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担忧:从平民视角看中国人口的现状

中国的老龄化来得实在是有点过快，联合国的人口资料显示，从成年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5～10%）到老龄化社会，美国经历了69年，瑞典经历了85年，法国甚至经历了漫长的120年，而中国只用了短短18年的时间，就从“成人国”变成了“老人国”。

撰文· 编辑：艾绍强 摄影：梁永光

去年12月的一个深夜，我从梦中惊醒。

梦中我回到了老家，院子里没有一个人，窑洞的门栓挂着没有上锁，家里也没有一个人。锅碗瓢盆一切都在，但显然人都不在了。走出院子往村里一望，一片寂静，全村没有一个人，见此情景我跪倒在地嚎啕大哭：“妈啊、爸啊……我的亲人们你们都到哪里去了，我回来看你们来了……”就这样我一直哭醒。醒来之后，我长久地陷于悲恸之中，因为我以前曾经做过情景一样的梦，只是那次梦中我没有哭。

院子里空无一人，村里空无一人——我做了一个未来景象的梦。因为二三十年之后，梦中的情景将是真实的，想到此，我不由感到特别绝望无助与无边的孤寂。

我该回家与父母过一个团圆年了。在外奔波二十多年，虽然几乎每年都回去看望父母，但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回家和父母一起过年了。父母一天天老了，更何况家里还有已经九十多岁的老奶奶。

于是，当数以万计的人被大雪困在郴州以南的铁路沿线时，我从北京辗转西安，和妻儿一起回到了同样落了大雪的陕北老家。尽管北京的铁路已经通往我那盛产煤炭的故乡，但中间一段由于属于某个大集团的运煤专线，运客没有运煤来钱，所以我只能坐着几十年没变摸样的直板靠背硬座火车，从北京向南到西安再向北，绕了一个巨大的U形，劳累的同时，为中国铁路额外贡献了一笔钱。

每逢春节和五一、国庆长假，火车上总是人满为患，每次回家我都为自己能够买到一张坐票而庆幸不已，因为每次在我的身边总有许多人坐在过道里甚至一直站着。每当此时，我也会和别人一样报怨“中国的人实在太多了！”

中国的人实在是多，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中国的铁路也修得太少了，平均每人才5.5厘米，铁路一边嫌人多，一边却在大赚其钱的同时提供最差的服务。铁道部最新公布的2008年春运数字显示，今年一、二月的春运期间，中国铁路总共输送旅客将近2亿人，平均每个旅客的乘车距离在500公里以上，如果全部按照硬座的票价计算，平均每人50元，铁路一个春运的收入就在百亿以上，如果人少了，还会有那么多的收入吗？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人多造成铁路拥堵的同时，也为铁路贡献了巨额财富。

我们一家三口的回去，让父母高兴不已。平时只有父母亲和年迈的奶奶住着一院三孔窑洞，除了鸡鸣狗叫几乎没有什么声音，院子里显得很是冷清。窑洞是爷爷1958年修建的，虽然已经住了整整50年，门窗已显沧桑，但砖石垒砌的窑洞主体依然坚固，再住50年甚至150年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窑洞就是这样，只要有人住它就不会坏。但是，将来还有谁会住在这窑洞里呢？二爸一家有自家的新窑洞，三爸住在县城里，现在只有我的父母还住在这里，望着窑洞墙面上方爷爷手书的“自力更生”四个砖雕大字，我不禁又想起自己的梦，我当然不可能搬回这个院子住，也就二三十年之后，梦中的景象就会出现在这个院子里。

奶奶拉住我的手不放：“ 回来了多住几天……奶奶不缺钱，政府给发了600元的老年款（农村养老补助），还有310元的看病费（医疗补贴）……”母亲悄悄对我说：“老憨了，憨说憨道。”奶奶92岁，过春节就93岁，爷爷去世之后，奶奶的身体一直很好，有时住在二爸的新窑洞里，有时到县城的三爸家住，近几年走不了远路，就一直和我的父母住在一个院子里。

奶奶的生活有儿女照顾，没有任何问题。政府发放到农村的老年补助款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的，每月50元依老家的生活水平，一个老人也够花，一年310元的医疗补贴对奶奶来说也没有多少用，她除了偶尔感冒咳嗽很少有病，奶奶每次见我总是说：“说不准哪一天就死了，见一面是一面。”奶奶连饭都是自己做着吃，母亲对我说：“你奶奶还好，她没像村里其他的老人一样卧床不起。”

