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记住蒋经国(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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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是蒋经国百岁诞辰，台湾社会高调纪念。作为大陆人，不仅要看到这与马英九当局寻求历史资源、突破现实困境的意图有关，还要了解台湾民众对蒋经国情真意切的怀想，更应检索蒋经国留下的历史遗产，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

回想三十年前，蒋经国的名字紧随蒋介石之后，在大陆社会是“独夫民贼”的代名词。时至上世纪80年代，从流行音乐开始的文化欣赏，由老兵回乡看到的物质落差，让大陆人对台湾及其领导人的印象有所转变。经历了一个模糊期之后，大陆民众开始了解蒋经国的亲民作风，知识分子则认真对待他在台湾推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改革。到了今天，我们能够在台湾人的怀念声中，去回顾那一段曾经被遮掩的时光，把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当作共有的历史镜鉴。此番知人论事的经历，也体现了不可逆转的世道人心。

蒋经国一生政绩之中，如今最容易被大陆人说起的是，他在民间呼声的压力之下，又顶住官僚体制内的反压力，打开了老兵回乡探亲的大门，为两岸的政治和解铺垫了一块重要的基石。这固然发自于他“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的游子情怀，但我们更应该赞赏的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胸襟见识。就个人际遇而言，一方面他对故土的思念难舍难弃，另一方面他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也很清醒地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台湾人。”他的政治身份更是一位台湾的领导人，将基本的权利与自由还给台湾民众，是他的政治职责。

在大陆最无可争议的是，蒋经国执政台湾期间，于困顿的政治境遇之中，苦练内功，力振经济，让台湾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从1972年到1988年，台湾人均所得从486美元攀升到5917美元。他的“十大建设”虽然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也受到破坏环境的诟病，但是由于搞活了民间社会，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以电子科技作为导向，更刻意消弭贫富差异，钟情乡村建设，当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而光彩熠熠时，全世界更多地对它投以赞美的目光。

我们更不应该回避的是，历史将会无可争议地记载，蒋经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带领台湾结束了专制政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尽管他一生尽享独裁专制的盛宴，也依靠特务军警维持着并非民选的政权，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作为荣耀，到晚年还隐隐感到了耻辱。他明智地告诫身边的人：“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时，他的幕僚之中很多人沿袭专制的思维，要求进行镇压和逮捕，但是他予以回绝，留下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的警语。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利用权柄维护了民众反对的权利和自由。

蒋经国辞世之后，台湾经济和政治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崎岖坎坷，乌云弥漫，但是这丝毫无损于他的政治功绩。即便现实再糟糕一点，他对于民生和民权的认可和维护，也永远值得历史深刻铭记。何况，他的做法已经推动而且必将继续推动台湾社会的发展。

我们也留意到，在自由多元的社会空气中，蒋经国百岁诞辰纪念无论怎样高调和隆重，台湾人也没有将他神话的可能。台湾社会几十年来的反抗运动，无论是普通老兵的街头抗议，还是政治精英的舍身坐牢，正是他们的不懈抗争，促进了蒋经国的觉悟和反思，逼迫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正是他们的智慧和勇气，铸就了蒋经国的历史丰碑。蒋经国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少滥用权力，多顺应民心。

北京日报：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

马千里：“北关”的文章是对党和国家的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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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南方周末》刊发了长平的一篇叫《记住蒋经国》的文章，赞扬蒋经国在台湾自破自立、抛弃独裁、推行民主的事，观点并没什么新意，因此只是浏览一下，并未细读。倒是《北京日报》一位叫“北关”的写了个反驳的文章，也是浏览，但却触目惊心，印象深刻。

北关这篇文章，不尽是对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的极大污蔑，也是对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核心功绩的漠视。难以相信，处于首善之都并且作为党报的《北京日报》何以如此缺乏政治敏感性，让这样的文章蒙混过关。

关于蒋经国，这个人是蒋介石的儿子。按常理推断，老蒋是“人民公敌”，这小蒋也自然不会是什么好料。老蒋搞独裁是出了名的，我们为了反独裁花费了不少时间，多少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终于打下了人民江山，中国才走向民主、开明的共和国时代。但再坏的人也难免有点好处，比如小蒋用世袭的方式做了“总统”，继续在岛内实行独裁政治，但他大概是目睹了老蒋的失败，知道民主是大势所趋，学习大陆民主制度，开放党禁、开放了结社、言论等公民基本自由。这对于一个可以独裁而放弃独裁的独裁者来说，既得利益者主动放弃利益确，实有点不容易。就凭这一点，小蒋也算得上一个有魄力的人。

长平的文章说要记住蒋经国，大概也是冲着这一点。注意，是“记住”，不是“纪念”，更不是北关所说的“歌颂”。

北关的文章对党和国家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核心做了公允评价，他说：“毛泽东、邓小平更是扭转乾坤的伟人：一位引领人民把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改造成独立自主、积极自信的新中国；另一位带领人民从危难局面突围，走上改革开放的富国强国之路。”这些评价尽管公允，但还有很大不足，因为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伟人的功绩远不止这些。这一点，可以说是北关先生归纳不全，但更多的是暴露出北关对伟人功绩的认识不足，否则就是有意淡化和矮化！这是让我难以容忍的第一点。

北关的文章接着说：“这些发展奇迹，这些历史伟人，怎么没见长平先生去歌颂、去铭记，却要独独“记住蒋经国”呢？其用意何在呢？”其实，并不能因为蒋经国的功绩小于我们的伟人，他的功绩就不算功绩，这是常识。对于伟人要歌颂，对于小蒋这样的小功绩只是“记住”，这就是差别。这一点也就罢了，关键是，既然列举了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功绩，并指出应当歌颂，为什么偏偏漏下第三代、第四代的历史功绩呢？按照北关的逻辑，显然是北关对我们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心乃至整个领导集体的不满，至少在他的思想中，是不够资格相提并论的。这是何等错误和可怕的思想意识！

北关的文章，不仅是对党和国家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历史功绩的漠视，还充斥着对我们的民主政治、国家体制的极大污蔑。

北关在文章中明确地把“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结束了专制统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这些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浴血奋战、以志士鲜血、烈士生命为代价所实现了的政治局面，污蔑为“西方式的政治制度”。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写进共和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西方国家哪一条做得比我们更好、更彻底呢？而在北关的眼里，我们时代追求而得到的民主自由被完全抹杀，把我们与民主自由彻底划清了界限，好像搞民主就是学西方，这真是天大的误会。

北关这种糊涂认识的背后，体现了这个人对我们的政治发自内心的污蔑，难道我们的执政党就有“党派私利”？难道我们没有“结社、言论自由”？难道我们还没有“结束专制”？难道我们还没有“推开自由民主的大门”？——让我们看清楚北关的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些什么吧！

近年来，很有一些人把我们的制度和民主自由相对立，一提民主就是西方，一提自由就是西化，好像这些我们所提倡并践行的反而与我们无关似的！但这样的反动言论一般是没人理会的，更不会出现在媒体。北关这篇文章正是这种错误言论的典范，但他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具有很大迷惑性，从而骗过了《北京日报》的编审。这样的言论居然出现在《北京日报》，报社要对审查制度做严肃的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