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浩：泗洪纪委的“地下别动队”(新京报 2009-3-5)

泗洪纪委的“地下别动队”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9-3-5 3:33:58 · 来源： 新京报

江苏泗洪县纪委聘用68名“监督员”，他们身份保密，与纪委单线联系，任务是对官员“隐性监督”
■ 核心提示
一个被称作“隐性监督”的制度，在江苏泗洪县已推行了半年有余。
去年7月，泗洪县纪委公开招募了68名“特别监督员”，让他们对党员干部8小时工作之外进行隐性监督，随时向纪委举报。泗洪纪委称此举是为扩大群众监督路径。当地官员称被许多双眼睛盯着“如履薄冰”。而当地纪委官员认为，“如履薄冰”恰恰是隐性监督的成果。
秘密监督官员8小时之外，是纪委对官员生活的“无孔不入”，还是群众监督的有效途径？自该方法推出至今，争议之声从未断过。
□本报记者 黄玉浩 江苏报道

2009年2月13日，“便衣纪检”孙立站在泗洪县的大街上。他的身份和任务都被要求保密。 本报记者 郭铁流 摄
“千万不能让人认出我来！”
穿上羽绒服，戴上帽子，墨镜罩住半张脸，又举起一本“党风廉政监督手册”遮住另一半的脸———2008年2月12日，面对记者的摄像镜头，52岁的乡村教师孙立（化名）焦躁不安，“我还有老婆孩子呢，会被报复。”
2008年7月底，乡人大代表孙立多了一重身份，通过应聘，他成了江苏省泗洪县纪委的“特别监督员”。
“不要问我姓名、住址，也不要问我举报了谁、什么事。我不会说的。这是纪律，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孙立说。
对于做监督员的动机，孙立称自己不满某些官员的不公、不法，但公开举报怕遭报复，而“政府给了一个畅通的批评与建议的渠道，发挥个人热情”。
2008年7月中旬，泗洪县纪委在全县范围海选“特别监督员”，对党员干部8小时工作之外进行“隐性监督”。
这群人被称为“党风廉政特别监督员”。民间称之“便衣纪检”、“卧底”、“地下别动队”等，也给这群人蒙上了神秘色彩。
“黑暗中有一双，不，或许很多双眼睛在注视监督你，随时可能举报你，不知何时就被纪委盯上了，如今我们如履薄冰。”2月15日，泗洪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如是说。
“我们存在的价值更多在于对官员形成威慑，敦促其个人素质的提高，预防腐败。”孙立称。
纪委海选“便衣”
县纪委党风室负责人称，以前监督员身份公开，因碍于情面又易遭报复，监督流于形式
2008年7月16日晚8时起，一条招聘启事，在泗洪县电视台滚动播出，并迅速成为全城讨论的焦点。
启事称，县纪委在全县范围聘请60名党风廉政特别监督员，身份保密，与纪委专项管理人员单线联系，实行隐性监督，可向纪委直接举报干部党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必要时配合纪委案件的秘密调查”。
招聘启事称此举目的是扩展监督渠道，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并使群众监督更有力和得到最大限度保护。
当天的《泗洪新闻》也滚动播出了《泗洪县纪委、监察局聘任党风廉政特别监督员的暂行办法》，称凡常住泗洪县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性别、职业、年龄、文化程度不限，无违法乱纪行为纪录者，均可报名。
根据《办法》，监督员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开展监督，对部分官员违纪、违规、违法行为，如行贿受贿、公款旅游、公车私用、赌博、大操大办等，直接向县纪委专项管理人员进行举报，并有权追踪所反映案件的查处结果。