不善言辞的父亲自我们回家之后就一直忙个不停，也没有时间和我说几句话。明知道我们一家住不了多久，也吃不了多少，但父亲仍然宰了两只羊——他们喂养了一年就等我们回去才宰，又杀了一只大公鸡——他说家里喂的鸡好吃。看着父亲的忙碌，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还记得父亲拍着一个花花绿绿的小皮球泛着光泽在地上一蹦一跳——那是父亲给我买过的唯一玩具，父亲热得满头大汗但他是多么的高兴——转眼间儿子都比我那时大了，而父亲已经六十多岁步入老年了。

有了孩子以后，我才知道了父母养大我们兄妹五个是多么的不易——我现在都想不出那时母亲是如何每天给我们做出饭的

——在我上初中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生产队分的粮食到春天就吃完了，从春三、四月到秋八、九月的这几个月里，也不知母亲是如何变戏法般让我们每天有饭吃。现在我们兄妹都已经成家，父母也老了，作为唯一的儿子，我却不能经常陪伴在他们的身边。尽管父母现在身体健康，并且还种地养牲畜，生活没有大问题，但是当他们更老的时候，该如何为他们养老却是令我揪心的事情。

小时候奶奶给我讲她拖着3岁的父亲走亲戚的路上，听见枪声像炒豆子一样响，第二天就听说附近的一座小城被解放军打下来了。那是上世纪40年代末的故事。父亲和他的几个弟妹出生于二战之后的四五十年代，那个时代由于战争的结束，全世界迎来了一场生育高潮，由于战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的平均寿命普遍提高，婴幼儿死亡率下降，世界各国的人口都迅猛增长。和世界人民一起，中国的人口也在同步增长，1947年中国人口4.61亿，到了1950年中国5.52亿，当时全球人口25.2亿，中国占全球的21.9%。 (本文来源：华夏地理 作者：艾绍强)

我小时候，村里和我同龄以及大小一两岁的孩子有二三十个。我们那个小山村其实是一个祖宗四个儿子的后代，总共不到五十户人家，那个时候是家家有小孩。生我的那一年，全村一年居然诞生了15个婴儿，几乎每个院子里都有红帖子（家乡风俗，生了小孩的人家门口贴一四方小红纸帖，以告知众人并且注意有所忌讳）。我五六岁的时候，村里破天荒地有了一 个“育红班”，姓樊的二婶教我们认字识数，一群孩子夏天坐在一孔没有门窗的老窑洞里、冬天坐在二婶家的炕头，书声朗朗很是热闹，以致我很长时间都称二婶为“樊老师”。

那真是空前绝后。因为像我们那样的小山村，永远也不再会一年出生那么多的孩子，永远也不再会有“育红班”了。其实，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正是父亲他们那一代人的生育高峰，就在我出生的前一年，中国一年出生人口达到了空前也许是绝后的2959万。正是两次生育高峰，使得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人口总量一直以来保持世界第一。经过30年的增长，到1980年，中国人口达到9.87亿，当时全球人口44亿，中国占22.4%，与1950年的比例差不多，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是与全球人口的增长是同步的。

爷爷奶奶生育了三男三女6个孩子。从汉代一直到1953年前后，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一直在6.0左右，也就是说育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6个左右的孩子。但是，由于医疗卫生条件限制，人口的平均寿命不高，加上婴幼儿死亡率较高，中国人口从汉朝一直到隋朝，基本在6000万左右，到了明朝才上亿，清朝乾隆末年中国的人口达到空前的4亿，后来虽有波动，但基本保持在4亿上下。

大年三十晚上，吃过年夜饭之后，奶奶突然说：“我看见了，穿个红袄袄，坐在边上，真真的。”我问奶奶看见了什么，母亲连忙打断奶奶说：“不要瞎说！”我突然明白奶奶说的是什么了。民间传说，年三十晚上，众神都上天给玉皇大帝汇报工作并领受下一年的新任务，天、地、阴三界处于“神不管鬼、人鬼交混”的自由状态，祖宗先祖回家享用子孙的供奉，孤魂 野鬼也纷纷出来活动——奶奶说她看到的无非就是孤魂野鬼——其实我知道她是又想起了她早逝的二女儿——我的二姑了，但听她那么一说我不由一阵后背发冷。

