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地震救援：人海战到专业化(南方都市报 2009-4-17)

　　地震专业救援这一年

　　●扩军中国国家救援队扩编近一倍，增至500人，国家拨款1个亿用于装备和训练；每个省都要建地震专业救援队，西部地震多发区域（包括四川）要求建到县一级。且一队多用，也应对雪崩、滑坡、桥梁垮塌等其他灾害。

　　●装备改变大兵团“镐刨、锹挖、肩挑”等单一救援办法，装备上救护消防车、气动破拆、液压工具组、大功率水泥切割机、防化服、生命探测仪、单兵图像传输系统等专业设备。

　　●训练除国家训练基地外，还将在成都、甘肃各建一个基地，已接待多省救援队前来训练。国家救援队正在参与联合国IEC认证，以求获得国外更多实战机会。

　　●联动从国家到地方，正在建立相关联动机制，由现场指挥部掌握所有信息，救援队不听派属部门，听现场指挥部指挥。

　　快一年了，四川什邡市应急抢险救援队队长周国兴的脑海中，一直忘不了那只小手。在什邡莹华中学救援现场，由于缺乏专业救援工具，一个女学生一直举着手呼救，最后慢慢无力垂下，没了声息。

　　“如果有专业破拆工具，我们救的人绝不止14个！”这个脸膛黝黑的中年人谈及这些，激动得挥舞手臂。

　　这种无力和痛楚，不仅是周国兴，在绵竹、在绵阳，甚至在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中国国家地震灾难紧急救援队（以下简称国家救援队），面对5·12汶川大地震，或感叹人手太少，或感叹装备欠缺，或感叹现场太混乱，为没能救出更多的人而难受，更不用说很多时候只能徒手救援的部队官兵。一场巨灾将中国救援专业化的不足暴露无遗。

　　地震转瞬过去近一年，这一年来，从国家队到省市县，各级地震专业救援队伍也开始得到人员和装备的充实。4月13日，中国地震局应急救援司司长、中国国家救援队新闻发言人黄建发告诉南都记者，中国国家救援队将扩编近一倍，增至500人，国家财政还拨付了1个亿用于装备和训练；对各地也要求地震专业救援队建到地市级，西部包括四川等地震多发地带，甚至要求建到县一级。

　　人员和装备的充实只是第一步，汶川地震中暴露出的通信系统瘫痪、指挥混乱、应急反应不足等问题，也正被逐一面对和尝试解决。

　　专业救援为何反而救人少？

　　救援队官员说，专业救援相当于医生做手术，而不是应诊感冒咳嗽

　　地震当夜，受阻都江堰的温家宝总理在聚源中学向待救的孩子们承诺：“最好的救援队正在赶来。”他所称的“最好的救援队”就是中国国家救援队。

　　地震发生后2小时，这支成立于2001年，由148名工兵团某部救援队员、44名地震局专家、现场应急队员、救援队员、22名武警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队伍，也是目前中国最精锐最有经验的地震救援队，在北京南苑机场集结后赶赴灾区。

　　陪伴他们一起的，还有12条搜救犬、两台地震救援车和一台应急指挥车。“这已经是国家救援队的几乎全部了。”中国地震局新闻发言人张宏卫说。

　　除了“国家队”，不少省及地市地震专业救援队也被调往灾区，首次经历了巨灾的考验。5月12日至13日，国家又紧急增派四川、重庆、甘肃、云南、湖北、江苏、山东、辽宁、海南、河南等10支省级地震救援队驰援，在震后72小时的救人黄金时间内，挽救了不少身陷困境的生命。

　　身着背后印有“CHINA救援”橙色服装的专业队伍，给灾区受困群众带去了希望。在地震中，国家地震救援队先后转战都江堰市、绵竹县汉旺镇、汶川县映秀镇、北川县城4个城镇48个作业点，历时15天，救援作业共216小时，其中连续作业达120小时，成功救出372人。

　　“也有人问为什么救这么少，别的有些队伍为何能救出几千、上万人？这取决于难易程度和统计标准的不同，我们救的都是废墟下被埋，需要使用专业化工具，长时间才能救出的人。”黄建发向南都记者解释道。

　　“在现场我们给自己有定位，一般队伍能做的就由他们去做，我们主攻‘极难险重’，发挥专业化作用。就好比同样是看病，一般的感冒咳嗽也是一个病例，手术也是一个病例，但手术花的时间和技术含量不一样，我们专业救援就是相当于医生中做手术的工作。”

