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于2002-12-12发布 累计浏览1647次

我很荣幸能来给大家演讲，我希望我的演讲与随后所进行的现场问答能让大家有所收益。我的演讲中有一些观点会与最近的一本书《性格与个性：从文学和历史角度来看社会的构成》中的一些观点相似。这本书是由莫顿·堪普顿主编的，书中选编了8篇关于社会和家庭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我写的《家庭对自我塑造的影响》（从277页到310页）。现在我将以一个社会学学者的身份讨论以下几个问题：1）现代（西方）家庭的演变 2）造成这种演变的原因 3）这种变化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近代社会家庭和婚姻的演变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的家庭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是每一个高中生都能背下来的一个历史事实。所有关于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学教科书中都讨论了最近两百年内家庭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包括1）核心化，2）家庭在经济、宗教等方面丧失原有的作用， 3）世俗化4）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工业革命前的家庭模式还主要是扩展式的大家庭，而近代社会的家庭模式则逐渐核心化。婚姻制度，工业革命前主要是从一而终的制度；而工业革命后，进入现代社会，离婚率不断上升，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婚姻模式可以被称为一系列的多配偶婚姻。换句话说，婚姻已经成了一种暂时的协定或合约，或许时间可以维持很久；或许儿女出生后，父母就会离异，另寻新欢。然而，大多数情况下，离婚是在还没有子女的情况下就已经发生了。无论婚姻能维持多久，反正人们不再认为它是终生的约定了。 现代社会家庭和婚姻的演变现代社会延续了近代社会对婚姻和家庭概念的理解，而家庭与婚姻的变化则更加明显。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得到证实。这时的社会强调工业主义。而工业主义则强调时间的重要性。时间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变得越来越尖锐。社会学家们注意到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人更容易受到时间问题的困扰。资金和工作的需要逐渐在人们生活中占据首要地位。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休闲、满足精神生活、家庭开销等都需要他们。从文化上说，西方的男士变得过于个人主义，满足个人的需求成了他们一生的追求。在这个时期，家庭的规模越来越小，单身最后成为常规模式。让我们来看一下婚姻的状况吧。未婚生育盛行一时。然而让我们更进一步地来看清事实，未婚家长几乎无可避免地意味着未婚母亲。布兰肯洪的《没有父亲的美国社会：直面社会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95）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书中事实很明显：30年前美国社会中没有亲生父亲而非法出生的情况很少，只有在黑人社区中才比较多见，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莫伊那汗(1965)是第一个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提出警告的。他拿黑人社区的情况与“母系社会”中的情况作比，说明了这种反常的社会状态发展的速度惊人。然而，他的报告却被人认为带着种族偏见。今天，白色人种的父母的结婚率与20年前黑人的结婚率趋同。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的儿童出生在父母都有的家庭，其他人种的情况现在跟当时黑人社区的情况差不多，只是这种情况发生在20年后的今天。以这种速度发展下去的话，在一个世纪内，美国所有儿童都将出生在没有婚姻的家庭。近代社会的因素工业革命后，家庭核心化的原因部分是由于社会传统造成的。这方面的因素可以用这样概括为下面几点：1）经济和技术的因素 2）人口的变化 3）文化的变迁 4）社会与行为因素1） 技术和经济的因素中四个方面尤为重要a)在农业社会，工作场所是家中和农场。工业化开始后，工厂兴起，需要人们走出家门去参加工作。这就使得家庭生活与工作/经济生活分离。朝九晚五的生活模式成了家庭生活的主要模式。b) 医学的发展给世人提供各种途径来对付死亡，降低出生率。c)现代社会的高科技使西方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成了西方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d) 在这样一个新社会里，时间跟金钱一样成了一种稀有商品。一个家庭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就要靠家庭主妇的经营，也需要妻子的第二分收入，另外还有赖于未成年子女的花销。2）两个人口统计方面的原因看似无足轻重——但其中，一个原因是世界各国普遍需要面对的问题，而另一个则更为严重。a)人口变化是刚才提到的医学发展的结果：西方社会的成年人和婴儿的死亡率都急剧下降，而人的寿命被延长至80岁，几乎延长了一倍。而与此同时，或许稍微晚一些，出生率下降的更快，乃至有一个时期，人口数量出现了零增长。