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钱理群：中学语文课本神化和庸俗化了鲁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7:20:32
作者：王丽
不知为什么，钱理群的名字和文章一直给我一种颇为年轻的感觉；及至后来才知道他已是六十上下的年纪。那天去他府上，门一开，但见一个大脑袋——大得超乎常人——眉眼神气却极像个孩童的长者，笑眯眯地站在门口。
王丽(以下简称“王”)：钱先生，看了您送我的《作品重读》，我有一种惊喜的感觉。我没想到您曾经专门为中学语文教师写过这么一本书。我从这本书的序言中，了解到您与中学语文教师这份职业的缘分，也感受到您对这份职业的理解和尊重。您还针对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一些弊端提出批评。目前全国正在展开关于语文教育改革的讨论。我希望您能更多地谈谈您的看法。
钱理群(以下简称“钱”)：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小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教育的问题。其根本的问题就是教育的精神价值的失落。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追问，——追问到教育的原点上，追问到前提性的问题上。这就是说，我们办教育是干什么?大学是干什么?中学是干什么?小学是干什么?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其他枝节问题就没法讲清楚。
我最近比较热心地反复写文章宣传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蔡元培把教育分成两个层面。一是“现象世界”的教育，就是德育、智育、体育。它是服务于国家政治和国家利益的，也就是说是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是服务于眼前的现实利益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在“现象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实体世界”。他是用康德的理论前提，即人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活着，人还有一种超越于现象世界的的追求，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的追求，也就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终极关怀，培养人的信仰和信念。
王：您是不是说，他的这两个层面互为表里。
钱：对。他把后一个层面叫作“世界观教育”。但他和我们这些年所提的“世界观教育”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从外部强加给人的，是强行灌输的。而他是主张从人的内心焕发出来的，是人通过自觉的学习，由怀疑而选择，最后确立起自己的世界观。
王：那蔡元培认为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世界观的教育?钱：他主张通过美育。他认为美育是现象世界过渡到精神世界的一个桥梁。因为美是普遍的，是超脱于现实利益之上的。所以他提出五育并举，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世界观教育。1912年，他当教育总长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重新确定国民教育宗旨，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五育并举的方针。结果，“世界观教育”这一条当场就被否定了，而“美育”也只是作为中小学的课程，变成唱歌画画这种技艺性的课，被简单化了。
为什么蔡先生这样一个教育思想，特别是他的超现实的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不被大多数教育者接受?为什么他的理想在中国没得到实现?我们排除政治的原因不谈。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原因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主流。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经世致用，强调实用性，功利性，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中国人往往缺乏想象力，缺乏抽象的形而上的思维，缺乏终极关怀。这就注定了中国人只能接受蔡先生教育思想中那些现实的部分，而不能接受超功利的美育，更不能接受形而上的世界观教育。因此，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被阉割了。
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段历史也给后来的中国教育埋下隐患?钱：是这样。我们这些年所贯彻的教育，就是被拦腰砍断的教育，是片面的，残缺的，丧失终极目标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从根本上还没有摆脱传统的专制教育的影子。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认清我们当前教育中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所批评的应试教育。实际上，应试教育的本质就是实利性教育，就是急功近利，不注重对人的终级关怀的培养。
王：我觉得您切中了要害。按照您刚才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阐述，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培养人的“世界观”，培养精神上充分发展的有理想有信念的人。
