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朝新：东莞百亿元废品争夺战(新京报 2009-3-16)

[核心]东莞百亿元废品争夺战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9-3-16 1:53:00 · 来源： 新京报


2月28日，想把废品卖给外村的邵文成（右），被5名男子拦住，后被“押送”卖给本村回收站。A14-15版摄影 本报记者 褚朝新
■ 核心提示
阳春三月，金融危机造成的东莞企业倒闭依然持续，而另一场危机对当地企业的袭击也日益凸显。
在年产值逾百亿的废品回收业面前，回收公司分区垄断、压低价格“强买强卖”，个别回收点收购价甚至不足市场价一半；各企业遭受严重损失，而自由出售废品常遭“打砸抢”，群殴事件频发。
纵观东莞废品回收管理模式演变，是代表政府管理的市供销社和基层乡镇政府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废品利益争夺的过程，也是两者不断博弈的过程；而曾经的招投标和承包费，恰恰给参与利益争夺者以合法外衣，并将回收公司推向高垄断的舞台。
□本报记者 褚朝新 广东报道
究竟谁才是东莞废品回收乱局的始作俑者，如何让废品回收回归市场化本质，是当地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3月8日，东莞市道滘镇小河管理区内，李国恩不断接听手机，不断告诉客户，工厂停工了。
李国恩说，他的工厂不是因金融危机停产，而是被“打”停的。
从3月1日开始，道滘镇废品回收公司小河分公司人员，不断要求李国恩不得把厂里可重复使用的废铝运出加工，而是必须当作废品卖给他们。
3月6日，运送废铝去加工厂的途中，李国恩的弟弟李国锋被一群手持铁棒等器械的男子袭击。
东莞市道滘公安分局新兴派出所警员叶建华介绍，李国锋头部被钝物击中，左腿小腿骨折，背部还有刀伤。
强买与暴力冲突
大批持器械男子一分钟左右将李国锋打晕。民警叶建华证实，他们是废品回收站的人
李国恩，东莞市金达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他的厂是以铝棒为原材料，制成电脑机箱散热器等铝材模具和产品。一吨铝的成品率大概70%，剩下30%边角料，付一定加工费后，通过另一个厂浇铸成铝棒，再运回厂里继续使用。
李国恩办厂4年多，一直是这样操作。
3月开始，一切有变化。李国恩说，3月1日，道滘镇废品回收公司小河分公司派了一个叫“肥仔”的男子，要求他把边角料废品卖给他们。
成品铝的市场价约13000元/吨，把边角料送去回炉只需付500元/吨加工费。而若当废品卖给他们，封顶价3000元/吨。
李国恩觉得，“这简直是抢劫”。
在被多次要求“卖废品”后，李国恩说，厂里外运废铝的车，频遭拦截和打砸。
3月6日，在经道滘镇经贸办和镇供销社调解并得到承诺可安全运货后，李国锋带着运送废铝的货车出了厂门。因曾多次遭拦截，当天他和耿乾贵等三名同事随身带了铁棒。
据耿乾贵讲，车出厂数百米后，被人拦下。
民警叶建华说，事后调查发现，车被拦下后，李国锋先动了手。
随后，附近小巷冲出大批手持铁棒等器械的男子，一分钟左右将李国锋打晕在地。
叶建华证实，打手们是废品回收站的人。
叶建华称，械斗发生时，他正与“肥仔”一起喝茶，试图调解此事。协商中“肥仔”接到电话得知冲突，身着制服的叶建华随“肥仔”一起到了现场，制止了更大规模的械斗发生。
“如果我晚到一会儿，那不知道要死伤多少人。”叶建华说，他赶到时，废品公司一方又有十多辆车赶到“增援”，李国锋根本逃不掉。
李国恩说，半年多来，为应对金融危机，他裁员、减薪并减产，厂子一直支撑着，但拿着棍棒的打手们，让他前功尽弃。因无法运送原材料，工厂停工了。
目前他厂里一百多没活干的工人，甚至不敢穿着厂服出门，说怕挨打。