出生率下降更快的几个国家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换句话说，许多西方国家从一个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的国家转变为低出生率与低死亡率并存的国家。b)一些西方国家同时也面临着人口过多的问题，同时公共资源趋于紧张。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其实我刚才已经提到，是由于人均寿命延长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受到西方福利的吸引，大量异国人移民西方。例如，荷兰的人口密度一度达到一平方英里1200人，大概比美国的人口密度高15倍，是中国的人口密度的4倍。3）由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构成的文化方面的因素开始从无到有地影响人们的内在心理以及思想。至少有四种价值观对家庭的发展方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多数的价值观我们其实都有所了解。他们大多是刚才我们所讨论的经济技术或人口统计变化的结果，并反映出这些方面的变化。a)工业革命及其余波使社会出现了上班族，使时间成为了商品。而这些现象几乎和工业革命的发生是同时进行的。工作被理性化与量化。计算精确、效率、产品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也成了衡量人们行为的标准。西方人变成了理性的人。b)与此相关的是，西方人变成了经济的人。最近马格里斯（1998）有一篇精彩的专题报道，其中描述了人类自我的类型，包括各种自我类型：宏观的自我，微观的自我，作为国民的自我，进行交换的自我，所谓的自我等。在20世纪，进行交换的自我超越了其他所有的自我，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商品化，售出我们的服务，时间，技术，甚至是自我。把所有相互间的关系都变成了一种交易。c)与其他核心文化的特征相类似的还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社会评论家们普遍地经常会谈论到这个问题，以至于这个问题几乎成了一种老生常谈。然而，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在众多社会评论家中俄罗斯社会学家p. 索罗金是最引人注目的，他曾在哈佛和明尼苏达州大学工作过。他的“可感知的”文化的含义是：实用主义的常见含义已经发生变化。实用主义是一个综合哲学概念。在这个完全现代化的社会，科学也使社会的各方面简化了，现代化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内涵在四百年前就有了。在那个理性的年代，这个词的本质是它的现代性。那些最受欢迎的作家以及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关于这个词的核心思想都是：现代性强调的是理性、工业主义、实用主义、资本主义、科学的技术性，而忽视了思想性、直觉性、非实用性、情感性。d)近代经济与人口变化的情况使得以下情况同时发生。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的概念逐渐消亡，代之以新的价值观：反对生育。例如，子女的价值被贬低。事实上，这代表着对生活本身意义的置疑。当然也代表对生命彼岸的置疑。出生率的控制――包括对堕胎的控制――使得我们本来就没有多注重的子女更比我们的祖宗“掉价”了。而对于生命的彼岸，近现代社会对安乐死抱着更宽容的态度。荷兰把安乐死合法化并不是偶然。因为荷兰本身就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而照顾正在老化的人群需要很大的社会成本。4）最后，让我提一提四个破坏家庭的传统意义的社会行为因素：a)社会学家区别基础群体与第二群体间的基本特征是：前者是更小，更亲近，相互间更有影响的群体，例如工业革命前的社会家庭；后者是规模更大，人数更多的理性化组织，可以以现代社会种的企业和政府为例。现代化从根本意义上说是指社会的逐渐理性化，第二群体逐渐代替第一群体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计划经济的现代社会与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社会并无区别。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现代社会都是由第二种社会群体和关系占主要地位。两种社会都将产生这种现象：反对鼓励生育的观念，社会生育率很低，而离婚率却很高，堕胎率惊人，家庭关系薄弱。b)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有这样一种趋势：希望把私人问题转变成公众问题。不正常的言行，人际关系，家庭生活以及其他领域的本属于个人范围的生活与关系变成了社会与政府关注的问题。可以在“家庭战争”这篇论文中得到一些启发。家庭战争已成了社会和个人双方都关注的焦点。c)刚才已间接地提到了这第三个造成家庭概念弱化的行为因素：这来自于个人主义的加剧。现代人的行为更趋于个人化而不再是以一个群体为中心。d)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统计学技术提高，实用主义/享乐主义价值体系的出现，性行为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性的行为而更是一种娱乐性的行为。现代社会的因素我把现代社会家庭变化的成因还是划归入以下四个方面：1）经济和技术的因素 2）人口统计方面的变化 3）文化的变化 4）社会与行为因素1）经济和技术因素a）实质上的革命：从马歇尔·麦克卢汉到彼尔·盖茨，美国与其他的现代化社会已经从电子传播时代转变成数码信息时代：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都通过数码以飞快的速度增长，并被传给急速增长的人群。