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真的总是不高兴

中国人真的总是不高兴
http://hanyu.iciba.com 2009年11月09日01:58 来源：巫昂
　　台湾一位叫做张复的作家在其关于抑郁症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到，中国人恐怕是世界上悲伤指数最高的民族，因为百年来的大多数时间处于挫败当中：对外战争失败、经济不景气，且一直比较贫穷。我也举个例子，中国人遇到一点点事情，以抱怨为先，家里头出了点事，比如上周没买便宜大米而这周大米涨价了，妻子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向丈夫抱怨：“我早跟你说，不要这样，你不听，看看，弄成这样了！”
　　跟很多中国同胞说话，都会不可避免地面对这种悲观论调：人生就是苦，痛苦的，悲痛的，惨淡的。我在北京时住的小区有个卖菜的阿姨，从别人店面里头分租了5平方米开始创业，做到现在，已经独自开了100多平方米的店。但是她还是不太高兴，每次都说菜的进价很高，挣不到什么钱。当然，诉苦是一种商业策略，我们这些居民因此不好意思跟她抱怨菜价越来越高，而菜色越来越像黄花菜。她的不高兴说明，事业成功不会让她变高兴；说自己不高兴，是一种表达习惯。
　　留意一下不难发现，无论在哪里，遇到结伴游玩的同胞，苦着脸的比咧开嘴大笑的多得多。旅游好像是被老板派出来出差，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常年待在家里，觉得有些对自己不够友好，但即便对自己友好了，也不知道怎么个乐法。所以，我们的表情肌里头，眉间肌老化得特别快，眼角的笑纹倒是要推迟很多年出现。北京人说的“傻乐”，其实是一种美德。
　　不高兴，还有一些副产品。一般来说，任何同胞，心里要是有个较为出格的计划，征询5个以上的朋友，5个半都是给予打击、反对，提醒他注意危险，结果连那人自己最后都觉得好荒谬。而那5个半，潜意识里头不希望身边的朋友有所行动，且若真的做了，只是扎堆继续抱怨现状了事。尼采说过：“我在潜意识里头希望亲人遭遇不幸。”最后尼采大师去了疯人院，在全家人当中第一个品尝了遭遇不幸的滋味。国人也大致如此，不乐观的人，往往也希望周围的人一起坠入愁云惨雾当中。
　　你是否不止一次因为某个熟人倒了霉窃喜呢？反正我自己有过这样的时候：多数熟人有所遭遇时，我都有难以控制的窃喜。基本思维过程如下：这事儿幸好没落我头上，看他以后还怎么狂得起来，因为他倒了霉，我无须付出任何努力，便很自然地在人群幸福排行榜上上升了一个位次。但是，人生真是难以预料，不久我也遭遇了不幸，我周边100公里，也随即响起了鞭炮声。
　　汤姆·汉克斯主演过一部叫做“救我”的电影，讲的是一位现代鲁滨孙的故事。一位老美，飞机失事后独自掉到荒岛上，待了4年。后来有幸重新回到文明社会的他对老朋友说，他以为他会老死在那个小岛上，跟一个破皮球相依为命。虽然挚爱他的妻子以为他死了，嫁给了别人，但这位被生存需要压榨出人类最乐观精神的哥们儿，依然扯起了生活的风帆。无须多么极端，只要把那些养成悲观习惯的人放在山里头两三天，让他们听听野兽叫，再淋两场雨，准保每个人回来都会对生活有新体会，会从一堆抱怨里头挑出很多句赞美来。
　　到美国之后，发现美国人在乐观主义上比咱强。举个例子，老美习惯了家里一台洗衣机，一台烘干机。我很喜欢看HGTV（家居频道），其中有一档专门讲美国人到外国城市买房的节目。有一期节目里讲，两个老美夫妻去西班牙巴塞罗那买房子，对当地人家里头只有洗衣机而无烘干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们问房屋中介：“难道你们就靠太阳来晒干衣服吗？”
　　看到这里，我并没有大笑，相反，我想到了，我们跟西班牙人一样，总是用太阳来晒衣服，晒得柔软蓬松。西班牙人还挺心安理得，而我们面对这场景，悲观主义的思维模式顿时会跑出来，开始抱怨自己没有一台美国式的烘干机，思前想后，觉得自己真是无能，没钱、穷、不够时尚、没品位、没创造力。然后延伸到种族问题：个子小、骨骼细、说话声音小。然后延伸到语言学习能力：英语发音不标准。一说到英语发音不标准，百分之百的中国人都会倍感自卑。很奇怪的是，在北京大咧咧生活的一些老外，汉语发音往往也不标准，但我们总会很有耐心地帮他们纠正。
　　总之，由一台破烘干机，拉出来一根很长的尾巴，迅速赠送给自个儿一堆具有否定意味的单词，以及终生不可自我饶恕的自卑感，伴随着一整天的长吁短叹，并把眉间肌拧成一组硬邦邦的天津十八街麻花。这才是我们不高兴的中国人，值得有反思精神的人另外写本书。  易中天：城市的“性别”