由于前几日感冒，又突然觉冷，身体顿时不爽。说给母亲听，母亲说“摩挲摩挲”，我答应了。“摩挲”是老家一种类似巫术的家常“驱邪”活动，老人们代代相传，我小时候这个活动主要是奶奶做，后来母亲也会了。其实我并不相信这种活动能够治病，因为这多半是精神疗法，但我想再次在母亲的念念有辞声中体验那种久违的神秘感，而神秘感更主要是来自小时候在二妈家的感受，于是我任凭母亲拿着香烛黄纸在我的身上“摩挲”，在母亲的“摩挲”说词中沉沉入睡。

二妈和母亲同岁，但二妈一辈子生了十几个孩子。生了第一个女儿之后，后面连续几个男女婴儿都在生下不久即夭折。为了保住孩子，二妈和奶奶不管医巫，见神就拜、见人就求。于是，从最简单的“摩挲”到复杂的设坛跳神，二妈家巫婆神汉常年络绎不绝。终于，神汉保、巫婆护，二妈又一连生了四个女孩全活了下来。因为没有儿子，二妈几乎和全村的婆姨们吵过架骂过仗，全都是因为别人说她“没儿”，或者是她认为别人嘲笑她“没儿”了——没有儿子是二妈的一块心病，为了求儿，她依然求神拜佛设坛跳神，她家里经常是香烟缭绕神神秘秘。终于，二妈在将近四十岁时，连续生了两个儿子，为了两个儿子的成长，二妈求神拜佛更加勤快，又是请神汉拜巫婆，折腾了好几年，直到儿子顺利长大成人。有意思的是现在二妈既不烧香也不叩头——说她改信天主了。

有人研究说，中国人对男孩的喜好早在春秋时的《诗经》中就有表现，《诗经•斯干》里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说生下男孩，则睡高床、穿华裳、玩美玉；生下女孩，则睡地铺、穿粗布衣、玩瓦器。所以后世用“弄璋”来指代男孩，“弄瓦”来指代女孩，有“弄璋之喜”但很少说“弄瓦之喜”，于是便认为这是重男轻女的封建习俗。其实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对男孩的喜好更多是出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养老的需要，到现在农村也是这样，因为更多的男孩就意味着更多的产出和养老保障；而女子外嫁之后，其所负担的责任更多在于婆家，要更多地照料自己的小孩和公婆。因此，这不过是男女社会责任差别带来的区别对待，对男孩的喜好并不意味着对女孩的歧视；要知道，传统社会里对女孩可是有“千金”之称的。

独生子女将改变社会结构正月初一大清早，二爸的两个儿子就来给奶奶和我的父母亲拜年。他们叫我的父亲为“大大”，儿 子听了他们对我父亲的称谓感到奇怪，问我：“爸爸，大叔二叔他们为什么叫爷爷大大？”“因为爷爷是老大，大大就是伯伯的意思。”“那伯伯是什么意思？”“就是爸爸那一辈最大的，就是你叫比爸爸大的人。”“我怎么没有大大？”“爸爸就是你的大大。”“那你有二爸三爸，我怎么没有？”“爸爸没有弟弟。”7岁的儿子问题总是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一个接一个一环连一环，他有时故意这样不停地追问。到后来我有点不耐烦了，对他说：“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你还没有大舅二舅呢。”不料儿子随口又是一个为什么：“我为什么没有大舅二舅？”“你妈妈没有哥哥弟弟。完了吗？”儿子一听我这么说，自己大笑：“还没有完。”

儿子的问题虽然没有完，但他再没有追问，说实在，他的许多问题我是无法回答完满的。在家里我是老大，有四个妹妹而没有弟弟，所以在父系亲属谱上，儿子有“大姑、二姑”而没有“大大（伯伯）、二爸、三爸”，妻子家姐妹五个，没有男孩，所以在母系亲属谱上，儿子有“大姨、二姨”而没有“大舅、二舅”。