钱：对。我非常赞赏巴金的一段话：“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我觉得巴金这段话说得非常朴素，也非常深刻。实际上，我们语文教育的目的、还有整个教育的目的、包括现代化的目的也一样，就是使人变得更美好。
王：您这样说，从理念上把这个问题彻底加以澄清了。接下去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入比较具体的问题的讨论了，比如中学语文教育的问题。
钱：中学语文教育有它工具性的一面，但我今天暂时不谈这一面。我主要想谈它的文学性的一面。我认为中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这是人的一种本能。我们文学教育就应该唤起人的这样一种想象力，一种探索的热情，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
王：您的话很耐人寻味。您在青少年时代一定有很深切的体验吧。
钱：应该说，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体验。我回想起来，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大，至今还成为我做人的基本信念的是一篇童话，就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这篇童话所表现的对人的信念，对美好东西的信念，还有为了这个信念不惜献出一切的精神，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这其中就包涵着一种浪漫主义精神。我觉得这种影响对一个人非常重要，也是一个人“精神的底子”。
王：您这个“精神的底子”提法很有意味。您能说说它对您的影响吗?钱：我大学毕业后，说是分配，实际上是被流放到贵州的一个偏僻地区，在那儿呆了十八年。那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我虽然没被打成右派，但在文革中被整得很厉害。可为什么像一些朋友说我的，还能保存着一颗完整的心，就是一颗赤子之心。我解释说，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我有一个“精神的底子”。我们这一代人读中学时正好是共和国上升时期，是五零年到五六年，也是共和国的黄金时期。我当时读的是南京师范学院附中。这是第一流的学校。那时候学习非常自由。尤其语文课是绝对地提倡想象力和创造力。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个礼拜六我都和一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到南京的玄武湖去划船。我们把船划到荷叶深处，我在那儿编童话故事，他在那儿画画。我那时候上课经常给老师提意见。记得有一次老师讲茅盾的《春蚕》，分析里边有一个叫荷花的女人。老师说她是个放荡的女人。我说不对，认为是个解放了的女性。老师在上面讲，我就在下面写自己的分析文章。下课就交给老师。老师非常高兴。作文也是这样。那时教鲁迅的《药》，老师就跟我说，夏瑜的形象在小说中是暗写，你把他改成明写，题目就叫《夏瑜之死》。我就花了两个星期到处去收集材料。这是我第一次写小说。
王：您那时的功课一定很好吧?钱：我的功课非常好。语文数学都好。我当时还在学校做过一次学习经验介绍。我说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把每一堂课都看作一次精神的探险。每次上课之前，我都怀着一种期待的心情，期待着这堂课老师会给我一些新的、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当时的老师水平都比较高，他们基本上都能满足我的要求。假如这位老师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就很不高兴，我就不听，就做自己的事。我当时是非常自觉地去寻求这种精神的满足。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说：“我曾经有过一个自由的、做梦的时代……”我非常感激我的学校，我的中学老师们能给我这样一个时代。它为我打下了一个“精神的底子”，使我能够经受住后来那么多的磨难，就像《红灯记》里李玉和说的：“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我很赞成别林斯基的一段话。他说，人在精神的幼年时期，不过是美好的灵魂，但那远不是实际的具体的人。在我看来，中小学时期就是人的幼年时期。如果他有一个理想和信念，尽管他长大后会看到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他会因此而分裂，会痛苦和怀疑，但他绝对不会陷入虚无主义，因为他有一个“精神的底子”。他会在痛苦的思考和怀疑之后，从原来那种幼稚的、不自觉的和谐，过渡到更高的自觉的和谐，最终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王：我觉得您道出了一个普遍的生活真谛。因为这也是每一个成熟的人生所走过的精神历程。
钱：而且，这就像一年四季一样，是不能颠倒的。春天是一个梦幻，他必须沉湎在梦幻里，尽管春天会过去。而我们现在颠倒了，让孩子过早地感受冬天的肃杀。所以我不赞成给孩子灌输太多的实际的东西，而应该鼓励他去梦想、空想。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语文教育应该给孩子以梦，给孩子一个“精神的底子”。这也是一个语文教师的责任。
王：您说得很对。我就发现今天这些孩子跟我十多年前教过的孩子很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梦”。我见过一所学校对学生做的一次调查，发现不少孩子的“爱好”是“吃”，吃麦当劳，肯德基。而理想是挣大钱，当大款。我看了挺寒心的。我不知道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是什么样的人。