http://hanyu.iciba.com 2009年10月22日01:42 来源：《青年文摘》
　　城市像人。　　城市和人一样，也有“人格”、“性格”甚至“性别”。比方说，南方的城市便多半是“女性”的——杭州是大家闺秀，苏州是小家碧玉，南京是侯门诰命，上海(旧上海)是洋场少妇。　　北方的城市则大抵是“男性”的。比如北京是威严而慈祥的父亲，西安、兰州、太原、济南、洛阳、开封，不是“汉子”，便是“大哥”。的确，中国最男性化的城市只可能在北方，那是大蒜生紫皮，辣椒挂灯笼，高粱红了一地，苞谷黄了满山的地方；是朔风劲吹，红日高悬，城头旌旗猎猎，大道尘土飞扬的地方；是慷慨悲歌，壮士远行，哥哥走西口，好汉上梁山的地方；是强人落草，响马劫镖，枭雄逐鹿问鼎，豪侠比武论剑的地方；也是架起烧锅大块吃肉，粗瓷海碗大碗喝酒，不以成败论英雄，却以酒量论英雄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当然是男性的；这些地方的城市，当然也多半是男性的。　　这些城市中，“爷儿们”想必不少，而西安似乎算得上一个。　　西安：男人吼唱的秦腔　　有句话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西安，是“米脂的婆姨”还是“绥德的汉子”呢?恐怕还是汉子吧?的确，西安这座城市，是很难被看做婆姨的。秦俑、碑林、大雁塔，钟楼、鼓楼、大差市，都和女人没什么关系。
　　把西安看做“最男性化的城市”之一，除了它曾经是男权政治的象征外，在民间这边，也有三条理由：喝西凤，吃泡馍，吼秦腔。这是贾平凹总结出的“关中人的形象”，当然也是西安的风尚和习俗。西凤性烈，泡馍味重，最能表现男子汉的“吃风”。别的不说，光是盛泡馍的那只粗瓷大海碗，就能让南方人看得目瞪口呆，惊叹如果没有一只足够强大健壮的胃，怎么能容纳和消化那么多又那么硬朗的东西。　　如果说，能吃能喝，乃是北方人的共性，那么，吼唱秦腔，便是西安人和关中人的特征了。很少有什么地方，会对自己的地方戏像关中人对秦腔那样痴迷，也许只有河南人对豫剧的酷爱才能与之媲美。想想看吧!“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唱秦腔”，那是一种怎样恢弘的气势和场面，一点也不比世界杯足球赛逊色的。秦腔，就是关中人和西安人的足球。　　事实上，秦腔和足球一样，是很雄性的。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子阳刚之气。它实在是中国最男性化的剧种，就像越剧是最女性化的剧种一样。豫剧虽然也很硬朗(听听常香玉唱的“刘大哥说话理太偏”就知道)，但好歹是“唱”出来的。秦腔却是“吼”出来的。民谚有云：“面条像腰带，泡馍大碗卖，辣子也是一道菜，唱戏打鼓吼起来”，这最后一句说的便是秦腔。作家高亚平说得好：“秦腔的境界在于吼。”无论是谁唱秦腔，也无论是唱什么段子，以及在什么地方唱，“都要用生命的底音”。这声音经过阳光打磨，冷风揉搓，发自肺腑，磨烂喉咙，便有了一种“悲壮的肃杀的气势”(《秦腔》)。　　这种肃杀之气也是属于西安的。依照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西方属金，本多肃杀之气，何况又是一座有着青砖高墙的“废都”?的确，提起西安，我们已不大会想到新蒲细柳，曲江丽人，而多半会想到夕阳残照，汉家陵阙。往日的繁华早已了无陈迹，在我们这些外地人心目中，似乎只有“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才是西安的正宗形象。西安和北京一样，都是属于秋天的，但，眼望香山红叶，我们想到的是秋阳；抚摸古城青砖，我们想到的是秋风。历史上的西安，当然有过嘹亮的号角，有过慷慨激越的塞上曲、凉州词、燕歌行，也有过轻歌曼舞，霓裳羽衣，如今，听着那喇叭声咽，我们感到了世事的苍凉。　　然而，站在西安保存完好的城墙之下，看着那洞开的城门，巍峨的角楼，齐整的垛口，你仍然会感到一股豪雄之气从岁月的谷底升起，霎时间便沸腾了你的热血。　　杭州：女人构筑的天堂　　中国最女性化的城市当然是在江南水乡，其中最典型的似乎又是杭州。　　提起杭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女人，西施啦，白娘子啦，苏小小啦，冯小青啦。即便想到男人，这男人也是女人气的“小男人”，比如许仙。　　