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当代中国奥运新闻传播的主要话语问题及文化解读

　　
　　一、当代中国奥运新闻传播的主要话语问题——意识形态化与狭隘的民族心理倾向
　　
　　1895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意识形态作了这样的解释：“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象的系统，它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是社会集团系统自觉运用的普遍原则或理论主张。意识形态化即是这种政治理论主张的强化或集中表现化。
　　
　　当代中国奥运新闻传播话语的意识形态化，主要集中在从50年代至70年代的传播过程。
　　
　　建国初期，面对国际奥委会制造“两个中国”的事实，媒体与国家的意识形态高度一致，做出了一系列维护国家利益、退出国际奥委会的报道。对其它奥运会的信息也选择了拒绝报道的态度。
　　
　　1958年9月在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之后，媒体充分报道新兴力量运动会，在报道中明确表现出国家与国际奥委会冲突的立场，而且仍然排斥对其它奥运信息的传播。这也是以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奥运新闻传播内容选择的唯一标准。
　　
　　文革期间的极左思潮，更是视一切西方的东西为“具有腐蚀性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新闻媒体必然与这种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高度一致，必然选择完全拒绝接纳来自西方的、有关奥林匹克运动的、有关国际奥委会的任何信息的新闻态度。
　　
　　在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后的转折传播期，新闻媒体对中国拒绝参加第20届莫斯科奥运会进行重点报道，同时淡化对第20届奥运会的赛事报道，即使是有报道，也多采取负面的态度。这种选择仍然是保持与国家对待国际问题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高度一致。
　　
　　上述系列奥运新闻传播的过程，都充分地说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政治理论主张在奥运新闻传播中强化或集中地表现出来，形成了奥运新闻传播意识形态化的倾向。
　　
　　众所周知，当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背景下，往往被各个国家视为对国际政治局势表态的窗口，国家政治立场的表态窗口，中国奥运新闻传播必然也受制于这样一种非正常的奥林匹克文化现象。在特定条件下，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国家利益的需要，必然要对奥林匹克运动做出意识形态的选择，以捍卫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
　　
　　客观地讲70年代以后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奥运新闻话语开始淡化，尤其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重返奥运赛场，奥运新闻传播开始由意识形态话语转入了高涨的爱国主义话语。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与体育界，高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通过报道中国在国际大赛上取得的成绩，弘扬爱国主义得精神。
　　
　　如1984年奥运会，中国选手在金牌上的突出表现超出了事前的预计，中央电视台紧急修改报道计划，从原定每天转播40分钟，增加到每天转播4小时。其目的就是要在全国掀起一场学习奥运英雄、振奋民心、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高潮。又如对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央电视台明确提出，“宣传中国体育形象是重中之重，我们的报道方针，就是要大力宣传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奋勇拼搏、为国争光的英雄事迹，达到激发全国人民爱国主义热情的目的。”[2]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奥运实况转播，主要集中选择有中国队参加，并能取得出色成绩、能拿金牌的比赛。对我国选手不能拿金牌的赛事，哪怕是在奥运赛场影响最大的田径等大型赛事，以及其他国家高水平的赛事和奥运各种运动项目的赛事，均不作为转播的内容。
　　
　　80年代奥运新闻传播的爱国主义话语倾向也有其特定的语境。当时中国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时期，当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用力推开国门，惊奇地发现了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竟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差距。这种弱势心态，使国人有着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强烈的改变民族形象的愿望。这种愿望情不自禁地在观看国际体育比赛中表达了出来。如1983年中韩奥运足球预选赛，心切的北大学生由此喊出了“冲出亚洲，振兴中华”的口号。又如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举国欢腾，掀起了各行各业学习女排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爱国主义热潮。因此，在国家尚未走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低谷，处于百废待兴的历史背景下，这种迅速集中起来的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基点的奥运新闻传播话语，为掀起爱国主义热情，凝聚民心，振奋民族精神，确有它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兴起的爱国主义的奥运新闻传播话语，在最近几年尤其是近几届奥运会的新闻报道中，开始向狭隘的民族心理倾向转化。