“刚开始我都不相信这个事情，觉得政府在作秀。”作为乡人大代表，孙立说他看到启事时心存疑惑，不过还是有所期待。在他看来，此前基层群众对官员监督很难，“这不失是个好想法”。
泗洪县纪委党风室副主任高学升介绍，以前县纪委也设过监督员，但主要是由人大、政协的老干部担任，而县城很小，大家都是熟人，监督员身份又是公开的，碍于情面，监督流于形式，此外举报者也容易遭遇报复。
认为“身份保密”、“单线联系”，可以有效保护监督者，“爱向上级反映情况”的孙立，去报了名。
泗洪县纪委称，招聘启事播出后，一周内报名者300多人。
争议中诞生“便衣”
报名者的数量超出了党风室负责人高学升的预料，他强调没有工资，而应聘者称不图钱
高学升称，招聘启事播出当晚，他一直忐忑不安。
泗洪县纪委党副风室主任高学升是该制度的首倡者，并全权负责设计和操作。
对于此“创意”的由来，他称，2008年初中央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监督”，而泗洪县纪委组织退休干部座谈时，发现群众对官员监督热情很高，但他们提出了监督机制需改善，监督的载体和渠道较少等问题。
高学升称，“当时我想到的就是匿名化，进行纪委的单线联系。”
2008年5月份，高学升向泗洪县纪委副书记史余强提出公开招聘“有监督热情的民间志愿者”的建议，对官员进行8小时之外的隐性监督。史余强认为可“探索执行”，并要高设计方案。
两个月后，“暂行办法”出台。
据高学升讲，草案出来后，纪委开会讨论时曾引起很大争论。争论焦点是，“便衣纪检”会不会引来官员反感，以及社会能否接纳这样的事物，毕竟在其他地方没有先例。
“我们的做法，势必会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2月24日，高学升说，尽管这样，泗洪纪委最后还是决定尝试。
纪委决定在电视台发布公告，泗洪县纪委副书记史余强称，此举是为保证制度透明，更重要的是让全社会知道纪委的决心，对官员起到更大的威慑作用。
高学升称，招聘启事播出第二天，他的手机和办公室电话成了热线，这令他十分意外。毕竟监督员没有工资且有被报复的危险。
随着报名者不断增多，高学升不断强调没工资，但“许多报名者说，要是图钱，就不来做这个”。
上访者当上监督员
300名报名者中，挑出了68人，他们被编号后，身份名字从此被数字替代
看到招聘启事后，65岁的刘明汉（化名）去报了名。不过，他认为自己被选中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他此前是一名常年上访者，一度与当地政府“水火不容”。
因拆迁补偿问题，刘明汉曾找各部门反映问题，他感觉“干部太不把老百姓的事当事了，不办实事、工作拖拉，作风粗暴”。
刘明汉认为，当官的不知害怕，是因欠缺监督。
高学升证实，报名者中有大量上访、维权人员，或有人有此类经历，很多人甚至是带着举报线索应聘的。在他看来，这些人对官员监督的现实需求、愿望和热情都很突出，而上访和维权的经历又使得他们了解政策法规，他们对监督干部有经验，对社情民意也更熟悉。
曾办企业的陈飞（化名）也报名参选，他称此前对当地工商部门办事效率很不满，“一个批文拖很久，不花钱根本办不成事，一些官员还经常下企业来以各种名目吃拿卡要，想举报，根本就没有门路，实名举报的话，企业也就没法干了”。
300名报名者中，最终挑出了68人。
孙立、刘明汉、陈飞最终都被聘。
所有“便衣”都经过了高学升“一对一”面试。他称面试主要考察人品、法制意识及社会关系，面试后，纪委还会私下调查参选者，确定其人品后才考虑聘用。
高学升介绍，例如聘用刘明汉之前他有过犹豫，“一个长年上访者成为监督员后，会不会找地方政府的茬？”而经纪委秘密调查，认定此人有正义感、责任心和监督干部的勇气。
选出68人后，高学升做了编号，建立档案。于是，所有报名者都成了相应数字，姓名与身份不再被提起。