废品公司雇打手夺利
最多的一次，李生雇了50个马仔去“护镖”———回收废品
在东莞市常平镇，台商梁辉炎的厂也有废品产生，他的企业未受“棍棒”，承受的是金钱损失。
梁辉炎公司的废品是塑胶，在市场价是5000元/吨时，地方废品回收站的收购价是3000元/吨。
“最开始，我也带着一帮工人在厂门外想对抗。”3月5日，梁辉炎回忆，他受到了威胁，对方派人围堵厂门，不许把废品运走；而其他废品回收公司上门按市价收，遭到地方废品回收者殴打。
梁辉炎妥协了。他说厂里因此一年损失60万元左右，“在现在的金融危机下，也是救命钱啊”。
清溪镇的企业主田刚（化名）称自己损失更大。
2月28日，记者在田的厂里看到，垃圾场里堆积了近200吨废铁。
“他们压价压得太狠。前些天市场价约2000元/吨，他们最多出1100元/吨。”田刚说，厂里一个月废铁近200吨，一月损失近20万元。
田刚说，一年少卖200万元，金融危机以前他不在乎，但现在订单少了，200万元让他很心疼。
“我曾经找对方谈，一年给他100万元现金，废品我自己去卖，但对方不同意。”田刚说。
为了达成“强买”，各废品回收公司甚至不惜花钱雇请打手。
在东莞市石碣镇承包着一家废品回收公司的李生（化名）介绍，为争夺废品回收的高额利润，各废品回收公司间也经常打架。他本人，一般会雇10名马仔随车到企业收购废品。每个马仔每天工钱80至100元，若收回的废品利润大，每天则在150至200元。
李生称自己雇人最多的一次，是碰到了一笔利润很大的生意，而竞争方势力情况不明，他一下雇了50名马仔“护镖”。
“破烂王”被收保证金
为了能多卖几元钱，邵文成让老婆把风，试图凌晨出村去卖，还是被抓到了
在废品回收的江湖，“破烂王”沈金柱与企业主们遭遇了相同“势力”。
75岁的沈金柱，在东莞市厚街镇赤岭村收废品已6年。每天，他踩着三轮车沿街收纸皮、铁、矿泉水瓶等生活区废品。
2月27日，沈金柱说，因赤岭村废品回收站收购价太低，2月3日他跟72岁的老伴去邻村卖废品途中，遭到4名赤岭回收站保安的殴打。
十多天后，河南人邵文成也因同样原因遭殴打，被送医院抢救。
沈金柱说，以前他们是自由买卖，但2007年开始，赤岭回收站老板开始向近百名“破烂王”收费管理。
“最初每个人500元，不交就不能在赤岭收垃圾。”沈金柱回忆，当时老板还要求每人每月至少完成5000元废品回收任务，只要有一个月完不成，500元“保证金”没收，还要赶出赤岭。想继续干，再交500元。
因三次没完成任务，河南人邵文成交纳了1500元。
“破烂王”们说，有了“从业资格”后，收的废品也只能卖给赤岭回收站，而收购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
“老板说，自己出钱承包了赤岭的废品回收，所以只能卖给他。”沈金柱说，废铝市场价3元/斤时，回收站收1元/斤，棉被市场价0.6元/斤时，回收站0.2元/斤。
为了一天能多卖几元钱，邵文成多次让老婆把风，试图凌晨出村去卖。但即便4点出门，也还是被抓到。
“老板雇了保安，骑着摩托车带着对讲机带着铁棍，四处巡逻。一旦被发现去别的村卖废品，就要挨打，货也要没收。”沈金柱说。
赤岭村27名向记者讲述了自己遭遇的“破烂王”中，11人曾被打或被抢。
2009年，赤岭和邻近的三屯村，向破烂王收取的“保证金”涨到2000元。
3月1日，64岁的湖北人王发凤骑着一辆挂着“三屯废品回收”牌子的三轮车，在村里叫喊着“收废品”。
王发凤说，他讨价还价，向村回收站交了1000元领到的“牌子”。
为了自由买卖的抗争
2002年至今，东莞市台商协会先后18次向政府上书，反映废品回收被垄断问题
在沈金柱被打后，厚街镇赤岭村约40名“破烂王”开始抱团，他们先是罢工，“不上街收废品，不去卖废品，让他们没货收”。

不愿意将废品卖给垄断者，李国锋遇袭重伤，目前还在医院救治。

