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谣言传播的心理分析——以汶川大地震期间的谣言为例

　　　　　　
　　　　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以我国的四川省汶川县为震中，发生了8.0级大地震，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甘肃、陕西、重庆、云南、北京、上海、天津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强烈震感，“据民政部报告，截至8月18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确认69225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失踪17923人。”[1]汶川大地震呈现出巨大的破坏性并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我们的社会所每每发生的重大灾变往往都会成为滋生谣言的温床，同样，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各种谣言也很快在社会上传播流布开来。然而，与2003年的SARS危机期间各种谣言的流传给社会所造成的恐慌相比，由于政府的信息公开和大众媒体的广泛参与，在整个汶川地震期间（地震后100天）不仅大大减少了谣言的滋生，而且即便是某些谣言在传播开来以后，也会很快地止于政府的信息公开和社会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至今，汶川地震已经过去整整100天了，适时地对地震期间的谣言传播现象及其心理机制进行分析和总结，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谣言传播现象的认识，从而增强对谣言传播的应对，有效消除其不利影响。
　　
　　　　一、谣言的定义
　　
　　　　“无论覆盖面宽或窄，持续时间长或短，它的影响是和平的还是破坏性的，谣言话语存在于每一种文化的篇幅中。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谣言。”[1](p114) 的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传播现象，谣言隐匿于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发生于每个社会历史时期，任何人都无法忽视它对我们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正是由于谣言传播之于我们社会的重要影响，曾有许多学者从各种角度对谣言传播现象进行了研究。但是，究竟谣言是什么呢？由于研究的切入点和关注的角度不同，学者们对于谣言的定义也大相径庭。
　　
　　　　对谣言林林种种的定义，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强调它的信息特征，另一类则强调它的心理特征。学者卡普费雷曾对谣言的定义做过整理：“这个领域的两位奠基人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认为，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共确切性’。而纳普则认为，谣言是一种‘旨在位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彼得森和吉斯特对谣言所下的定义是谣言是一种‘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5](p6) 按照卡普费雷的说法，这三种定义首先都确认了谣言是一种信息，突出的是谣言的信息特征。然而，“将谣言定义为正在流传而未经‘证实’的消息，公众将更难以辨认谣言，尤其是谣言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最为理想的证明，即直接的证明：‘我有一个朋友亲眼看见从爱丽台宫驶出一辆救护车。’谣言总是通过朋友、同事或亲戚传到我们身边的，而且他们往往并非他们所叙述事件的直接见证人，他们的朋友才是目击者。还有什么比目击者更为可靠的呢?还要等什么更好的证明呢？”[5](p9)因此，这些强调信息特征的定义的问题就在于：“所有以‘未经证实”来作谣言的定义时，逻辑上总是说不通的。而且无法将其与众多其他通过口传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流传的消息区分开来。”[5](p9)
　　
　　　　强调心理特征的定义认为谣言给人消息和情绪上的满足，或是“一群人的智慧汇总的结果，以求对事件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或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求一种答案。”[5](p11) 然而，这种对心理因素的强调却会导致另一种逻辑上的后果，那就是将其简单的归为一种社会精神病：“事实上，如果谣言仅仅是因为有人相信而流传，没有存在的任何理由，那么谣言就是不理智的，是一种发疯的行为，相当于社会学中的幻觉。因此，对谣言的解释只能从属于精神病学：谁相信谣言谁就是疯子。”[5](p14)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些定义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当一个虚假的信息流入社会时，它的传播完全和一个真的消息一样。它的传播并非由于集体发疯或集体幻觉，而完全遵循着构成社会生活的规则。”[5](p15)
