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财经》发行人 王波明：取和舍，一定要想清楚 - 赵民 - 价值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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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发行人 王波明：取和舍，一定要想清楚
——王波明赵民对话录
编者按：“正略一品”系列视频访谈，是由正略钧策创始人赵民在2007年8月发起的，与著名企业家、学者等各界名人的对话专栏，以播客和博客的形式，每周推出一期。“正略一品”以“管理人生”为主题，探究成功人士如何成功管理创业、如何成功管理公司、如何成功管理事业、如何成功管理自己的人生，其中不乏凝结人生智慧的经典语录，以及各界名人对热点事件的精彩点评。“管理人生，成功人生！”，“正略一品”希望能够带给那些正在奋进中的年轻人一些启迪。
观看本次访谈的视频，请点击http://you.video.sina.com.cn/zhaomin
赵民：谢谢您今天下午有时间来跟我聊聊创业和管理。我知道你办了很多媒体和杂志，办杂志是很不赚钱的事情，属于是公益的事情，也很辛苦，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和体会？
王波明：我们办杂志，其实不是我们当初的想法，因为当时回国以后，做体改工作，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怎么建，因为我们机构一直在体改委底下，杂志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当初我们做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非常不全面，因为在91年的时候，每天股民交易完了以后，价格在哪都不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知道，不像今天信息这么多，我说那得办一本杂志，让人知道一些最基本的信息。你想象一下90年代初期的时候，证券市场刚开始的时候，什么信息都没有。公司到底干什么的，也没有人知道，就是闭着眼睛买股票。
赵民：老八股。
王波明：对！老八股。
赵民：上海那几个。
王波明：对！上海那几个。我们就做了这么一本，完全是适应市场，证券市场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其实不赚钱，也不见得对，当时我们在想，咱们不想中国的事儿，咱们想想美国，其实资讯也非常发达，资讯非常赚钱。当初干这个事儿的时候，市场有没有争论了半天，我就说也别争论了，因为那个时候市场上也没杂志，你去做一些市场调研，也得不出太有效的结果来。就看看美国，这个行业必须得有资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没想到第一年，人们觉得第一年能发一千本，实际上第一年没几个月，七个月时间到年底已经一万本了。一开始发行就赚钱了，很快就出来了。《证券市场周刊》我们到了97年，有一次证券市场发生了井喷，井喷就是忽然间市场就开了，交易量也非常大，股票也是一年翻一倍往上走。我们的发行量在那个时候已经到了100万册了。100万册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全世界在财经类的杂志里面，我们已经排在第四位了，当时我记得《商业周刊》，全球发行才120万，后来又人跟我们说，实际上没有120万，都是号称的。我们是实实在在的100万，而且是周刊，所以当时也变成全中国最大的周刊了，从阅读率来讲，没有说周刊能发100万的，非常厉害。
王波明：真是天文数字。我们整个媒体杂志集团觉得确实是一个行业，所以慢慢出了《财经》杂志，慢慢又出了《新地产》，其实我们定位到杂志是在03年左右，作为一个很大的产业来做的，所以就扩充，有很大的想法说到底怎么做，到03年我们杂志量翻了一倍。
赵民：有20本杂志。
王波明：现在从本数上来讲，在全中国是最大的。当然还得有REVENU，REVENU我们觉得还不是最大的，再加上发展期，现在还都是在投入期，但是趋势我们看的已经非常清楚。做成中国最大的杂志集团，现在一点悬念也没有了。
赵民：像《财经》杂志，是非常高端的。当初怎么会定位成这样的想法？按照现在的角度来看，很有创新。
王波明：当时为什么出《财经》杂志，其实我们想法非常简单，因为《证券市场周刊》它跟股市连接太多，股价一上去它的发行量就上去，股价一下来，它的发行量就下来。它对于经营来讲，很不好，没法有预见性。我们干脆就搞跟证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没关系的，就是跟中国整个经济的GDP走，GDP大家也都看清楚了，在97年的时候，往后走是越走越明朗，发展越来越快。当时市场上面一本也没有，所以我们就作一本这个。当时看确实是早了一点，97年也没广告，但是后来发现，高端人群还很认这个东西，为什么能走到独立、独家、独到“三独”，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我现在觉得国内好多杂志都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在于真正的做到独立。也就是说，你不受任何干扰，随便举两个例子。因为我们经营跟编辑部那块打架打的特别厉害，那个时候有一个香港上市公司，叫格林戈尔，格林戈尔把科龙给买掉了，当时我记得下了一百万的单子，就是广告单子，对于我们来讲，那个很大了。但是它自己也存在很多问题，当时我们独立到什么地步呢？这边登着科龙的广告，那边文章里就在骂格林戈尔，说有些地方做的不好。当时科龙就讲，你怎么可以，我这边做广告，那边就做广告骂我。当时它就要撤一百万的广告单子，我们经营部门当时很气愤，怎么你们能这么干呢！当时我记得有很大的争论。这个事儿我心里感觉，你可能损失一点短期的利益，如果一个杂志没有公正性，最终人家是不会看你的，人家觉得你的文章能用钱给买断的话，你失去了公众性的话，长期的利益不会有，可能短期会有一些利益，所以当时最后做的决定，就是完全把经营和编辑分开了，因为很多杂志，广告编辑部和经营是在一块的。《财经》杂志我们选了这么一个模式，真的把它分开了，就是经营就管经营的，编辑部就是编辑部的，两边非常独立，谁也不能干涉谁。所以这样的话，几年下来，其他的不多说了，成天的电话，不仅是企业，甚至是政府部门，我记得乌镇那个时候市长专门带队来，有一篇文章关于乌镇避税天堂那个，就是胡搞，政府也得罪，包括奇瑞车的事儿，也是市长带队来的。所以出现了很多大事，我们还是能够独立独到的，还有很多牵扯到国家政策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但是如果完全是企业间的事儿，我们的主编叫胡立，有很多朋友打电话过来，我说这个事儿我不管，他就打到其他地方。所以长期以来坚持独到，形成了制度性的安排。这种东西也不是非常刻意的，完全就是摸索来的一个情况。到最后谁说也都不管用。一旦企业有了什么事情，跟我们探讨，我说那你去找编辑部去，编辑部那边胡立又是非常的厉害，你马上说好话，你要有什么问题了，让他抓住就非常麻烦。 赵民：你杂志里面还有一个《新地产》，《新地产》这个杂志在很多城市的茶馆和酒店非常的普遍，非常的受欢迎，这个也是很少见的。