“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时是这样说的。到了1980年，“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响彻中国大地。1982年开始，中国普遍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二十多年过去了，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独生子女化所引发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最真切的体会是，独生子女形成的一个子辈（一孩）、两个父辈（父母）和四个祖辈（爷爷、奶奶，外爷、外婆）这种“四、二、一”家庭结构。由于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就形成了只有上下代际关系（父子、母子），而没有同代同辈的关系，亲情的传递也只有上下垂直的关爱，而缺乏平行的交互关怀。好在我的儿子还有表兄弟姐妹，他还知道“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称呼，但是到了他的下一代，如果继续是独生子女，不仅“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些称谓消失，而且“伯伯、叔叔、姑姑、姨姨”这些称谓也将成为历史，更不用说“二爸、三爸”之类词汇了。后代的父母会比我更难向他们的孩子解释这些词汇。

关于这些问题，北京大学社会系副教授李建新博士说：“家庭结构和亲属关系的急剧改变，必然会影响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广大。”其实不仅仅是对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家庭和血缘构成的社会伦常关系，是一个社会团结稳定的最基本因子，而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与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由家到国，家庭结构改变了，必然影响到国家的未来。其实对于词语中称谓的变化，一个西方的语言学家有其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可能并非只是一些词语丧失活力，语言上的这类变化（如亲属称谓的消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理解和解构，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

有一天，妻子告诉我儿子和院子里的小孩打架了，她没有去管：“让他自己知道不能像家里一样随便命令人。”原来儿子和小朋友一起玩时，命令一个比他大的小孩去干什么，结果人家不听他的命令，他就打，岂料人家比他大自己反倒吃亏了。吃了亏的儿子站在院子里不回家，妻子也有意不管，让他自己反省。对于儿子类似的行为，我觉得也是个问题，小时候他去姨姨家、姑姑家，和比他大的哥哥姐姐玩，人家都让着他；而到了小姨家和比他小数月的弟弟玩，两个独生子都以自我为中心，经常互不相让，玩一会就打架。好在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也渐渐开始懂得互相谦让，但从小家里单独成长养成的“唯我”习惯，难免在他们的性格中留下痕迹，在社会交往中不由暴露，正像儿子和小朋友打架一样，当他们长大以后那些痕迹一旦体现，必然受到挫折。

想到儿子成长的问题，我不止一次考虑我们要不要生第二胎。且不管国家政策允许与否，对于我们来说，真要下这个决心也是很难的，妻子首先问我的问题就是：“你有足够的钱养活第二个吗？”如果仅仅满足饱暖，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现代都市里生活，给自己的孩子仅仅满足饱暖是远远不够的，也是我自己不能容忍的。

儿子虽然才上小学，每年的花费就得一两万，以后的中学、大学花费肯定远高于这个数字。200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婚姻家庭研究专家徐安琪公布的抚养孩子的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的调查结果显示，0～16岁孩子的抚养直接经济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现在肯定远高于这个数字——养大一个孩子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让我再生一个孩子的想法依然只能是想法。

二爸二妈生了十多个养育了7个孩子，对于养育之艰难他们是深有体会。几个女儿长大了都出嫁了事，但儿子长大了要娶媳妇，这是一笔很大的花费。在农村，娶媳妇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新窑洞，好在已经出嫁的5个女儿家都可以帮助一点，二爸顺利地修好了几孔新窑洞，大儿子很快娶了媳妇，村里人对我说：“你二爸是沾了那几个女子的大光了，要是靠他自己根本修不起窑洞也娶不来媳妇。”

现在二妈的大儿子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生活在城市里生活成本和养育成本高，不敢生第二个孩子，习惯认为农村人愿意生更多的孩子，我的父母和我的二妈都生了好几个孩子，我的堂弟愿意养几个孩子呢？我问二妈，他们还会生第二胎吗？二妈说：“不管，他们愿意就生，不愿意就不生了。我是看见娃娃们够够的。”二妈说的是实话，她为了小孩，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油尽灯干”，可谓是精疲力竭。

堂弟常年在外打工，弟媳妇在家不仅看孩子，还和二爸二妈一起种地、喂养牲畜，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二妈那媳妇，太能干了。”农闲时节，弟媳妇在镇里的街上卖凉皮，一个人每天晚上洗面制浆，然后蒸好，第二天一大早制作调料后到街上卖一天，晚上继续干，辛苦所得补贴了不少家用。说起生孩子的事，她说：“不想再要了，太拖累。看电视上你们城里人的生活多好，娃娃少了拖累少。”