而人类社会的沟通方式也正在经历着质与量的全方位的变化。b）技术与经济的因素对工业社会的影响，早已超过了它只作为因素之一对这一历史阶段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们现在要求的机械类小玩意，物品和工艺品大大超过了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2）至于人口统计方面，在一些国家，如日本、意大利、德国还有其他几个北欧国家，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斯堪的纳维亚和大多数东欧国家的人口变化也是由同样的原因造成的。3）人们的值发生了以下几种转变：a）现代社会的文化和思想的精英把他们的注意力从过去“老套”的经济政治转至现在新式的“个人政治”：作为社会团体或组织的成员，政治经济概念开始淡化，社会主义――既包括那种面包加黄油的西方工会的理念也包括那种东方马克思主义――都开始衰弱。相反，社会运动追求的新的心理和文化目标，如争取同性恋不受歧视，争取政治语言不带歧视（如黑人用african american而不用black或negro）。妇女运动的目标与经济和文化相结合要求经济与思想的独立。现代主义的专家则在为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大唱赞歌，同时也庆祝“另类”的诞生。这里是说：有色人种，妇女，同性恋，以及所有那些追求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包括单身，无儿女，集体婚姻，未婚父母等。现代主义者开始对传统文化，资本主义，异性恋，一夫一妻的家庭进行解构，认为他们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有异性倾向并对妇女有压迫倾向的文化价值”。b）在工业化社会趋势仍然在继续的情况下，反对生育的人在人口统计上仍然起主导作用。然而，现在又有了新的变化，反对生育的人现在发起了保护环境的各种运动，指出人口过多给这个星球带来更多灾难。c）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现在采取新的形式，信仰新的宗教，参加各种保护环境的活动以及各种公共的社区活动。这里，或许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对精神和超然性的追求的热潮。4）在现代社会，社会行为方面最重要的转变是：工作和家庭在人们的生活中已变换了位置。人们发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家庭成了一个紧张的战场而工作反倒成了了父母逃离家庭，参与社会，与朋友或同事联络感情的好地方：工作――以前是一种生存的必要手段――现在变成了一种享受或者福利。坏的变成好的，否定的变成了肯定的。这不是四百年前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清教徒）资产阶级走上舞台相关联的工作理念的重复。最早的加尔文主义者是受虐狂，对他们来说，身体所经历的痛苦对他们是有好处的。现在，人们的观点不同了，虽然他们也对工作有肯定的态度，但是对工作的理解也不同于清教徒。新的态度喜欢工作地点是因为工作地点与家庭不同，能带给人们乐趣，轻松愉快的心情，可以帮助人们社交，解除压力。现代的女人完全自愿地接受这种概念。对她们来说，她们不需要去忍受工作，而是渴望工作――这是自由的标志，是个性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地方。工资是需要考虑的次要因素了。年轻的妈妈们都忍耐不住他们短期的产假（2至3个月），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办公室和她们的朋友中去。被婴儿和尿布牵制在家这个小小的鸟笼似的地方对她们来说是一种痛苦与折磨。这是集体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阶段和最后的胜利。相互间的合作已经赢得了上班族的完全信任，并且最后这些上班族对工作的热情完全超过了对家庭和其他私人领域的热情。康兹预示了这种态度。与我们中那些为家庭产生的各种变化而担心不已的人不同，她认为过去的那种家庭模式比现在的差多了。她研究的目的是要维护现在许多妇女所珍惜的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即不因经济需要而寻求在家庭之外。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当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人类除了重新定义它别无选择。l. 费斯汀格（1957）在很久前就已经解释：人们只有改变他们的行为或改变他们的态度。但是，当人们无法改变自身的行为时，他们就只好尽力去改变观点、态度或者语言或者行为准则，使一些不正常的行为正常化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它是这个自由社会用来对付那些它所无法控制的社会现实变化的策略――由于社会无法战胜它们，只能参与它们。实行实用主义的美国与荷兰，历史上很早就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事情。例如，他们仍然同意各种药物，娼妓等其他一些活动的合法化，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先被确定为“无害”的性质。现在迫切需要重新定义家庭这个概念，因为婚姻曾经是组织非血缘关系家庭的唯一途径。那些很想来重新定义家庭意义的人首先都提倡重新定义婚姻，通过这种途径来完成他们的政治目标，例如：如果两个同性的人可以结婚，那他们也就可以组织一个家庭；与此相似类似的，如果十几个具有手足之情的兄弟可以互相合法的结婚，那他们也可以组成一个家庭。