王波明：《新地产》的创立这是我们第三本杂志，第一个是《证券市场周刊》、第二个是《财经》，然后是《新地产》。它就是采取了快速品牌化的过程，这个我们也是试一下。正常的杂志生命周期，如果你的内容好，再慢慢的品牌化，发行量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广告就上来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时间来讲，一般都得三四年的时间，就是让人们认可你这种模式。《新地产》采取了先品牌化后去搞内容，所以一开始就是广告，没出杂志的时候，广告已经出来了，很多样刊也出来了，当时的广告主要是地产商，就是先跟他们去谈，我们当时担保一期就是十万份，当时十万份在北京来讲，摆放在各个重点区域那都是非常到位的。这样的话，你也用不着等了，我担保你的发行量，你广告的价值马上就能体现出来。我们是倒着走的，就是先品牌化后去做杂志这样一个概念。这是我们一个奇迹，第一期就赚钱，一般来讲都得亏个三四年时间，然后慢慢广告上来，发行好了，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新地产》搞了一个倒着来的过程，第一期就盈利，现在已经都五六年了，每期都盈利。我觉得这是一个创新。我们现在最新一本杂志也是这么搞的，叫《体育画报》，就是跟美国时代华纳合作的，我们也是先品牌化，也做的不错。街上的广告很多，推销力度和费用也都非常大。这样的话回的广告收入也是很快的，马上就收回来了。反正做法就是叫“守正出奇”，就是慢慢来，正着走你知道了之后，就可以试一下倒着走。
赵民：换句话说，就是一定先要有正着走的根基，才能试一下倒着走。
王波明：也并不是每一本杂志都敢倒着走，但是现在我看国外有一些杂志，也都是倒着走，你像有的杂志中文版第一期上来，它跟广告商担保30万的发行量，一开始的推销力度也非常大，一本杂志前期投入就花了四五千万人民币，这也不是每本杂志能付的起的。但是它有一些东西和要素在那，因为它在国际上的品牌非常大，广告商都知道它，再加上先期的调研，它的调研费我听说就花了200万美金。它就是说我要赢的，我就是赢了，但是我输了，我得知道我输在哪了。所以它这种大杂志的运作，可以这样走，但是有些东西，也并不是说每本杂志都可以这么来，它得有一些基础，你像《体育画报》今年是奥运会，一年让它迅速品牌化以后，等于是在迎接奥运会，因为奥运会的时候，各大机构、各大公司，都有专门的部门来负责奥运，它有专门的预算和投入，投入量都非常大，所以它有契机在那，一旦站住脚了，利用奥运会一下子上一个台阶，奥运会以后就能变成家喻户晓的杂志。
王波明：那是没有的。我也有时候跟他们说，其实我有一段经历，因为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在《华侨日报》当过记者和编辑，所以在那当过两年，对于媒体，尤其是我们最早的像公正性的这方面，我比较有感觉的，有理念的。
赵民：你当时是兼职的还是全职的？
王波明：我是全职的，我当时在《华侨日报》当记者，采访了很多人，当时咱们还有一个内参，其实他们转了很多我的东西，他不知道我是中国人，就是当时领馆里头管内参的人。
赵民：那你在学的时候，你当时的想法是做什么样的身份呢？是做官员？
王波明：其实在学校，因为家庭影响，我都是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当时可能更大的想法是做外交官这方面的事儿。
赵民：实际上走到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王波明：这个很偶然，因为我毕业找实习的地方，发了一百多封信，最后忽然间发现纽约股交易所，他把我弄进去当经济师，所以我在纽约交易股里面工作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一下子把我转到做金融这方面了。这也是一开始没想到的。
赵民：假定说我们每个人都遇到这样的选择，都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对自己人生理想，或者自己年轻时候的想法和现实的冲突和矛盾，或者说不吻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
王波明：其实大家都有点儿理想主义。当时留学回来，从来一天也没想着来美国呆着，当然回来也是因为成天在做报纸，当时80年代，87、88年，中国改革走的如火如荼，发现每天都在变，想的比较激动。那这样的话，我回来以后，差不多四五年时间，都是在体改委底下做资本市场的设计，因为当时在纽约交易股做。后来变成做媒体、做新闻，那都是因为，当时证券市场都做完了，都设计了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证监会都设计出来了。你说让我们非得进入一个我们自己设计的行业，那也不见得，所以我们当时也就选择了走民营化，就是把一个事业单位转变成一个企业。我们这个历程可能有很多地方没有可比性，我们不是做企业的，我们是做事业单位。
赵民：社会公益事业。
赵民：创到什么程度？你们下一步准备和讯网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王波明：我们和讯网，我们做一个财经的门户，但是资讯这种东西，在90年代中国是不需要的，那个时候炒股，人家看你什么资讯，要小道消息等等。同时也不是一个机构很成熟的市场，但是到了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5年以后，机构的投资人就开始了，他开始以后，市场理性化程度就提高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分析，不分析自己乱炒，那非得亏钱不可。所以这个时候对资讯的要求就越来越多了。而且人们也开始愿意付钱给资讯。所以现在资讯市场涨的非常快，特别是财经方面的。
赵民：可以透露一下和讯网的业绩吗？
王波明：我只能跟你说都是百分之百，今年是百分之一百多，都上亿了。这是第一次。
赵民：应该是排在同一类门户中的老大。
王波明：他们讲是这么讲法。至少在广告收入，从资讯角度来讲，财经类的网站，我们应该是最大的。
