国文化即是超切主义的，既超越世俗又切入生活，没有绝对的超越，也没有绝对的切入；没有绝对的主体，也没有绝对的客体。所以，中国人没有灵肉异化的痛苦。可是，如此的主客一体也造成了对对象认识的模糊，因而中国人对大自然和人的生理、心理的知识都很贫乏，近代科学技术无法在中国发展起来。

　　中国还是仁性关怀型文化，或称仁者、监护人文化。中国人需要的是上对下的、不平等的对生命的关怀呵护之情，皇帝、官员是仁者、监护人，是圣君、清官，他们有良知、良能（良知的潜能）；群众时刻感受到–––––––至少耳边常听到“上面”的温暖关怀。而西方则是材性知能型文化，或称爱罗（即小爱神厄洛斯Eros）文化、匠人文化。荀子所说的“材性知能”指起于对异己对象的神秘感、惊异之情和好奇心而产生的占有、征服、探索的欲望。西方人所崇拜的就是在知性冲动的驱使下而勇往直前以求满足其自身创造欲、占有欲的天才、智者或英雄，而不是中国人的充满关怀精神的明君和圣贤；西方的“魔鬼”、“坏蛋”也是无限制地扩展自身欲望的人，而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败坏者”；爱罗就是爱、冲动、扩张、创造、探索的代表，匠人也是西方人测量、分析、制造、创造之“匠心匠识”的典型；西方文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其实就是“艺匠意识”与“工匠意识”之争。匠心匠识乃是西方科学艺术繁荣的内在原因。

　　中华民族性的第四个特点是，崇尚直觉中和理性。中国人历来讲究直觉体验、中庸之道，具备世俗理性，但缺乏逻辑分析能力；而西方人具有“罗高（即逻各斯logos）智慧”，善于理性分析、概念推理、逻辑思辨。

　　

　　民族文化的这四个特征决定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太和文化

　　醍醐子曰：中国文化堪称“太和文化”，即是和谐和平和融的文化、入世与出世互补的人治文化。中国文化既有执着于现实和世俗的入世的一面，又有喜爱恬淡无为、超越世俗的出世的一面；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道家追求，同时儒家中含道家观念，道家中有儒家哲学，入世与出世相辅相成如太极图中的阴阳鱼，紧紧缠绕，共同组成人治社会的太和文化。

　　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人强调世俗生活，以官为本位，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本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满怀一腔济世热情，追求今生今世的长福长寿，这都表现了积极入世和现实主义的民族精神。然而，中国人还有耐人寻味的另一面，即以道禅为代表的出世思想、以庄周和陶渊明为代表的隐士风范。具体地说，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其隐遁雌柔、清静无为的人生理论，民间的道教以其神仙信仰和巫符咒术迎合了中国人逃避暴政、腐败官场和艰难现实的出世心理，佛教的摒弃外物、解脱人生的观念则被中国人发展成追求自然适意、取缔外在束缚的禅宗哲学，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在家出家”的理论。典型的出世者便是隐士，隐士们不是偶然产生的一两个社会游离分子，而是一个社会群体。与追求财富以及通过法治保护财产的基督徒不同在于，他们在人治的环境中追求和谐、宁静和“太平”的境界，而从未思考过如何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与悲观的印度僧侣不同在于，他们始终是乐观主义者。中国文化便是乐观文化。中国人即使历尽灾难，也从不放弃对皇帝、清官和“大同”社会的幻想，人性善的乐观的人生态度成为民族的生存动力。这既不同于对人性持悲观态度、相信原罪说、致力于法治建设的西方人，也不同于对失败、不幸、困境抱着强烈的耻辱感危机感的日本人。太和文化决定了中国人往往是脚踏入世与出世两只船，当在现实中遇到挫折时便由入世转为出世，道禅使失意的知识分子有了精神庇护所，因而用不着去探索法治、权力制衡和保护人权的问题；而在出世时，中国人又以在野之身应在朝之命，像诸葛亮、刘伯温随时准备入世以一展雄才大略，完成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所以，孔子说：“隐居以求志”，老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鸣，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可见，中国人是怀着暴力打天下之心而隐居的，隐遁之心并不坚定；同时，中国人是怀着惴惴不安、随时抽身、急流勇退、功成身退的心理而做官的，入仕之心也不坚定。说明人治的太和文化使得人们游移不定，同时中国人也试图做得游刃有余。