然而，这种修正主义却并不是很成功，因为社会仍然坚持家庭生物学关系。人类不仅仅是社会的动物，更是自然的动物。功能主义社会学家们如默多克，帕森斯（1968）都曾经证明，家庭是一个无可取代的结构，因为它不光履行其社会责任，还履行着生物学功能。人类既是文化生物也是自然生物。那些空想主义的改革家们的错误在于忽视了后者，而认为人类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建立各自的组织或团体。但是，即使最具自由的社会学家——实用主义家都无法逃避评估当前他们自身也在经历的行为与文化变迁的责任。最基本的问题是，到底这种变化是好还是坏。事实上，乐观主义者很欢迎这种趋势。这里面包括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具有乐观主义的国家有冰岛，瑞典，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在很长时间内，与美国相比，非法出生率都更高，而结婚率更低。虽然我们并没有发现这有什么可怕的影响。另外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是d. 马克（1997），他写了“美国人还没有停止喜爱他们的孩子”，指出传统的家庭价值依然存在而且发展的很好。马克不同意荷齐斯切德（1997）的观点，也不同意我前面提到的工作与家庭已经互相调换了地位的观点。但他认为美国人现在的确正在逃离家庭生活的压力，而去享受社交生活以及办公室的放松气氛。另外一种乐观的声音来自于安德森最新编的关于家庭的集子（1997）。j. 波奈尔的文章证明，由于计算机革命以及民主化只是的普及，大众的家庭价值可能会重生。康兹(2001)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的论点是社会学家们所熟悉的“进步的”家庭。我们中那些认为现在的家庭生活正在恶化的人错在把过去的家庭生活理想化了，而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根据如康兹这类学者的研究结果：工业革命前的家庭生活，事实上更糟，相对于现代已经发展了很多的家庭来说，过去的家庭饱受了诸如堕胎，家庭暴力以及婚姻强暴等多种病态状况的摧残。毫无疑问的是：过去家长式的婚姻对它所有的成员都不好。问题争论的另一方是悲观主义者。那些认为这些现象是坏消息的人包括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家m. 卡普兰和自以为是先知先觉的人i. 克里斯托。卡普兰教授在他关于道德哲学的著作（1995；1995）中谈到了现在我们的文化已过多的注重了个人的自由选择而相对忽视了社会责任——这种态度深深地包含在j. s. 米尔的文章中。而这种态度又是造成现代美国家庭价值下降的主要的原因。然而，由于我自己也是悲观主义者之一，现在我就要来系统地列出现代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对家庭产生的负面影响：1)对儿童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经济方面的。当一个家庭中缺少了挣面包养活家庭的男劳力，单身妈妈和她的孩子就经常沦落到最贫困的生活中。更普遍的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家长的时间精力，资源比起两个家长的总是有限的，尤其在孩子社会化的任务上。大量经验数据证明，犯罪，心理失调，精神和情绪不正常等其他病态出现在离婚家庭或单亲家庭中子女的身上的机率要远远超过出现在那些双亲家庭的子女身上的机率。.社会学家们已经区分了基本社会化与第二社会化。第二社会化的意思与学习的意思大致相同。一个成人可能参加的学校、工作和各种组织中，他或她都可以学到具体的知识和技术。这是一个认识力提高的过程。基本社会化是另外一回事，其中包括人的情感。康来在1982年首次探讨了构成自我的关键因素。自我发展不仅意味着认知器官的形成与发展，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感情世界的形成与发展。所以，个人自我发展完全是在一个家庭之内的既包括认识的层面也包括感情的层面，既包括肯定方面也包括否定方面。所以，家庭既是个人精神和情感正常发展的家园，也是精神和情感可能恶化的祸源。因此，我们完全能理解出生在单亲家庭或缺少父母关爱的家庭的子女不正常机率要高得多。这里不正常指的是：在自我发展时出现犯罪、被忽视、虐待、缺乏教育、孤独、生理和心理的不正常、自杀、贫穷、发育不良等情况。我们的社会在对待婚姻、家庭和儿童时具有“精神分裂”的倾向：一方面，“发展主义者”对任何一个“拨回历史的时钟”回到一个更注重少年儿童成长的价值体系的建议、努力或其他的工作都皱眉头，但又同意降低离婚率。这个价值体系努力恢复父爱、母爱，更希望人们献身于家庭。另一方面，热心的媒体、大学等都坚持要扩展社会服务，以达到“互相帮助”的目标，来遏制少年犯的增加。总之，我们这个社会只不过是动动嘴皮子就算给那些处于困境的年轻人提供了帮助了，甚至，这个社会还假装极力渴望“拯救儿童”。然而事实上，大多数成年人并不是很喜欢孩子，并不停地推卸自己作为父母的责任，而把他们推向第二社会组织，如：照顾儿童的组织或者孤儿院，或养育院，直至最后把他们送入监狱。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学家早已从各个角度证明了这一点。例如：stanton（2001）回顾了j. 沃勒斯坦的著名的开创性的著作，她表明了离婚对儿童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压力、人际关系、表现差、健康状况下降、吸毒等问题。她的工作受到了很多攻击，认为她在政治上她不对，然而斯坦顿却说明她的数据都是有根据的，那些诋毁者都是错误的。2）对母亲的影响：未婚妈妈一般经济状况都比较差，离婚对她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即使她们拿到了合理的赡养费或者社会救济金，情况也还是很糟。