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危机看毛泽东思想

1、政府救市：东方思维拯救西方经济　　

布什总统在决定政府救市后发表演讲说，“我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拥护者，但我认为政府必须进行救市。”这是非常自相矛盾的一句话。自由市场经济奉行的是“政府不干预经济”，而这次布什却干预了，而且干预的动作很大，却说自己还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拥护者”，这不矛盾吗？不但布什干预了，紧接着欧洲众多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干预了经济。

对于美国违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出手救市，外界有一个形象的评价“社会主义救美国”。确实如此。本次危机发生以后，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了西方政要的案头书，他们纷纷从这一“抨击自由市场经济”的巨著中寻找灵丹妙药。同样，在西方民间，《资本论》也成为那些对“自由市场经济”忠心不二、却惨遭经济损失的民众的所爱，以至于《资本论》在市场上脱销了。

非但如此，更为神奇的是，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预言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也即从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早就预言了这一次危机。

为何《资本论》有如此神奇的威力？答案就是源于中国的辩证法和辩证思维。

众所周知，《资本论》作者马克思是一位辩证法大师，他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唯物辩证法方法论。基于这一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他创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理论著作《资本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世界上首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进行剖析的一本经济学巨著。而西方的几乎所有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的逻辑思维模式基础上的。所以说，《资本论》的神奇威力，就在于辩证法。

中国是辩证法的故乡，辩证思维是东方思维。这次资本主义国家义务反顾地抛弃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干预法则”而纷纷出手救市，就是东方思维挽救西方经济的一个生动的经典故事。而且，东方思维的神奇还在于，它不但能拯救西方经济，而且还能在100多年前就预测到今天的金融危机。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下面分析一下东方思维和西方思维的本质区别。

2、东方思维的本质：探寻事物的本质和基本运行规律　　

总体来说，西方思维关注的是“事物本身”，东方思维关注的是“事物本质”，这一字之差，就是东西方思维差别的根本所在。

西方思维主要是逻辑思维，其哲学基础是“唯理论”和“经验论”。

唯理论即理性主义，它将逻辑推理作为认识的根本方法。“经验论”则将科学实验和验证作为认识的根本方法。如果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我们所强调的“科学主义”，即对于事物的认识，要本着科学的态度，进行逻辑推理和科学实验。这也是当今世界上一切科学领域所推崇的最重要，也最基本的哲学基础，更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的方法论基础。

东方思维和西方思维截然不同。东方思维不在乎事物本身，而着力于探寻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本质以及支配着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运动规律。东方思维认为，这个本质和基本运动规律就是“道”。如《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下之始；有，名天下之母。”。这里的“天下之始”，就是天下万物产生的本源及本质；这里的“天下之母”，就是天下万物发生运动的基本运动规律。

中国古代的孙子将辨证思维运用到军事领域，著作了著名的《孙子兵法》。它研究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本质”，因此才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饱含辨证思维的战争最高原则。正因为它揭示了战争本质和基本运行规律，虽然成书于2500年前，但至今光彩不减，并位列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首。

3、辨证思维和逻辑思维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区别，本质是逻辑思维和辨证思维的区别。

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主要使用的是逻辑思维方式。他们关注经济活动本身的商品、市场、交换等基本经济现象，分析商品交换的“供需关系”，并总结出一系列的数学模型来解释经济运行现象，然后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和对策。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则不同。当马克思将东方的辨证思维运用到经济领域的时候，他就像是一位西方的孙子，并不局限在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更不局限在商品交换的“供需关系”，也没有得出一大堆的经济运行模型。恰恰相反，他从资本主义经济最基本的单元——商品——出发，运用辨证思维发现了支配商品交换“供需关系”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以及发现了支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剩余价值规律。马克思运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不但解释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存在弊端，还尖锐地指出，在这些基本规律的支配下，资本主义必然要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幸的是，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历数次经济危机，但仍置马克思的预言于不顾，以至于这一预言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又应验了。

4、辨证思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辩证思维关注事物的本质和基本运动规律，这一规律就是矛盾运动的规律。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师，也是将辩证思维运用到军事指挥中并取得持续胜利的伟大的军事家。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

这两篇哲学著作写于1937年7－8月。毛泽东写作的根本目的，不是为着建立一个哲学理论，而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见《实践论》注释）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则重点阐述了“辨证思维”的根本法则，及“对立统一”的法则。　　

1938年5月，毛泽东写成了驰名中外的《论持久战》。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继续运用辩证思维，系统地分析中日战争内在规律，准确预测了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果。历史惊人地证明毛泽东的预测。《论持久战》也因为它不朽的光辉，和《孙子兵法》一起列入世界十大军事名著，并成为西方许多军事院校的必修课，和西方许多工商管理学院的选修课。

毛泽东没有上过一天的军校，难道毛泽东是神仙吗？不是，奥秘就在于《实践论》和《矛盾论》所提供的哲学武器——辩证思维。这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

5、建国30年是毛泽东思想在经济和社会建设方面的伟大实践　　

建国以后，对于如何建设我们的国家，毛泽东同样没有简单地照办苏联模式，也没有一味地否定西方模式。相反，他运用其独特的辨证思维，走出了一条为中华民族百年千年而着想的毛泽东式建设道路。　　

比如，为了国家长期稳定和经济建设，毛泽东依然决定即使付出沉重的代价，也要出兵朝鲜。这就是“小仁政”和“大仁政”的辨证关系问题。在发展农业上，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大修水利设施。在发展工业上，提出了走自力更生，独立创新的道路，而没有停留在短期利益上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低层次发展方针。　　

在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发展问题上，毛泽东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动力来自于人民的自觉性，而不是经济利益的诱惑，因此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并形成了积极上进的建设高潮。实际上，21世纪的西方管理理论已经回到了毛泽东这种“以人为本”的经济建设思想上来。而我们的一批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还在鼓吹什么“经济人假设”，“人都是自私的”，主张把国家财产私有化，来推动经济发展。　　

孙子兵法云，“古之所谓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其所措必胜.”毛泽东基于长远发展而抓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教育,文革,这些都是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的必胜举措,相反被被人污蔑为“不懂经济”。　　

孙子兵法又云，“胜者先胜而后求战，败者先战而后求胜。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毛泽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思想，实际上就是“修道保法”，就是“先胜而后求战”，相对比下，“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先战而后求胜”。正是精通辨证思维,毛泽东早在40、50年前就能看出改革派必然失败的结局。　　

6、改革派的无知　　

可惜的是，或早年留学于西方，或从事于工人运动的一些国家领导人，盲目地崇尚西方逻辑思维和科学主义，只看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表面问题，而不能运用辨证思维和毛泽东思想去解决国家建设的本质问题，因此一再地和毛泽东相抵触。思维方式的对抗必然是尖锐的，难以调和的。所以，毛泽东逝世后，对于他的污蔑和攻击，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由于走资派披着“科学，理性”的外衣，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解决表面问题,因此可以较快地给予老百姓暂时的“实惠”，也使得全国大多数人民忘记了丢弃了毛泽东思想。　　

30年过去了，当短暂的“实惠”换来了许多长期的“恶果”的时候，我们因为丢弃了毛泽东思想，竟然不知道其产生的根源，甚至更无视毛泽东在40、50年以前早就发出的告戒，以及他近乎绝情的对于未见的危机的抗争。相反，由于危机未见，右派们对于毛泽东的攻击更加猛烈了。这真是一个“阴阳颠倒，错中生错”的悲剧。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美国的全球危机中，西方的那些“科学、理性”的政府首脑，总算掌了走资派一个嘴巴，也更让我们认识了辨证思维的重要价值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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