　　中国隐士还有一个特点，即他们不一定要遁迹于山林、逃身于荒野，而是主要在世俗中隐匿，正像苏东坡所说的“万人如海一身藏”。因为中国人是不愿放弃世俗的。隐士逸人仍然做一切人所做的事，照样入朝做官，为商种田，照样“往来争名利”，只是因为自己有了更高的思想境界，做这些平常事的意义就不同罢了。所以俗语中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庄子就称：“我周旋于亿万人间，如处独焉，如蹈虚焉”，陶渊明也自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从上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把全部心思用在了如何去适应人治社会的环境上，最终达到了知进知退、或刚或柔、脚踏入世与出世两只船的游刃有余的太和境界。

　　·对人的禁锢

　　醍醐子曰：中国文化十分重视对人的设计、禁锢，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如儒家在血缘的基础上建立起它的孝悌和谐观，主张长幼有序、有差别的爱和上对下的纵向权力。特别是始作俑者孔子，把本是氏族遗风的孝悌普遍化，使人被束缚在这一等级之差中，丧失其独立的人格。孝悌由此成为儒家“礼”文化的中心，对禁锢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维护封建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孔子就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这里的孝悌并不是传统美德中的尊老尽孝，而实际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即“正名”，就是荀子所说的“明贵贱”。

　　有这么两则故事：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享有祭泰山的权力，而身为大夫的季氏却胆敢去祭了泰山，孔子为此怒不可遏，但又没办法。周礼还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享用八佾的乐舞，而季氏也享用了，孔子再度发怒：“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如此看重等级之差，就是要把中国人束缚在一个等级框架之中，培养一种奴化的性格！

　　还有，儒家倡导家族集体社会，由此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它也严重地束缚着国人，并造成了畸形特异的国民性，如重人际关系，重面子，夫贵妻荣，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血缘复仇，株连九族，打狗看主人，等等。

　　儒家对中国人的禁锢最终还归于它所倡导的自我修养，通过“修身”来自觉地克制自己的欲望，而不可放纵自己。这种态度势必使人的感情常常处于压抑和萎缩的状态，得不到自由的宣泄，使人在经常性的克制和忍耐中变得亦步亦趋，谨小慎微，畏畏缩缩，没有了生命的活力，没有了创造力，没有了自主的人格，只剩下了奴性！

　　不过，早期儒家对人的桎梏还是有限的，还只是要求“发乎情，止乎礼”，到了宋明时中国人脑袋上的紧箍咒越念越紧，竟然要求“灭人欲”！程颢、程颐称人欲是罪恶的根源，与“天理”势不两立，“无人欲即皆天理”，故要“窒欲”。他们还灭绝人性地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残酷地剥夺了妇女的再婚权等人生权利。大儒朱熹也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以理止情，以理废情，从内心取消人的欲望，使中国人成为无情无知无欲无求的空心人、稻草人。

　　

　　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缺少人权观念！在古代，没有妇女的人权，也没有男人的人权；没有自由生活的权利，也没有思想的权利、行动的权利！就这样，中国文化形成了淘汰精英培养庸材的负筛选机制！凡是敢想敢干的人都被投于血雨腥风之中！

　　另外，诸子百家还以宿命论来禁锢人。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庄子说：“生死、存亡、穷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乃事之变，命之行也”；佛教东来，也讲究因果报应，前世因缘，命里注定。这样，儒道佛齐心协力，使中国人不得不信奉“命里有时终需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不得不屈服于命运，听从于封建统治者的摆布。