　　
　　狭隘的民族心理即指不能客观地看待事实，过分强调与突出自己的民族心理。在我国对近几届奥运会的报道中，这种狭隘民族的心理倾向，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金牌的报道。
　　
　　一是过分强调金牌报道的媒体“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一种媒介观，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次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从考察大众传播在人们的环境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入手，揭示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它与我国舆论导向之间也有一定的理论接点。我国的大众传媒是社会主义媒介，从不否认自己的舆论导向作用，而且旗帜鲜明地把引导舆论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议程设置”是舆论导向的第一阶段，即传媒通过有选择的报道新闻来把社会注意力和社会关心力引导到特定的方向。新闻媒介体现“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的窗口，即是头版头条新闻的确定。因此，不同媒介观的“议程设置”，其新闻选择的重点各不一样。试比较《中国体育报》《人民日报》《羊城晚报》《体坛周报》与美国《纽约时报》、日本《朝日新闻》，对奥运期间头版头条新闻的处置情况：
　　
　　2000年悉尼奥运会抽样报纸头版头条新闻报道内容（缩写）
　　
　　时 间 《中国体育报》 《人民日报》 《羊城晚报》 《体坛周报》
　　
　　9月15日 开幕式 开幕式 开幕式 开幕式
　　
　　9月16日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选手夺金 中美三大球全接触
　　
　　9月17日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选手夺金
　　
　　9月18日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选手夺金
　　
　　9月19日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选手夺金 “胡进胡不退？”
　　
　　9月20日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赛事成绩 我国选手夺金
　　
　　9月21日 我国赛事成绩 我国赛事评论 我国赛事成绩
　　
　　9月22日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赛事成绩 我国赛事成绩 打开中国夺金秘笈
　　
　　9月23日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赛事成绩 我国赛事成绩
　　
　　9月24日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赛事成绩 我国赛事成绩
　　
　　9月25日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选手夺金 跳水梦之队“梦游”
　　
　　9月26日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赛事成绩 如何看奥运
　　
　　9月27日 我国夺金贺电 我国选手夺金 奥运赛事评论 中国搞掂俄罗斯
　　
　　9月28日 奥运赛事预测 奥运赛事评论 我国选手夺金
　　
　　9月29日 我国夺金贺电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选手夺金 中国跻身第一军团
　　
　　9月30日 我国赛事成绩 我国赛事评论 我国金牌榜
　　
　　10月1日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选手夺金 我国选手夺金
　　
　　10月2日 闭幕式 闭幕式 闭幕式 奥运双十佳谢幕
　　
　　2000年悉尼奥运会《纽约时报》《朝日新闻》头版头条新闻报道内容（缩写）
　　
　　时 间 《纽约时报》 《朝日新闻》
　　
　　9月15日 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评论 奥运火炬传递
　　
　　9月16日 开幕式 开幕式上南北朝鲜选手手牵手（评论）
　　
　　9月17日 澳大利亚夺金 日本夺金失败
　　
　　9月18日 罗马尼亚两选手药检不合格 日本赛事成绩
　　
　　9月19日 美国夺取金牌 日本夺铜
　　
　　9月20日 美国体操落败 日本夺金
　　
　　9月21日 美国队知耻而后勇（评论） 日本赛事报道
　　
　　9月22日 罗马尼亚扫荡三军 日本夺金
　　
　　9月23日 美国夺取金牌 日本赛事报道
　　
　　9月24日 日本女队竞赛第一金 日本夺金失败
　　
　　9月25日 美国队赛事报道 日本夺金报道
　　
　　9月26日 罗马尼亚选手药检呈阳性失金牌 外国选手夺金报道
　　
　　9月27日 美国面对药检打击做出反击 日本夺银报道
　　
　　9月28日 中国跳水队包揽全部金牌 日本夺银报道
　　
　　9月29日 奥运会兴奋剂问题 外国选手夺金
　　