钱：这种现象是很值得引起重视的，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没有完成它的基本任务。中学文学教育的第二个任务是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感，也就是培养学生欣赏语言的美的能力，和对语言的驾驭能力。这也是蔡元培所提倡的“美育”的一部分，是对美的发现能力，是对人的心灵的一种训练。对。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文学教育要启发学生阅读的创造性，鼓励学生参与对作品的阐析。这也是文学作品的特点。因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内涵是多层次的、多义的、模糊的，甚至无法言传的，并且常读常新。我记得我当中学语文教师时，学校对讲课有一个要求，就是“讲深进透”。我对这话非常反感。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让学生理解那些他们能够理解的，或者说，允许学生有所懂有所不懂。不能要求学生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都开弄明白。这恰恰违背了文学作品的特点。而这样一来，反而把作品讲死了，所以这句话我最害怕。
王：再加上那种段落大意、主题思想的程式化的分析，把学生对文学的感觉完全破坏了。
钱：这跟那些教学参考资料和教学提示也很有关系。我认真地看过中学语文教参，当时大吃一惊。比如鲁迅作品，很多分析十分繁琐，观点也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鲁迅观”，包含着许多对鲁迅的神化、曲解和简单、机械、庸俗化的理解。实际上，近十多年来，研究鲁迅的学术界，已经对这些做过科学的清理，并且取得了一些新成果，而中学语文教学却仍然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观点，这是很让人吃惊的。这种情况也造成学生对鲁迅的普遍的隔膜和误解。还有课文中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名著的一些教学提示和指导材料，也有类似的情况，有许多内容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几十年“兴无灭资”的时代思潮影响下的某些观点。这些观点在学术界早已受到质疑，而语文教学界仍然当作千真万确的定论灌输给学生，这是很可悲的。
王：我觉得长期以来有这么一个现象，语文教学界，或者称教育界，跟学术界十分隔膜，你研究你的，我讲我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我封闭非常厉害。因此也造成语文教学一潭死水的局面。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
钱：我觉得像今天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但也并不是说语文教学界必须亦步亦趋地“紧跟”学术界，这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教师至少应该了解与自己教学有关的学术界的新成果，并且从语文教学自身规律出发，创造性的消化、吸收这些成果，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以保持语文学科内容的先进性和时代性。这跟教学内容的一定的稳定性是相辅相成的。
王：要做到这样，看来至少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教师本身要有这种自觉意识，要主动地了解与本学科教学有关的新的学术成果；第二，教师本身要具备创造性地消化和吸收的能力；第三，要有一个宽松的教学环境，也就是说，要为教师提供一个发挥个人创造力想象力的空间。而最后一点是前提。
钱：对。否则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从大学里也看得出来。我现在经常给北大的大一学生上课。他们都是高中里的尖子。你跟他们谈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他们谈得头头是道。但是缺乏悟性，缺乏灵气。这就麻烦了。因为“灵气”就是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觉得这跟中学语文教学有关，是被那些僵死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语文教学给扼杀的恶果。还有，我给学生讲课，学生第一句话就问：“这篇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我说我最不愿意你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另外，学生中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阅读面太窄，快餐式的阅读太多，名著读得太少，就像一个营养不良的人。读的不是精品，而像鲁迅先生说的，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精神上充分发展的人的。我觉得中国教育面临着一个危机，就是我前面说的，教育的基本价值的失落。从北大就能看出来，北大的个性、创造力正在萎缩。我现在对中国的问题的悲观就在于教育。别的东西可以弥补，但人耽误了没法弥补。鲁迅先生当年就曾提出过，他把现代化的目的分为两个。一个是“立国”，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中国；还有一个就是“立人”，就是要保障每一个个体的精神自由。如果一个国家以丧失人的个性、丧失人的创造力来换取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究竟有多少意义?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进行教育改革，首先要回到原点上来，回到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上，把我们过去丢掉的东西捡回来，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出路。其次，如果从操作的层面上着手，首先应该取消全国统考，让各所大学独立招生，这样，就能打破目前这种僵死的局面，使整个教学活起来。
