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中国不高兴》：真的很高兴！

有人问我《中国不高兴》是一本什么书，我说它就像去年底伊拉克记者扎伊迪向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布什扔出的那只鞋，不一样的是这次扔鞋的人不是个伊拉克人，被扔的也不是美国总统，而扔出去的也不再是一只鞋。

还有一个可以借来比喻，就是蔡铭超，《中国不高兴》选择现在这个时间上市发行，有点儿像蔡铭超这哥们儿再一次参加了佳士得的圆明园兽首拍卖，而且又被他拍中，而且他又是拒付拍款。

气得人家又一个倒仰。

不过，这次参与拍卖的人不是蔡铭超，拍卖的东西也不是圆明园的铜兽首，而被气得倒仰的也不再是法国人。

我觉得没有比我的这两个比喻更合适于这本《中国不高兴》，也没有比我的这两个比喻更适合于褒奖这本《中国不高兴》。

3月21日晚上，我人在长沙，当天在飞机上我一气读完了这本书，兴奋得不能自已，晚上抽时间给王小东打电话，电话一开始我就用"亲爱的小东大师"表示由衷的敬佩，读过这本书这一天从心里往外每个汗毛孔都透着舒服，不过电话那头的小东大师倒是显得满不在乎和成竹在胸的样子，我看比扔鞋之后的扎伊迪和拒拍之后的蔡铭超要从容了许多，对他和其它4位作者（宋晓军、黄纪苏、宋强、刘仰）而言，这本书固然是一次"扔鞋"和"拒拍"，但他们要面对的绝不是3年监禁和退出拍卖界，而将是鲜花的赞誉和版税的慰问。

尤希尤希，花姑娘大大的。

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一只鞋让你扔呢？

不过，基于著作写作的规律，我在书中又粗略地查了查，他们并没有涉及谈到扎伊迪的扔鞋和蔡铭超的拒付的文字，所以，估计这本书的创意产生于他们的行动之前，但缓慢的编辑过程和付梓发行流程让他们错过了"第一班火车"，好在站台上热烈的人群还没散去，被他们这么一扔，倒是骚动的人流越发多起来。

而且《中国不高兴》也解决了令扎伊迪和蔡铭超大为困惑的事，并给出了精致而准确的答案：

持剑经商。

但在我看来，所谓的"经商"倒未必是什么大事，中国人也不能天天指望着跟任何人都做生意，或者把任何事都做成一种生意，本人就不是一个好商人，因为有惨痛而讳言的从商历史可以佐证，但我未必就不是一个好的"别的人才"，比如说当强盗或海盗，我自认早生500年或者可以通过落草为王成为第二个李自成或者郑成功的，所以，在我这样的人而言，《中国不高兴》里所说的"持剑"才是真正令人兴奋和有用的东西，中国人持剑走世界，这似乎打破了从前许许多多的夙命式行为规范，但转寰想来，这两个字也一下子解决了无数对西方充满奴才意识的中国人的无数暗藏在心里的困惑--所以，我跟一个网站的编辑说，虽然这本书里充满了对"中国精英"的指责和怒骂，但其实看后心里更为高兴的可能正是这帮精英们，但凡做惯了奴才的人，听到别人鼓动他们可以不做奴才时，一开始都是要愤愤然斥责的：我们怎么可以不当（西方的）奴才？但用不了几天，他们自己也会想明白，毕竟可以不当奴才要比当奴才要好上一万倍。

所以，看到有人早我这么多时间张口对《中国不高兴》开骂，有人说它是民族主义的东西，也有人说是意淫之作，还有人说只不过是赚钱的工具，但我要告诉王小东先生和其它4位作者，不要着急，你们的书其实真正该看的就是这些骂你的人们，这本书的目的不就是想把一伙中国籍的西方奴才从精神枷锁中解救出来吗？

那些反映越是强烈的人，证明他们可能越有机会觉醒得更早。

说了半天，我也没说《中国不高兴》是一本什么书，这似乎太不合乎书评写作的规矩，所以还是要对内容做一点点介绍：

这是一本就着2008年发生在国际和国内的相关"小葱豆腐"，言说另一种中国精神--即中国人要敢于持剑经商行走世界的大道理的书，同时，也是一本把剑锋直接架在某些"中国精英"的脖子上吓得他们只会尿血的书--不过我不同意有人说这本书是把剑锋攮进这些"中国精英"的裤裆里，因为那些人的裤裆里必是空空如也，早就被阉割过了的。

比如朱雪勤们、吴嫁祥们、吴作来们、长评们、南周们、吴三桂们、毛于轼们，等等吧。

《中国不高兴》以自己的条理，将2008年以来，甚至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所有的"不高兴"一一诉来，得出的结论却是"中国怎样才能更高兴"，以下是我从中抽取的一些观点，可以与大家分享之：