　　9月30日 琼斯犯规痛失金牌 日本队夺银报道
　　
　　10月1日 琼斯获五枚金牌 外国选手夺金
　　
　　10月2日 闭幕式 闭幕式
　　
　　从上述的统计中反映出来，悉尼奥运会期间我国报纸头版头条的中心议题就是“我国选手夺金”。而《纽约时报》对头版头条的选择，其首选并不仅仅以美国队夺取金牌为唯一的“报头”取舍，而是以奥运赛事期间当日最具有新闻性的新闻事件为其首选。就“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解释，头版头条新闻是媒体表达意识形态倾向的主要空间，媒体通过对头版头条有选择的新闻报道，把社会的注意力和社会关心引导到特定的方向。在奥运期间，我国报纸媒体，每天的头版头条新闻都是中国选手的夺金或赛事情况报道。奥运会前后十几天下来，对中国受众的新闻舆论导向是什么呢？很显然，其导向即是，奥运会就是看我们能拿多少块金牌。奥运会比赛就仅仅是金牌的比赛。
　　
　　二是过分强调金牌的报道模式。
　　
　　从抽样的电视媒体和纸业媒体来看，纵观连续五届夏季奥运会的报道，围绕着奥运金牌几乎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报道模式。
　　
　　第一步，开赛前期，对可能拿金牌的选手和参赛队的训练进行报道；
　　
　　第二步，对参赛时该选手夺金现场进行报道，对夺金选手的父母及家乡父老观看比赛的报道；
　　
　　第三步，对夺金选手的访谈报道；
　　
　　第四步，赛后回国为夺金选手庆功的报道；
　　
　　第五步，对夺金选手英雄事迹报告会的报道。
　　
　　这种报道模式无论报纸、电视都统统套用，从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到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越演越烈，越发熟练和套路化。并成为奥运会期间各大媒体奥运报道的新闻主线。
　　
　　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体坛周报》曾设立的对此现象进行评论的“言论窗”，收到过如此尖锐的评论：
　　
　　“新闻舆论还是金牌至上，对于奥林匹克本身应当弘扬的体育意识几乎看不到。”[3]
　　
　　“体育的动人之处是失败后的泪水和无奈，就如同生命的过程，无论你以怎样的方式去度过，终归尘土。我想说的是，更快更高更强的真正含义和冠军奖台无关，它是人类面对自己的处境和命运的抗争，以最悲壮的方式向生命的极限挑战。”[4]
　　
　　“这种把胜负和‘精神’搅合到一起的做法统治了中国几十年。……我们一边说更快更高更强和重在参与，以便把金牌变成体育的目标，一边说全民健身，一边又砍掉那些不能得金牌的项目。用不着为了几块金牌全民沸腾或举国伤心，一个健康的种族需要更多地证明。用不着拿虚假的英雄主义去唬人，自信的人是很少吹牛的，自信的民族也是大度放松的。”[5]
　　
　　“即使对手发挥严重失常，我们的金牌总数真的第二，又能怎样？就真能说我们是第二体育强国了吗？不能，论体育厚度，我们和俄罗斯没法比。我相信，中国体育总会有一天在金牌榜上排第二甚至第一，但那是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6]
　　
　　过分强调金牌宣传的报道模式，不仅受众有意见，即使在悉尼前方报道的新闻记者也感到忧心忡忡。参与悉尼奥运前线报道的著名记者白岩松曾这样写道“每次奥运会，何时夺得一块金牌都是中国代表团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正式比赛的第一天，悉尼艳阳高照，但由于我们的首枚金牌迟迟不来，我仍然能感觉到很多人心中都是阴云密布，连获得银牌的王义夫和铜牌的姜翠华、高静、吴文雄都没有获得应该得到的祝福，甚至背上了丢掉金牌的罪名。这有些太苛刻。但我猜想，这都是急切想得到首枚金牌的心理造成的。……我在想，随着中国的慢慢强大，赛场上的胜利和金牌，不再是我们寻找自信的唯一缘由，我们对体育有了更深刻的要求，比如力量、速度、美、情感故事等等。我们喜欢金牌，但我们更喜欢的，是你们对自己的征服，只要征服了自己，就征服了我们，也就征服了世界，你们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为中国加油，为中国人加油，为人性加油。”[7]
　　
　　诚然，中国电视在第27届和第28届奥运会的报道，较之前几届奥运会，在这方面有较明显的进步。一方面不放松对中国选手争金夺银的报道；另一方面，也在紧紧抓住运动员对自身超越所体现出来的体育精神上做文章，对拼尽全力但仍输了比赛的刘国良、陶璐娜们，以及女足、女曲、女篮和男子击剑队的队员们，仍给予充分的赞许，这种情况在2000年悉尼奥运以前几乎没有。
　　
　　应该肯定地说，奥运新闻传播中无论是意识形态化话语或狭隘的民族心理倾向的话语，从根本上都是偏离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终极目标：培养人、教育人；同时它同体育的根本宗旨：增进健康与娱乐，也是相背离的。
　　
　　从顾拜旦先生倡导和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之日起，奥林匹克运动从来就是一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世界性文化活动，惟其如此才有可能为人类和平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奥运金牌之争，从表面上看它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争，而从本质上则是人类实现自我超越之争，它体现了体育运动的根本精神——人类不断地向自我发出挑战。
　　