　　·精神胜利

　　醍醐子曰：对中国人进行“设计”的另一个人是庄周。他的摆脱物欲、泯灭差异、忘却是非的相对主义完成了对中国人的又一次精神征服。他把得失看作是“藏天下于天下”，要人们不患得患失；他说“富则多事”，要人们别去追求；他把生死贫贱都看作是天命所定，人无能为力，不必考虑。这些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的根缘。

　　的确，庄周通过“心斋”、“坐忘”、“丧耦”等手段，让饱受剥削压迫的人们龟缩到内心世界，在精神上得到了满足。对庄子来说，痛苦等于幸福，失败等于成功，贫穷等于富裕，“有”等于“无”，“是”等于“非”，“好”等于“坏”，如此，中国人的心灵有了避难所，精神有了自救的手段，可以安贫乐道，可以逆来顺受，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接受失败的现实。譬如，近代时，直到洋人的炮火轰到了家门口，大学士倭仁还说中国“天下之大，不患无材”，“何必师事夷人！”（何必向外国学习）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说，洋夷决不能长期处于野蛮状态，逍遥于孔孟之道以外，必将被感化，“彼自知前者之蔑伦纪（洋人自悔以前不懂人伦纲常），不复可以为人！”“目下泰西诸国皆能识华文，仿中制译读四子五经书，还变其陋俗（现今争相学习中国经典，改变其陋俗）”。这种全民族性的愚昧自大、精神胜利真让人哭笑不得，倍感悲哀！

　　中国人尤其善于利用相对化手段化劣势为优势，以达到精神胜利，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欺软怕硬”即是。国民喜欢以欺负弱者作为面对强者失败后的精神补偿，如阿Q受了假洋鬼子的侮辱后，便去侮辱小尼姑，然后忘了所受到的侮辱，飘飘然起来。

　　精神胜利法还为苟且偷生者找到了借口，如一些人打着“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招牌，理直气壮地变节、做叛徒，难怪每次遇到外敌入侵时汉奸之多，如过江之鲫！

　　从上可见，精神胜利确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堪称第五大发明。

　　·中国的悲剧

　　醍醐子曰：在混乱而漫长（历时55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当时诸侯连年征伐，人民涂炭流血，整个社会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悲剧，也出现了诸如商鞅之死、吴起之死、伍子胥之死、屈原投江、赵氏孤儿、申包胥哭秦廷、长平之战、聂政行刺、荆柯刺秦王等著名的悲剧性事件，产生了诸如《哀郢》、《国殇》等悲伤的歌辞，但没有出现哪怕是萌芽状态的悲剧。那时演出的仍然是大型歌舞，祭祀娱乐、歌功颂德的歌曲，即使偶尔出现“悲歌”，但被当作“郑卫之声”、亡国之音，很快便趋于湮灭。

　　中国人的耳朵不愿听到哀伤、消极、悲观、逆耳、暴露黑暗面的声音。

　　而在同时，古希腊出现了以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欧里辟得斯为代表的悲剧作家和以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为代表的悲剧理论。特别是在帕里克利斯执政时，由于实行了大规模的民主改革，雅典的文化艺术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要求通过集体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戏剧正得其运。当时，人们对观剧趋之若鹜，社会各界每年都要举行戏剧比赛，政府颁发“观剧津贴”，并修建了能容纳一万多人的露天剧场。索福克勒斯写出悲剧《俄狄浦斯》，讲述提弗国王杀父娶母的故事；他的《安提戈涅》讲述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争夺王位，双双战死，妹妹安提戈涅以自己的死换得哥哥的被葬的故事。埃斯库罗斯写出著名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讲述人类恩人普罗米修斯的受难历程。欧里辟得斯写出《特洛伊妇女》一剧，影射了雅典人的残忍，描述了特洛伊人的悲惨；他的《美狄亚》一剧，讲述美狄亚为报复遗弃自己的丈夫而杀死两个亲生子和新妇的故事；他的另一剧《希波吕托斯》写国王的后妻向前妻之子希波吕托斯求爱，遭到拒绝而自杀，留下遗书，诬告希波吕托斯侮辱她的故事；《埃勒克特拉》则写克吕泰墨特拉伙同姘夫杀死丈夫阿伽梅农，篡夺权力，而儿子回国后杀死母亲和姘夫为父报仇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的悲剧性都十分强，撼人心魄，让无数的雅典人为之流泪！

