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历史中的组织智慧——读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_人力资源管理者的交流空间

发掘历史中的组织智慧——读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

朱国成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读史使人明智，此言不虚。近日读台湾历史学者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一书，对这句话有更深一层的体会。

除开政治意义上的争论，单从事功的角度来看，中国五千年来各朝历代的兴亡更迭则完全可以看作组织盛衰和演进的路径。这其中，我认为最主要的几个方面，一是法人治理结构，二是组织形式，三是组织兼并。试为各位析之。

一、法人治理结构

书中将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定位于决策层和执行层的关系处理，即君权和相权关系的问题，君权类比企业中的董事会及董事长，而相权则类比经理人。许倬云总结道：国君主权是当政府不行时，可以决定换一个执政班子。君主的主权，只能用在监督，不应直接用于行政。

历代君、相关系之下的国运盛衰说明了这一点：

从西周开始，这个问题就突出的摆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周武王灭商，国家制度未及确立而卒，成王年幼，周召二公辅政，也可以看作是周公摄政，此时就产生了周公在制度安排中的合法性的问题。周公凭借其无瑕疵的道德和声望赢得了信任，而周代亦得延帝祚800年。

接下来是春秋战国时代，齐桓公与管仲是一对好搭档，齐桓公充分信任管仲，管仲得以施展雄才大略，终于成就霸业。齐桓、管仲之后则无人以继，齐国衰落。

秦代虽有宰相之职，但无其实，李斯不过是始皇帝的高级秘书，于是始皇崩而有沙丘政变，扶苏赐死、胡亥即位、赵高专权，其根由都在于秦始皇宸纲独断，秦国偌大的公司只有一个集董事长和CEO一身的绝对权威，绝对权威倒下的结果是绝对真空。

接下来的三国时代，蜀汉的刘备、阿斗父子和诸葛亮的关系则更耐人寻味。我们一般认为阿斗昏聩而亡国，实际上刘备一次越权为最终的失败打下了伏笔，刘备为关张复仇的冲动行为导致实力折损大半，而迫使诸葛亮不得不放弃《隆中对》中的以荆州为根据地的上策，退守西川。此后诸葛亮苦力支撑，但难挽危局，随着诸葛亮的倒下，蜀汉也随之风雨飘摇。

南北朝时代，北朝前秦苻坚与王猛则可上比齐桓管仲，但王猛死后则苻坚犯下大错，兴兵南犯，兵败而众叛。

唐太宗与魏征则不必再说，唐玄宗前期的房谋杜断也不必多少，而安史之乱之后的唐代可谓一塌糊涂，皇帝大多比较糊涂，但又刚愎自用，于是终于酿成五代乱世。

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其关键在于王安石是一个好的咨询顾问，而不是一个好的执行型的经理人，不擅于沟通，无法在宋代党争中争取有利地位，于是出现好人打好人的局面，司马光和苏轼都站在了改革的反面，而当王、苏二人都贬官的时候却成了好朋友。

明清两代是高度的君主集权时代，君权侵夺了宰辅的基本权力，宰辅也难有所作为。

因此，君权和相权的关系直接影响着、甚至是决定着王朝的兴衰，而在企业角度看来，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关系，或者说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管理也始终是绝对企业业绩的关键之一。强悍的董事会或者经理人或许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取得绝对优势，但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强悍的一方倒下的时候就是混乱和衰落的拐点。

二、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是又一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从西周到清代，主要经历了封建制和郡县制。西周时代采用分封诸侯的方式，在技术上看来是由于在当时条件下无法在如此大的国土面积上实现有效统治的结果，而从策略角度看，是希望通过血缘关系维系组织的稳定，这可看作现代企业的分公司形式。这种形式发展的结果是分公司实力越来越强大，并日益产生出集团利益，这时的必然结果是独立。春秋战国时代则可看作这一趋势发展的结果，这也就进入了子公司时代。因为不管分公司、还是子公司，终究还保留着总公司或母公司的旗号。这也是春秋五霸都高举尊王攘夷大旗的原因。

到秦代，封建制转而进入郡县制，这可看作原来较为分权的组织管理模式进入到集权管理的时代，集权管理将中国组合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从分权到集权，是根本性的结构变化。目前很难断然去讲述优孰劣，但明显的问题是，每当混乱时代下的地方割据进入到大一统的国家之下，我国则会出现一个空前的繁荣。

比如，由战国而秦一统天下以及接续而下的汉，构成了我国的第一个大盛世；三国及南北朝之后的隋唐，则进入了中国古代最繁荣的唐代；黑暗的五代十国之后，宋统一中国，虽然在武力方面逊于前代，而在经济和文化上则走向了新的顶峰；此后明清近600年的大一统时代的迷梦最终结束于欧美日的坚船利炮之下。

因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具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对于企业组织结构而言，也是螺旋上升的不二法门，企业总是在分权和集权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往往表现为走向极端后的回调。

三、组织兼并

中国历史上几个南北分裂的时代，都存在着频繁的朝代更替，这可看作组织间的兼并行为。书中特别提到了几处剧烈的组织兼并活动，一是蜀汉时代诸葛亮入川及经营四川过程中兼并南中的行动，二是南北朝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及西晋南下世族与南方豪强的融合过程，三是蒙古铁骑横扫中原而最终北遁，四是清军入关而延续二百六十年统治。

诸葛亮入川时对四川的兼并融合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入川时的刘备集团不过是刚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虽然发展迅速，但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势。刘备入川可看作完成创业期的企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优先选择最弱的竞争对手采取兼并行动。诸葛亮通过起用四川本土才俊，使蜀汉以蛮荒之地而能与魏、吴成三足鼎立之势，足见其成功。起用四川才俊，正如公司兼并完成后，自身实力不足以完全稳固局面，起用目标公司的人才是必然选择。但对于南中的军事行动最终只是以七擒七纵迫其臣服，而始终无法完全融入蜀汉，若即若离，在此后数百年间都保持了这种状态。

而对于南北朝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则可看作小公司趁大公司疲弱之机强行进入。疲弱的大公司虽然在短期内丢城失地，退居南方，但并不代表小公司兼并完全成功，因为北朝世族豪强足以构成抵抗力量而无法完全消化，同时其他竞争对手如五胡十六国也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介入，而退居年南方的大公司也时刻具有反扑的可能。这时，无论完成兼并的小公司和被兼并方都面临着对抗或合作的选择，而对抗的结果必然是继续的混乱，这显然是各方都不愿接受的，于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西晋世族豪强的合作成为首选，前秦即是这种合作的成果。

反观西晋南下世族则始终未完成于南方豪强的融合。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退居南方的东晋显然仍然保持着大公司的姿态和格调，不屑于与原来的公司下属缩编为更小的经营单位，而当地市场上的原公司豪强也不愿意接受败北的公司高层的改编。在这种内耗中，东晋始终未形成对北方的威胁。

组织兼并能否成功取决于兼并行为是否对双方均有价值；兼并成功的关键在于双方公司是否能够融合；兼并后融合的有效途径则是起用被兼并公司的人才；如果能够拥有一位如诸葛亮、王导的富有魅力且可信赖的领导人的话，将大大改善兼并的效果。

许倬云总结道：假如形势是以弱持强，并不一定是坏事，反而可以让强的一方融入弱的一方；假如形势是以强持弱，则弱的一方永远处在受压迫的地位，强者不太会自动让步的。联想与ibm pc事业部的兼并行动说明了这一点，这一不被看好的“以弱持强”的兼并行动到目前为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元、清两代迥然不同的结果也进一步验证这一点。

不要轻易忽视我们历史中所包含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