另外，这些离婚的妈妈或未婚妈妈的身体和健康状况都比那些处于婚姻状态的妈妈们明显要差。其他方面如福利等情况也是如此。另外，她们更可能犯罪、吸毒、酗酒、自杀、心理不正常。最近的经验数据可以在维特的《婚姻状况》中找到。3）对父亲的影响：未婚男子的情况也总是比已婚的差很多。所有的健康福利检查数据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没有婚姻伴侣，缺少家庭带来的动力、鼓励、指导，不知人生的目标和意义所在，男人们都成了流浪者。他们对生活的期望下降，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也都下降。收入更低、酒喝的更多、吸更多毒、犯罪更多，自杀的可能性更大，他们更不幸福。总的来说，家庭的破裂造成了三类牺牲者：儿童、母亲、父亲。单身母亲彻底坠入贫困的深渊。福利恶化，用微薄的收入勉强满足各方面的需求，艰难地把孩子拉扯大。由单亲抚养的儿童还经常受大人牵连，受其虐待，被忽视，或者成了社会病态的牺牲者。最后，单身男子表现也极差：并没有充分享受到他的自由，或增加购买力，他一直在流浪，身体健康状况下降，成就也减少，成功的可能性降低。但是，我们不能光从这些实用方面来看待传统的核心式家庭破裂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也应该发现：本来存在于男人、女人、儿童之间相互受益的关系变化了。当这核心家庭遭到破坏的时候，这三组人成了具有对立的政治意义的群体了。难道我们希望将来生活在一个男人，女人，儿童互相敌视的社会吗？4）对社会的影响：家庭的破裂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我要从三方面来谈：a）大众社会的兴起 b）因对付各种变化的对策引起的“奶妈式”社会状态 c）谦恭有礼的态度的消失a）作为典型的基本群体，家庭是唯一处于社会与个人之间，宏观与微观之间，第二社会化与基础社会化之间，公众与私人，国家与国民，制度习俗与感情理智间的中间组织。从de tocqueville（1945）到kornhauser(1959)的社会科学家都曾讨论过上文所提到的相互关系。de tocqueville注意到，美国的民主力量在于美国的有力的中间层的生活，也就是指许多美国人所属的，无数个自愿组织和基本组织（美国人可称得上是一个“参与者”的国家）的生活。这个法国观察家曾在他19世纪前半叶的作品中预示到了这一点。在那个时候，具有欧威尔风格的20世纪大众群体社会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还很远。由大众媒体和传播支持的独裁——所有这些都在拉拢大众的选票的举动以及对个人的自治权的腐化都需要物质化。但de tocqueville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社会与个人之间一个中间结构作为缓冲器。对这中层机构的衰弱造成了这个大众社会。这种社会必然造成两极化，一极是：不断互相疏远的大众个体，而另一极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在这个大众社会，个人直接效忠于他们自己与国家——没有中间环节。大众很容易被国家主义和战争扫到一边。中间没有任何环节使国家对个体的特权有所削弱。整个历史过程中，家庭一直是把不同的个人连接起来的最重要和最基础的唯一的组织，最终可以阻止个人之间越来越疏远，也可以阻止群体生活的大众化。这两种趋势在20世纪都已经很明显了：一方面，存在完全的中央集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国民们却成了机器人似的自动化，一切惟命是从，似乎被洗过脑似的，只是他或她在组织里各种角色的总和。这种完全的角色扮演是一种社会病态，这种社会病态不会表现出真实的自我。个人只是一个角色扮演者，他总是做别人想要他做的事。他是公司完美的职工，似乎是著名的纳粹党的刽子手——单纯地服从命令，只是做他的工作，没有一种核心的指导思想在对他的行为进行自我指导。他是完全被动的自我而没有主动的自我，就像一个洋葱，外面各层的皮被剥掉以后，也不会有一个核心的自我出现。另一极端是完全个人主义与无政府状态的可能。这里人们被他们自己的本能驱使着，他们是一种心理病态。这种心理病态也缺乏真正的自我。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说，这个“我”处于统治地位，但却缺乏自我控制，而自我控制是他人普遍关心的关键。这两种极端都有可能同时发生。这也是其他那些观察到家庭正在消亡的学者的担心。家庭开始消亡，两件事情将会发生：第一是，“奶妈国家”将代替家庭，即以前由家庭履行的职责现在越来越多地由国家来充当当地奶妈了；第二，个体逐渐受享乐主义的驱使。而这种社会是索罗金的可感知社会的特点之一。正如伯吉斯在他的精彩之作《家庭之战》（1984）中注意到，冲突发生在公众与私人之间。在20世纪，前者原先处于边界，现在却越来越深入地和严重地侵犯了后者。同时，国家的兴趣正是要削弱那强大的，充满爱的，单调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例如：婚姻关系。奥威尔的w. 史密斯所翻的赫克斯利的《勇敢新世界》（1932）里也写道：大众现在被“命令”去参加周期性的放纵活动甚至吸毒。麦克斯（1962；1964）强调：在大众社会，两性关系受到压抑。福括德(1978)也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扮演两性的角色同样受到压抑，从而推导出与其他作者一致的结论：现代国家为了要增加对国民的控制，它就必须取消这深刻的强大的长久的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爱）以及基于爱的组织——家庭。它要把两性关系转变为对它自己无害的娱乐性质的活动或者一种商品。