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韦建桦：从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看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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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建桦：从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看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2010年02月01日09:53 来源：《光明日报》 韦建桦：从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看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新闻
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造成波及全球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和走向,也引起人们对当代世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理论的深刻反思。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马克思主义再次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
一、马克思主义是廓清“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神话 的科学真理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必然产物。对于经济危机的认识,历来存在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二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即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观点。
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天然的、理想的、“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因而总是竭力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这在马克思时代就是如此。19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英国经济出现繁荣景象,生产规模空前扩大,世界市场贸易额成倍增加,信用和银行业十分兴旺。1853年6月8日,《泰晤士报》刊登了英国外贸的增长数据,编者得意地写道:“我们举国幸福,和谐!”而马克思则在这种表面繁荣中看出了危机征兆。1853年5月31日,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英国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1853年9月,当《泰晤士报》津津乐道于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时,马克思警告说:“事实上,在繁荣的晴空中目前已出现了浓重的乌云。”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确凿事实进行科学分析,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只是暂时现象,普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将导致社会动荡。在对1848-1849年革命后的欧洲经济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早在1856年就已作出新的经济危机即将发生的判断。1857年欧美国家相继爆发经济危机,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见。马克思深刻指出,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危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地重新出现”。正是在这一时期,当美国发生危机的消息传至英国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英国的贸易是健康的”,只是它的买主即美国出了毛病。马克思就此指出,当时“英国工业的状况已经极度紧张,在国外市场缩小的影响下,必然要发生普遍危机,随之将引起大不列颠社会和政治状态的震荡”。果然,不久以后,英国经济就开始恶化,《泰晤士报》一改原先的调子,惊呼“英国的经商阶级已经病入膏肓”,但他们认为这场灾难的根源是过度投机和信贷滥用。马克思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不能把个别人的冒险行为和投机活动看作是危机的终极原因;这样的解释是因果倒置,“就像那些如今已经绝种的自然哲学家学派那样,把发烧看作是一切疾病的真正原因”。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美国政要和媒体也一直在制造美国经济持久繁荣的假象。2007年3月,“美国之音”搬出政府公布的数据,宣称美国“没有陷入衰退的危险,而是会更加强盛”。直到2007年6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还宣布“美国没有衰退”;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声称:“我们认为次贷市场不会对其他经济领域或整个金融体系造成严重影响。”然而过了不久,无情的事实就否定了这些论调。于是,西方经济学家又把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决策和管理的偶然失误以及外部因素的冲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否认具体决策、管理失误以及外部冲击会诱发危机,但它决不停留于现象层面的解释,而是进一步根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和演变趋势。恩格斯曾经反复强调:“我们指出了危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作为这一生产方式本身的危机、作为社会变革的强制手段的意义”,因此结论必然是:关于资本主义“永恒发展”的神话是毫无根据的虚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在一次又一次危机的“恶性循环”中走向衰亡。
二、马克思主义是深刻分析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实质和特点。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判断和精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这场危机的指针。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而是相对的生产过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和商品供给出现无限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是资本剥削日益加重,广大劳动者的贫困不断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这种状况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近二三十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根据有关资料,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357:1。近三十年来,美国普通劳动者的家庭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人的收入却增加了4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的家庭财富增加了7倍。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1.5万个高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从1500万美元增加至3000万美元,6年翻了一番;而占美国劳动力70%的普通员工家庭的年均收入6年来仅增加2%,以致普通民众不得不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这个国家贫富悬殊、百病丛生,势必难逃经济危机的厄运。
如果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那么金融资本的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者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扩张向金融扩张过渡,资本开始了大规模的跨国流动,以金融资本为载体,通过对世界金融市场的操纵和控制,实现其最大限度追求价值增殖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金融化。金融化使金融部门的自主性越来越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使生产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对金融部门的依赖越来越大。但是,金融部门是要以生产和流通为基础的,因此,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化过程最终难以为继,全面性的金融膨胀必然导致全面性的金融危机,进而造成全面性的实体经济的危机。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过剩与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生产过剩和资本积累过剩推动了金融资本的膨胀,为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埋下隐患;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膨胀造成巨大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大量虚假需求,从而加剧了生产过剩危机。
传统的经济危机直接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消费不足;而当前的经济危机则表现为借贷消费或消费过度,从表面上看,当前的危机似乎不是生产过剩危机,而是银行信用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原因在于: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产品,结果造成大规模负债消费,这种“负债经济模式”的实质仍然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而贷款消费则造成虚假繁荣,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增长与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
传统的经济危机最先爆发于实体经济领域,由生产过剩导致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进而使危机蔓延到金融领域;而这次危机则是以金融领域为起点,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是危机的原因和基础。当然,信用是影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信用并不是危机的根本条件和原因。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金融危机的先发性,使西方经济学家误把结果当作原因,把现象当作本质。
这次危机爆发于美国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国家,包含着生产危机、金融危机、制度危机、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以及全球性危机等各种危机形态,集中体现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的深刻内在矛盾及其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这场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动摇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必将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理论指南