　　如果把竞赛夺金作为奥运会唯一的目标或过分渲染的舆论目标，那些永远没有希望夺金的小国家，如尼泊尔、约旦、巴基斯坦、智利等国，那些永远没有机会取胜的参与者，将会受到伤害，奥运一百多年来，在五环旗下聚集起来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会慢慢涣散，以至于退出奥运竞赛的行列。同时在过分渲染金牌的舆论下，随着金牌的争夺，一切卑劣的手段：如兴奋剂、向裁判行贿受贿等，将会愈演愈烈。这些都不利于奥运的可持续发展。如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及其代表的两大阵营在奥运会上的争斗，除了在举办奥运会方面相互抵制之外，主要就是不择手段，不遣余力争夺金牌，以此来标榜国家的实力和制度的优越性，从而造成背离奥运精神的种种局面，使奥林匹克运动历经坎坷与曲折。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值得人们永远记住。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我国需要通过金牌凝聚民心，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但这决不是我们参与奥运的根本目的。尤其当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开始发生变化，我们更应该在一种全新的社会语境下，来思考奥林匹克运动新闻传播的话语主题。
　　
　　当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坚实地向前迈进了一步，提出了建设小康与和谐社会的新目标，近些年来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同时我们又赢得了承办2008北京奥运的极好机会。因此，我们现在需要从更加有益于我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来思考新闻传播的话语。通过这样的新闻传播，应该使中国人不仅仅看到奥运的金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人的培养与教育意义。通过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使中国真正具有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相匹配的现代意识；通过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使中国真正具有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相匹配的开放宽容的心态；通过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使中国真正具有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为世界和平和友爱做出更大贡献的胸怀。通过2008北京奥运的新闻传播，为奥林匹克运动在全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奥林匹克运动也是人类体育活动的一种形式，因此它也不能违背体育的根本宗旨，去片面追求与满足意识形态或狭隘民族心理倾向的需要。体育的根本宗旨是：增进健康与丰富娱乐，或者说娱乐与健康，是人类对体育的根本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明确规定：“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的出台，说明“我们党要带领亿万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同样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身体的健康”（李岚清讲话），这是新时期体育工作的主要任务。体育作为一种身体活动的过程，无论乡村游戏还是隆重的奥林匹克竞技，都强调在娱乐享受和强身健体的同时，消除孤独与寂寞，拓宽社会交往、增进相互情感交流，使人产生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心理状态。拓宽体育的健身娱乐功能和丰富生活功能，体现了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后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表现了人类自由精神的指向，显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反映出体育的真正魅力。
　　
　　当代中国奥运新闻传播应该顺应新时期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传播的新的语境，顺应新时期体育社会功能的转变，彻底扭转曾经有过的意识形态化和目前存在着的狭隘民族心理的话语倾向。在奥运新闻传播中使奥林匹克运动、使体育回归到它最本质的、为人的发展服务的意义上去。通过传播，使人们看到一个真正属于全人类的，超国家、超民族的高水平的竞技运动竞赛的盛典，世界文化与娱乐活动的盛典。
　　
　　二、当代中国奥运新闻传播话语问题的文化解读
　　
　　当代中国奥运新闻传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语问题呢？任何一个问题的出现总是一个特定时代、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显然它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笔者以为，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一经纳入文化的视角便能获得分外清晰的图像，文化总是能赋予万事万物以生命的张力和人文的关怀，总是能带给我们合乎人类自身发展逻辑的想象与展望。从社会文化的视野去解析当代中国奥运新闻传播话语问题的文化语境，努力去找出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为今后的发展提出更有意义的思考。
　　
　　（一）体育价值观念的政治倾向性
　　
　　所谓价值，是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8] 。体育价值即是指参与构成社会生活、社会环境的体育，在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用途和积极作用。体育价值观念，即是对这种用途和积极作用所持有的态度和取向。中国奥运新闻传播所存在的独特的话语问题，与中国长久以来体育价值的取向有着必然的联系。