　　装备不足严重影响营救效果

　　部队装备不如企业，大多只能“镐刨、锹挖、肩挑”，灾区排队等候生命探测仪的到来

　　处在灾区的绵阳市地震专业救援队，也理所当然地就地展开了救援。这支全国地市州级最早成立的地震专业救援队，在地震发生后的次日凌晨赶赴北川，在救人的黄金时间72小时内，在北川中学营救出被埋压学生60余人。

　　地震三天后，他们还在北川县城一幢已严重受损倾斜的楼房中，将一位老太太救出，此前有11支救援队伍试图救援，都没有成功。

　　地震救援结束后，绵阳救援队也进行了反思和总结。绵阳市消防支队支队长徐金华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救援中呈现出两大问题：

　　一是人员和装备不足。北川、平武和安县执勤力量都是政府专职消防队，在部队管理、训练、人员素质和车辆、器材装备等方面，都与公安现役部队有一定差距，救援力量不足和消防部队发展的不平衡，使此次救援丧失了一些“黄金”机会；

　　二是指挥失灵，通讯保障不畅，尤其是平武，震后近10天才恢复通讯，致使先头部队2日内毫无音信，情况无法汇报，命令无法传递，原有指挥通讯系统的弊端在此次大地震中充分暴露，严重影响救援开展。

　　汶川地震再次唤起人民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惨烈记忆。大地剧烈抖动后，第一批解放军徒步来到唐山救援，他们用手去扒废墟，很多人指甲掉了，手掌鲜血淋淋。在5·12汶川地震救援中，同样的救援方式在某种程度重新上演。

　　全国共出动13万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4.8万民兵预备役人员参与救援，但遗憾的是，由于解放军缺少专业的救援装备，在抗震救灾中只能使用“镐刨、锹挖、肩挑”等土办法实施营救，大大降低了营救效果。

　　武警总医院救援专家侯世科说：“很多队伍去之前，认为到了现场扒拉几下就能把人救出来，想得特别简单。但去了以后就傻眼了，看到灾民在废墟下，想救但就是救不出来。”

　　部队的救援装备甚至还不如一些企业队伍。在汉旺镇，中石化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应急救援中心在前往另外一个地点进行搜救任务时，正好遇到了在废墟上救援的解放军某部。他们已经把人从废墟里扒了出来，可被困者的腿被水泥板给压着。如果没有专业的救援设备进行辅助，压着的水泥板随时会滑落下来。最后借助于普光应急救援中心的起重气垫，不到半个小时，人就被救了出来。“你们的装备太好了！”救援部队竖起了大拇指。

　　设备欠缺是被提及最多的话题。徐金华率领的这支专业队伍尽管装备了一些特勤器材装备，但大多数装备只有一套，救援作业面打不开，不能形成多点救援；下属中队普遍缺乏生命探测器、气动破拆、液压工具组、大功率水泥切割机等特勤装备，致使绝大部分情况下，救援被埋压较深的幸存者只能靠“问、猜、碰运气”。

　　在救援期间，徐金华还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救援队伍有过接触。“他们基本是三人一组，每组都有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等专业设备，技术力量雄厚，来后先展开设备，制定方案，再开始营救，训练有素。”徐金华颇为羡慕。

　　国家救援队的北京军区某集团军副参谋长张明称，这次入川，他们携带了所有的家当，包括12条搜救犬、两台地震救援车以及一台应急指挥车，只可惜汇入浩瀚的灾难中，这些甚至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地方专业救援队伍就更不用说，四川省地震救援系统没有一台应急通讯车，地震发生后，不得不借用云南省地震局的。而云南地震多发，却也仅此一辆，还是由国家地震局刚拨下的。由于数量稀少，灾区出现了排队等候使用生命探测仪的让人痛心的情景。

　　“应急联动”仍嫌不足

　　继非典之后，大地震再次考验地方应急意识和联动能力，“听谁指挥”成为一大问题

　　在什邡市应急抢捡救护队队长周国兴的描述中，莹华镇的救援有些“乱哄哄”。

　　而在东汽中学救援现场，有多拨队伍施救，涉及公安武警、消防诸多部队。因为缺乏统一的调度和协调，人力和设备常得不到最佳的配合，“听谁指挥”成为一大问题。

　　到底该听谁的？熟悉国际情况的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总工程师曲国胜说，在国际救援中，联合国人道主义办公室（OCHA）将快速组建救援现场的协调中心（OSOCC），与当地应急管理机构（LEMA）快速沟通来协调各救援队，进行救援分区。“我国专业救援队在救援中为纵向指挥，各专业救援队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在同一个城镇救援中不同行业的专业救援队缺少横向协调，造成一些建筑物废墟中聚集了若干救援队，而一些建筑物废墟中无人搜救的局面。”