　　
　　　　由此看来，无论是对信息特征还是对心理特征的强调都是片面的，因为谣言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现象，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而且，就大多数谣言的产生来说，大都有一定的原因或触发事件，谣言产生和传播最为繁盛的时期也往往是某些社会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期。所以，本文认为谣言是由社会重大事件触发的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与社会心理现象。
　　
　　　　二、谣言产生的原因
　　
　　　　我国社会学者郑杭生认为谣言不仅是一种集合行为，而且是集合行为的信息渠道。[6]所谓集合行为，就是。一般认为，集合行为的产生需要三个基本条件[7](参阅p96)：一是结构性压力，例如在自然灾害、经济萧条、失业、物价不稳、政治动荡、种族关系恶化等危机状况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不安心理和紧张情绪，这些结构性因素是集合行为发生的温床；二是触发性事件，集合行为一般都是由某些突发性事件或突然的信息刺激引起的，例如这次引发大量谣言的汶川大地震；三是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活跃化。
　　
　　　　由此可以说，作为一种集合行为，谣言产生的原因也不外乎这三个方面。所以，从总体上来看，一个谣言的产生往往包含一下几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结构性因素，例如这次地震所引发的人道、生存、救援等方面的社会危机；二是心理因素，例如地震后整个社会所存在的悲愤、紧张、忧虑、不安、怀疑等等方面的情绪和心理；三是触发性因素，汶川8.0级大地震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无疑是此期间谣言传播的最大触发因素，然而，就此特定的时间段（汶川地震期间）大量谣言传播来说，还有另外一个触发性因素，即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会（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述）。四是信息因素，在社会发生危机或重大变故的时候，也是人们迫切需要信息以消除不确定性的时期，而往往在这个时候，或由于危机后正常的信息传播渠道遭到严重破坏，或是在某些社会（政治）势力压制下，正常的信息传播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所以，也就造成了谣言——这种非常态的信息传播方式大行其道。
　　
　　　　三、汶川地震期间的谣言传播特点
　　
　　　　“作为一种特殊而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谣言，其特点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加以认识。从谣言的内容上看，它具有虚假性特点；从语言所反映的问题和它所采取的形式上看，它且有诱惑性特点；从谣言的结果上看它又有危害性特点；从造谣者和传谣者的情感上看，它又具有倾向性特点；从造谣者的动机和目的上看，它还又有攻击性和诽谤性特点。”[3](p17)实际上，由于触发谣言的各种因素（如前文所述）不尽相同，具体到每一个时期的谣言，其呈现的特点也就千差万别。就汶川地震期间的谣言传播而言，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围绕着地震这一重大事件产生了大量迅速传播的谣言。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由于其巨大的破坏性及所造成严重的损失，立即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各种与地震有关的谣言也很快流传开来。在这些流传的谣言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地震谣言。大地震发生当天，“北京就盛传当晚会有2~6级地震，重庆网上传言晚上会有余震，上海也谣传沪浙交界处发生5．7级地震，……震感也引起贵州一些群众的猜测和不安”[2]此后，各种版本的地震谣言更是不断，比如“针对网上流传广州近日将发生大地震的说法，广东省地震局称未监测到任何异常，地震说法纯属谣言。”[3]“汶川大地震后，一条从巴西传过来的所谓预言又开始在中文网站上流传：‘9月13日，南宁与海南岛之间将发生9.1级大地震，引发海啸，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并可能冲到日本’。联系到印尼海啸与四川地震，一些人开始感到恐慌，一些人甚至打算离岛避险。”[4]，“（汶川大地震）震中将向西安发展”[5]等等。
　　
　　　　二是与地震相关的谣言。比如“成都警方24日通报，所谓‘女警及其家人搭建救灾帐篷，在帐篷内喝酒、打麻将’纯系不实之词。因散布谣言或围攻、谩骂、殴打民警，16名嫌疑人先后被抓获。”[6]“四川卫生厅厅长沈骥在正在召开的四川省抗震救灾的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上，非常痛心地向相关网站发出呼吁，这几天在网上疯传四川省卫生厅干部在灾区殴打志愿者的传闻，纯属谣言。”[7]“福建云霄县谣传四川地震造成生态破坏，盐被污染而出现抢购潮。”[8]“广元市政府就‘安置房防火隐患大被责令拆除’辟谣”[9]
　　
　　　　（二）地震谣言与奥运谣言的结合。
　　