　　
　　1.传统体育价值观的政治倾向
　　
　　中国原始社会时期便有了体育活动的雏形。古代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的奴隶阶级，为了维护贵族专政的政治需要，开办了贵族教育。对贵族子弟主要进行的是“六艺”训练。其中“乐”“射”“御”都是与体育有直接关系的训练内容。如“乐”中的大乐舞是反映周朝开国的一种舞蹈，常用于祭祀祖先。它既可作为维护周王朝的政治教育，又可作为尚武的传统教育。乐教虽是当时的艺术教育，但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寓有多种教育因素，包含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要素。“射”“御”训练类似于军事训练，西周以人数较少的部族统治人数较多的部族，依靠的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贵族子弟都要成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乐”“射”“御” 教育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这些严格训练的教育目的，就是要把贵族子弟培养成具有贵族政治思想道德和军事技能的未来统治者。可见西周时期的贵族教育选择体育内容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
　　
　　春秋时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继承了西周贵族的“六艺”教育传统，吸收采纳了有用的学科，又根据现实需要发展了“六艺”教育，孔子的教学内容偏重社会历史，政治伦理方面的文化知识，注重现实中的人事，同时孔子也开展体育教育。如“六艺”中的射、御。他还提出过文武兼备的教育思想。但孔子教育的目的不是为培养从事农工的劳动者，而是要培养“治人”的从政人才。可见孔子的教育中对体育的选择也有为政治利益服务的倾向。
　　
　　另外，中国古代民间的大型社火和节日表演活动的体育项目，有一部分是以民间的社团庆典和娱乐嬉戏为目的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为表达对帝王的崇敬和对帝王统治的所谓太平盛世的歌颂。
　　
　　传统体育价值观的政治倾向性一直影响到近代。中国近代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屈辱的民族心理、压抑的民族精神、孱弱的民族体质，以至被扭曲的民族外观，如阴云笼罩着整个国家。一些爱国人士人认识到，中国的国力，弱就弱在经济不强、军事不强、体质不强。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论》中说：“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以完整之体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不得为病国”。因此提出近代“勇武刚强，乃中国第一急务”的口号。又比如旧中国为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将“伪满洲国”推销给世界的企图，刘长春才悲壮地实践了中国奥运史上的“单刀赴会”。
　　
　　每当我们超越政治与现实的利益关系，而企求给予事物本身以文化价值时，那长期积淀下来的，并深深地渗入血液里、潜伏在意识深处的传统文化观念，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引导我们的判断，制约我们的价值选择。从古代到近代，在许多体育问题的变化和实践上，传统体育价值观的政治倾向性一直在影响着我们。
　　
　　2.当代体育价值观的政治倾向
　　
　　当代中国体育模式主要模仿前苏联以及东欧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体育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是社会主义国家体育继承和发展的主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国家，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性”，体育成为培养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和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社会目的一种手段。具体表现在：体育的精神层面凸现爱国主义的主题和意志品德的教育，行为和制度层面上反映体育的社会性，物质层面强调个体技能、体能和生存技能等方面的训练。20世纪80年代以前，当代中国体育价值观一直受到这种过度政治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仍然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提出了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的“窗口理论”。对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的“窗口理论”的由来，可以从1981年中国女排战胜日本队，成为我国三大球中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说起。1981年的女排现象，并不是纯粹的体育现象，而是文化与精神现象。在当时击败一个西方强国的强大刺激，使中国人体味到了从未有过的精神满足，其正面价值是极大的。但从负面看也潜伏着这样的忧虑：中国人仍然处于非常脆弱的心理状态之中，民族的自信心与优越感十分匮乏，民族的心灵承受力依然脆弱。于是，为了振奋这种民族精神，选择了以竞技体育作为窗口，并希望通过这个窗口向世人展示华夏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军事方面的强大；展示华夏民族已不再是“东亚病夫”；展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该这样说，竞技体育的“窗口理论”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它凝聚民心的社会功能。但另一方面，将竞技体育与展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整合起来，又一次强化了当代中国体育价值观的政治倾向性。