弟媳妇的话其实是新一代农村妇女的真实想法。电视等传媒的普及，让她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外面世界的生活对她们的生活发生了影响，当然也影响了她们生育小孩的意愿。二爸二妈是文盲，而弟弟弟媳都是初中毕业。有研究表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当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达到高中，生育率就只有1.2，也就是说，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对降低人口数量的影响是极大的。

中国人口众多，长期以来人口增长过快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1953年以前，中国育龄妇女一生平均要生6个孩子，而目前平均不到2个，以往政府和学术界一些人认为中国人口会很长时间处于“高增长量”，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00～2005年，尽管总人口仍在不断增长，但每年的增长量在不断减少，从900多万下降到了700多万，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

理论上讲，在排除战争、大疫流行等因素的情况下，人类要保持下一代对自身的更替，就需要一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但是，由于下一代可能出现夭折，一般来说平均每对夫妇应该 生育2.1个孩子，这样才能够使总人口数量基本稳定。如果大于这个数字，人口数量就会越来越多；小于这个数字，人口数量就会越来越少。

回家的时侯我特意带了相机，因为每到腊月都是农村结婚的旺季，我想拍一些婚俗照片。结果那几天根本没有听到一声唢呐响，母亲说：“村里已经四五年没有响唢呐了，周围村里也是一年就一两个结婚的。年轻人本来就少，再加上出门在外的，没几个了。”新近结婚的人少，所以村里已经许久听不见婴儿啼哭声了。

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介绍，近年来中国每对夫妇平均的生育水平是非常稳定地保持在1.4左右，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的阶段。顾宝昌说，近年的各种调查显示，“多子多福”已经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生育愿望，普遍的生育愿望已经降低到2个孩子。据调查，地处西北大漠的甘肃酒泉市，实行一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已经二十多年，尽管政策允许，但平均每对夫妇只生育了1.6个孩子，放弃生二胎的夫妇越来越多。而在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里，年轻的夫妇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

也就是说，低生育率可能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低生育率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据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有65个国家（占 世界总人口的43%）的每对夫妇平均生育水平已经在2.1以下，这其中大约有31个国家的妇女平均生小孩在1.5个以下。大量的研究发现，一旦生育水平低于1.5，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升到1.5以上，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升到2.1。

每对夫妇平均生育数字的下降，就意味着新生儿的减少，而新生儿的减少也就意味着老年人比例的上升，这就会出现人口的老龄化。

2000年中国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0%，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也超过了7%，总数将近9000万（8827.4万），而这其中65.8%分布在农村。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已经提前进入了老年化社会。

正月初二，按照习俗我去舅舅家拜年。大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将来也是个麻烦，两个老人马上就老了，你出门在外家里没有一个帮衬，两个老人怎么照看呀……”对这个现实问题，我根本没有准备也没法回答，有人建议让老人随我到城市里居住，但母亲曾经对我说：“不到万不得已，我们是不会到城市里去住的。”

大舅有4个儿子，大儿子生了一个女儿还想要一个儿子，大舅倒无所谓，二舅却对这事看得极为认真。大舅二舅都是文盲，二舅当过兵，后来一直在外面跑，也算见过世面的人，但在儿子生儿育女的事情上他却极其固执，他的两个儿子生的都是女孩，他坚持必须还要生男孩。我和他谈起此事，他说：“农村的事就是这样，有了男孩就有了力量。我们村原先最穷的那一户，将来我看是最强的。为什么呢？人家养了4个儿子。你说你弟兄一个，将来老人老了伺候时连个顶替的人都没有。”说到这里，二舅给我举了外婆外爷的例子说：“女子们出嫁了都有各自的生活，自己家里也有老人要照顾，你外婆和你外爷卧床不起时，你妈和你的姨姨们来了照料几天，还不是要回去，多数还是靠我们几个儿孙们照看。”

外爷病了卧床两三个月之后，外婆也一病不起。结果外婆卧床5个多月去世，外爷卧床17个月之后才去世。中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的贫困面貌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外婆外爷一生根本没有任何积蓄，他们一生最大的积蓄和财富就是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好在我的三个舅舅经济条件都很好，他们自己照料老人的同时，雇了一个长期护工看护老人，就那样，两位老人同时长期卧床也让他们劳累不堪，最后还是忍不住说“都盼着早点‘上山’，这么活着老小都受罪”。