赵民：你看我们每个人读自己的书，要做自己的事业，或者说做自己的公司，到最后做成功的时间点都有很多的不一样，就您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或者您这一代人来说，起码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您自己炒股票吗？
王波明：我自己真不炒股票。因为我们联办最早的时候，从90年代初，因为我们当时等于是企业的角色，又没有市场，又没有监管机构，联办曾经有一度又是市场本身，又是监管机构。所以我们当时有一条，就是你进入联办可以，你甭管怎么样，你不能炒股票。
赵民：转成公司了呢？
王波明：转成公司了，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个习惯就养成了。别人说这说那的，我们机构有一块是做股票的，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不做。
赵民：你看您的杂志，无论是《财经》，还是《证券市场周刊》，是聚焦在中国最热的股市。还有《新地产》是最热的房市，又办了《体育画报》，是奥运会的，都是赶着热点话题。你是不是在做生意，或者做创意，或者做事业的时候，对社会环境的敏感程度是你的长处？对社会的变化，观察的角度是不是你的长处？
王波明：这个东西我不想太理想化去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在做杂志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尤其是做《财经》，我个人来讲，我对改革这个事儿，我是因为改革回来的，同时又参与改革这么多年，特别是今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周年，所以我对这个情节非常重。你说其他社会上的责任，我不说，但是对改革这个事情，一直推动着我向前进，而且我很敏感对这个事情。当然做生意是做生意，我们机构团体也在说我，因为现在机构越来越大了，也小一千人了，而且这一千人，都不是工厂打工妹那种，都是高智商，媒体高学历这些人。你自己理想化，你理想化去，但是不能跟业务，业务还得按市场规律去办事，该做什么得做什么。但是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化跟业务混在一块。这一千人工资要一年比一年高，房子要一年比一年大，所以还得要创造价值。
赵民：换句话说，您对改革的情节和公司经营市场化要分开的。
王波明：要开的。
赵民：如果要让您回顾从读书到创业到现在走过的路，您觉得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抓住市场机遇，还是说用理想去推动社会的进步？
王波明：我最大的想法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一直跟底下人在讲，就是你做一件事情，你不能说为了做这个事情而做这个事情。
赵民：就是得富有激情。
王波明：对！富有激情。我感觉你赢，你不能说，有时候我在想，哈佛的MBA等等，它不能说把这个事儿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因为市场规律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简单按照市场规律赢的话，可能你往往赢不了，你一定是什么事儿，你比别人更加厉害，我觉得就是激情，这是第一个大东西。然后第二大感觉就是，其实很多规律我不想讲了，但是就是取舍这个问题，我觉得一定得想清楚。这是最早我回国的时候，王岐山，你看他十年前说这个话，他十年以后他还跟你说这句话，他不变，他有底气在那块，他讲的最多的一个东西就是人生，或者你做事情，我觉得还不光跟业务有关系，就是取舍问题没有想清楚，你永远也别想两边都得到，你取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丢了一些东西。你丢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又取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真难。一般人还是想能够都取了，还是都取了。
赵民：好！谢谢你，我非常有收获。
王波明：将证券市场引入中国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01日10:29 南方人物周刊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建立个股票交易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外国人眼里，在中国，股份制是与私有制划等号，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难以想像，王波明1米8的大高个塞进“联办”那富丽窄小的英式靠椅里，会是个什么样？就像你无法将资本市场引进中国这段往事，与“联办”稍嫌低矮狭小的空间联系到一起。
“联办”，现称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不管其名如何变动，王波明依然是这里的掌管者，这位联办总干事的另一重身份，还是《财经》杂志社的出品人。
王波明扛着肩，趿着脚地踱进门来。联办成立17年来，这是他第二次接受采访。
“将股市引进中国的这档子事，在我脑子里一直特别重。自打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十几年来风风雨雨，真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顾评判，我怕我说多了会出错。”王波明眼睑低垂，京腔低沉。
说罢，他就要起身溜到隔壁摸盒香烟。他的步调、他的背影……半百人生，怎么看都透着股不吝。
稍顷，他重新坐回。正如记者王安曾在书中对他的描述：“只要不是正式场合，王从不打领带，坐在沙发上全无坐相，必跷二郎腿，必一会儿就出溜下去，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只是此刻，他的手中冒出一罐啤酒。
想问啤酒的滋味，如同请他回首往事，纯属多余。平淡饮进，咽进的是他少年时，作为前外交官王炳南之子，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嫌”，母亲自尽离世后，自己过早的颠沛流离；人到中年，作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经济师，亲历了华尔街著名的“黑色星期一”；1988年，第五代海归归国，建立中国股市的前前后后。
领事几乎是把我请进屋