　　
　　在对待奥林匹克运动的问题上，这种价值取向的政治倾向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贫穷落后的国家，体育能够满足政治需要的高显示领域就是国际层面的竞技活动”，[9] 尤其像奥林匹克运动这样的全世界最大规模、最大影响的竞技盛会。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参与，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民族色彩。
　　
　　（二）中国奥运新闻传播的社会环境特殊性
　　
　　对当代奥运新闻传播的话语问题进行语境分析，除了看到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之外，还应该考虑到存在的问题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必然联系。当代中国奥运新闻传播，毕竟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进行的。本研究认为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可视为中国奥运新闻传播社会环境的特殊性。
　　
　　1.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局限
　　
　　研究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学者们将当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以80年代前后为界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了概括和总结。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当代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主要是表层融合，体现在用奥林匹克运动的项目、运动会形式、体育场馆和技术设施为中国人民服务，是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表层结构进行平等改造和为我所用的阶段；而奥林匹克运动的深层结构，如价值观、思想体系的融合尚未开始，与其中层结构即组织体系方面则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改革开放后（即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新局面，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中国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在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已呈现出平等交流、多层融合、互补互利的趋向。中国当代体育在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交流和融合中经过了选择其精华，消化吸收后再创造的过程，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体系、组织体系和活动内容体系，以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渗透到中国当代体育中，使中国体育全面地走向了世界。
　　
　　中国当代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融合，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两次申奥和申奥成功，到目前开始承办第28届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但不能不意识到人们知道的奥运会就是拿金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奥林匹克运动是那些国家运动员的事，老百姓就是看他们拿金牌，为国争光。对奥林匹克运动如何与寻常百姓的生活联系起来，如何将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精神渗透到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实在是一个“盲点”。人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了解也实在是太少了，几乎都片面地认为金牌拿得多就是体育强国，或者说体育强国就是看谁在奥运会上拿的金牌多。
　　
　　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却不是这样认为的，比如说邻国日本。日本从1964年奥运会上奖牌排名第3名，到2000年奥运会上的第15名，这能说他们不是发达国家了吗？能说他们的体育落后了吗？日本无论在哪方面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经济总量至今仍然是中国的数倍之多，因此它已无需通过竞技体育来证明国家的强大。从80年代开始，日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提高国民总体素质上，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具理性和健康的心态。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体育强国，不仅要看在奥运会上金牌总数的多少，而且还要看一个国家大众体育开展的情况，即体育人口的多少。