他们的聘期为两年，两年后无违法乱纪者仍可应聘。
秘密一对一培训
培训方式由“便衣”自己提出，电话或茶馆里，而一切都被要求保密
68人互相不知身份，只与纪委上线单线联系。
高学升说，特别监督员最重要的是两个字：保密。
身份保密，任务保密，联系保密。
68人的档案，只掌握在高学升与党风室另一责任人许胜祥之手。高曾将档案交给主管此事的史余强审核，史拒绝了，说保密这个规矩，任何人不能坏。
选出“隐性监督员”后，高学升开始对他们进行培训。
培训也是一对一进行。接受培训的方式则由监督员自己提出，例如电话培训、茶馆里谈话等。
除了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如何调查取证、搜集线索，如何举报，如何保护自己也是培训的重要内容。高学升也会通过短信群发的形式，告诉大家一段时间内监督的热点。例如春节后，他给68人群发短信，公布年后新监督任务是：“公车私用、大操大办、工作日饮酒”。
培训期间，每名“便衣”都收到一本“党风廉政特别监督员手册”。除了被要求严守秘密外，特别强调了不能以特殊身份采取威胁、恐吓、暗示等手段进行欺骗或对监督者敲诈勒索等。监督不能违法违规，不能侵犯隐私权，不能采取跟踪、窃听以及使用针孔设备偷拍等手段。
“有时候会让我们进行暗访，或对涉案人进行外围的摸查。”孙立说，“这感觉有点像地下工作者”。
高学升介绍，因办案需要，纪委会征求监督员同意后，安排其协助调查案件，但监督员未经同意不能对案件进行调查，没有独立调查权。
“别动队”的业绩
纪委官员称，隐性监督的作用直接体现为，5个月时间内廉政账户增加了40多万元
据泗洪纪委提供的内部材料，被民间称为“地下别动队”的68名“便衣”，分布在城乡和各行各业。
因环境以及行业的不同，每个人监督的重点不同。
陈飞在县城工作，春节前他举报了县里主管车辆运输的一位科长。
这名科长借孩子考取学校的名义在酒店举办酒宴，收受礼金，纪委查实后，该科长被行政记过。
陈飞称，因车辆管理收费问题，自己曾被该科长主管的部门多次为难。“有时候遇见一些干部故意刁难，我就直接对他说，你要这样，就别怪我举报你，我直接向纪委投诉你，他们就害怕了。”陈飞称，“便衣”身份让自己活得“更硬气”。
在农村的刘明汉称，村里的账目、惠农政策落实、村干部作风、工作情况，都在他的监督之内。
乡人大代表孙立说，他常跟村民聊天，村里婚嫁丧娶，他也总在周围转悠，看有无干部公车私用以及大操大办。村民有什么要求和建议，他会汇总报给高学升。
他曾举报自己所在村账目混乱，最后乡纪委责令该村查账和村务公开。
除了进行隐性监督，孙立还向县纪委提议在全县干部中开展电视述廉，公布财产与婚丧等活动收礼情况，对个人工作目标与作风作出承诺。目前泗洪县纪委正在推行此举。
孙立称每晚会看官员述廉，用本子记下，“他们的承诺是我主要监督的对象”。他称现在更关心时政新闻，学习政策和法律法规，提高自己的监督能力。
据泗洪纪委提供的内部材料，截至今年2月份，68名“便衣”提供意见和建议130多条，案件线索30多条，其中纪检检察机关立案调查处理了12件，多件移交公安机关。
“推行党风廉政特别监督员制度，在党员干部中产生了强大的震慑作用。”高学升透露，自去年7月推行隐性监督后，5个月时间内纪委的廉政账户增加了40万元。
高学升称，没有给监督员定任务指标，实行“一案一奖”制。举报经济类案件，规定的奖励标准是不低于案值的10％，非经济类案件则视情奖励，对工作优异者每月给300至500元，而“奖金和补贴由纪委办案的查没款中出”。
对于为何不固定工资长期聘用“便衣纪检”，高学升称，此举本质是推动群众监督，必须以群众身份和视角来进行，“如果发固定工资的话，那就变质了，不成了我们纪委的扩编吗？”
他称“便衣”到纪委领奖金的人很少。例如有一笔举报奖金1000元，案件查处后监督员迟迟没来领，“许多人做这个都不为钱，就是一种监督的热情”。