　　　　如前文所述，谣言产生与传播大都有一个触发性事件。汶川大地震发生后，200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抗震救灾之外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会。于是，随后而来一些谣言竟然将二者奇妙的结合在了一起。其一是在网上广为流传的“奥运福娃谣言”，将福娃与中国2008年发生的天灾人祸联系起来：“2008年是中国奥运年，但是2008年却是令人伤痛，令人难忘的一年，本来自然灾害的发生是属于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你和五个福娃‘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和‘妮妮’联想起来就会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晶晶代表的是大熊猫，然而就在熊猫的家乡四川发生了8.0级大地震；欢欢代表的是奥林匹克圣火，然而就在奥运圣火在全世界传递的过程中，发生了抢夺圣火事件；迎迎代表的是藏羚羊，然而就在藏羚羊的家乡西藏出现了3.14藏独份子‘打砸抢烧’事件；妮妮代表的是燕子风筝，然而就在风筝之乡山东出现了4.28胶济铁路重特大交通安全事故；贝贝代表的是鱼儿，接下来……”[10]
　　
　　　　其二则是“奥运数字谣言”：即“1月25日的低温雨雪灾害，3月14日的西藏暴力事件，5月12日的四川汶川地震，三者年月日各自相加，即为三个八，影射北京奥运开幕仪式的时间－－08年8月８日。而更是有心人能观察到5月12日地震离奥运开幕仪式正好是88天，别有用心的人用所谓的‘历史的巧合’、‘不得不信的数字巧合’等主题进行广泛的散谣”。[11]还是借用这位名为“蝶恋花”的网友的话来对这些谣言加以评论：“只要稍微有点天文地理知识的人都能解释导致南方雨雪灾害和汶川八级地震的原因，火车脱轨相撞也完全是有关部门管理不当人为所致，拉萨事件更是达赖集团有准备、有预谋、精心策划煽动并勾结境内外狼狈实施的恶劣暴力事件，至于火炬在境外传递遭到袭击，这就更不需要我来解释，只要稍微有点奥运知识的人，就都知道，火炬遭窃遭袭的史例数不胜数。”[12]那么，对于那些造谣、传谣者，除了愚昧和无知外，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叵测的用心。
　　
　　　　（三）传播方式以网络、手机等新媒介为载体的大众传播为主。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谣言的传播方式也和其他讯息的传播方式一样愈来愈趋于多样化。不同的传播方式，其影响和危害也各具特点。就目前来说，谣言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口头传播，二是文字传播，三是电讯传播。上述三种我们又可以把它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人际传播，这类传播只有当人与人发生联系和接触时才能发生，这是一种原始的、传统的传播方式；另一类是大众传播，人们在接受这类传播时，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和能力条件，如需经过媒介(报纸、收音机、电视机等)作为载体，而看报需识字，看电视、听广播需有设备等。”[3](p157)
　　
　　　　实际上，相对于传统的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和人际传播等谣言传播方式，现代谣言的传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汶川地震期间，谣言主要的传播载体是网络，包括各种网页、论坛、博客、聊天室和QQ、MSN等网上即时通讯工具。另外，谣言借助手机短信的迅速传播也是期间谣言传播的一大特点，笔者就接到过前文提到的那则福娃的谣言短信。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新媒体在传播信息上的迅速和便捷，另一方面，作为大众媒体，它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信息传播到各个角落的广大受众，从而造成很大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手机短信这种传播方式，更是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优势集于一身。因为手机短信首先可以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将信息迅速而广泛的进行传播；其次，它无疑又是一种人际传播媒介，当我们接到一位熟识的朋友发来的信息的时候，对这一信息的信任程度和其所具有的说服力往往大大高于通过其他媒介传来的信息。
　　
　　　　四、谣言传播的心理
　　
　　　　正如本文在给谣言定义时所认为的，谣言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现象，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谣言传播的全过程，不仅涉及到人们不同的个性心理倾向和难以捉摸的心理活动，也是相互重叠的传播者、受传者的之间的心理，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同构过程。
　　
　　　　（一）传谣者的心理
　　
　　　　1、事件的重要性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各种形形色色的谣言层出不穷，但无论是直接的地震谣言还是与地震相关的谣言，都是紧密围绕着“地震”这一主题而展开。对于这一特点，美国学者奥尔伯特的研究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他认为，问题重要性和与涉及该问题证据的含糊性这两个重要条件与谣言的传播密切相关，并由此给谣言的强度归纳了一个表达公式：[1](p17)
