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口浪尖的性研究者

风口浪尖的性研究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尼克 陈海 发自北京

有一次，导演张元问李银河：为什么对性感兴趣？李银河想了半天，回答了一句：做性研究的人都特别地道，不假正经。张元点点头，似有同感。

这样的问题被问得多了，李银河也开始正儿八经地问自己。为此，她专门写了篇文章——《我为什么研究性》——“罪魁祸首”是出生的环境和社会的氛围。李银河属于生于1950年代，长于1960年代，1970年代谈婚论嫁的那一代。在那些年代，与性相关的一切都要特别加以防范，性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万恶之源，“又怎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

现在，她认为，性是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问题便出现了：人可不可以自慰？女性可不可以主动提出性要求？同性恋伴侣可不可以结婚？虐恋爱好者可不可以组织自己的俱乐部？人可不可以合法地购买和享用性的文字、图像和影视产品？人可不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人可不可以参与3人以上的性活动？……踌躇再三，但隐约有个肯定的、理直气壮的回答。而现在，她不假思索：当然可以。

开始是家庭作坊式的调查，和她的丈夫王小波，像当年革命者搞地下工作，“有一点冒险犯难的挑战；有一点越轨犯规的淘气；外加一点先锋前卫的叛逆。” 最早做单身研究，在北京晚报上登了条豆腐块，征集单身志愿者，其中一位男士，30岁上下，跟李银河说，独身是因为同性恋。这是她的第一例同性恋受访者。这位志愿者又介绍朋友、朋友的朋友，滚雪球般，最后李银河共征集了三四十名。另一批最早的受访者是住处附近一家心理诊所的“病人”，主治医生是她的朋友，去那儿求治的，都成了她的受访者。

那年，李银河36岁，刚从匹兹堡大学博士毕业回国。那之前的人生，“都在等待都在准备中”。“还要准备到何时？36岁，真是够晚了。”当然，还有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从17岁到22岁，下乡，一直在做体力劳动。虽然我也在一天天极度疲劳的体力劳动之后，尽我所能看书，看马克思的书，看鲁迅的书，看当时硕果仅存的《艳阳天》一类的‘文学’书，但是我的生命曾耗费在成年累月的纯粹的体力劳动上。我们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凭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

压抑多年的做事的冲动猛然迸发出来，一口气搞了10项经验研究。其实，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够她交差的了，但她的研究冲动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为了交差。这10项研究的结果是10篇论文，每篇15000字上下。题目依次是：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回国之前，她还做了个“社会学百题”的备忘录，现在有时还会翻看，觉得自己比当时的气魄小了很多。

这10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等杂志上，有的被译成了英文和日文，后来，集结成册，取名《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虽然只印了4000册，但已经挺满足的了，她还见过只印300册的学术书呢。

论文发表了，书也出了，但事实上，她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研究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不为了改变什么，也不为了和谁战斗，真有影响，那也是副产品，自己的目的，首先是经验研究：描述世界，解释原因，仅此而已。

一个电话惊醒了她，一位中年女士在电话里开骂，“你们全家先同性恋试试！”她猜想对方可能是受害者，丈夫是同性恋。开骂的电话一天能接好几个，还有人写信，写各式各样的信，还有会议、报告的邀请函。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研究以及自己和当下中国的紧密联系。

顺着性爱这条线索，她还有些不大不小的发现，但已经够让自己惊喜的了。“以社会、国家和文化的名义压抑性的表达，原因恰恰在于在我们这里‘个人’尚未形成。因此，义务是好的，权利是坏的；尽义务是美德，要权利是邪恶；尽义务受褒赏，要权利遭贬抑。在性的领域个人可以拥有哪些权利却完全没有概念。”

选择经验研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这里的人往往偏爱气势恢宏的高谈阔论，而我的抱负是要做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就是想分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是众所周知，这并不容易，有时真话也挺没劲的。为了和信口开河者划清界线，我甚至不惜把自己搞到矫枉过正的地步。”看到那些高谈阔论的研究，就为别人捏把冷汗。“人家的一个小标题，在我看来已经够研究一辈子的啦。”

这些发现对她来说是重要的，她决定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为了公民这个概念”，参与公共生活：率先在国内提出“同性恋非罪化”、“卖淫非罪化”、“性产业非罪化”；投身“同性婚姻在中国的合法化进程”；又支持“闪婚”；“同性婚姻”提案第三次受挫，但她表示仍继续提交；“憧憬多边恋”、“为一夜情正名”而身处风口浪尖。风暴袭来，一个学者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她最新的计划，是想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关于农村性别权利关系研究，要到一个村里去访问这个村里的所有妇女，然后看看，这个新课题，又会怎样激发自己的好奇心，又有什么是被遮蔽的。

（本文参考李银河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