摘自：《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
不知为什么，钱理群的名字和文章一直给我一种颇为年轻的感觉；及至后来才知道他已是六十上下的年纪。那天去他府上，门一开，但见一个大脑袋——大得超乎常人——眉眼神气却极像个孩童的长者，笑眯眯地站在门口。
王丽(以下简称“王”)：钱先生，看了您送我的《作品重读》，我有一种惊喜的感觉。我没想到您曾经专门为中学语文教师写过这么一本书。我从这本书的序言中，了解到您与中学语文教师这份职业的缘分，也感受到您对这份职业的理解和尊重。您还针对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一些弊端提出批评。目前全国正在展开关于语文教育改革的讨论。我希望您能更多地谈谈您的看法。
钱理群(以下简称“钱”)：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小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教育的问题。其根本的问题就是教育的精神价值的失落。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追问，——追问到教育的原点上，追问到前提性的问题上。这就是说，我们办教育是干什么?大学是干什么?中学是干什么?小学是干什么?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其他枝节问题就没法讲清楚。
我最近比较热心地反复写文章宣传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蔡元培把教育分成两个层面。一是“现象世界”的教育，就是德育、智育、体育。它是服务于国家政治和国家利益的，也就是说是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是服务于眼前的现实利益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在“现象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实体世界”。他是用康德的理论前提，即人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活着，人还有一种超越于现象世界的的追求，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的追求，也就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终极关怀，培养人的信仰和信念。
王：您是不是说，他的这两个层面互为表里。
钱：对。他把后一个层面叫作“世界观教育”。但他和我们这些年所提的“世界观教育”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从外部强加给人的，是强行灌输的。而他是主张从人的内心焕发出来的，是人通过自觉的学习，由怀疑而选择，最后确立起自己的世界观。
王：那蔡元培认为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世界观的教育?钱：他主张通过美育。他认为美育是现象世界过渡到精神世界的一个桥梁。因为美是普遍的，是超脱于现实利益之上的。所以他提出五育并举，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世界观教育。1912年，他当教育总长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重新确定国民教育宗旨，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五育并举的方针。结果，“世界观教育”这一条当场就被否定了，而“美育”也只是作为中小学的课程，变成唱歌画画这种技艺性的课，被简单化了。
为什么蔡先生这样一个教育思想，特别是他的超现实的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不被大多数教育者接受?为什么他的理想在中国没得到实现?我们排除政治的原因不谈。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原因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主流。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经世致用，强调实用性，功利性，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中国人往往缺乏想象力，缺乏抽象的形而上的思维，缺乏终极关怀。这就注定了中国人只能接受蔡先生教育思想中那些现实的部分，而不能接受超功利的美育，更不能接受形而上的世界观教育。因此，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被阉割了。
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段历史也给后来的中国教育埋下隐患?钱：是这样。我们这些年所贯彻的教育，就是被拦腰砍断的教育，是片面的，残缺的，丧失终极目标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从根本上还没有摆脱传统的专制教育的影子。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认清我们当前教育中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所批评的应试教育。实际上，应试教育的本质就是实利性教育，就是急功近利，不注重对人的终级关怀的培养。
王：我觉得您切中了要害。按照您刚才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阐述，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培养人的“世界观”，培养精神上充分发展的有理想有信念的人。
钱：对。我非常赞赏巴金的一段话：“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我觉得巴金这段话说得非常朴素，也非常深刻。实际上，我们语文教育的目的、还有整个教育的目的、包括现代化的目的也一样，就是使人变得更美好。