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迅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显减速,使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面临严峻挑战。近两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场罕见的考验中显示出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机遇的坚定信心、豪迈气概和卓越智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信心、气概和智慧来自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自亿万群众推动科学发展的积极性,来自我们党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创造性。恩格斯说过:“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恩格斯的论断,中国共产党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教诲。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是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最有力的保障。
在严峻挑战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我们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国内外形势迅速作出科学判断。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世界金融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使我国经济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的严重困难。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没有改变,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前进中的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增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扩大内需潜力巨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形成了较好的体制环境;金融体系总体稳健,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有较大余地。只要我们审时度势、周密部署、扎实工作,完全有条件把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在严峻挑战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我们科学制定战胜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战略思路。党中央从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出发,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加强社会建设加快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严峻挑战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我们采取一系列迎难而上、着眼长远的政策举措。我们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坚持保持增长速度和提高质量效益相统一,坚持推进结构升级和扶持就业创业相协调,坚持推进金融创新和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坚持加强政府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促进,提高驾驭经济发展全局的能力。
这些战略思路和政策举措贯穿着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昭示了人民当家作主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激发了中国经济急流勇进的蓬勃生机,同时也生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彻底变革了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制结合的传统理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运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程,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我们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发掘潜力、推动发展上的积极因素,一方面合理规避、有效防范市场经济盲目追逐利润、造成结构失衡、引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这两方面的兼容与结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某些教条主义者心目中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当代中国变成了现实。面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通过改革、调控和规范管理来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我们的党和人民正在以应对危机的实际成效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同时也以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贡献。
危机是对人类的挑战,同时又是对各种社会制度和理论进行检验的试金石。铁的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证实九十七年前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所作的预言:“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的这三大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
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造成波及全球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和走向,也引起人们对当代世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理论的深刻反思。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马克思主义再次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
一、马克思主义是廓清“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神话 的科学真理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必然产物。对于经济危机的认识,历来存在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二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即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观点。
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天然的、理想的、“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因而总是竭力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这在马克思时代就是如此。19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英国经济出现繁荣景象,生产规模空前扩大,世界市场贸易额成倍增加,信用和银行业十分兴旺。1853年6月8日,《泰晤士报》刊登了英国外贸的增长数据,编者得意地写道:“我们举国幸福,和谐!”而马克思则在这种表面繁荣中看出了危机征兆。1853年5月31日,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英国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1853年9月,当《泰晤士报》津津乐道于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时,马克思警告说:“事实上,在繁荣的晴空中目前已出现了浓重的乌云。”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确凿事实进行科学分析,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只是暂时现象,普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将导致社会动荡。在对1848-1849年革命后的欧洲经济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早在1856年就已作出新的经济危机即将发生的判断。1857年欧美国家相继爆发经济危机,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见。马克思深刻指出,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危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地重新出现”。正是在这一时期,当美国发生危机的消息传至英国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英国的贸易是健康的”,只是它的买主即美国出了毛病。马克思就此指出,当时“英国工业的状况已经极度紧张,在国外市场缩小的影响下,必然要发生普遍危机,随之将引起大不列颠社会和政治状态的震荡”。果然,不久以后,英国经济就开始恶化,《泰晤士报》一改原先的调子,惊呼“英国的经商阶级已经病入膏肓”,但他们认为这场灾难的根源是过度投机和信贷滥用。马克思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不能把个别人的冒险行为和投机活动看作是危机的终极原因;这样的解释是因果倒置,“就像那些如今已经绝种的自然哲学家学派那样,把发烧看作是一切疾病的真正原因”。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美国政要和媒体也一直在制造美国经济持久繁荣的假象。2007年3月,“美国之音”搬出政府公布的数据,宣称美国“没有陷入衰退的危险,而是会更加强盛”。直到2007年6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还宣布“美国没有衰退”;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声称:“我们认为次贷市场不会对其他经济领域或整个金融体系造成严重影响。”然而过了不久,无情的事实就否定了这些论调。于是,西方经济学家又把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决策和管理的偶然失误以及外部因素的冲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否认具体决策、管理失误以及外部冲击会诱发危机,但它决不停留于现象层面的解释,而是进一步根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和演变趋势。恩格斯曾经反复强调:“我们指出了危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作为这一生产方式本身的危机、作为社会变革的强制手段的意义”,因此结论必然是:关于资本主义“永恒发展”的神话是毫无根据的虚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在一次又一次危机的“恶性循环”中走向衰亡。