　　中国从汉朝一直到宋末仍然没有出现象样的悲剧。尽管汉时有悲歌《箜篌行》、《昭君怨》，有悲剧性长诗《孔雀东南飞》；魏晋时有悲歌《秋胡行》、《东门行》；唐时有《离别难》、《雨淋零》等悲歌，还有歌唱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的变文；宋时民间说书、唱戏大规模发展，温州出现“南戏”，可能为“中国式的悲剧”之开始，但流行全国的作品几乎没有。

　　元时由于民族压迫，儒家知识分子失去地位，散落民间，于是他们拿起笔杆，写出了大量的类于悲剧的作品，如元人四大悲剧––––––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明清时特别是明朝后期，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正在形成，于是出现了汤显祖、高明、李玉、冯梦龙、洪升、孔尚任、方成培等著名的“悲剧”作家。

　　可是，中国的“悲剧”基本上都有完满的结局，属于悲喜相间的混合剧，所以也可以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实际上，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出现“悲剧”一词，更没有出现悲剧理论。

　　例如，《窦娥冤》写窦娥在张驴儿、赛卢医、桃杌太守等人的迫害下蒙冤受屈，含恨而死，最后写到父亲窦天章作为皇帝所派的“廉访史”，在女儿冤魂的提醒下，重翻卷宗，平反昭雪。这是一个对皇帝、清官充满幻想的喜剧结尾。

　　《赵氏孤儿》写朝廷忠奸、家族矛盾，刻划了屠岸贾的残忍，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的侠义；赵朔自刎，公主自缢，韩厥献身，以及屠岸贾为灭赵氏孤儿，竟然要杀掉全国的婴儿，程婴毅然献出自己的幼子而保住了孤儿，等等，这些本来是大悲剧的素材，然而剧本最后又写成了感谢君恩浩荡、孤儿终于复仇的圆满结局。

　　《琵琶记》写蔡伯喈进京，入赘牛府，享尽荣华富贵，而糟糠之妻赵五娘含辛茹苦，侍奉双亲，后来行乞寻夫，终于一家团圆；而当初反对蔡伯喈辞婚的牛丞相也从霸道的重臣一下子变成和蔼可亲的长者，甘愿让自己的女儿位居侧室，并上表“一门旌奖”，最后“共设华诞会，四景常欢聚”。

　　等等。

　　总而言之，中国悲剧都以三种形式结束。一是明君、清官出现，为民伸冤，如《窦娥冤》、《琵琶记》、《精忠旗》、《清忠谱》等剧即是；二是受害者的后代报仇雪恨，光宗耀祖，团圆会面，如《赵氏孤儿》、《雷峰塔》等剧即是；三是主人公在梦境或仙境中相会、如愿，如《长生殿》、《汉宫秋》、《梧桐雨》、《娇红记》等剧即是。

　　胡适说：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读书的人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惨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地写天下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味，不能引人入胜。