1978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向当时的中国副总理方毅发出邀请，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有关事宜。与美达成协议后，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加、意、法、德等国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有人将这个年段出国的留学生描述为“第五代”，第五代中就有王波明。
王波明是1980年去的美国。此前，他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此后，他在纽约皇后学院学了两年本科，“主要偏重于政治和国际关系学”。
与公派留学不同的是，他是自费留学。“一个亲戚为我提供了经济担保书。”回忆起去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那段，至今都让王波明乐不可支，“当时大陆去美国的人很少。使馆领事几乎是把我请进屋内，意思像求着我似的。到了美国，别人一听说是大陆去的，敢情把你当个稀罕物，都围着你问，你在国内吃得饱么？哟，你还能骑自行车上学啊。”
两年后，王波明以全优成绩毕业，随即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金融。“别看我爸爸是外交官，可一个月才拿300元。钱真让人没办法，不是你全优了，你就想上哪所大学就上哪所大学。是谁给你奖学金了，你就奔谁去。”
当然当然，除了奖学金，吸引他的还有大学本身，“哥大的国际金融比哈佛都好，很多大人物都上那儿执教”。
同样因为钱，上学期间，他不得不在纽约的《华侨日报》开经济专栏，苦心经营千字短文，赚取杯水车薪。这是否为他将来做传媒人埋下伏笔，王波明笑而不答。
总之，在美国当记者，他说他很享受，在美国当记者很有“无冕之王”的感觉。“既然要写美国如何看中国，我必须要把中国的事琢磨透。自从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步入城市，中国形势就很热闹，几乎天天在变……”
他挺矫情地抛出一个词：“激动人心。”再激动人心，也不及他一头扎进纽约交易所来得痛快，能闯进号称世界上最大的驯兽场，管他“驯牛”或者“驯熊”。
“1987年，哥大毕业后，我乱七八糟投了200封求职信。纽约股票交易所有了回复，我想以前从没有中国人进过那里，于是我就去了，在经济研究部做经济师。其实，当个经济师没什么大不了的，凡是个人就是经济师了。”
凡是个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呆上四五年，收入都能拿得比卡特总统多。但一年过后，王波明回国了。
“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的人”
曾有人分析过海归回国的理由：家国情结、拥有政策保障、回国发展空间大等等。这，远不及王波明六年前的一番语言来得生动：
“操！其实在美国的生活腻腻的，周末带老婆孩子去野游，草地上一躺，吃的喝的一大堆，以后几十年的日子也会是这样，不会有大变数的。知道我们要回国，真有些留学生恨得咬牙切齿的，他妈的他们真的要回去折腾？可要让他们回来，打烂坛坛罐罐，老婆孩子哭哭泣泣，他们又狠不下心，只好咬牙切齿。”
今天的他无疑含蓄了、绅士了，“肯定不是被纽约股市的暴跌给吓回来的”。话聊起来挺长，最简单的版本是——
回国前，王波明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简称CBA。当年旅美的中国留学生有三大会：经济学会、科技学会、再就是CBA。“CBA里主要是学商学生。大伙时常聚会，参政议政意识挺强。”
王波明与后来担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的结识,也是缘自CBA。“CBA需要一个律师。高西庆是留学生里唯一拿了律师证的中国人。他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激情比较高，也许他太有激情了，以致后来在证监会几进几出。”
“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的人”，包括了日后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原、号称中国“并购之父”的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美林(亚太)中国区主席刘二飞等一干人等。国内来人也是直奔大本营，比如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
“1984年，北京有一个青年经济学会，社会上知道的人不多，学会里面就有周小川、马凯、楼继伟这些改革之士。”加上在国内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综合司司长的宫著铭，这些青年新贵们，敢想敢干，早对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蠢蠢欲动。
改革之士与CBA一拍即合，所聊话题无非是股票、证券、资本市场。“国内来人往往大手一挥，这个想法很好——可是，眼下不成熟。”
“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在闲聊中横空出世，每月小聚一次。1988年3月，由王波明、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八人共同写成了《关于促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经济学有三要素：人力、原材料、资本市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就缺资本市场。”真要回国建立股市，似乎没几人相信。“你想想八十年代，别说股票，连个股份制企业都少见，更别提《证券法》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都完全没起来。”
虽说没打算一辈子呆在美国，但他并不抗拒纽约，不夜城，有活力，多姿多彩。
经不住高西庆等人的撺掇，得，还是回去吧。反正在交易所内，耳边也不得闲：一个经济师对他说：“王，回中国去，你的作用将是不可替代的。”
正那时，他又得闻早前的一条消息，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在中国拜访了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东边修车，西边卖包子
1988年5月到8月，整整4个月，高西庆在纽约愣找不着王波明。王安曾戏称这是中国证券史上的一桩悬案，王波明嗬嗬笑道：