它在公立学校里开展“性教育”、“发放安全套”的活动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所以，是家庭，而不是其他组织成为社会通往极权化、独裁道路上的绊脚石，也正是因为家庭，我们大多数的国民还没有变得心理病态或者社会病态，我们才能发展出了健康的自我。b）为了对付这种社会状况而采取的“治疗”手段所引起的奶妈式的社会的兴起：后现代主义者在对付家庭的战争时采取的立场很简单：现状还将继续发展。而大多数这种现状都被中产阶级的家庭物化了。通俗的说，传统的终身的单调的一对异性自己已经养育了他们自己的后代要铲除中产阶级家庭的原因是，它压迫妇女与儿童，也就是说它是家长式的。除了选择建立家庭，人们还有其他的选择，而政府就对此表示接受并鼓励。这些选择包括离婚，母亲出去工作，不生儿女，单身，单亲（这其实直接就意味着单身母亲），未婚母亲，堕胎，收养，同性恋的婚姻，以及其他各种一夫一妻制形式。这些多种生活方式以自由选择与多样化的名义到处存在。解决的办法在哪里？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奶妈式的社会，社会成了一个代替的父亲。那么，有各方面的力量都要来对付中产阶级。第一个竞争对手包括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这些学者把所有的传统理论都放到男人女人，同性异性，家长儿童，精神正常与不正常的环境中来描写。第二方面的人是那些社会工作者，家庭顾问，性顾问，以及学校顾问等公共部门的雇员。他们也包括现在的青少年犯罪的判决系统，例如一群家庭管理人等。这些人愿意夸张家庭的病态现象。他们夸大家庭的无能，认为自己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在他们看到问题的第一眼时，他们就想要代替人家天生的父母，他们迫切地想要插手。这种“慈祥的杀手”的插入最有可能发生在低收入水平的家庭中。而这些低水平收入的家庭是最没有能力来抵抗这种侵犯的。最后一方面的人是现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众媒体。他们从来不放过可以把家庭的灾难写出来的机会。新闻中充斥着家庭暴力，配偶间互相的侮辱，虐待儿童，对儿童的性骚扰甚至强暴等事件。虽然公众对这些事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我们却不能说，这类事情发生的比以前多得多了。我们可以肯定，事实上，现在比五十年前的杀人放火等现象要少得多了。可是，现在传统的私人家庭遭受到更多的骚扰，被人看到的负面现象远远多于正面现象。所以在家庭中，人们只能看到妇女儿童受到虐待，暴力冲突时刻发生。而事实的另一面却被淹没了。而政府也装模作样地给出各种解决方案，只是为了横加干涉。这种打着救援的幌子掩饰自己真正目的的做法就像是不负责的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你到医院看病，医生给你开了药方，他却不晓得你对某种药过敏，结果可想而知。类似地，许多社会的干预并没有解决问题，相反造成更多的问题。这种政府或社会的干预对社会带来的危害到了何种程度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从社会学家福括德开始就注意到现代社会对私人的行为例如性生活都给予了过多的关注。更要命的是，他们打着伪科学的幌子，不易让人识破。他们现在广泛采用医学的词汇，而不是道德词汇。给每一种现象都加上病态的标签。美国心理协会的“社会诊断结果手册”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些工作并不是真正的发觉到社会的疾病，而是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疾病类型，给政府或社会可以干预民众生活提供了借口。欧文·克力思多尔的书有很多都涉及到政府或社会的这中行径。最近他有篇文章“福利社会的精神危机”也谈到了这点。在这篇文章里，他的观点很明确：现代福利社会并没有解决家庭危机问题，相反却是造成家庭问题的罪魁祸首。在书中，他写道：“50年前，人们都无法想象，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基本的机构居然有那么多的疾病。事实上，社会上的犯罪，犯法，毒品，离婚，性乱交都逐步对家庭侵蚀。社会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却把问题推给了家庭。”c)文明的堕落与丧失：个人自我的发展取决于他的社会化程度。个人觉醒的水平取决于个人自控的水平。个人自我发展的水平越高，他的道德水平也越高。s. 米尔格兰姆与哈佛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开创性的工作，首次把道德发展的水平划分成了6个等级。对权威的盲目遵从是第一级，而最高等级是主动的思考，不光只关心自己个人的利益，同时也对他人的利益表示关心。这位学者在书中用甘地等的例子来证明了他的理论。哈佛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强调了道德发展的阶段与年龄有很大的关系，换句话是说，小孩的道德水平要比成年人差。我们无法保证，一个人如果身体成熟就表示他的道德也达到了最高一级的水平。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化，那这个人的个性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根据科尔伯格的理论，美国高校学生的道德水平一般都在第三和第四级停滞不前，情况或许更糟。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汤姆·坎多博士 （原载：国际教育基金会；本文由麦明君 推荐）（完）
现代化对家庭的冲击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熊 鹏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生