　　绵阳市地震局副调研员刘绪林认为信息共享尤为重要，否则“几十万解放军只能坐着看”。他认为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平台，灾情、交通、治安、气候、防疫、人流、物流各种信息一清二楚，但这次暴露出的问题是现在信息为部门所有，有价值、有用的没及时拿出来共享。

　　“指挥要高度统一，一个区域只能有一个指挥长，军令政令不统一，不管职务高低，军长也必须听他的。”他说。

　　“专业救援队伍与解放军和卫生部门的交流还不很顺畅，中间存在着一些问题。”四川省生产安全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副主任侯建明指出，由于军队、卫生和专业救援队伍属于不同的部门，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就显得不是太顺畅。

　　国家地震局应急救援司司长黄建发则认为，今后应该放到现场统一协调，现场指挥部掌握所有的信息，救援队不听派属部门，听现场指挥部指挥。

　　此外，地震救援机构反应速度的迟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应急救援机构建设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行业和部门的应急救援队伍，但由于应急力量的分散，资源还缺乏有效整合和统一协调。当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尤其是发生涉及多种灾害或跨地区、跨行业和跨国的重特大事故时，救援工作中往往存在职责不明、机制不顺、针对性不强等问题，难以协同作战，发挥整体救援能力。如何让专业救援队伍更广泛地参加社会救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国家在体制、机制建设上进行探索和改变。

　　黄建发介绍说，自从非典之后，地方应急意识大大加强，很注重预案建设和队伍的建设培训，也进行了一些演练。但面临的问题是应该提高应急联动，加强区域间部门联动合力，真正发生大的灾害，并不是哪个部门独立应对。

　　“应急的预案还需要根据应急的本质，现在的应急预案编了一本又一本，发挥的作用并不大，下一级拷贝上一级的预案。”他批评道。甚至有些地方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应急预案。

　　南都记者今年3月在什邡采访期间，由当地安监部门起草的应急预案还在审核中。

　　“训练有素”比装备更重要

　　四川灾区要求县一级必须建立专业救援队，且一队多用，雪崩、滑坡、桥梁垮塌中都能用上

　　设备和人员的配套完善也许相对最容易解决，经历过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巨灾之后，即使是有些以前对地震投入不足的地方，人员和设备都得到了加强。

　　周国兴的队伍以往一年也只有几万元的训练经费，地震之后向什邡市报了一个200万的设备配备计划，包括救护消防车、危化设备、生命探测仪，以及每套2万元的防化服12套。“批下来应该问题不大，现在就是省财政往下拨的事了。”周国兴说。现在他的队伍训练也有了针对性的地震训练科目。

　　绵阳市地震专业救援队已经报请市政府配备生命探测仪2台，破拆工具按每个中队4台配给，此外还包括高频消防车。就在记者采访时，徐金华的一名部下拿来一台无线传播设备给他调试，话筒里传来“支队长，看得见吗？”的声音。“这是一个单兵图像传输系统，现场人员带在身上，指挥中心就可以看到现场的一切情况，对指挥决策提供保障。”徐金华介绍说。这样4万多元一台的设备，他计划给6个中队配7台。

　　专业队伍的建设似乎已经成为各地的共识。国家地震局要求每个省都要配地震专业救援队，西部地震多发区域要求建到县一级。“一个省几千万人口，一支队伍一点都不多，一年的财政一次性投入几千万，而且一队多用，在其他灾害如雪崩、滑坡、桥梁垮塌中都能用上。”黄建发说。

　　队伍的成立和装备到位只是硬件，一支队伍“训练有素”的作战素养尤显重要。黄建发介绍说，国家训练基地是亚洲最大的综合性搜救训练基地，此外还将在成都、甘肃各建一个基地，成都投入1个亿，甘肃投入5000多万。在北京的基地已经接待青海、新疆、甘肃、广东、宁夏等队伍来培训。

　　仅仅训练还不够，还需要更多实战机会，国家救援队正在参与联合国IEC认证，评估后由联合国发证，目前亚洲只有新加坡具备这一资格。他希望通过这一认证之后，中国的救援队伍有更多的实战机会。如果不具备这一资质，其他国家并不欢迎，因为这有可能浪费更多的资源。