像我的父母一代60多岁的人，一辈子吃苦受累，养家糊口，供儿女上学读书，已经耗尽了他们的全部积蓄，到老了几乎是赤贫。有专家说“中国是未富先老”，此话对于广大农村尤为确切。2003年，中国人口信息中心主任于学军研究员按照60岁以上老人对自己经济状况的自评，测算出2000年中国大约有4285.3万贫困老人，其中大约41%的农村老人认为自己生活在贫困之中。农村老人没有积蓄，当然更没有退休金养老金一说，他们的养老问题只能依靠儿女。他们这一代可以庆幸的是，老了还有儿女养。我也可以庆幸的是，遇到大事还有舅舅和叔父们出主意、有妹妹们可以帮忙。到了我儿子他们那一代，谁来帮他们呢？

中国的老龄化来得实在是有点过快，联合国的人口资料显示，从成年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5～10%）到老龄化社会，美国经历了69年，瑞典经历了85年，法国甚至经历了漫长的120年，而中国只用了短短18年的时间，就从“成人国”变成了“老人国”。

未来谁为我们养老？对于儿子生儿育女的事，二舅态度坚决：“能生为什么不生？我们那会儿那么艰苦吞糠咽菜都过来了，现在是缺吃还是少穿，又不是养不起。老人老了你总不能往养老院送吧，再说了，哪有养老院让你送？”二舅的话反映了广大农村老一代人面临的现实，养儿防老还是一个切实问题。有儿女的人家如果将老人送到别处养老，是被人耻笑的“不孝”的行为。而在我的记忆中，只在上世纪70年代公社有过一个“敬老院”，养了几个老红军，随着那几个老人去世，“敬老院”就成为过去，现在不仅乡镇没有养老院，就连县城也没有一所养老院。

在农村，靠儿女养老是一个持续久远的传统模式。北京大学副教授李建新博士告诉我们，在农村调查显示，40%以上的被调查者选择“养儿防老”，可见直到现在，农村的老人更愿意让儿女养老。但是，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中国的养老问题越来越严峻。据统计，目前中国是平均6个劳动力抚养1个老人，如果继续保持现在的生育水平，到2050年，大概是每1.7个劳动力就得抚养一个老人。中国的养老问题在20年左右将全面爆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研究员说，20年后就到了我们这一代现在四十多岁的人退休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生育高峰，到了21世纪的30年代，将演变为一个老年人高峰，我们大都只有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将是一对夫妇上面顶着4个老人，而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在极端情况下一对夫妇最多上面可能有12个老人！老年人需要日常生活照料，更多的经济资助，更好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慰藉。然而，中国老人完全依靠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养老，越来越不现实了。所以大量老人出现，必须需要大量的养老机构。而据统计，2006年中国老年人对养老机构养老床位的需求是2261万张，而实际只有149万张，尚不及需求的1/12，我们老了的时候还真不知到哪里去！

由此看来，二舅对养老的担忧不无道理。一方面是人口的快速老化，另一方面中国选择仍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防止人口的快速增长。到底多少人口合适？害怕人口快速增长，主要是出于对人口承载力的担忧。

对于人口增长的担忧，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子就有了。他指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即爷辈）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但韩非子的担忧不无道理，生产力低下，人口众多，必然造成人们争夺粮食、土地的状况。但是，两千多年间，中国的人口基本保持相对稳定，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

清初，由于政府执行休养生息政策，人口数量激增，乾隆年间达到了4亿。乾隆五十七年（1792）皇帝看了人口统计册之后，曾经不无担心地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于是，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在乾隆五十八年写了《治平篇》，指出盛世人口激增，“三十年以前增五倍，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于是吃的问题、住的问题、穿的问题等无法解决，让皇帝思考这个问题，但当时的朝廷没有想出应对办法，当然也就没有限制人口的增长。

1996年，美国人类学家科恩（JoelE.Cohen）在《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一书中指出，自17世纪以来近400年间，对地球上到底能养活多少人，居然有65个估计数字，最低的不足10亿，最高的超过1万亿。