20世纪以来，美国历经数次由泡沫引发的股灾，其中以1929和2000年的股灾为最大。1990年代泡沫带来的后果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正在美国发生的事情（见《股市泡沫的危害 —— 解读美国股市当前的危机》）。为更好地认识这次以及任何股市泡沫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这里我们重温1929年股灾后的大萧条。

1929年席卷整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危机危害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久，影响范围之广，政治干预之多，在当代史中绝无仅有。寻求对股市崩溃和大萧条原因的理解，直到现在还是西方学界，业界和政界辩论的焦点。甚至围绕大萧条成因的解释，形成了今天流派众多的宏观经济学。争论的焦点包括政府不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技术冲击，投机盛行，社会分配不公，道德沦丧等等，但有一点却是各家都认可的观点，即投资者非理性乐观的情绪是产生这场悲剧的原因之一。人们不禁要问，难道20年代的美国社会就没有认识到即将来临的大灾难吗？

飞扬的二十年代

二十年代同样被当时人称为“新时代”，财富和机会似乎向刚在一战中获胜的美国人敞开自己吝啬的大门。“人人都应该富裕”，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发表了他对新时代的看法。胡佛总统也认为，“我们正在取得对贫困战争决定性胜利的前夜，贫民窟即将从美国消失”。机会和富裕成为二十年代醒目的标志。美国股市在历经10年的大牛市后，20世纪前期美国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 费希尔在1929年10月22日的《纽约时报》头条表示，“我认为股票价格还很低”。可是，没过几天股市泡沫就开始破裂。

股市泡沫的培植、经济超速增长常常是技术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氛围等众多因素作用的结果。美国二十年代的经历完整地体现了这些因素的作用。图一是美国1920到1939年制造业指数的图示。1920年开始，美国制造业飞速发展了10年。1921年的指数水平为67，而1929年的该指数已经到了119点，制造业保持了超过6％的增长速度。1929年10月股市崩溃后，到1932年该指数仅有63点，比起1929年高峰时跌了47％。

就工业技术而言，一战当中和以后老的石油和钢铁工业得到长足发展，而新兴技术引发的汽车、电气和飞机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战争中发展的科学技术对民用经济的推动效果明显。如果我们用投资于新设备和新工厂的资本数量来衡量技术的加速发展和推广速度，我们发现1915年用于新设备和新工厂的投资约为6亿美元，而到了1918年，这一数字已到2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超过300％！新工厂的建设和新设备的投入使用，为制造业的加速发展打下了基础。福特汽车公司总裁——亨利·福特的话形象地表达了当时工业界对技术进步和资本扩张的自信，“美国人现在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任意款式，任意色彩的福特汽车”。

除了技术创新，科学管理的泰勒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例如，1914年到1927年间美国汽车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8%）、政府与大企业的密切关系、信用消费形成等因素都促进了整个20年代的经济腾飞，同时也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更加非理性、使股市泡沫继续膨胀。

提高了的劳动生产率使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有了大幅度上升，消费能力增强，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生产供应商采用更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采用更新的技术和更大范围的运用科学管理模式，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促进更高的消费。整个社会的生产 —— 消费形成了一个自我增强的循环机制。

整个社会对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趋之若骛，“炫耀性消费”成为时代潮流。当时人们追求的消费包括收音机、电影、新型电气（吸尘器，冰箱和洗衣机等）、汽车等等。对新汽车的追求永无止境，当福特在1928年宣布他将推出新的A型车时，数以百万的美国人对这种尚未谋面的汽车下了订单。“新时代”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且还深刻了改变了美国社会结构。

二十年代对经济前景的自信更集中体现在股票市场。在股市最狂热的1929年夏，美国封闭基金的价格远远超过其资产净值，比二战后封闭基金平均升水水平高出60％，这意味着资产的价格远远高于资产的价值。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即使存在作空机制，也不能完全抑制当时股票价格的上涨。在投机最盛行的1929年1月，当股票作空方借入股票时（这是作空交易运作的一部分），需为借入的股票支付18％的月利率，这意味着很难借到股票去作空，以致使作空机制无法抑制股市泡沫继续膨胀。

我们可以做个简单估算：道琼斯指数从1921年的75点到1929年顶峰时的370点，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3%。假设1921年是合理水平而且这些年的利率水平基本不变，如果370点在1929年也是合理水平的话，那么包括在道琼斯指数中的公司利润的增长速度应该约为每年33%，而且是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还极少出现！倒是半个世纪后1988年的日本，其GDP增长率如果按升值后的汇率计算的话高达36.5%，但那显然只是昙花一现 。