回国之前，教育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了一条消息：如果你是自费留学生回国，回国机票一律报销。把我忽悠回来后，上教育部一打听，教育部里的人说你得先找一个工作单位，让单位上给你报销。
那时候真愿意回国的留学生可谓凤毛麟角。也不能怪他们不回，就拿李某某(现为某国家政策性银行的董事长、行长)打比方，他还是1984年回国的呢，自打他回来第一天起，就觉得自己应该在人行当部长。结果呢，体制还在那儿，什么部长？连科长都不算，一切从打水扫地开始。
为了建立股票交易所，我和高西庆没拿绿卡，自绝后路。高西庆在华尔街上有名的mudge rose律师事务所做律师，我们拿绿卡是相当容易的事儿。可就想到事业的艰难，怕有绿卡在那儿，一遇困难就往后撤。
刚开始确实很难。我俩刚回国，要游说体改委、政改办、包括一些大公司，复印、查资料、开会，高西庆都得自己掏腰包。俩人一人一辆自行车，东骑西骑，四处奔波。幸好是在美国认识了张晓彬，他当时是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他赞助了我们十万元。
我觉得人往往是被预期所趋使，开始想难点好，说不定末了事就成功了。所以我俩痛下决心，如果五年以后干不成，他在东边修自行车，我在西边卖包子。
进中南海，是贾宏生带我去的。我记不清具体日期了，他对我说今天国务院开会讨论股票的事，正好你和我去。我就坐着他的车一起去了，主持会议的叫宫著铭，开会内容正好是王岐山他们弄了一份建立北京股票市场的建议书，我一听，嘿，我回国不就是要干这事嘛。
万寿宾馆会议
早在同年4月，上海庆祝交通银行成立80周年之际，宫著铭就以人行司长的身份飞往上海祝贺。当晚，他在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家里，谈起了上海金融改革。
他说到两条：一是大力发展和利用地方金融机构；第二就是抓紧建立证券市场，有了证券交易所钱就不用愁。
说起大宫，那可真是个人物啊。还有王岐山，他那时负责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刚刚涉入金融领域。我和高西庆虽然懂证券市场，可是上层运作得靠他们。王岐山对这事一直很积极，我想他那会儿还不太懂股票市场是怎么回事，但已经隐约地感到了这事的重要性。
7月9日，在万寿宾馆，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这次会议囊括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和个人，可以说，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就从这次会议正式拉开。
这次会后，由人总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宫著铭、张晓彬主持起草白皮书——《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编写这份白皮书，共花了一个多月。起草小组有我、张晓彬、宫著铭、周小川、高西庆、还有人总行博士生蔡重直、北大法律系副教授陈大刚、中创的许小胜。
《设想》包括了《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
大宫和晓彬是总张罗，和岐山一起负责政策上的把关和协调。西庆、大刚管法律方面，王莉在交易操作和结算实务方面，我在交易所运作和管理方面，都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有一定实践经验，还有几十位来自主管部门、研究机构的人员参加讨论。
白皮书递上去了。
当时，一位国家领导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姚依林是副组长。领导批复希望财经领导小组开会听取我们汇报。1988年11月9日早上9点，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等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等人。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点10分。其间，各位领导分别就股票上市向我们提出种种疑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小组要不要成立？这事由谁牵头去做？
人行与经济部门之间有争议。人民银行当即跳出来说他们牵头，项怀诚说人行工作比较忙，还是由体改委牵头吧。人行不依了，说他们早就在研究这事了。最后姚依林拍板说，你们比较忙，还是让安志文他们牵头吧，这事才顺到了体改委这边。
“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
“联办是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做准备。”王波明说。
因为股票交易所这词太敏感，中央不愿意高调对外，要求王波明们少说多做，低调筹备。所以，1989年3月15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了,简称联办。“后来改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但大家仍叫它联办。”
“联办既然是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作准备，为什么交易所又改在上海、深圳？”
王波明呷进一口啤酒，缓缓道来：
我们是打算设在北京的，跟中央也是这么说的。因为股票交易所最好设在金融中心。当时中国没有资本市场，只有银行。银行总部，工农中建都在北京。后来有很多原因，选择了上海。
其中之一，就是当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计划开发浦东。要开发浦东，中央说钱是没有的，只能给政策支持。而开发预算就是8000亿，对于自解放后内存收入全部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根本就是天文数字。
这时，宫著铭给朱镕基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银行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要搞个股票交易所。
朱市长问他，什么叫股票交易所？宫著铭用最简单朴实的语言向他作了解释。这引起了朱镕基的重视。说那好吧，就建吧。