2月28日，“破烂王”们按了手印表示要团结抗争，75岁的沈金柱被打让他们愤怒。

王发凤车前的牌子，本来要花2000元，讨价后他出了1000元，获得了在村里收破烂的“资格”。
之后，他们去市政府“告状”，并为此每人集资100元。他们两次上访后，村里回收站老板放出风说不收管理费了。
3月2日，三屯村约60名“破烂王”也到市政府上访。
“市里规定是要规范管理，但强调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收保证金的做法是错的。”3月6日，东莞市供销社企业管理科科长朱洪光说，已要求厚街镇退还保证金。
与“破烂王”的上访不同，企业主们“告状”的方式是向政府上书。
东莞市台商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从2002年5月到2007年，该协会就废品回收遭垄断问题，先后14次向市政府反映情况，2008年则集中反映了4次。
台商协会的材料说，镇区废品回收公司人员常在马路或工厂门口拦车扣车，并对工厂24小时监控；有村委会指定回收公司，价格低廉，强买强卖；废料回收公司围堵工厂更时有发生，打架伤人等现象威胁员工生命安全，严重影响企业运作，恶化了地方投资环境。
“我们在32个镇街都有分会，只有少数几个分会没有投诉。”3月9日，东莞市台商协会专职秘书长赵维南说。
2月25日，为引起政府重视，东莞市台商协会清溪分会就当地废品回收现状进行了一个调查。230家会员企业，156家填写问卷时表达了对废品回收被垄断的不满。
东莞市台商协会常平分会会长蓝桐庚说，有64%的会员提出上街抗议，36%的会员提出继续跟政府谈。
蓝桐庚说，台商企业无数次向他诉苦，但又不敢站出来举报，怕被报复。
“我们是不准备在这里干了，才敢讲出来。”台商梁辉炎称，在东莞，受地方垄断废品回收之害的，不仅台商，港商、内地企业也处于同样困境。
3月10日，东莞市例行召开外商协调会，台商们备了材料，准备再次提废品回收的问题。
不过，会前他们被告知，“废品回收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要再提了。”
地方“招投标”获利
2003年4月，高埗镇允许其他乡镇公司到该镇经营废品，但须向该镇缴纳收购物品总额的30%作为管理费
3月6日，作为东莞废品回收行业主管部门的东莞市供销合作联社，其企业管理科科长朱洪光介绍，东莞一年的工业和生活废品价值约100亿至150亿元。其中工业垃圾占90%，生活垃圾占10%。
东莞市供销社提供的资料显示，计划经济年代，因未意识到废品价值，企业花钱将废品拉走。那时，废品回收是东莞市供销社的主要任务。改革开放后，东莞工业高速发展期，工业废品回收，成了一个高利行业。
1996年以前，该行业处于无序状态。东莞市供销社介绍，当时政府没有明确的规范和管理，行业管理部门职责也不明确。此时期经营者无序竞争，常有群体械斗事件发生。
而另一方面，以废品回收为传统项目的供销社，大多处于亏损状态。
1996年，东莞市在全市实行废旧物资收购三级网点管理，政府将废品回收的管理经营权指定给了市镇两级供销社。
第一级网点是市供销社的“东莞市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和市物资总公司下属“东莞市再生资源利用公司”，在全市范围内经营；第二级是由各镇区供销社牵头组成的物资回收公司，在所属镇区范围经营；第三级是镇区回收公司下设的收购站、点，它们按区域开展收购业务，并与回收公司签订合同。
市供销社试图一统废品市场的政策，在部分镇区并未得到支持，它们推行了自己的政策。
2000年，东莞市部分镇区实行废品回收经营权公开招标，以村或以若干村组为单位设经营网点，实行分区域、分地段承包，拍卖经营权。拍卖所得纳入镇区地方财政。