王：您这样说，从理念上把这个问题彻底加以澄清了。接下去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入比较具体的问题的讨论了，比如中学语文教育的问题。
钱：中学语文教育有它工具性的一面，但我今天暂时不谈这一面。我主要想谈它的文学性的一面。我认为中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这是人的一种本能。我们文学教育就应该唤起人的这样一种想象力，一种探索的热情，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
王：您的话很耐人寻味。您在青少年时代一定有很深切的体验吧。
钱：应该说，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体验。我回想起来，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大，至今还成为我做人的基本信念的是一篇童话，就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这篇童话所表现的对人的信念，对美好东西的信念，还有为了这个信念不惜献出一切的精神，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这其中就包涵着一种浪漫主义精神。我觉得这种影响对一个人非常重要，也是一个人“精神的底子”。
王：您这个“精神的底子”提法很有意味。您能说说它对您的影响吗?钱：我大学毕业后，说是分配，实际上是被流放到贵州的一个偏僻地区，在那儿呆了十八年。那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我虽然没被打成右派，但在文革中被整得很厉害。可为什么像一些朋友说我的，还能保存着一颗完整的心，就是一颗赤子之心。我解释说，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我有一个“精神的底子”。我们这一代人读中学时正好是共和国上升时期，是五零年到五六年，也是共和国的黄金时期。我当时读的是南京师范学院附中。这是第一流的学校。那时候学习非常自由。尤其语文课是绝对地提倡想象力和创造力。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个礼拜六我都和一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到南京的玄武湖去划船。我们把船划到荷叶深处，我在那儿编童话故事，他在那儿画画。我那时候上课经常给老师提意见。记得有一次老师讲茅盾的《春蚕》，分析里边有一个叫荷花的女人。老师说她是个放荡的女人。我说不对，认为是个解放了的女性。老师在上面讲，我就在下面写自己的分析文章。下课就交给老师。老师非常高兴。作文也是这样。那时教鲁迅的《药》，老师就跟我说，夏瑜的形象在小说中是暗写，你把他改成明写，题目就叫《夏瑜之死》。我就花了两个星期到处去收集材料。这是我第一次写小说。
王：您那时的功课一定很好吧?钱：我的功课非常好。语文数学都好。我当时还在学校做过一次学习经验介绍。我说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把每一堂课都看作一次精神的探险。每次上课之前，我都怀着一种期待的心情，期待着这堂课老师会给我一些新的、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当时的老师水平都比较高，他们基本上都能满足我的要求。假如这位老师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就很不高兴，我就不听，就做自己的事。我当时是非常自觉地去寻求这种精神的满足。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说：“我曾经有过一个自由的、做梦的时代……”我非常感激我的学校，我的中学老师们能给我这样一个时代。它为我打下了一个“精神的底子”，使我能够经受住后来那么多的磨难，就像《红灯记》里李玉和说的：“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我很赞成别林斯基的一段话。他说，人在精神的幼年时期，不过是美好的灵魂，但那远不是实际的具体的人。在我看来，中小学时期就是人的幼年时期。如果他有一个理想和信念，尽管他长大后会看到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他会因此而分裂，会痛苦和怀疑，但他绝对不会陷入虚无主义，因为他有一个“精神的底子”。他会在痛苦的思考和怀疑之后，从原来那种幼稚的、不自觉的和谐，过渡到更高的自觉的和谐，最终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王：我觉得您道出了一个普遍的生活真谛。因为这也是每一个成熟的人生所走过的精神历程。
钱：而且，这就像一年四季一样，是不能颠倒的。春天是一个梦幻，他必须沉湎在梦幻里，尽管春天会过去。而我们现在颠倒了，让孩子过早地感受冬天的肃杀。所以我不赞成给孩子灌输太多的实际的东西，而应该鼓励他去梦想、空想。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语文教育应该给孩子以梦，给孩子一个“精神的底子”。这也是一个语文教师的责任。
王：您说得很对。我就发现今天这些孩子跟我十多年前教过的孩子很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梦”。我见过一所学校对学生做的一次调查，发现不少孩子的“爱好”是“吃”，吃麦当劳，肯德基。而理想是挣大钱，当大款。我看了挺寒心的。我不知道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是什么样的人。