“我们不图钱。监督官员本身，也与我们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孙立说。
“便衣”改变的小城
一名官员认为，“便衣”防不胜防，例如他们可能会扮成办事的农民来探访
去年7月开始，“便衣纪检”的神秘，在泗洪这个百万人口的苏北小县，被不断渲染着，而官员们也在压力下应对。
县劳动局副局长钟继承称，“便衣纪检”防不胜防，有时会装扮成来办事的农民，闯进办公室纠缠，一个问题咨询好多次，而若发火，几天后会有领导找谈话，“更严重的，可能是你发标的镜头会被县电视台播放”。
钟继承称，现在工作日不敢喝酒了，因也在监督之列。
“我们现在更自律了，工作生活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车管所所长杨庭标称自己遇到过“便衣纪检”。他称，去年10月的一天，车管所办公大厅的一名中年男子引起他注意，该男子说是来年检，但跟办事人员聊了很久，又跟来办事的人问东问西，一直在大厅转悠。
“我就问同志您有事吗，他说就是看看，我赶紧将他请进我办公室，又是递烟又是倒茶。”从警多年的杨庭标称，他一看就知道是“便衣”，“带着偷拍设备呢”。
淮北中学校长李德称，“便衣”甚至改变着小城的人际交往。
他称，以前同事间拜年带着礼品礼金，谁家孩子上了大学会包个红包，“现在没有这些习惯了”。
李德说，他搬家特意将日子选在腊月二十九，为的就是过年了大家没时间来贺喜，“没有让一个同事知道，也没有让人帮忙”，他说怕被说成大操大办、借机敛财。李德称，被隐形的“眼睛”盯着确实不舒服，但可以让自己更自律。
有官员提出，隐私权难保不受侵犯。泗洪县纪委书记史余强称，会不断选拔高素质的群众，进行培训，使其在合法范围内更好地行使监督权力，
史余强认为，官员觉得如履薄冰，“恰恰体现了这个隐性监督员的作用”。
打“苍蝇”吓“老虎”？
泗洪纪委官员认为，隐性监督的作用更多在于威慑，让官员感觉被很多双眼睛注视着
泗洪纪委并不对外公布哪些案件是便衣举报而来。
“县城太小，特别监督员大多提供自己生活圈里的线索，一旦披露案情，很容易引起怀疑。”高学升称，每一季度，都会公布监督员的工作成果，但只公布数字，比如举报了多少线索，查处了多少，不公布案情。
当地一名官员认为，该制度的成效有多大，其实无从考证，“也就是只能打些苍蝇，打不了老虎”。
孙立也称，不要对他们有过高期望，“我们只是普通群众，只是监督热情更高罢了”。孙立称，他们更多是监督村务落实、干部工作作风和大操大办等“看得见的腐败”，难以接触大的腐败事件的核心。
而在高学升看来，“苍蝇打多了，老虎也害怕”，他认为隐性监督员的作用更多在于对官员的威慑，让干部感觉很多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从而能更加自律，远离腐败”。
几乎没有报酬、又是得罪人的事，隐性监督员凭热情能坚持多久？对于这一疑问，高学升称，凭热情的确很难走远，例如很多监督员举报一次后很少再有举报，因为圈子小怕暴露身份。“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群民间志愿者，我们引导整合来推动群众监督，这个制度只是公开监督的一个辅助和补充。”
他称，针对出现的问题，会对应探索解决的办法，例如不断更新补充新人、提高选拔标准等。
史余强称，“隐性监督”探索，根本目的是为扩大群众监督途径，他称泗洪纪委会“低调务实地”继续探索。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deep/2009/03-05/008@033358.htm
[关键词]便衣纪检
日期：[2009年3月6日]  版次：[AA32]  版名：[众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9  条