在上世纪40年代，中国就有学者提出中国人口总数4亿为最佳，1948年甚至有人提出2亿最为适宜。1957年，曾经留学美国的社会学家、南京大学孙本文教授，第一次提出并且论证“中国究竟应该有多少人”这个问题，发表了《8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的结论。其后，很多学者都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各自的推测数据，多数学者是从地球资源(如粮食和淡水等)角度进行推测的。1981年宋健等人得出中国适度人口应不超过7亿，并把7亿作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佳方案；后来蒋正华等人又研究得出，中国的最大人口容量约为15亿或16亿左右。

其实，到底多少人合适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问题。1888年，英国经济学家E•坎南提出“适度人口”的说法。之后瑞典经济学家K•维克塞尔确定了适度人口概念。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应当有其适度的人口规模、合适的人口密度，绝不能使人口规模超过该国的农业资源及它所能提供食物的综合能力。20世纪20～30年代，适度人口论在欧美学界风靡一时。20世纪70年代，适度人口论再次风行。法国人口学家A•索维还把适度人口的概念扩展到非经济领域，提出实力适度人口，即一国达到最大实力时的人口的思想。但是适度人口难于精确计算，也就不可能实现。以美国的里宾斯坦为代表的一些人口学者，多次对适度人口的精确计算作了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连索维都放弃了适度人口这一观点。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潜能的发挥，一定土地上人口的承载能力本身就是一个变量，比如仅仅因为塑料地膜和大棚的推广，就已经给中国农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前几年一次回家在县城的公路边，我发现了一座新立的纪念碑，看碑文得知这座碑是百姓自发为1970年代的县委书记苗秀山立的，其主要原因是他大力推广“两杂两薯”让米脂人民吃上了饱饭。我对小时候记忆最深的是，每天吃饭之前都习惯性问母亲一句：“什么饭？”其实每天都是意料中的糠菜之类，小孩子忍不住问一句，无非是盼望有什么好吃的。所谓的好吃的也不过是玉米面窝头之类。那时候多数年份的粮食不够吃，现在人们说起缺粮食，就归罪于“大锅饭”之类，其实那只是一个方面。我记得1975年以后，粮食就逐渐够吃，其根本原因就是大力推广了“两杂两薯”（杂交高粱、玉米和杂交马铃薯、红薯），并且开始使用化肥，这些新科技带来的成果使得粮食单产提高，大家开始吃上了饱饭。

有研究显示，渔猎时期每平方公里可养活0.02～0.03个人，畜牧时期为0.5～2.7人，农业时期每平方公里可养活40人，到了工业时期每平方公里可养活的人则猛增至160人，这也正是蒋正华得出中国人口最大容量为16亿的依据。信息时代每平方公里又能够养活多少人呢？中国目前平均每平方公里为136人，但比较韩国的496人、日本的337人，中国的人口规模并不算大。

1980年中国人口将近10亿时，比1970年代7亿人口时全民生活要好许多，比4亿人口时更是天壤之别。但当时人们极度恐慌地要将人口控制到7亿、11亿，现在人口13亿了，我们的生活比人口少的时候生活更好了。这说明，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成长的速度远比人口增长的速度快。

人口的多与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19世纪中期，全球人口10亿，中国4亿，占总量的40%；20世纪初，全球人口16亿，中国4亿多，占总量比例下降为25%；2005年全球人口65亿，中国13亿，占总量比例下降为20%。根据联合国预测，中国现在即使保持到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9个，到了2050年中国的总人口大概在14.7亿左右，而届时全球人口将达到89亿，中国占总量的比例将下降为16.5%；如果按照现在国家计生委定的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8个，那么到了22世纪，中国人口将降至10亿或10亿以内，中国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将不到10%！对此，李建新说：“当中国人口迅速下降之时，或许就是中国人口数量忧虑之日。”

“世界多元文化需要中国文明的贡献，而中国文化文明的载体又需要中国人口。”其实西方人更担忧人口减少带来的后果。

文明冲突论的鼓吹者塞缪尔•亨廷顿就担忧随着美国欧裔白人由多数变为少数时，“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将不再存在，而将随着历史其他思想体系不同的大国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中国人难道不该有这样的担忧吗？如果说对文化保持的担忧离现实还比较远，眼前的劳动力问题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