宋晓军：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统计文化决定统治文化的时代，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大量出口企业的失业农民工，这些现实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大目标才能解决的，或者说有了大目标是解决成本最低的。这个大目标实际上就是两手准备，一是将依附、跟进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化为自主、创新为主的模式，二是为了防止人家用战争阻止这种转化，我们必须尽快发展可以强化军事实力的产业。

宋晓军：我在凤凰卫视做一个PK节目，内容是"中国到底要不要建造航空母舰"。结果这么一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完全变成了一场"文艺腔"的大比拼。一位有点名气的教授，根本不了解海军、航母、造船工程，上来就用历史"文艺腔"说，中国不能造航空母舰。当时我真是又气又好笑，突然感觉到，只要是被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腔"浸泡过的人，怎么都那么自以为是啊？中国社会在急速的现代化、工业化现实中，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学点新东西来面对呢？

王小东：未来解放军的任务绝对不是现在说的国土防卫，而是应该跟着中国的核心经济利益走，中国核心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解放军的力量就应该覆盖到什么地方。现在覆盖不到，是现在做得不好、不够，要努力改进。这样的观点，在十来年后终于成为了《解放军报》的评论员文章。从民间提出这样的思想到得到主流媒体的承认，用了大概十年的时间，所以还别太低估民间的智慧。

宋强：别一说要闹崩了就那么紧张。绝大多数闹崩了，在经验中是可以转圜的。不能转圜，到了不可收拾之境地，就值得那样害怕吗？我理解：害怕也是一种情感，《狮子王》上的老王回答儿子辛巴"你也会害怕吗？"说：我只有必要的时候才勇敢。当年诗人李亚伟跟我说：懂得害怕，其实是男人的品质。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张承志当年写到的：投降是一种战争规律。意思是说：军事上的投降，也是一种不失尊严的抉择。然而害怕和怯懦毕竟是两回事，指责"情感抉择"的人士，可能精于这一类知识的归纳，可是他们没有尊严，他们的词库里没有"必要的勇敢"。

刘仰：看看那些在各领域功成名就的亲美人士，他们自己哪个担心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有很多办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去上大学，甚至有美国人主动给他们办理，最后还拿着洋文凭回国，抢走了中国最赚钱的、最有权力的社会管理位置。看看那些投靠美国而先富起来的人，有谁担心自己看不起病？有谁担心自己买不起房子？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被亲美的买办们出卖了。

黄纪苏：中国的经济明明爬到了五楼六楼，可"上层建筑"还窝在地下室里，这是中国社会突出却不显眼的一个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产链中，中国现在相当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纳威尼斯，那是生产链最低端的卖儿卖女。真正高端的文化产品是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审美标准。

黄纪苏：中国要有大目标、大抱负，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调。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应该建立起这个自觉。个人的崛起要搭乘民族的崛起才事半功倍。个人跟民族的关系是风筝跟风的关系。如果民族的天风浩荡，风筝一下子就上去了。天风没有，您拽根小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只能跑出个相对二三级风来，风筝也就五六米高。所以对我们来说，就要立中华民族的大志，要对人类做更大贡献！

王小东：中国人必须在被孤立、遭敌视的环境中自强不息，谋取自己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等到我们练内功练强了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站起身来直接给予那些给我们添恶心的人以严厉惩罚。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原则：对于损害我们的人，没有力量就不回应，自己回去苦练内功，以期将来可以严厉惩罚他们；一旦有力量，就予以迎头痛击，叫他们痛到永远记住，而绝没有去奖励他们那些仅仅是某一次没有直接出手的同伙的道理。

而我也很欣赏一篇关于《中国不高兴》的评论中写到的另一句话：

《中国不高兴》可能会令西方不高兴，但真正不高兴的也许是"安逸"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做出的反应当然不是扇作者的耳光，他们或拒绝拿起此书，或绕着圈子反驳，然后继续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对此，《中国不高兴》的两位作者宋强和黄纪苏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本书就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要鞭策他们，刺激他们，唤醒他们。因为无论个人和国家都要有大抱负和大担当。否则，不只是西方人、中国人不高兴，整个人类都会不高兴。

对我个人而言，我看这本书的之所以更高兴，是王小东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大段引用了我去年写的一篇博客的内容（《朱力亚事件：中国媒体的集体性诲淫诲盗》），在206页，博客是关于一个叫朱力亚的中国女大学生如何"心甘情愿"地被一个叫马浪的外国人传染上艾滋病之后，又如何信誓旦旦把将自己的灵魂托付给这个魔鬼的，基至她可能已经做了魔鬼的同谋，在那件事里，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国的另外一些知名媒体，如《南方都市报》，都从中推波助澜，诲淫诲盗。

很荣幸这篇博客能成为"中国不高兴"的一个有力证据，其实，这篇博客的写作来源正是受到王小东的启发。

所以，对我而言，看了《中国不高兴》真的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