二、马克思主义是深刻分析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实质和特点。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判断和精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这场危机的指针。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而是相对的生产过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和商品供给出现无限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是资本剥削日益加重,广大劳动者的贫困不断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这种状况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近二三十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根据有关资料,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357:1。近三十年来,美国普通劳动者的家庭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人的收入却增加了4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的家庭财富增加了7倍。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1.5万个高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从1500万美元增加至3000万美元,6年翻了一番;而占美国劳动力70%的普通员工家庭的年均收入6年来仅增加2%,以致普通民众不得不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这个国家贫富悬殊、百病丛生,势必难逃经济危机的厄运。
如果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那么金融资本的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者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扩张向金融扩张过渡,资本开始了大规模的跨国流动,以金融资本为载体,通过对世界金融市场的操纵和控制,实现其最大限度追求价值增殖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金融化。金融化使金融部门的自主性越来越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使生产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对金融部门的依赖越来越大。但是,金融部门是要以生产和流通为基础的,因此,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化过程最终难以为继,全面性的金融膨胀必然导致全面性的金融危机,进而造成全面性的实体经济的危机。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过剩与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生产过剩和资本积累过剩推动了金融资本的膨胀,为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埋下隐患;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膨胀造成巨大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大量虚假需求,从而加剧了生产过剩危机。
传统的经济危机直接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消费不足;而当前的经济危机则表现为借贷消费或消费过度,从表面上看,当前的危机似乎不是生产过剩危机,而是银行信用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原因在于: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产品,结果造成大规模负债消费,这种“负债经济模式”的实质仍然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而贷款消费则造成虚假繁荣,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增长与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
传统的经济危机最先爆发于实体经济领域,由生产过剩导致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进而使危机蔓延到金融领域;而这次危机则是以金融领域为起点,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是危机的原因和基础。当然,信用是影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信用并不是危机的根本条件和原因。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金融危机的先发性,使西方经济学家误把结果当作原因,把现象当作本质。
这次危机爆发于美国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国家,包含着生产危机、金融危机、制度危机、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以及全球性危机等各种危机形态,集中体现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的深刻内在矛盾及其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这场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动摇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必将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理论指南
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迅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显减速,使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面临严峻挑战。近两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场罕见的考验中显示出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机遇的坚定信心、豪迈气概和卓越智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信心、气概和智慧来自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自亿万群众推动科学发展的积极性,来自我们党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创造性。恩格斯说过:“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恩格斯的论断,中国共产党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教诲。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是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最有力的保障。
在严峻挑战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我们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国内外形势迅速作出科学判断。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世界金融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使我国经济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的严重困难。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没有改变,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前进中的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增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扩大内需潜力巨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形成了较好的体制环境;金融体系总体稳健,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有较大余地。只要我们审时度势、周密部署、扎实工作,完全有条件把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在严峻挑战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我们科学制定战胜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战略思路。党中央从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出发,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加强社会建设加快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严峻挑战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我们采取一系列迎难而上、着眼长远的政策举措。我们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坚持保持增长速度和提高质量效益相统一,坚持推进结构升级和扶持就业创业相协调,坚持推进金融创新和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坚持加强政府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促进,提高驾驭经济发展全局的能力。
这些战略思路和政策举措贯穿着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昭示了人民当家作主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激发了中国经济急流勇进的蓬勃生机,同时也生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彻底变革了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制结合的传统理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运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程,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我们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发掘潜力、推动发展上的积极因素,一方面合理规避、有效防范市场经济盲目追逐利润、造成结构失衡、引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这两方面的兼容与结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某些教条主义者心目中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当代中国变成了现实。面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通过改革、调控和规范管理来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我们的党和人民正在以应对危机的实际成效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同时也以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贡献。
危机是对人类的挑战,同时又是对各种社会制度和理论进行检验的试金石。铁的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证实九十七年前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所作的预言:“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的这三大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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