　　
　　　　R=i×a
　　
　　　　其中，R指流言（Rumor）的泛滥程度，i指传闻对传谣者的重要程度（importance），a指传闻的模棱度（ambiguity），用语言表达就是：“流行谣言传播广度随其对相关人员的重要性乘以该主题证据的含糊性的变化而变化，重要性与含糊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因为，如果两者之中有—个为0,也就没有谣言了。”[1](p17)
　　
　　　　可见，越是重大事件，越容易成为谣言传播的话题。这首先是因为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影响到这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利益，进而也影响到了人们的切身利益，所以事关重大，人们不得不千方百计的通过寻求与此有关的各种信息。然而，在这种非常时期，往往由于事件正在发展之中，大量的有关信息不能及时的传递到广大受众那里或者正式的传播渠道受损，人们转而通过各种非正式信息渠道寻求信息，因而围绕着所关注的主题，出现了各种猜疑、歪曲、编造，最后使得谣言也不胫而走。
　　
　　　　2、兴趣的交集
　　
　　　　谣言的力量和影响只有通过传播才能得以体现。但是，谣言为什么能不断的进行传播，为什能不断的在“传谣——辟谣——再传谣”的怪圈里循环呢?“谣言的传播有一定的规律。任何谣言的传播都不是平均地传结社会上的每一个人，而是传给那些对谣言内容密切关注的人，传给那些对谣言内容有浓厚兴趣的人，传给那些与谣言内有牵连关系的人。”[3](p117)因而谣言总是先由对它的主题感兴趣的人进行积极地传播，然后在一定的共同兴趣群体中逐渐传播开来。就汶川地震期间的谣言而言，人们对于地震更多的是恐惧和忧虑，而对于此后即将进行的奥运会来说，更多的则是希望与期待，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情绪当中，二者都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不管是忧虑还是期盼，二者在那段时间也都占据了人们的主要话语空间，成了人们的兴趣所在。可能也正是为此，才有了地震谣言和奥运谣言的奇妙组合，有了此类谣言在网络世界的飞速传播。
　　
　　　　3、寻找事情合理的解释
　　
　　　　“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5](p11)谣言的传播是个复杂而奇妙的过程，一个谣言产生之后，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可能始终保持它的原貌，而是在传播中不断的演化和发展，待到它回到其源点的时候，可能就连最初的传谣者都无法辨认出来。在这个奇妙的过程中，是一个接一个的传谣者和受谣者为了使谣言变得更让人信服而不断的添油加醋。不管是在传播谣言还是在传播其他信息，也不管传谣者是否完全信服谣言的内容，传播者的首要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受传者相信自己的传播内容，为此，他就要对谣言的内容进行新的补充与排列组合，对谣言所阐述的事情进行更加合理的解释。“谣言的传播者与其所带来的信息被视为完全同一，拒绝相倍谣言或对谣言产生怀疑，就是拒绝传播者本身。”[5](p57)所以，为了使下一个受谣者不至于怀疑自己的传谣，为了证实自己所说的是事实，说服别人相信，每一个传谣者都在不断的给谣言添加自己认为的合理的解释。比如上文提到的福娃谣言，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人觉得五个福娃中只有福娃贝贝没有明确的象征指向，于是便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解释能力，将福娃贝贝（鱼）与我国今天先前发生的南方雪凝灾害联系起来，于是福娃谣言就有了一个更“完美”的版本：贝贝——鱼(南方雪灾)、晶晶——熊猫(四川地震)、欢欢——火(圣火传递)、迎迎——藏羚羊(西藏藏独)、妮妮——风筝(山东火车)。
　　
　　　　另外，寻求事情合理解释的过程，有时不仅是为了说服别人，也是为了说服自己。从奥尔伯特的谣言传播公式可以看到，谣言的产生跟谣言事件的模糊性有很大关系，事件越是含糊不清，越是能引起人们对它的进行探究和传播的兴趣。在对事件的探究过程中，由于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经验范围非常有限，再加上往往这时候又得不到与事件相关的有效信息，人们对事件的解释就不可避免的添加上了浓厚的个人主观色彩和非理性的色彩，最后这种所谓的“合理解释”也就必然走向了谣传。
　　
　　　　4、释放压力
　　
　　　　汶川大地震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而且由于随后急需进行的繁重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任务，以及接连不断发生的余震，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时候，有些谣言的传播并非完全出于恶意，人们总是希望抓住一则能减经并解释他潜在紧张情绪的谣言。比如前文提到的福娃谣言和奥运数字谣言，2008年我国发生了这么多天灾人祸，确实让人难以接受，而通过一则谣言将这些所有的灾难都扣到福娃身上或数字上，总算为那些难以解释的现象找到了一个替罪羊，人们的紧张情绪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谣言提供一种能供排解紧张情绪的口头发泄途径。它们通常能为这些情绪的存在作辩解，而如果直接面对这些情绪，当事者也许难以接受；它们有时能为周围环境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提供更广泛的解释，从而在使周围世界变得可理解的理智驾驭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1](p20-21) 所以可以说，谣言的传播有时是出于人们缓解精神压力的心理，通过传播一些相关的谣言，人们紧张的情绪得以舒缓，心理也达到了一些平衡。
