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顽童网站—沈敏特：续写《闯关东》，宜缓！----《闯关东》的文化审视

续写《闯关东》，宜缓！

----《闯关东》的文化审视

沈敏特

连续突破记录，创收视率新高的《闯关东》，和最近一系列优秀电视剧，如《戈壁母亲》、《士兵突击》、《奋斗》、《亮剑》等获得了收视率骄人的成绩，具有很深刻、很有说服力的文化意义。它们证明，电视节目的商业性、大众性，并不注定要以舍弃和伤害文化的严肃性、深刻性为前提的；它们证明，广大观众的健康、科学的文化需求是最主流、最根本的需求，真、善、美终究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的文化目标。

但是，迄今为止，对这些电视剧的文化品格、文化成就、文化意义，以及文化局限的研究和评价，还失之于抽象、粗略、笼统，甚至模糊。我以为，有十分的必要，启动对这些电视剧的多角度的文化审视，从中获得超越观感的文化启迪。在此，我愿与广大观众一起首先对《闯关东》作一次初步的文化梳理。

这里有一个古老但仍须不断研究、不断重新给予回答的文化问题：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屡遭挫折、遍体鳞伤，为什么总能以九死一生的方式生存下来，坚持下来；总能以成本很高的代价换取艰难的进步；它虽然依旧未能完全摆脱落后的困境，却总是充满了进步的生机和希望？

也许能从一个文化的定义中生发和展开我们的思索。文化说到底就是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而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闯关东》为什么如此强烈地扣动中国观众的心弦，最重要的是生存层面的哲学共鸣。“救命稻草”这小小的比喻，却具有整体性的象征意义；中华民族是一个生存能力超强的民族，它能抓取微小的生机，换得“绝处逢生”的收获。白雪皑皑，冰冻三尺，路途遥远，兵匪肆虐的关东，成了活不下去的关内人向往的求生之路，于是演出了几百年几千万人的悲壮的人口大迁徙，演出了无数生离死别、升沉起伏的人生活剧。朱开山一家，包括没能进门的媳妇鲜儿，进了门却过不上夫妻生活的媳妇秀儿，都经历了难以生存却生存下来的人生过程，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出大中华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就从这里让我们概括出艰苦奋斗、坚韧不拔、忍辱负重、谦和忍让的民族品格。

这一切从历史的深处涌出，融入人物命运、人物性格、人物关系以及具体而微的一个个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超乎想象，震撼人心。以朱开山为首的家族经历了淘金、伐木、放排、务农、从商、开矿，其中表现的爱恨情仇、勇斗智谋、进攻退守、也战也和，其中讲究的勤劳、艰苦、勇敢、智慧、诚信、义气、谋略，无不围绕求生存这个中心。这种与求生存相连的品质，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精华，是这个民族能以生生不已的坚固的基石。突破性的收视率正表达了亿万观众对此的文化认同。于是，《闯关东》无愧于“史诗大片”、“历史文化大片”、“民俗大片”的美誉。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最为奇特的是这样的“大批判”，即认为，《闯关东》是一部“在精美的包装下内核极为反动的电视剧，是为地主资本家招魂的东西，是刻意淡化甚至抹杀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所谓艺术创作。”并且联系现实，指称《闯关东》“以古喻今”，“就是想告诉观众们，现在的资本家也是不容易的，他们发大财是他们的聪明和手段，不管这聪明和手段是否光明和正当、磊落，只要发财了，他们就是值得尊重并值得效仿的。”

我无意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给这番言论扣上什么政治帽子，我只是悲哀地感到历史遗留下来的政治阴影依旧笼罩在一部分人的心中，使他们无法从一种已经伤害了民族生存的政治文化的误区中脱身。误区中最大的误区是把阶级关系绝对化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并把“阶级调和”绝对化为“反动的麻醉药”，以至于只要是地主、资本家统统归结为不可能有任何优点的坏人；而在今天需要保持的“革命传统”就是“仇富”。

我不否认存在着地主和雇农、资本家和雇用工人的阶级差别，以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但“你死我活”并不是阶级关系的常态。恰好相反，阶级差别的存在前提是“我活必须你也活”，“你活得愈好我才能活得愈安全”。没有了雇农，地主能存在吗？没有了雇用工人，资本家能存在吗？当雇农饿得混身无力的时候，地主能指望自己获得大丰收吗？当雇用工人难以生存的时候，资本家能指望高额的利润吗？当代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支撑着些国家巨大生产能力的是工人获得了高福利的待遇，包括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一个成功的资本家会把工人的绝对贫困化看作是自已事业发达的标志和福音。

这种阶级关系的常态，最初主要靠人的品质（包括道德操守）来维系，于是而有“明君”、“贤臣”、“开明士绅”之类的人物出现，不应该否定这些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于保护生产力、安定社会生活所起的积极作用；他们大都理解“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阶级关系，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悲天悯人、体恤民忧、宽厚慈善的道德观同样融入中华民族生存哲学之中，成为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而不能笼统归结为剥削阶级的狡猾。这在从九死一生的底层生活中闯出来的朱开山的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当然，这种主要靠人的品质来维持的相对和谐的阶级关系是不稳定的，常常失控而激化为剧烈的阶级冲突，造成社会的大动荡、大破坏，造成了你活不了我也活不好的局面。无数的经验和教训，特别在付出巨大的血的代价之后，人类的政治文化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这个过程没有完成还在继续；其中心的特征就是在阶级差异还不能终结的历史条件下，以制度化、法治化的设计来维系阶级关系的常态，来保护社会生产力、来安定社会生活。这里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有为了防备贫富差距恶性扩大的累进的所得税、遗产税的社会分配制度，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配套的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等等。今天的中国，由于历史条件的需要，还必须保存大大小小的雇佣关系，还需要给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发展的更大的空间，如何以制度化、法治化的设计，来维系“我活你也活”、“我好活你也好活”的社会关系，是在改革开放中创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闯关东》体现的这种“我活你也活”的生存哲学观念，也给我们一个思维方式更新的启迪，即认识一个人，评价一个人，以及如何对待一个人，给他一个社会定位，必须是历史的、具体的，必须重视他在具体社会实践中的实际作用，而不能政治标签化。简单的说，就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否则，我们就无法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人所承载的文化。