　　
　　本研究对媒体1949年至2002年奥运新闻传播的资料整理时发现，在中国当代整整50多年里，只有一家媒体在某一天的新闻中，提到了国际奥委会与大众健身的话题，题目是《国际奥委会将定期评选群体积极分子》（《人民日报》1988年8月3日），国际奥委会还要举办与大众健身相联系的活动，实在是中国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媒体对国际奥委会的大众体育活动都报道的少之又少，也难怪老百姓不知道了，更何况中国在文革期间还闭关自守了许多年。由此可见，中国体育界文化界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认识也集中在金牌上，中国民众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了解有着一定的局限，这也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局限性的折射。
　　
　　2.计划经济下的体育制度对体育发展的影响
　　
　　20世纪的后期在中国体育史上是一个极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国家和民族所赋予的文化任务，中国体育已经全面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从洛杉矶奥运会上零的突破，到悉尼奥运会金牌和团体总分名列世界前茅的目标。可以肯定地说目标的实现主要得益于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虽然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继承下来的，但也采用了市场经济的一些成果。如：对竞技体育实行国家办、国家养的事业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但在人员的管理手段上，又采用上岗竞争的市场管理机制。“举国体制”为保证奥运会拿金牌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如国家体育总局提出“奥运争光计划”，同时也出台了“全民健身计划”，但在资源配置等方面，后者就大大地不如前者那样投入。这样自然就会造成长期以来的中国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发展的不平衡，致使竞技体育始终是中国体育的主旋律。无论哪一个层面、哪一级省、市、县体育局，都围绕着竞赛体制，形成了市运会、省运会、全运会这样的一种层层选拔运动员、培养运动员的竞赛模式。中国的体育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将注意力都集中到竞技体育的发展上去。中国各级体育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狠抓各地区竞技体育的发展，并将能为国家队输送多少运动员，能否培养出多少奥运冠军，作为各级体育部门工作业绩的主要指标。这样的体育制度和工作氛围，使体育工作者们至上而下的都在为金牌努力工作，尽管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但工作重心仍然集中在满足政治需要的竞技体育上，把金牌作为标志性的工作成果，也是体育工作者评优、晋升的主要工作指标。这样的体育工作状态、社会氛围，必然使奥运新闻传播与体育事业发展的主旋律同步。因此，我国奥运新闻传播的话语问题与我国体育制度的特点，以及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发展的不平衡有着直接的联系。
　　
　　主要参考文献：
　　
　　徐基仁《用创新思维报道奥运》《中国体育记者》2002年第10期
　　
　　罗鸿涛《人性：电视体育报道有待开掘的天地》《南方电视体育学刊》2000年第6期
　　
　　许 永《超越平凡的竞争——体育报道与媒体发展》《南方电视学刊》2000年第6期
　　
　　马少华《冲突与宽容的言论生态——中美报纸言论办得比较研究》《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白岩松《光荣与梦想的回归——一次有关悉尼奥运报道的对话》《现代传播》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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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83页
　　
　　[2]岑传理.田永明.奥运启示录.电视新闻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7.16页
　　
　　[3]赵瑜.冷眼看大戏.体坛周报.2000.911
　　
　　[4]洪峰.活着的感觉.体坛周报.2000.9.20
　　
　　[5]洪峰.黑夜的眼睛.体坛周报.2000.9.22
　　
　　[6]白岩松.又能怎样.体坛周报.2000.9.27
　　
　　[7]白岩松.首金综合症.体坛周报.2000.9.16
　　
　　[8]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2.220页
　　
　　[9]胡小明.新世纪体育的走向.体育与科学.2001.4.1页
　　
　　本文作者为：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 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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