同样，提起杭州的景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人：平湖秋月是女人的含情脉脉；苏堤春晓是女人的妩媚动人；曲院风荷是女人的风姿绰约；柳浪闻莺是女人的娇声嗲气。“云山已作蛾眉浅，山下碧流清似眼”，这难道不是女人的形象?的确，杭州的花情柳意、山容水貌，无不透出女人味儿。难怪晚明才子袁中郎要说见到西湖，就像曹植在梦中见到洛神了。此外还有越剧，那个曾经只由女人来演的剧种，也不折不扣是女性化的。杭州，从风景到风俗，从风物到人物，都呈现出一种“东方女性美”。　　于是我们明白了，白娘子的故事为什么只会发生在杭州，而那个会让别的地方的男人觉得丢脸的“小男人”许仙，为什么不会让杭州人反感，反倒津津乐道。的确，杭州是天下女人的世界。女人在这里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原本就天经地义，用不着大惊小怪。相反，谁要是出来挡横，或者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他就会像法海那样，受到人们普遍的仇恨和诅咒。　　所以，这样的故事只可能在杭州，在那西施般美丽的西湖上演。不要说把它搬到燕赵平原、秦晋高原、哈萨克草原或闽粤码头根本就不可能，便是放在和杭州齐名的苏州，也不合适。苏州当然也有水，也有桥，然而却没有西湖，没有那“断桥”。苏州是水墨画，杭州才是仕女图。“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西湖，苏州山塘。”杭州西湖虽然没有武昌东湖那么大，好歹也要比苏州山塘和园林大气。所以苏州的女人有好心肠，杭州的女人却有好身手。一出“水漫金山”，让多少女性扬眉吐气！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国度里，有这样一座尊崇女人的杭州城，是应该拍案叫绝的。难怪鲁迅先生要对雷峰塔的倒掉大喊“活该”了。其实，即便是现在，谁要是和杭州的好女人过不去，我们也会对他不客气。　　这样的城市当然让人爱，尤其是让文人爱，所以历史上的文人几乎无不爱杭州。白居易诗云：“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欲将此意凭回棹，与报西湖风月知。”袁枚甚至刻了一方小印，谓“钱塘苏小是乡亲”，竟将杭州的“名女人”引为自豪。事实上一个由好女人打理的城市多半会像一个由好女人打理的家庭一样可人。至少是，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杭州的餐饮业是目前华东地区最好的，不知与这座城市的女性传统有没有关系?　　（易林摘自《中国文化报》，作者：易中天）
     
对一张纸币的简单研究
http://hanyu.iciba.com 2009年10月22日02:08 来源：《青年文摘》
　　什么时候，人类所谓博爱、同情心，也能普及和流通呢？　　它是十年前问世的纸币。　　它十年的阅历，十年的荣辱，十年的沧桑，比那从九死一生的战场上归来的老兵的经历还要惊险和复杂。　　它醒目的面值上定格和凝聚了多少目光？多少期待、多少贪婪、多少狂喜，重重叠叠堆积在这薄薄的纸上？　　上帝也该嫉妒了？比起上帝，它接受了太多的膜拜。在没有上帝的地方，它就是神；在有上帝的地方，它也是神。　　对财富和金钱的追逐，是比任何宗教狂热更持久的狂热。钱，是人类的另一个教主。　　它的暗纹里，藏着多少劳作的汗水，又藏着多少不劳而获的手纹？　　它从印钞厂里走出的那一刻，就失去了贞洁，从此开始了它的旅行，从一双手到另一双手，从一个命运到另一个命运，从一种病菌到另一种病菌。
　　乍一看是纸，再一看是钱，细一看是正在繁殖的病菌。　　它见过形形色色的人，贫穷的、富有的、劳作的、闲适的，但是所有人看见它都像看见了神。　　它见过形形色色的手，憔悴的、忧伤的、迟疑的、贪婪的、柔弱的、强暴的。所有的手都喜欢被它占据，与钱相握的时刻，是手最兴奋最幸福的时刻。　　它见过形形色色的场面，明朗的、晦暗的、污浊的、丑恶的、真挚的、虚伪的。在所有的场面里，钱几乎都是主角，即使躲在幕后，它仍然主持着前台的演出。　　它是人见人爱的宠物之一，绝不次于美女。国王爱它，小偷爱它，智者爱它，强盗爱它，君子爱它，小人爱它。　　它是最普及的信仰，尤其是信仰丧失以后，对它的追逐和崇拜，似乎就成了一种信仰。　　它是最普及的真理，愚昧无知的群氓和博学慎思的智者，都把接近和占有它视为人生大事。　　它对人性的洞察和熟谙，超过了哲人。从一双手到另一双手，短暂的逗留，它获悉了人的最隐秘的手感。