3月6日，东莞市供销社企业管理科科长朱洪光回忆，为获得经营权，部分竞标者不顾废品的正常产值，不惜重本竞标。东莞市供销社的资料显示，当时东莞市个别镇拍出的中标金额高达亿元，多数中标金额都是数千万元。
朱洪光认为，高价竞标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压价压级、强买强卖的后果。
这种情形下，甚至部分乡镇动用行政力量保障本镇废品回收者的利益。例如2003年4月，高埗镇以红头文件形式，允许其他乡镇有证回收公司到该镇经营，但须向该镇缴纳其所收购废旧物品总额的30%作为管理费。
因招投标经营各镇独立进行，因地方利益产生的矛盾突出，市场混乱。东莞市供销社提供的资料称，当时废品回收行业被暴力垄断严重：回收公司派人守厂门，禁止企业运送废品车辆出厂；废品回收公司私自上路拦扣废品运输车辆；不同经营者之间甚至为争夺资源而械斗伤人……
2004年，东莞市决定废止招标模式。
纳入财政的“承包费”
2007年，东莞收取“承包费”1.3亿元，有镇政府认为企业应为当地做贡献，废品不该外卖
2004年6月，东莞市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废品回收经营管理的通知》，明确了市供销社是废品回收企业的主管部门。同时又将经营权指定给了监管部门：各镇区废品回收公司及下设站点，要由当地供销社来投资经营。
市政府要求各镇政府终止与企业或个人签的招标或承包合同，强调废品回收经营权不得承包，不得接受他人挂靠，不得转让和出租。
2004年12月17日，东莞市供销社召开会议，要求从2005年1月1日起各镇（区）政府把废品经营和管理工作，全面移交给供销社。
东莞市供销社介绍，新政策实施后，东莞市废品回收市场的经营管理模式是，在镇区政府领导下，由基层供销社成立废旧物资回收公司经营，而监管者是市供销社。
一个事实是，东莞市供销社是处级事业单位，它要监管的各镇区一般也是处级单位。
2009年3月6日，该社企业管理科科长朱洪光称，全市32个镇街，目前真正落实新政策的只有7个，多数街镇没有落实或“落实变调”。
虽然供销社将废旧物资回收公司纳入自己管理和经营，不过镇政府收取承包费，之后废品公司再层层出让经营权的现实，依然存在。“有些镇政府说，过去签的承包合同没到期，如果终止合同政府要赔偿企业损失。”朱洪光说，不少镇政府未终止承包行为，或私下延期，供销社也无力监管。
在台商协会清溪分会台商看来，属于企业所有的废旧物资，被镇区政府“普遍认为废品是政府应得的福利”。
高埗镇在一份经验总结材料中称，在有界外公司跨区收废品时，官员会到企业去，强调镇政府为企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企业应该且有义务为当地做贡献，废弃物资不该“外卖”。
石碣镇副镇长刘锦松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废品回收也是政府的收入渠道。而直到2004年7月，虎门镇仍明确要求镇废品回收公司每年上缴定额任务给镇政府。
朱洪光证实，有些乡镇废旧物资回收公司确实会给镇政府交钱，“支持当地财政”。
3月3日下午，厚街镇经贸办一名陈姓副主任介绍，该镇22个村有24个回收站。镇废旧物资回收公司一年向镇政府上缴1200万“承包费”。
厚街镇废旧物资回收公司经理王旭明则介绍，他们交纳1200万给政府后，再将经营权分包到各个站，按其承包区域内人口数量和企业数量、规模等，收取不等承包费。“大的站，一年可能是七八十万，小的可能一二十万。”
3月4日，东莞市清溪镇副镇长谭全河介绍，清溪每年收取的“承包费”大约是1300万。
2007年，东莞市全市废品回收行业“承包费”为1.3亿元。朱洪光说，有些公司不把收取的这些钱叫承包费或管理费，而认为是废品回收公司给各回收站下的盈利指标。他认为，这些钱究竟是管理费、承包费还是盈利指标，不好区分，“有些地方在打擦边球”。