问题是，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儿找懂这行的人啊？这就想起了茅盾写的《子夜》，想起旧上海原来是有过股票交易所的，他们赶紧把这拨老人挖出来。人还真找出几个，但他们说过去的股票交易所，交易的不是股票，而是地方债券。
联办的秘书长经书平与朱镕基的关系很熟。他去了上海，跟朱镕基说：“我们这儿有拨人，就是搞北京证券交易所的。”
朱镕基说好啊，那把他们请来，我给解决户口问题。让他们安顿下来，帮我把这个股票交易所成立起来。
后来，我们就去了上海。向朱镕基作了汇报，并讲建立股票交易所，我们可以协助，但人还是你们自己找。于是，1989年12月2日，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立，分别是上海交通银行的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李祥瑞后来也是沪市交易所的第一任头儿。
我们以前没觉得这事有多赶。本身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就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的选定。再加上那时要根电话线都难，交易所里要配50根电话线，还得层层审批，进度要快也快不起来。
直到朱镕基到加拿大访问，有记者问他，中国还要不要改革？他回答说，当然要改革，比如我们马上要建立股票交易系统，今年年底上海股票交易所就要开门。我们在国内拿到新闻稿，一看，哎哟,都在五六月了，我们还在筹备呢。
既然上面发话了，肯定得赶紧做出来。就这样，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
在此之前，深圳证券交易所为了抢到“第一”称号，居然就赶在12月1日试开张了，当天的情形听说比较冷清，毕竟仓促嘛。想想也挺理解他们，意义重大嘛。不光是在中国，就整个东欧国家而言都意义重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外国人眼里，在中国，连股份制都是与私有制划等号，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
1992年，我参观浦东时，它真是破破烂烂。虽然他们给我看模型，指这儿是陆家嘴，那儿要歌剧院时，说得特宏伟，我心里一点都不信。再说开上海交易所时，李祥瑞在会上打招呼：说开这个交易所别指望赚钱，这个交易所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影响。别想着炒股票。
我没反对他的说法,但也没想这么快,几乎一年左右,全中国的钱就像对着抽风机似的，忽一下全抽向上海。没想到股票交易量大大超过债券交易量，百万富翁大量涌出，比如杨百万，不过，他是炒债券发的财。
1990年12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联办”申请的STAQ(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两所一网作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
遗憾？
1980年代突建证券市场，是全搬国外，1990年代的中国股市是结合中国国情，搞得有点四不像，“现在中国股市又回到一个没有硬伤的市场上来了，十几年了，该付的学费也付了，该流的血也流了，该是成长的时候了吧？”王波明自饮自问。
至于“联办”，1989到1992年，它的使命似乎已然结束。“证券交易所成立后，‘联办’的钱花光了，人也没得用了，理事会就差明说要我们自谋生路了。那几年时间，我们一直在思考要做什么。后来高西庆提出，有个互联网的东西，将来准能把办公室、图书馆全都灭了。这样我们才与政府完全分开，转型下海。”
别看现在《财经》杂志、和讯网具有行业知名度，“可在1998年，《财经》的概念都没形成，两三年没广告，我说养着；1995年，互联网进入时，和讯网亏钱，我说养着，做事得往长远看。”
不知这位自认目光长远的人是否心存遗憾？“证监会成立时，我和高西庆几个都进去了。大约过了一个月，我觉着我不适合呆在政府部门。我没办法呆。现在回头想想，我要是留下来了，又会怎样？”
其语气遗憾，莫如自夸。
揭示“联办系”财经媒体走红的奥秘
2002-10-18 14:39:23 .NoUser { } .Title { BACKGROUND-COLOR: #ffffff; COLOR: #000000; FONT-FAMILY: ; TEXT-ALIGN: left } .SubTitle { BACKGROUND-COLOR: #ffffff; FONT-FAMILY: } .IntroTitle { BACKGROUND-COLOR: #ffffff; FONT-FAMILY: } .SmallTitle { BACKGROUND-COLOR: #ffffff; FONT-FAMILY: } .Author { BACKGROUND-COLOR: #ffffff; FONT-FAMILY: } .Source { BACKGROUND-COLOR: #ffffff; FONT-FAMILY: } .Abstract { BACKGROUND-COLOR: #ffffff; FONT-FAMILY: }
财经类期刊正在重演80年代文化类刊物炙手可热的场景。仅仅是近年来新诞生的以“财富”来标示刊名的就有《时代财富》、《新财富》、《今日财富》、《数字财富》等近十家。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财经》和《证券市场》周刊，前者以《基金黑幕》、《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谁在操纵亿安科技?》等文章轰动一时。《华尔街日报》称其为“中国领先的金融出版物”，《南华早报》不无敬意地赞扬《财经》是“深受尊重的刊物”，财经类的媒体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足以骄傲了。后者则是中国唯一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财经类期刊，发起了关于证券市场的多次辩论。
而《财经》和《证券市场》周刊背后活跃的身影则是“联办”(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除了这两份知名度极高的媒体，“联办系”还拥有两家实力不可小觑的财经媒体——《财经时报》与“和讯网”。
与很多其他报刊系不同的是，“联办”提供资金直接经营管理发行、广告、财务及人事等环节，而《财经》等媒体的编辑部门只相当于一个生产内容的大车间。这种媒体管理模式在中国比较独特，倒是有点类似西方媒体采编和经营分离的管理模式，那么“联办”究竟是如何操作所辖的几家媒体，并在市场中取得了骄人战绩的呢?