　　醍醐子曰：造成中国悲剧不悲的原因是，中国文化崇尚长寿、永生、美满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不喜欢大毁灭、大悲痛，所以，中国悲剧必然要加上喜剧的尾巴。另外，中华民族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现世因果报应，在人们的心中，坏人一定要受到惩罚，否则咽不下这口气，故而作家也就必须顺应人民的这种情感了。人民心中的好人往往就是明君、青天、百姓特别是妇女，因此，他们最后必须取得胜利。还有，封建统治者不会允许大悲大痛的结局，如果明君惩治不了暴官、青天不能主持正义，那么，皇帝还是无限英明的吗？朝廷、官府还能保持无限神圣的形象吗？不能。所以，人治社会都不会欢迎真正的悲剧。

　　

　　而法治社会却不一样。现代西方可谓是太平盛世，但歌功颂德的文学却不流行，相反，出现了悲观主义、抨击主义文学思潮；如表现主义，主张表现人们内心的痛苦和异化的现象；超现实主义表现荒诞、梦幻、非理性；精神分析流派表现人的本能、无意识和人们的压抑；黑色幽默以喜剧处理悲剧，寓庄于谐，寓哭于笑，成为“大祸临头”的幽默或“绞刑架下的幽默”；存在主义文学反映世界的荒谬、人生的痛苦；荒诞派戏剧反映人性的异化、社会的荒诞……。

　　表现主义者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写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天早晨突然变成一只大甲虫，随着虫性的侵蚀，人的尊严和特性的丧失，没有失去人的思想的萨姆沙感到了巨大的痛苦。早就不喜欢他的父亲对他咬牙切齿，母亲在丑陋可怕的虫子面前一次次地昏死过去，一直照料他的妹妹慢慢地也厌弃了他。萨姆沙最终在孤独和绝望中死去。

　　荒诞派的贝克特有著名的悲剧《等待戈多》，写两个流浪汉每天百无聊赖地在大树旁等待一个并不认识的名叫戈多的人，戈多迟迟不来，他们想上吊，可裤腰带又不结实；来了一个主人和脖子上套着绳子的奴隶“幸运儿”，幸运儿还背着满是沙土的沉重的袋子；后来主人瞎了，幸运儿哑巴了，他们四人先后倒下，象虫子一样爬来爬去，象白痴一样胡言乱语。

　　荒诞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尤奈斯库写有《秃头歌女》，可剧中既无歌女，更无秃头歌女。剧情开始时，大挂钟乱敲了17下，可时间为9点；史密斯夫妇正在家中前言不搭后语地闲谈，突然马丁夫妇来访，而马丁与夫人竟然不认识，攀谈以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共有一个女儿！史密斯夫妇也忘了事先约好的吃饭的事；闲聊中，门铃响起，可屡次开门也没见有人进来，直到第五次开门，才进来一个消防队长；因完不成灭火任务，他来打听史密斯家中是非会起火。他应邀讲了一些怪诞的故事，如小公牛生了一头大母牛；接着女仆玛丽上场，也要消防队长讲故事，很久，消防队长才发现玛丽原来是正在热恋的情人。

　　荒诞派的阿尔比写有著名悲剧《动物园的故事》：彼得于星期天来到公园的长凳上看书，突然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杰利过来与他攀谈。杰利先迫使他承认生活不如意，后又讲动物园的故事，说一切生物都是由栅栏彼此隔离着，无法交流。他建议彼得为保住自己在长凳上的地位而搏斗，他把匕首递给彼得，自己扑上去，让匕首刺穿胸膛，满意地死去了。

　　与西方悲剧相比，可以发现中国悲剧存在着六个方面的不足：一、人物单调、程式化。正面人物“高大全”，没有缺点，反面人物皆形容丑陋，无恶不作。二、道德因素浓重，剧情善恶分明，是非昭彰。三、或写弱女，或写英雄，多数只表现冤屈或忠奸的内容。四、大团圆结束，正义一方总是获胜。五、歌颂明君、清官，不忘歌功颂德。六、没有直接呼吁人性自由、平等、民主的剧本或内容。

　　虽然不太认同其中一些观点，这盘文章的内容，还是详实深刻的，引经据典，大体概述出了国人的思维习惯，是缺陷还是优点就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