譬如，仅有“地主”、“资本家”的标签，我们无法认识朱开山；仅有“地主婆”、“老板娘”的标签，我们无法认识文他娘；仅有“军阀手下的反动军官”的标签，我们无法认识朱传武；仅有“末代格格”的标签，我们无法认识传文媳妇那文；仅有“胡匪”的标签，我们无法认识鲜儿和震三江；仅有“日本鬼子”的标签，我们也无法认识朱开山的义子一郎。而恰恰是顶着这些和我们格格不入的政治标签的人物的身上，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的基因。

也因为这是一些具体而微的鲜活的个人，而不是僵硬的概念，他们不可能仅仅具备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素质；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无法割断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羁绊。

有人指责，为什么在朱开山一家的生活中看不到共产党的影响，多的却是地主、资本家，军阀、土匪、日本鬼子？其实，朱开山并不是一个生性保守的人物，辛亥革命时他欣然剪去了辫子，比他的大儿子传文开放得多。但他的信息源毕竟是有限的，若不是他有个当教师的三媳妇夏玉书，在他的生活圈子里五四文化运动的蛛丝马迹都难以看到；而当时还处于地下的早期的共产党他确实没有直接打交道的机会。这并不能说明他天生“反对共产党革命”。他只是和新文化有相当的距离，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这特别表现在他对待传武和鲜儿、秀儿的爱情、婚姻上，他生性善良，可以甘心情愿接受鲜儿做他的女儿，却不能容忍传武对鲜儿的爱情；他同情秀儿，却亲手铸造了传武、秀儿的无爱的婚姻了，终于酿成了三个人的命运悲剧。

这种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影响，同样渗透在年青一代的朱家人的心灵之中。秀儿坚贞的爱情令人感动，但难以摆脱“从一而终”的阴影；当她确认爱她的是一郎而绝不是传武的时候，她不敢承认自己对一郎的爱意，甚至为自己居然有这种感情的苗头而惧怕和歉疚；她更心安理得接受的安排是成全传武、鲜儿，自己甘心情愿做传武的“二房”。那文深深同情秀儿不幸的婚姻，却本能地反对一郎和秀儿的爱情，仿佛秀儿犯了传统妇女的“七出之罪”；要传武接纳一妻一妾的主意就出之于那文。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那文的主意几乎让全家沉浸在“两全其美”的欢欣之中，文她娘更是如释重负，放下了梗在心中那块对秀儿爱莫能助的石头；甚至连传武也表示接受，虽然有点勉强和无奈；反对者只有经历了五四思想洗礼的三媳妇玉书。

对自己造成的悲剧，朱开山终于感到悔罪；但传武、鲜儿、秀儿已付出了十八年的几乎全部的青春。是的，朱开山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领域中为人处世，可以说达到了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炉火纯青的境界。但要接受以个性解放为基础的现代文化观念却十分艰难，需要经历漫长的人生旅途，需要实践的反复的锤打，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从56集所展示的朱家的历史来看，朱开山的思想有变化、有进展。譬如对传武、鲜儿的爱情，由反对到接受；对地头蛇潘五爷的欺压阴损，由一忍再忍到忍无可忍，而终之于又从忍无可忍转变为化敌为友，为的是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最大的提升是从家到国，从发家致富提升到保家卫国，他亲手宰杀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森田，为传武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感到自豪。

但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加以审视，这种变化和进展大都没有超越求生存的文化功能的范围，体现了中华民族超强的生存能力。这里又恰恰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负面因素，即文化的两大功能----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处于不平衡的状态，生存的能力超强，而发展的能力不足。当然，生存和发展是相区别而又相联系的，生存不等于发展，而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生存，才能提高生存的质量，根本改变生存的面貌和状态。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的能力呢？那就是以张扬个性、个性解放为基础的创造能力、创新能力和不断超越自我的能力。而解决这不平衡是更为艰难的文化建设，需要科学观念与民主观念的大普及和大深入，需要基本完成鲁迅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任务，需要社会环境的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为什么我国在面对外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容易同仇敌忾、人心相聚、团结一致，而在面对国内大变革的时候，要创造一个和谐团结的局面却矛盾重重、更加艰难？这就是文化两大功能严重不平衡的外显。

基于此，我对续写《闯关东》第二部，持不甚乐观的保留态度。因为，创作《闯关东》第一部的外部条件、环境条件，相对而言，基本具备；作者可以比较真实地面对所要展示的历史内涵，可以比较自由自在地挥洒创作的想象力。而创作第二部的外部条件、环境条件，相对而言，尚欠充足；作者能否比较真实地面对所要展示的历史内涵，比较自由自在地挥洒创作的想象力，我担心！于是我大胆坦露自己的真实的想法：

续写《闯关东》，宜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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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老顽童网站　作者：沈敏特　发布时间：2008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