钱：这种现象是很值得引起重视的，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没有完成它的基本任务。中学文学教育的第二个任务是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感，也就是培养学生欣赏语言的美的能力，和对语言的驾驭能力。这也是蔡元培所提倡的“美育”的一部分，是对美的发现能力，是对人的心灵的一种训练。对。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文学教育要启发学生阅读的创造性，鼓励学生参与对作品的阐析。这也是文学作品的特点。因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内涵是多层次的、多义的、模糊的，甚至无法言传的，并且常读常新。我记得我当中学语文教师时，学校对讲课有一个要求，就是“讲深进透”。我对这话非常反感。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让学生理解那些他们能够理解的，或者说，允许学生有所懂有所不懂。不能要求学生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都开弄明白。这恰恰违背了文学作品的特点。而这样一来，反而把作品讲死了，所以这句话我最害怕。
王：再加上那种段落大意、主题思想的程式化的分析，把学生对文学的感觉完全破坏了。
钱：这跟那些教学参考资料和教学提示也很有关系。我认真地看过中学语文教参，当时大吃一惊。比如鲁迅作品，很多分析十分繁琐，观点也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鲁迅观”，包含着许多对鲁迅的神化、曲解和简单、机械、庸俗化的理解。实际上，近十多年来，研究鲁迅的学术界，已经对这些做过科学的清理，并且取得了一些新成果，而中学语文教学却仍然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观点，这是很让人吃惊的。这种情况也造成学生对鲁迅的普遍的隔膜和误解。还有课文中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名著的一些教学提示和指导材料，也有类似的情况，有许多内容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几十年“兴无灭资”的时代思潮影响下的某些观点。这些观点在学术界早已受到质疑，而语文教学界仍然当作千真万确的定论灌输给学生，这是很可悲的。
王：我觉得长期以来有这么一个现象，语文教学界，或者称教育界，跟学术界十分隔膜，你研究你的，我讲我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我封闭非常厉害。因此也造成语文教学一潭死水的局面。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
钱：我觉得像今天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但也并不是说语文教学界必须亦步亦趋地“紧跟”学术界，这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教师至少应该了解与自己教学有关的学术界的新成果，并且从语文教学自身规律出发，创造性的消化、吸收这些成果，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以保持语文学科内容的先进性和时代性。这跟教学内容的一定的稳定性是相辅相成的。
王：要做到这样，看来至少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教师本身要有这种自觉意识，要主动地了解与本学科教学有关的新的学术成果；第二，教师本身要具备创造性地消化和吸收的能力；第三，要有一个宽松的教学环境，也就是说，要为教师提供一个发挥个人创造力想象力的空间。而最后一点是前提。
钱：对。否则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从大学里也看得出来。我现在经常给北大的大一学生上课。他们都是高中里的尖子。你跟他们谈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他们谈得头头是道。但是缺乏悟性，缺乏灵气。这就麻烦了。因为“灵气”就是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觉得这跟中学语文教学有关，是被那些僵死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语文教学给扼杀的恶果。还有，我给学生讲课，学生第一句话就问：“这篇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我说我最不愿意你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另外，学生中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阅读面太窄，快餐式的阅读太多，名著读得太少，就像一个营养不良的人。读的不是精品，而像鲁迅先生说的，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精神上充分发展的人的。我觉得中国教育面临着一个危机，就是我前面说的，教育的基本价值的失落。从北大就能看出来，北大的个性、创造力正在萎缩。我现在对中国的问题的悲观就在于教育。别的东西可以弥补，但人耽误了没法弥补。鲁迅先生当年就曾提出过，他把现代化的目的分为两个。一个是“立国”，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中国；还有一个就是“立人”，就是要保障每一个个体的精神自由。如果一个国家以丧失人的个性、丧失人的创造力来换取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究竟有多少意义?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进行教育改革，首先要回到原点上来，回到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上，把我们过去丢掉的东西捡回来，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出路。其次，如果从操作的层面上着手，首先应该取消全国统考，让各所大学独立招生，这样，就能打破目前这种僵死的局面，使整个教学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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