像任何一次金融危机一样，1929年的危机前同样是一片欣欣向荣。社会中涌动的暗流，像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社会信用受到破坏、上市公司行为扭曲，都被节节攀升的股市和对幸福未来的预期冲得无边无影。

苦难岁月

1929年股市崩溃引发了全世界长达10余年的经济衰退。图二是道琼斯指数从1921至1939年的水平。长达10年的大牛市把道指从70多点推到了360多点。在股市最高峰来临前曾经有个短暂的调整期。1929年3月的指数略低于2月指数水平。但是没有人相信股市会下跌。从图二可以看到，在股市最低谷的1932年，指数水平只有崩溃前的12％左右(试想一下，如果中国股市从2200点降到250点时会是一个什么状况)。直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该指数还在153点，只有崩溃前顶点的42%。从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共有300亿美元的财富消失，这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的开支。

然而，这一切还仅仅是开始。股灾中，摩根银行试图托市，政界、工业界、银行界的头面人物也纷纷出面表示对经济的信心，但这都稳定不了投资者恐慌的情绪。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在过去10年股市扩张中受到严重伤害，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内战边缘，20年代的美梦对美国人而言已经是昨日黄花。

我们可以从反映实质经济的四个指标：真实GNP增长率、失业率、国际贸易数量和软饮料的产量来看股市崩溃对美国实体经济的灾害性后果。图三显示了大萧条前后真实GNP增长率的变动情况。真实GNP增长率是客观反映一 国经济增长情况的指标。我们发现在1930年第四季度GNP增长率降幅最深：10.05%。

从1929年第四季到1933年第一季，连续出现了14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累计负增长为-68.56%。GNP指数在1933年第一季度达到低谷，仅为53.2，相当于1928年基准水平的50％，比20年代经济起飞时1921年的59点还低。这意味着美国经济至少倒退了10多年。

图四显示了大萧条前后失业率的变动情况。股市崩溃的1929年，失业率为2.5%，之后失业率迅速上升，到1933年达到创记录的25％，这意味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失业。整个30年代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到二战爆发的1939年，失业率仍然处于17％的高位。相比之下，二战后美国历史上失业率最高的经济危机中失业率是12％（1981～1982），这已经让很多美国人心有余悸了。

图四 大萧条前后美国失业率水平

1929年经济危机另一显著特色是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工业化国家。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加强了贸易保护的措施和手段，这进一步加剧了恶化了世界经济形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图五显示了大萧条后时间总贸易数量的变化趋势。我们清楚的看到1929年后世界贸易水平急遽下降，低谷时的1933年只有1929年世界贸易水平的1/3。

图五 大萧条前后世界贸易水平

经济危机对大萧条前新兴发展的行业造成致命的打击。这里我们选取了一个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的新兴行业――软饮料行业――作为分析对象，结果见图六。大萧条前，软饮料人均产量稳步增长，从1921年的人均41升上升到1929年的人均53.1升，上升了25％。经济危机对软饮料的生产和消费影响巨大，到1932年时，人均产量只有27.1升，仅有1929年水平的一半。这意味着该行业在1932年市场规模的急遽缩小，厂商，工人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

大萧条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业。失去工作不仅对个人造成了经济和精神痛苦，而且失业者的家庭也因此变得不稳定。大萧条中结婚率比正常年份下降了15％，而离婚率也降低了25％。历史学家发现离婚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夫妻双方不愿意承担分居后的住房费用。大萧条期间出生的新生儿长期缺乏营养和医疗护理；约有200～400万中学生中途辍学；大量的无家可归者栖身于铁道边简易的纸棚；许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杀；社会治安恶化。火药味最浓的事件是1932年的“向华盛顿进军”。两万多老兵由于没有拿到抚恤金，在华盛顿搭建起他们的“临时城市”，发誓除非政府拿出钱来，否则他们不会离开。惊恐的胡佛总统下令麦克阿瑟和艾森豪维尔率领军队驱散老兵，这是美国历史上一次非常不光荣的用武力对付和平请愿的事件。

结论

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溃和随后十年的经济萧条是整个20世纪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1920年代是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由于股市预期的财富增长速度大大超出了实质经济能支持的速度，社会又没有及时的纠错机制来制止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的进一步分离，泡沫的继续膨胀就不可避免。从1930年开始的大萧条对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让美国经济逐步摆脱衰退，而美国股市回到崩盘前的水平时，已经是1958年，也就是说，美国股市用了近30年时间“推倒重来”。大萧条的历史经验给新兴的中国股票市场和中国经济的启发和警示作用是非常深远的。不能人为地培植股市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