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奔驰领低保

 
 
王军被逮个正着。
督察组人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这时他兜里的手机响起。这款价值3000多元的超薄手机，泄露了他某些秘密———作为一个低保户，他不应该使用这类物品。
“这不是我的手机。”王军一再声称。直到社保人员在电信公司拿到了他的开户证明。
“这还算是顺利的。”王家坡交通街社区社保员罗信安说，“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拿到到证据。”
开奔驰，住小洋房，每月到街道领100多元低保，这是重庆当地媒体在4年前刊登一则新闻。这个富翁曾是个名副其实的低保户，他在突然发迹后仍然决定保留低保的身份。
这个消息在当时引起了全城的愤慨。
现在这个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从今年3月到5月，重庆市渝中区民政局在突击中查出了100余户违规的低保户，并宣布停发他们的低保费。
自实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以来，一些人大钻低保空子，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低保富翁”。重庆的民政局官员决心要逐渐挤干低保队伍的水分。
但这并非易事。
低保富翁的生存状况
重庆江北寸滩街道居民张红一家三口享受低保三年了。
三年来，35岁的张红120斤的体重猛增了20斤，爬几步楼梯就感到累。只有小学文凭的她以前在一家童鞋厂打工，连周末都没得休息，自从老公三年前找到开货车、月薪3000多元的工作，她就呆在家里带小孩。
2003年，她通过一些渠道办到了低保证，这样全家每月可领取585元(重庆主城区标准195元/月)。
去年儿子上了小学，张红没有更多的事可做。如果不是防备居民会社保员上午可能的巡查，她的生活会更丰富一些。张红感叹说，自从成了低保户，只有下午打麻将了。
“我们家不算什么，还有一户自己有东风车，照样吃低保。”张红说。
生活也不是全都那么惬意。她每周星期五要到社区报到，并且保证随叫随到参加劳动和学习。除此以外，每个月，都有人到她家进行入户检查，这使她觉得不舒服。为此她不能随意添置电器，不能添买新衣服，也不得不取下脖间和手指上的黄金项链。
有时，张红还会感到道德上的指责。在一次学习会上，社区一位工作人员针对张红这样的低保人员说，有劳动能力的人应该想办法就业，像这样享受低保就像接受施舍一样可耻。
然而比起所获得的，张红觉得自己有可以忍受的理由。
有的人把低保制度当成了福利。”渝中区民政局一位官员评价说，“他们认为这是政府的钱，不拿白不拿。”
2003年，该民政局在一次检查中发现，王家坡街道一位百万私营企业主，领取低保长达两年多。
渝中区民政局这场春天的出击中，查到的违规低保户，有的新装了电脑，空调，桶装饮水机，有的使用手机，养名贵宠物，还有的隐瞒工作的事实。
其中一对夫妇的行为最匪夷所思。这对夫妇有一家经营不错的公司，去年离了婚。在离婚协议上，当全职太太的女方将公司等共同财产悉数划给男方，女儿归自己抚养，并不要求男方支付生活费。但这并不出于女性的自立自强，民政局的调查发现离婚后全家仍住在一起，而女方和女儿每月领取了390元的低保费。
一位社区社保员感叹说，同样是低保人员，有的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可有的人天天玩牌，大鱼大肉的，生活比一些退休干部都好。”
有民政局官员承认，很大程度要归结于2001年低保扩容时的审核不够严格。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正式确立于1999年，其标志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出台。
低保经费最初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最初仅281万城市贫困人口得到了救助。2000年，国务院作出决策，从2001到2003年，中央财政负担的低保经费要连续翻番，并提出“应保尽保”的方针。
这样，城市低保救助对象从2002年起突破了2000万大关。
扩容使大面积的城市贫困人口获得救助，同时，也有一些不符规定的人，顺着敞开的大门走了进来。
这与政策设计是按不断扩大救助范围的思路来进行的有关。
从2003年起，我国城市低保支出稳定在150亿元以上，低保对象稳定在2200万人上下，这时，完善城市低保制度的重点走向了“配套措施”和“分类救助”。
它使低保用户可在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享有一系列优惠，同时，低保家庭中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成员，如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重病人，国家亦规定了特殊扶助政策。
以张红一家为例，除了每月领取保障金，儿子上学的学杂费享受全免。张红说，儿子每学期学杂费有260余元，这样一年可节省500多元。
“这对一些城市居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渝中区民政局官员称。因此，即使条件好转，一些人也不愿退出。现在重庆渝中区有2万多人人享受低保，其中1／3是18-35岁的青年。他们中，不少人宁愿当“低保懒汉”，也不去找工作。
艰难的调查