　　
　　　　（二）受谣者的心理
　　
　　　　1、信源的可信性
　　
　　　　在汶川地震发生的几天之后，由于进入重灾区的公路被严重损毁，救援部队只好搭乘直升机进行空降。灾区山大沟深，地理条件恶劣，再加上当时天气阴霾能见度很低，极不利于空降作业，这些情况都是为大家所知的。但是，迫于当时紧迫的救灾形势，救援部队还是毅然决然的实施了空降。于是，一条关于救援部队谣言很快流传开来：“第一批实施伞降的部队中有四名战士不幸遇难”。笔者是从一位朋友口中听到这个谣言的，当时他说的煞有介事，再加上对当时对灾区恶劣地理条件的了解，我也就信以为真了。然而很快有关部门通过媒体进行了辟谣，伞降部队成功实施了空降，没有一个战士牺牲。但是这样一条谣言为什么会使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信以为真了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传谣者的信任。
　　
　　　　著名心理学家霍夫兰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曾提出了“可信性效果”的概念，即：“一般来说，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越小。”[7](p202)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都会以非常权威的面貌出现，正如前文曾引用过的卡普费罗书中所举的例子：“谣言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最为理想的证明，即直接的证明：‘我有一个朋友亲眼看见从爱丽台宫驶出一辆救护车。’谣言总是通过朋友、同事或亲戚传到我们身边的，而且他们往往并非他们所叙述事件的直接见证人，他们的朋友才是目击者。还有什么比目击者更为可靠的呢?还要等什么更好的证明呢？”[5](p9)在这么权威信源面前，使人无法不相信谣传的内容是真实的。
　　
　　　　2、心理预期——希望得到的某种信息
　　
　　　　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人们都有一种预期心理，即希望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同时，那些符合自己心理预期，与自己的主观愿望或价值倾向的相一致的信息也更容易被接受。“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向一些人展示一幅画，表现的是纽约火车站发生争吵的情景。画面上一个白人手里拿着一把刀，与一个黑人争吵。以后则要求接受实验的人向其他人转述画面的内容，并不断传播下去。在最后表述的内容中奇迹出现了，刀子的主人已经变了，成了黑人手里拿着刀子准备刺死白人。杀人刀子由白人手中转移到黑人手中……”[3](p120) 正如这个实验给我们所展示的那样，在人们获取信息时，即使信息所显示的内容不符合自己的心理预期，受传者也会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进行再加工，等到信息再一次传播时，它已经变成了谣言。预期心理一方面说明了人们为什么会很容易接受一些谣传，同时也能说明谣言为什么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以及人们为什么去积极的传播谣言。
　　
　　　　3、重复的力量
　　
　　　　在我国古书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庞葱与太子质子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 (《战国策•魏策》)这就是重复的力量。在谣言刚开始传播时，或许相信的人并不多，但随着谣言一遍一遍的传播，人们的信念就会发生动摇，直至最后信以为真。“重复为什么可以发生较大作用?有两种解释引入注目。其一，重复地看到某一刺激物的出现在情绪上可能会引起人的好感，而逐渐变成适应直至喜欢；其二，重复可以导致熟悉，而这一变化可能有助于对此一被重复的刺激物产生良好评价。”[3](p163-164)谣言的一再反复传播或者说大范围的传播并不能使谣言变成事实，但是借助重复的力量，谣言完全可能诱使更多的受众相信而进一步传播谣言。
　　
　　　　五、结论
　　
　　　　1、重视谣言对社会心理的影响
　　
　　　　谣言给我们所带来的危害都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影响而发生作用的。因为谣言所涉及的主题往往都是与人们利益相关的重大事件，比如这次汶川大地震，所以，谣言传播开来以后，必定会给人们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个体心理上：“谣言对个体心理的影响，是作为一种社会情境对个体发生直接的刺激作用的。谣言产生并广为传播之后，就会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环境，人处在这种心理环境个，难免不受其影响。”[3](p102)在谣言广泛传播之后，其影响力也随之迅速增强。这时，它不仅影响到个体心理，而是随着谣言传播进而对整个社会心理都造成巨大的压力，引起整个社会的情绪反映。在大的灾难发生之后，谣言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更为严重，如果不对其予以足够重视，及时的进行辟谣，必定会引起社会的恐慌甚至社会的剧烈动荡。