“联办系”媒体方阵
1989年3月15日 “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正式成立，当时是由九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和集资成立的，性质上属于非营利、民间性、会员制的事业单位，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干事负责制。1991年12月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但是人们仍然习惯称其为“联办”。
联办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发起者，参与协助深、沪两地证券交易所的设计和筹建工作；1991年7月受财政部国债司委托，设立“国债转帐结算中心”，并于1992年下半年参与设计国务院监管证券市场的职能机构——中国证监会。
“联办”的主要业务并不是媒体。在“联办”的有关宣传材料上，其罗列的七大主要任务和业务范围只有第六条和传媒业有关——“面向投资公众(包括机构投资人)，支持和主办各类大众传播活动和专业咨询活动，普及证券投资知识，疏通投资渠道，提供信息服务”。
但是“联办”要获得公众影响力，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必须依靠媒体平台。
目前，“联办系”主要拥有《证券市场》周刊、《财经时报》、《财经》、“和讯网”等媒体。各个媒体的定位、目标读者和内容风格差别很大，形成了传媒业内最具转载价值的财经媒体组合。
——《证券市场》周刊是周二刊(综合刊、市场刊)。由于享有证监会指定发布信息的特权，能够在第一时间为投资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投资信息，以及专家作出的市场分析和宏观财经评述。所推荐个股周涨幅超过沪深两市周涨幅。
——《财经》是《证券市场》周刊的月末版。《财经》从最初到现在的内容都是面向国内广大机构投资者和富于理性的大众投资人，善于跟踪财经热点，剖析上市公司沉浮，透视产业流行趋势，竭力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揭黑”和“内幕”是《财经》近年在财经媒体中制胜的两大“利器”。
——《财经时报》为周四报，周二、三、五出版的《财经时报》，每期1元；星期六为《新证券》，每期15元。该报是一张以大众投资人为主要对象的财经专业报纸；以理性投资人所需求的所有投资信息为基本出发点；以“与金钱和财富相关的所有话题”为最大报道半径，报道方式是尽可能使新闻事件化、事件数据化、数据形象化。
——和讯网是国内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财经垂直门户网站，在中国金融网络信息服务市场上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用户群体。和讯公司与路透社、最著名的金融资讯服务机构彭博资讯、桥讯等境内外著名机构合作，致力于向大中华区提供中英文财经资讯服务和电子商务等综合应用服务。《财经新闻》、《和讯投资》、《和讯论坛》是和讯网的三大王牌栏目。
采编、经营的两权分离
在众多的媒体投资案例中，“联办系”财经媒体的运作模式并不多见。“联办”系中，除和讯财经网是独立运作以外，其余的三份纸质媒体采编权和经营权完全分离，“联办”有自己独立的广告部和发行部，分别对旗下三份纸媒的广告和经营业务进行全权管理，《财经》、《财经时报》和《证券市场》的编辑部只管内容、版面，完全不过问广告与发行方面的具体操作，而“联办”只管广告、发行等经营问题，不插手干预媒体的采编业务。
每年初，“联办”根据今年的发展要求和上一年的实际成本(包括编辑成本、采访费用、人员工资、办公费用等)批一个预算，编辑部按照这个预算到联办财务部门去领钱。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编辑、记者无须考虑杂志的发行状况，没有照顾广告客户方面的顾忌，违心地去写那些吹捧别人的软广告，有利于记者编辑相对独立地执行客观采写、编辑的原则，更好地将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等于采编和经营方面树立了一堵“防火墙”。这样“联办系”媒体往往可以秉承“独立采访、独家报道、追求翔实公正”的理念，尽可能地做到站在大众或者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立场说话，而不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摇旗呐喊。
这点在《财经》的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创刊初期，《财经》定位于“富于新意的财经新闻刊物”，目标读者主要是那些活跃在各个行业的企业主管、职业经理人、政府官员和经济界学者。因此，从起步开始，《财经》就面对着理论色彩浓厚的高档财经杂志市场，孤独地领跑，“联办”用《证券市场》周刊的利润来提供资金支持。经过两年多的苦心经营，孜孜以求，将大量事关读者“知情权”的重大新闻，突破重重阻力，公之于众。