　　不过对于地震专业救援队的建设，在基层消防也有不同的声音，绵竹市一位基层消防干部有自己的想法：“公安部消防训练大纲上都已经有地震的训练项目，如果地震要建专业救援队，其他的是否都要建专业的救援队，如此，地方如何承受？”

　　“地震救援队并不是专门的另设队伍，全都是公安消防为基础的一队多用。”黄建发对此做出回应。他认为，只是给他们增加必要的投入和培训，让他们具备救援能力。

　　对于设备的配备，绵阳市地震局副调研员刘绪林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比如生命探测仪这些较贵的设备，配备不一定具体到县级，可以在省市建立储备库，集中全省的资源，均衡储存在几个地方，战时集中使用。

　　不过黄建发认为，生命探测仪是核心装备之一。“哪怕在县级救援队，建筑塌方、滑坡等其他情况可以使用，这次地震各省到处调生命探测仪调不到，数量不一定很多，但一定要有。生命可贵，几十万人口配一两部，能贵到哪里去？”

　　对于这一点，徐金华感触也颇深：“绵阳一支专业队四十几个人，生命探测仪只有一台，所有点都需要，大家为了设备差点抢起来。”

　　消防职业化路在何方

　　在裁减兵员情况下，国家救援队官员建议，重点放在培训教官身上

　　专业化队伍的建设无疑要依赖于消防部队，但中国消防多属于部队体系，好不容易训练成熟，服役期满不可避免面临退伍。

　　针对这种体制性问题，不少地方也在做出探索。在什邡，消防大队更多承担消防管理职能，具体的救援是一支名称为“什邡市政府消防队”的力量承担。一名在该队工作15年的队员说，这支队伍成立于1995年，现有队员18人，实行24小时作业，主要负责全城的消防救援，性质类似于“雇佣兵”，一年一签合同。在大地震中，“政府消防队”担纲重要作用，但战斗力被指弱于消防部队。

　　据他掌握的信息，地震之后，什邡市计划建立另外一支专业部队体系的消防部队，充实消防力量。这种做法在绵阳的平武、江油等地同样存在。有人认为，这种合同制消防队是保住救援队伍的有效方式。

　　绵竹市消防大队大队长陈飞说，他们这几年逐步提高士官的比例，将行将退伍的优秀士兵转为士官，三年一签合同，从而保存住精干力量。“我的想法是在三至五年内，增加的比例能达到30%左右。”

　　不过陈飞的做法遭遇全国裁减兵员大环境的冲突，在消防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首次审议中，全国人大内司委就认为，在持续控制和裁减兵员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增加兵员补充消防力量是不现实的。不过他们建议，一些地方采取政府出资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建立起不占兵员、不需要行政编制的合同制职业消防队，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可行性办法。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国家地震局应急救援司司长黄建发看来，只要构建和留住核心能力，有一个稳定的机制，依赖一个群体，就能保持住战斗力。“消防部队应加强队伍骨干培训，重点放在培训教官身上，地震救援专业力量才能减少因人员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桑枣不应是唯一奇迹

　　政府对地震应急的宣传仍然很不够，“只有学会跟灾害共生存，才能有效应对灾害”

　　即使把专业队伍武装到牙齿，在黄建发看来仍然不够，提高民众防御灾害意识，调动社会广泛参与，才是他眼中的根本之策。

　　在四川地震中，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的英雄事迹被经常提及。当数以万计的生命被瞬间倒塌的房屋终结时，桑枣中学2200多名学生却在瞬间从摇晃的教学楼里紧急疏散。96秒安全撤离，没有一名师生伤亡，这无疑是一个奇迹。而相邻的北川中学、东气中学等学校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伤亡惨重。

　　成功来自于经常性的应急演练，此前的信息说，叶志平为了让学生在突发事故面前不惊慌失措，他坚持每一学期要对学生进行一两次应急安全疏散演练，让学生自觉养成面临突然事故，沉着应对的良好习惯。由于学生训练有素，所以在这次强大地震面前，人人都能从容自如，平安无恙地跨过了伤亡线。

　　这种意识在地震多发的日本并不鲜见，除加强体制和硬件建设外，日本注重提高民众的防震抗灾意识，并强调日常生活中的应对准备。让绵阳市地震局副调研员刘绪林印象深刻的是，1996年日本女排到绵阳打比赛，入住酒店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察看安全出口救生通道，观察清楚后才下楼。

　　虽然经历了汶川地震的惨痛教训，但黄建发认为，政府对地震应急的宣传仍然很不够。“我们应该真正学会跟灾害共生存，才能有效地规避和应对灾害。”

　　本报记者 张国栋 李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