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人有精神病还是专家人格有问题

　　日前，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见A8版）

　　全国一共有多少偏执型精神障碍患者，统计的难度肯定相当大；但是得出患者中的很多人都在上访并占到99％以上这一结论，对“学术”的贡献也不小了。只怕这一“学术结论”未必完全出自学术动机。此外，偏执型精神障碍者集中表现为“上访型偏执”，巧合概率为何如此之高，也叫人不好理解；我认为专家更应本着将“学术研究”进行到底的精神，给出一个能说得过去的解释为好。遗憾的是，专家的重视是一种“选择性重视”——只重视研究现象的存在与解决——“由政府强制收治”，而不重视研究导致现象的成因。这个问题上，精神病专家更像一个社会学专家。然而，“社会学”问题上专家再次表现出“选择性重视”——重视对“上访型偏执”的强制，而不重视研究如何确保精神病鉴定的科学性、公正性、合法性的问题。

　　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地方政府或官员依据自己的需要“鉴定”精神病，而且这种“鉴定”中存在着大量的“领导说谁有精神病谁就有精神病”的现象。而在“治疗”上也简单得很：“精神病人”只要交出押金、写保证书保证不再上访，“精神病”就算治愈，就可以“出院”。这种情况不论是潜规则还是显规则，它几乎都是尽人皆知的社会常识。我们常人无知或“缺少基本的精神卫生知识”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专家缺少基本常识。当然，我这是客气的说法；专家怎么可能比我们常人还缺少基本常识呢？如果不是缺少常识的问题，那就不能不让我们往别的地方想了。

　　“老上访专业户99％以上都有偏执型精神障碍”，不知道是专家统计出来的，还是专家逐一诊断的结论，或者是专家依据“基本的精神卫生知识”的一种推测？逐一诊断肯定是做不到的；那么对事关某一类人或群体是否有“精神病”这样的严肃问题，以经验推断也好、“统计学”手法估算也罢，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而专家在这样的问题上不注意责任意识，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其道德或人格出了问题；有理由怀疑其所谓的“专家观点”是不是在替什么人说话、为某种需要服务？有杂文家说，孙东东的“上访型偏执说”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种批评是否尖锐了点，我不想评论；但是在某些专家学者为利益势力代言、“选择性权威”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现实语境下，一下子就把“99％以上”的上访人都给定性为精神病，其背景、用心和目的是值得警惕的。

　　马涤明

到底谁的精神“有问题”？

　　日前，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称：“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4月5日《都市快报》）。

　　上访人员“患”精神病的事例，媒体时有报道。比如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就曾因赴京上访被镇政府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采取非凡手段把多次上访的公民送进精神病院，是某些做贼心虚的地方官员的惯用手段。如今，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孙东东为这种非法行为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相信今后某些地方把上访者送进精神病院会更加理直气壮、有恃无恐了。

　　中国每年有多少老上访专业户，目前没有官方权威数据。那么，孙东东教授对这些老上访专业户做过严谨、规范的精神病调查吗？恐怕也没有。那么他是通过什么数据得出“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的结论的？

　　一个公民如果不是蒙受冤屈，不到万不得已，断不会轻易走上颠沛流离、四处呼告的上访之路。2003年时任国家信访局局长的周占顺就公开表示：“来京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80％以上是有道理的，还有80％以上是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可以在基层得到解决的。”但一些地方对上访者反映的问题，不是认真彻查、解决，而是动不动就以上访者“精神有问题”为由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使本可以化解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公民的申诉权和控告权受法律保护，作为司法精神病学专家的孙东东不但不维护老百姓的正当权益，反而为一些心怀鬼胎的地方官员当起了“师爷”，炮制出一套“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的怪论。这就不免让人们产生怀疑：孙东东教授的精神是不是也有“问题”？是不是也像他所说的上访者那样，还是“偏执型”的？从他的言论看，恐怕有一点。（孟雪罡）

　　作者：舒圣祥

　　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日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孙东东的言论在网络上引起声讨，已经有网民签名要求他道歉。(见昨日《都市快报》)

　　“老上访户99%有精神病”，这句话，在意义上具有“长期上访容易产生精神病”与“上访者天生就是精神病”的天壤之别的双重解读。显然，孙东东强调的是后者。

　　“上访户99%有精神病”作为一种医学总结，也许在“长期上访容易产生精神病”的意义上并非没有可能——如果血和泪浸染下的锲而不舍，都可以被理解为“偏执型精神障碍”的话。比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精神病学》对“诉讼狂”的解释就是：“患者认为受到人身迫害，名誉被玷污，权利被侵犯等，得不到公正的解决，而诉诸法庭……”——而这，正是三年前另一则新闻中一名坚持上访者被鉴定为精神病人的依据。

　　我不知道如此定义与解释的科学性究竟在哪里，仿佛只有妥协与畏缩才是人类的本性，而一切不屈不挠与锲而不舍的精神都是精神病人的表现，诸如江姐之类的英雄，在“精神病学”意义上其实都该是“精神病患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的“科学界定”之下，得出“老上访户99%有精神病”的结论事实上一点都不奇怪。

　　身为此类“科学界定”的掌印官，在“长期上访容易产生精神病”的意义上，本应更能体味到上访者血与泪的悲愤与艰辛；可我们看到，在精英自负与专家傲慢之下，他居然推导出了“上访者天生就是精神病”的荒谬结论：一口咬定他们并非因为真的遭遇到不公与冤屈才上访，“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是精神病患者才上访。因此，根本无需反思他们都有怎样的不公与冤屈，也无需顾虑他们在长期上访活动中遭遇到怎样的对待，而只用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就社会和谐了——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所以“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才是对其人权最大的保障”。这实在是对弱者人权的严重无视和对他人人格的严重污蔑！

　　偏执型精神障碍本身存在一个科学界定的问题，上访与所谓偏执型精神障碍孰因孰果又是一个核心问题——如果全然无视这些问题，而只是强调“上访户99%有精神病”，并且认为对他们采取强制医疗才是最好的办法，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是否才更像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者的精神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