从一双眼睛到另一双眼睛，匆忙的相遇，它捕捉到人的最微妙的神情。　　从一个户头到另一个户头，它明白了人的经济学乃是上帝也难以掌握的一门复杂的学问，而巧取豪夺，乃是人的一个最主要的发明，万能全知的上帝对此也十分无能和无知。　　它曾经从亿万富翁那庞大的数字的密林里路过，它感到自卑，它被膨胀的数字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它在数字的汪洋里险些淹死。　　它终于逃到岸上，在荒滩上，当它看到那些一无所有的乞丐的手、难民的手、劳动者的手，它想抱住那些受伤害被剥夺的穷苦的手大哭一场，与它们相依为命，在劳动中升值和增长，让它们获得平安和幸福。　　然而它身不由己，它总是被那些强有力的手掌握，很快，它又被注入到一大堆它不愿加入的数字中。　　它在流通。罪恶和贪婪，遗憾和不公，都在流通，病菌也在流通。　　什么时候，人类所谓博爱、同情心，也能普及和流通呢？　　我问纸币，它不回答。它急着要去市场流通……　　（王惠摘自《西安晚报》，作者：李汉荣）
王安石救了美国农民
http://hanyu.iciba.com 2009年11月13日03:34 来源：经理人世界
　　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到中国访问。令当时的中国媒体记者非常惊讶的是，这个美国佬居然与陪同他到处参观的学者和官员们大谈王安石，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对这位900多年前的中国政治家颇为向往，甚至想要寻访王安石的后代，详细了解他的事迹。
　　美国副总统为什么对王安石这么感兴趣呢？原来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之时，美国政府为了挽救国家经济，借鉴过王安石当年的改革措施。
　　1907年，曾经有一位名叫陈焕章的清朝翰林，被选派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学习。短短4年之内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写出了一部洋洋60万字的巨著——《孔门经济学》。这本书是中国人在西方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采用西方经济学框架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做出了精湛研究，获得了高度评价。
　　在书中，陈焕章详细谈到了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指出王安石青苗法的实质就是农业贷款，不但把农民从沉重的高利贷负担中解放出来，而且使他们能够在偶遇资金短缺时，不必中断农作，同时还可以起到平抑谷价、保护城市消费者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爆发的时候，陈焕章的著作再版。华莱士读过之后，对王安石变法的举措非常欣赏。华莱士认为，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与王安石时代的中国经济形势非常相似：一方面出现农产品过剩，一方面由于美国农业信贷系统本身为垄断集团所把持，一般农民无法取得贷款，土地被地主收回，生计日窘，只有通过政府向人民提供贷款，使农民们能够尽快找到生计，才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王安石的好办法，在古代专制王朝时期不能实现，但是在当代可以成为现实。
　　1930年，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时任农业部长的华莱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在美国建立常平仓（中国古代储粮备荒，平抑粮价的政府粮仓），一方面实施农业贷款，一方面收购多余物资和粮食食品，免费分发给城市人民，不但解决了救荒问题，还保证了粮食物资价格的稳定，为美国渡过经济大萧条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王安石拯救了饥饿的美国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