利益均沾后的“怪现状”
在企业主看来，地方政府收取承包费，让废品回收垄断实现了“地方合法化”
在镇政府领导、镇供销社经营、市供销社监管的格局下，利润分配有了变化。
厚街镇陈副主任介绍，该镇废品回收的1200万承包费，先要全部进镇财政的账，然后40%“返还”给各村委会，他介绍，村委会对于各村回收站承包给谁，有很大决定权。而这些钱，还有一部分要“返还”供销社。其余部分，他不愿透露如何分配。
2004年“新政”后，东莞各镇区供销社的经营得到改观。2007年，东莞市长安、虎门、茶山、塘厦、东城、常平、大岭山、沙田等8个基层供销社入选全国供销社系统“利润百强”。曾负债2800多万的麻涌供销社，到2006年已清还债务2470万元。
东莞市供销社2008年的一份文件中总结，三年多来废品回收经营管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大部分单位“摆脱了困境，走上发展快车道”。
在当地企业主看来，新格局下，地方政府收取“承包费”，让废品回收垄断实现“地方合法化”，并使得垄断加剧，而因此也“怪现状”不断。
2月3日，75岁的沈金柱遭到回收站保安殴打时，村治安队员赶到现场，保安继续殴打。
该村数十“破烂王”证实，村治安队一名副队长当众训斥挨打的沈金柱：“你不把废品卖给他们，打死也活该。”
“我们加强了管理，有管理就有收费，人家承包了废品回收站，现在是有证的，要把交纳的承包费作为成本考虑进去，收购价肯定会比市场价低一些。”3月5日，东莞市清溪镇外经贸办副主任朱柏林说。
朱柏林认为废品回收公司收购价低于市场价10%是合理的。他称，当废品回收公司试图以低于市场价30%—40%收废品时，他会要求纠正，但若差价只10%，他会努力说服企业去接受。
3月9日，对于李国锋被殴事件，民警叶建华建议李国恩不要采取法律手段，而是“好好协商”。
而经调查，殴打李国锋的道滘镇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小河分公司未在工商部门登记。而对于这个“黑户”公司参与的冲突，当地警员、村委会、镇供销社及镇经贸办官员，都曾出面找李国恩调解。
对于废品回收行业种种矛盾和“怪现状”，3月6日，东莞市供销社副调研员、市再生资源管理办主任严联根认为，有些地方确实“没管好”，有些地方则“管不到”。
不过，朱洪光和严联根认为，东莞市供销社作为废品回收行业主管部门，“成绩是主要的”，他们称新规定出台后，盗窃案件明显减少，社会治安好转。
在2008年的一份内部材料中，东莞市供销社总结认为，供销社通过废品回收经营管理工作，“逐步扭转了社会对供销社‘无能’、‘无存在价值’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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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废品回收市场发展史
●“自由”时代 1996年之前，无明确管理规范，企业自由无序竞争。此时期供销社多数亏损。
●三级网点管理 1996年，市政府将废品市场经营权和管理权，均指定给了市镇两级供销社。
●地方“招投标”时代 2000年，东莞部分镇区拍卖自己辖区内废品经营权，收入归镇财政。
●供销社“集中”制 2004年，东莞市政府明确供销社为行业监管部门，同时又规定只能由供销社经营。
此后，镇区政府仍参与到经营领域，收取承包费的现象依然存在，会将收入返回部分给供销社。至2008年，东莞的供销社大部分“走上发展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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