《银广夏陷阱》、《基金黑幕》、《谁在操纵亿安科技?》、《中创：急风险浪不归路》等独家新闻使得《财经》在同类媒体中声名鹊起，脱颖而出，被广大读者称为“有使命感的媒体”，同时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广告收入。《财经》在2000年1月广告收入仅50万元，在期刊业中排名65；到2001年10月，广告收入猛增572％到33620万元，上升到第22名。这其中一系列独家新闻所带来的知名度功不可没。其主编胡舒立也被同行称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入选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50位“亚洲之星”，与她一同当选的是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经叔平等5位财经界巨子，同时也被该杂志冠以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更有意思的是，在围绕中国股市是否蜕变成“赌市”的大辩论中，《财经》推出了《庄家吕梁》等力作，揭露中国股市的种种劣迹，直言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严重，而《证券市场》周刊的观点与《财经》截然不同，发问批驳“赌市”的观点。身为《证券市场》周刊月末版的《财经》杂志与《证券市场》周刊在辩论中分处两个阵营，二者同属联办旗下，同在泛利大厦办公，观点却泾渭分明。“联办系”媒体的独立个性更加凸显。
“联办系”的可复制点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财经期刊组合在影响力和收入上，能够超越“联办系”。对于其他媒体来说，具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证券市场》周刊的优势具有不可复制性，因为它的主要优势在于垄断性的信息发布权利——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的证券专业期刊。
“联办系”的可复制点主要集中在《财经》身上。采编和经营的平衡、编辑中心制是《财经》给如何成功地操作媒体提供的宝贵经验。其中最值得财经媒体注意的当数《财经》投资方的在采编和经营方面的平衡把握，非急功近利的耐心。
采编和经营的平衡。在报刊的投资，是一项需要依靠人才与耐心共同完成的事业，需要小心翼翼地在采编和经营中寻找平衡，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急功近利的短视都不可能孵化出成功的媒体，这需要实力，更需要眼光。《财经》创办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都是依靠《证券市场》周刊的“输血”来维持生存。对于投资者来说，将投资者、采编人员以及经营管理人的角色重叠是很忌讳的事情，这样往往难以保证媒体的规范操作，引发种种冲突。而“联办”则很好地平衡了《财经》的经营与采编的关系，在没有回报的时候，“联办”耐心地等待，《财经》则默默地探索，最终“修成正果”。
从整个媒体业的回报现状来看，人们一般的预期是第一年投资巨大，发行量很少，广告收入只是点缀；第二年追加投资，发行量扩大，广告收入开始增加；第三年收支平衡；第四年媒体可以依靠发行和广告收入赢利。当然这只是个大致的描述，还会受到媒体政策、经济周期、广告市场景气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媒体可能当年就实现赢利，有些媒体五六年仍没有象样的经营收入，但整体上来说，媒体项目的投资回报期比较长，投资者和经营方都必须在经营回报与采编独立上寻求协调，既不能媒体短期内没有带来利润就干预内容方向，也不能在回报已经彻底没有希望的情况下，仍然固守原来的采编套路。
编辑中心制。《财经》内部生产的模式实际上也很有参考价值。整个《财经》编辑部的班子很小，人员长期维持在十四五个左右，包括两个秘书、三个编辑、八九个记者。与一般的刊物不同的是，《财经》在内容生产的过程中，实行的是编辑中心制，编辑与记者的全程互动，从前期选题策划，到采访提纲的设计，初稿完成后的修改、加工，都渗透着编辑的思想，这样大大提高了稿件的成功率。而很多媒体记者与编辑事先沟通很少，等到稿子出来以后再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人力、物力成本已经消耗了，稿件的采用率较低，采编成本也就增加了很多。
融洽协调的团队精神。这是《财经》在采编队伍建设上主要的可取之处。胡舒立、杨大明和王烁是《财经》管理层的“三驾马车”。杨大明和胡舒立同是人民大学新闻系78级学生，毕业后分别去了不同的媒体，后来两人又先后进入《中华工商时报》。胡舒立应邀筹办《财经》后，在1998年的春节后不久，将时任《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的杨大明挖来共同创业。王烁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从《人民日报》加入《财经》时只有26岁，但是很有新闻感，接触财经类之后很快就能把握和分析财经领域中发生的事件和问题。
业内人士谈到《财经》时非常羡慕胡舒立、杨大明、王烁三人的合作，认为是绝佳的搭档。胡舒立精明干练，言论机敏，永远是风风火火比别人快一拍。杨大明更多的是负责杂志的制作和编辑，王烁写了很多有份量的封面文章，日常负责选题和组织记者采写。融洽的团队气氛为《财经》的内容风格提供了人力保证。其实《财经》的待遇在媒体中只算中等，并不是很高，留住人才主要的“法宝”是团队精神。很多《财经》的采编人员评价刊物的团队时，经常会提到，在《财经》的人际交往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团队中的分子，诚实、不庸俗、聪明、容易沟通、敏锐、透明、简单。
很多刊物的投资者们都野心勃勃的声称：我要做中国的《财富》、中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的《福布斯》，中国的《时代》，其实“联办系”财经媒体是西方媒体的组织架构和运营模式在中国的本土化注释，分析他们的发展脉络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可复制之处。不管是从新闻操作上来说，还是从经济效益而言，“联办系”都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