从2003年起，重庆陆续颁布制度，增加低保申请门槛，以及享受低保的限制条款，比如，家庭电话费月支出不超过40元；水电费月人均支出不超过30元；家庭中不能拥有汽车、摩托车、手机等等。
渝中区王家坡街道低保科科长赵佳概括说，共有70多项不准，总原则就是低保金是保命钱，不是用于消费的，要消费你就要退出。
此外，现在低保申请非常严格，除了提交厚厚一撂书面材料，还要接受“底朝天”似的家底调查。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对此表示，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而定，城市最低保障制度现阶段更关注生存而不是尊严。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降低多少低保的吸引力。
王家坡交通街社区社保员罗信安说：“我们很难查到谁是不是‘富翁’。”
首先是管理。交通街社区汇集了重庆主城大量旧房撤迁人员，“人户分离”普遍，全社区社保员5位。罗信安称，他们1人管100多户，压力很大。
在入户调查中，购置高档电器的低保户会称为亲友所赠，拒不承认。
而收入调查方面，困难题更多。由于保制度实行的是差额补助办法，也就是说低保家庭如果通过就业获得收入，要从救助中减去。但这些收入具有隐藏性，另外，一些单位也对核实工作并不积极配合。
有群众举报一位低保户在外开出租车。出租车是两班制，这位低保户开的是夜班，社保员白天登门都能找到他。而到出租车公司调查，公司却拒绝承认他是他们的员工。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和很多精力才找到证据。”罗说。
一位民政官员也称：“按规定，拥有几万元存款者不能领取低保，民政部门曾经试图争取查询低保人员银行存款，最终被银行方面以不符合‘为储户保密’原则的理由拒绝。”
重庆一位民政官员称，现在最棘手的情况是，低保队伍中特别富有人多数已被清理，难点是小富，或张红这样有正常生活水平的普通市民，经常很难被检查到。
当地一位媒体的记者对2004年的一次采访记忆犹新。该市沙坪坝区一对夫妇，被举报有骗领低保行为。他们向居委会称，生病需要输血，花费大，又做不得体力活，所以家休养，不能参加社区劳动。
“见我们去，男方躺在床上，女方则不时地咳嗽。”这位记者说。后来的调查发现，他们承包一家公司的产品销售，夫妻月收入有5000元。
针对这一现状，一些社区进行试点，如强公示听证、社会监督等程序。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低保户们互相不会揭发，检举大多发生于邻里出现矛盾。
张红周围的邻居都知道她的情况，她称“没有人会去讨这个嫌”。
张红的丈夫偶尔会到社区去报道，但更多的时候，则称病，不参加劳动。为了制造更多的“低保现像”，他们撤了家中的固定电话，一人一部手机，全开震动。
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缺失
已有专家意识到这是个严重的问题。重庆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孙元明认为，如果仍按不断扩大救助范围的思路，使低保制度的“含金量”继续增加，会造成“福利依赖”。
也因此，即使条件好转，一些人也不愿退出。个别被发现的低保富翁显得尤为愤怒，赵佳说：“他们称这是他们的权利，即使月收入上万，也应该一辈子享用。”
重庆市民政局正与相关部门联合对我市低保现状进行调研，今年内将对重庆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进行修订，以完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和监督处罚体系。
新修订的条例，将加大对家庭收入核实的力度，除继续强化个人申报、入户调查、群众评议、社会监督等程序外，还将与劳动部门合作，核实劳动者的收入来源，并通过社会信用体系核清低保家庭隐性收入。
但是这个目标能否实现，是个问号。
唐钧称，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在全世界都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而因为这个前置条件的存在，因此，实际上，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低保政策可能不是一个解决城市贫困的一个长久之计，探讨一个长效的解决机制仍迫在眉睫。
重庆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孙元明也认为，低保政策的实施虽然为大多数群众所认可，但是这种制度在操作过程中存在较多的搭便车现象，使其功能大打折扣，同时，如果仍按不断扩大救助范围的思路，使低保制度的“含金量”大增，实际上是不利于鼓励工作积极性，反倒会造成“福利依赖”。
经过十余年的实施，城市低保制度对缓解和消除城镇贫困现象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是中国所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发展得最好的，也是最与国际接轨的，但是低保制度在发展了十余年之后，可能被开发的内蕴几乎都已经被开发出来，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接近极限。
“我们应该考虑低保政策是否又到了一个应该‘转向’的‘拐点’。”唐钧说。
(注：王军、张红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