　　
　　　　2、信息公开透明
　　
　　　　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不同于以往（特别是SARS危机期间的报道），我国的主流媒体迅速展开了全方位的报道，媒体的报道涉及到方方面面，准确而及时，几乎是不受限制。所以，主流媒体成为震后全国人民获取准确信息的最佳渠道。这种信息的公开透明不仅使人们及时的得到了各种急需的信息，也大大减少了谣言的滋生和社会恐慌情绪的蔓延。传播学者杜骏飞认为，汶川地震事件中这种信息公开的模式，是汶川地震带给我们最珍贵的一份传播学遗产，它至少包括以下5点经验：“1、政府积极主动地发布信息；2、大众媒体（包括网络媒体）的平等的全方位参与；3、对国际媒体与国际公众的新闻开放；4、媒介议程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及时、有机的互动；5、对公民新闻及其正向的新闻运动的几乎无壁垒的允准。”[8]
　　
　　　　3、传播渠道的畅通
　　
　　　　“这次汶川地震的报道，多数媒体打破了这种惯性态势，反应之迅速、报道规模之大、报道力度之强都是历史上罕见的。5月12日14点46分，新华网最早发出快讯，随后各报纸和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反应很快，发挥了各自信息传递的特长。下午15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四川地震的新闻，随后开始直播报道。十几分钟后，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正式启动24小时直播，打破原有的节目板块，形成全天候播出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影响全国。同时，各地方电视台也迅速反应，纷纷加入抗震救灾报道，关注营救进程。”[9]汶川地震期间的信息渠道始终保持着畅通，主流媒体每天都定时公布关于震灾的伤亡数字、救援进展等各方面的情况，民众也可通过媒体及时获得有关灾区的各种信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谣言才没有大肆的传播，整个社会也保持了整体上的稳定。
　　
　　　　4、权威部门利用现代传媒进行及时辟谣
　　
　　　　在这次地震中，网络、手机等现代传媒成为传播谣言的最佳工具。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我们进行及时辟谣的时候，却同样也离不开现代传媒这种最有利的方式，制止谣言的传播，必须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述，我国的主流媒体在地震期间都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不仅及时发布各种相关信息，在一些谣言流传以后，也都进行了及时的辟谣，这大大减少了谣言的传播。
　　
　　　　5、普及科学知识，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
　　
　　　　前文曾介绍了奥尔伯特关于谣言传播的基本假设，而后来的研究者在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提出另一个关于谣言传播的改进公式：
　　
　　　　R = i× a／c
　　
　　　　C指公众对谣言的批判能力（critical ability），这个公式用语言来表达即：公众越认为重要的讯息，越感到模棱不清的讯息，传播得越快越广；而公众的批判能力越弱，则谣言的传播量越大。
　　
　　　　所以，各种看似不值一驳的奥运谣言却大肆流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民间文化中固有一种神秘主义的文化传统，诸如相面、算命、看风水、测八字等神秘主义文化一向热衷于将各种原本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我们的广大受众缺乏对信息的应有的判断和批判能力，从而助长了谣言的大量传播。让我们来看下面一篇报道：
　　
　　　　“1982年3月21日，日本浦河近海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当时，浦河町的大黑座电影院里正放映电影。一百多名观众中绝大多数是附近中、小学的学生，又大多是女孩。随着大地的摇动，电影放映机颠上颠下，银幕的画面也错乱开来，这些女孩，平常在妈妈面前还要撒娇，这时却表现得沉着冷静。电影院里没有人大喊大叫，也投出现蜂拥而出的局面，大部分人安然地坐在位子上，继续望着银幕，因为她们受过灾害文化的教育，知道这个时候跑出去是造成员大伤亡的选择。浦河是地震活动频繁的地区，仅这次地震发生的前一年就记录了有感地震299次。许多人认识了地震，体验了地震，他们不再恐惧地震，他们采取了一些抗震措施，把家具固定在房间，给建筑物采取加固措施，他们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如果来了地震，瞬息间就能处理好用火，瞬息间就能关掉电源。防灾知识的普及以及人们对待灾害的心理准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这样的强烈的地震冲击下，没有造成一个人死亡，火灾、水灾等次生灾害也没有发生。即使余震还没停止，地面还在不停地摇动，人们进行震后修复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这就是浦河町的人民，就是浦河町平时进行灾害文化教育所发挥的作用。”[4](P134-136) 所以，谣言止于智者，要制止谣言的大肆传播，就必须对增强对国民的文化知识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认知能力和识别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