“黑暗中有一双，不，或许很多双眼睛在注视监督你，随时可能举报你，不知何时就会被纪委盯上了，如今我们如履薄冰。”有官员如是说。去年7月，江苏泗洪县纪委公开招募了68名“特别监督员”，让他们对党员干部8小时工作之外进行隐性监督，随时向纪委举报。当地纪委官员认为，“如履薄冰”恰恰是隐性监督的成果。（《新京报》3月5日）
特别监督员不具有标本价值
公民有基本权益，官员也应该有基本权益，在这些“盯梢者”的眼中，会囫囵吞枣式地将官员的日常可能涉嫌违纪的行为报告给纪委部门，诸如官员和谁谁吃饭，和什么样的女性交往，曾经去过什么地方，都会毫无例外地报告给纪委。问题是，纪委有没有精力去甄别官员的每一项涉嫌违纪行为？在不经官员同意的情况下，即使非涉嫌违纪的日常交往信息也可能被某些不应该知晓的人得知，算不算侵犯官员隐私？□毕晓哲
监督体制失效，“便衣纪检”登台
“秘密纪检”的出现，只能说明现有监督体制不起作用了。秘密纪检的最大功能就是提供官员违纪违法的线索，而现实中，反腐线索并非没有，而是多如牛毛，如果正规监督体制真起作用，只要看看官员的消费与收入水平是否相当；只要调查一下停在豪华酒店门口的公车；只要认真接待上访群众，重视媒体每天反映的群众呼声……只要对这些线索都及时处理，官风政风自会好转，贪腐之风自会减少。如果上访者总被送进精神病院，被拘留被遣返，大接访时群众都在连夜排队，民众房屋夜半被强拆而无人过问，纪检部门对此又熟视无睹，成立秘密监督机构又有何用？其成立的动机就值得怀疑。□瞿方业
招募“便衣”监督应上升为制度
老实说，就当下腐败高发的严峻现实而言，招募“便衣纪检”监督官员可谓剑指监督机制技术“软肋”。还是以韩国说事，农民协会干部金某提着一个纸袋进入金周秀的办公室，一会儿空手离去。这一细节再平常不过，放在中国是没人将其当成一回事的。“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马克思语），韩国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其设立了专司监控职责的廉政稽查人员，使“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其厉害之处还在于，“捉贼拿赃，捉奸拿双”，对作奸犯科者当场生擒活捉拿下，未给其留下半点喘息的时机和串供销赃的空间。相形之下，中国在制度设计上则明显相形见绌，我们虽有专司监管的纪检监察部门，却无专司实时监控的稽查人员。□陈庆贵
法治社会与特务政治水火不相容
非经法律授权而部分履行法律监督责任、且行为高度隐秘、行为与结果操纵于少数人，此种“隐性监督”制度十足具有“特务政治”特点。“特务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极盛于明，其建立初衷，未必不是为了督促官员克尽职守，但法外立法、高度隐秘、被操纵的特点，决定了其最后变成争权夺利、蝇营狗苟的工具，至于人心惶惶、竟无宁日，后世一些人长叹说：明亡，便亡于“特务政治”。□许斌
“便衣纪检”难挑监督重担
从来源上看，这些“便衣纪检”大部分是上访、维权人员，或有监督类经历的人员，虽然这些人员都有类似实施监督的经历，但毫无疑问，这些人也是素质不一、来源复杂、成分多样的，那么他们本身就在监督业务、监督技能技巧、监督对象和范围等方面存在着先天的不足，比如一个农民“便衣纪检”虽然有热情、有维权和监督经历，但他能对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开展监督吗？他能监督得到一个隐藏很深的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吗？恐怕接触都难，而监督到的也仅仅是一些一瞥而过的鸿毛而已。□孔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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