才过正月初四，二妈的大儿子就去上班了。他在西安的建筑工地上开机器，他说由于找熟练工人困难，老板要求他们这些“老”工人尽早来上班。弟弟初中毕业之后就外出打工，在 广东和江浙沿海都干过，后来回到本省干。我问他为什么不去那边了，他说：“现在谁还去那边，挣得不够路上花，这边也能找到工作去那边干什么？”和20年前去广东打工的那一代人不同，弟弟这一代不再被动地被工厂选择，而是他们不断地选择工厂。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副司长盛运来根据统计资料统计，2001～2004年间，16～20岁的外出务工农民由22.2%下降到18.3%，而40岁以上的外出务工农民却由12.7%上升到15.5%，也就是说，高龄劳动力在自家，总体劳动力在老化。2004年外出务工农民总数为11823万人，40岁以上的就达到1832.5万多。

而据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王广州提供的数字显示，2001年全国新增劳动人口1091万人，2002年达到高峰的1378万人，2003年开始新增劳动人口数量不断下降，2007年只能增加956万人，到2010年则降至821万人。这一方面使得就业压力减轻，但另一方面可能带来劳动力的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蔡昉等人对1978～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后指出，这20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劳动力数量的贡献达24%，人口数量的优势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作了1/4的贡献。也就是说，中国20年的飞速发展，正是由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带来的。可惜的是，这种劳动力的优势马上就要消失，世界银行分析之后的结论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在2015年前后将不复存在。

尽管现在许多人仍在抱怨中国的人口太多，但中国的出生人口在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别的不说，仅小学生在校人数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王广州等人的《北京人口文化素质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北京市小学、初中学校数量因学龄儿童人数的减少而持续下降，1978年北京有小学4666所，而到了2006年小学数量下降为1310所。与2001年相比，2006年小学数量减少了650所，减少幅度为33.16％；初中学校数量减少了130所，减少幅度为25.9％。北京市幼儿园及中职学校数量在经历大幅下降后，趋于平稳，与2001年相比，2006年幼儿园数量减少了358所，减少幅度为20.83％；中职学校数量减少了133所，减少幅度为42.36％。北京市调查显示，2000年小学升初中18万人，2005年则为8万人，对于人口1000多万的北京市，只有8万小学生毕业意味着什么呢？而教育部公布的数字则显示，2000年到2006年，全国学龄儿童数量总共减少了2915.9万。

春节假期匆匆就要结束。临走之前我去给爷爷上坟，路过一个叫新窑湾的小村庄时，我被吓了一跳。一条山沟里二十多个院落，死寂一片没有人烟也没有牲畜队伍，虽然大白天，走过这样荒凉沉寂的村庄，我感到几分恐惧几分凄惨。过了这个村庄上了山，半山的坡地上，干枯的蒿草长得有人高，看来好几年没有耕种，撂荒的地只能长草了。上山以后发现，许多梯田地也撂荒了。我们这个小山村的土地并不多，我记得我上高中时每人才分1垧（3亩）地，那时候坡上沟里能种的地块都种上了庄稼，怎么可能撂荒呢？回家之后说与父母，父亲说：“没人种地了，年轻人都出门了，就几个老人种点够吃就行了。过几年咱村也会和新窑湾一样，老的老了，年轻的都搬走到镇上县城里去了。”

听父亲这么说，我无言以对。新窑湾是和我们村一姓的人清末人多时，在那边山沟修新窑洞立的新村，最多时有二三十户人家，没想到百年间，居然荒无一人了，我们村也不过一两百年的历史，到了父亲这一代人，也要荒废了。

想到此，我不由又想起自己两次做的同样情景的梦。现在多数人的关注点依然在中国的人口过多。但是，人口学家告诉我们，虽然中国目前人口增长率是负的，但由于以往积累下来的正增长惯性，中国人口还会有约20年的惯性增长。

过了这个时段，就会出现负增长的惯性，而这将影响到我们的未来。人口老化、人口过程周期长、不可逆，任何决策失误要付出几代人的沉重代价。另外，看一下南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我们应该未雨绸缪，提前准备应对压力。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后果了，而且来得比预想的快，长期打算与目前的短期行为是有冲突的。所以，现在我们不仅应该考虑目前人口的多少，更应该考虑未来人口的结构。 (本文来源：华夏地理 作者：艾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