　　
　　　　Rumor Dissemination Psycho-analysis
　　
　　　　-- Take Wenchuan Big Earthquake Period Rumor as Example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pread phenomenon about rumors during the earthquake of Wenchuan, I trying to reveal aspects of specific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bout the dissemination of rumors by the person who spread rumors and the person who to accept rumors, in order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rumors, and then To reduce their negative impact.
　　
　　　　[Key word] Rumor Dissemination Psychology Wenchuan Earthquake
　　
　　　　作者系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2006级研究生
　　
　　
　　
　　[注释]
　　
　　[1]转引自 中国新闻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根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授权发布《四川汶川地震已确认69225人遇难17923人失踪》，2008年8月18日。
　　
　　
　　[2]转引自 新华网评：《这次，真相跑在了谣言前面》，2008年5月13日。
　　
　　
　　[3]转引自 新华网：《广东省地震局澄清广州近日地震谣言》，2008年6月4日。
　　[4]转引自 新华网•地方联播：《专家驳斥海南将发生9.1级大地震引发海啸传言》，2008年07月03日。
　　
　　
　　[5]转引自 人民网：《西安市长回应地震谣言：西安是个安全的城市》，2008年06月23日。
　　
　　
　　[6]转引自 四川新闻网：《成都警方称女警搭救灾帐篷打麻将纯属谣言》，2008年5月25日。
　　
　　
　　[7]转引自人民网：《四川卫生厅长澄清干部殴打志愿者谣言》， 2008年5月26日。
　　
　　
　　[8]参见 中国新闻网：《6月中国十大谣言：民间收童男童女纯属无稽之谈》，2008年06月30日。
　　
　　
　　[9]同上
　　
　　
　　[10]转引自 SunDay的博客，《将福娃与中国的天灾人祸联系起来纯属谣言》，2008年6月3日 ，http://blog.sina.com.cn/kw9992
　　
　　
　　[11]转引自 蝶恋花，《谣言可以休矣》，2008年06月20日，http://qqq6187330.blog.163.com/blog/static/8876028200852004345770
　　
　　
　　[12]转引自 蝶恋花，《谣言可以休矣》，2008年06月20日，http://qqq6187330.blog.163.com/blog/static/8876028200852004345770
　　
　　[参考文献]
　　
　　
　　[1] 谣言心理学[M]. 奥尔波特. 刘永平, 梁元元, 黄鹂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3.
　　
　　
　　[2] 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M]. 勒莫著，唐家龙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 谣言透视[M]. 江万秀,雷才明,江凤贤.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1.
　　
　　
　　[4] 地震谣言[M]. 陈焕新. 北京:地震出版社, 1990.
　　
　　
　　[5] 谣言[M]. 卡普费雷. 郑若麟,边芹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8s.
　　
　　
　　[6] 社会学概论新修[M]. 郑杭生.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 传播学教程[M]. 郭庆光.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
　　
　　
　　[8] 杜骏飞. 通往公开之路:汶川地震的传播学遗产[J/OL].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780. 2008-07-16/2008-08-19.
　　
　　
　　[9] 陈力丹. 汶川地震报道的实践带给我们的新思维[J/OL].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789. 2008-07-24/2008-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