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荒诞不经的“中国责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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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不经的“中国责任论” 王仕军 2009年02月25日10:05 来源：《红旗文稿》 
2009年的1月，行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提出了“中国责任论”，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成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高储蓄率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而充盈的资金又导致美国投资者购买高风险的资产。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其荒谬之处在于颠倒了决定事物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的主次关系。众所周知，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总是强调外部因素，除了是为西方一些主要国家自身经济政策失误及监管不力开脱外，不排除有为这些国家今后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或对中国进一步施压寻找借口的嫌疑。“当情况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人们总是倾向于去指责他人，这已经成了华盛顿一个流行的政治传统。”美联储主管货币政策事务前高层官员维森特·莱恩哈特可谓一语中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在哪里？笔者认为就在美国自身，主要理由有三。
一、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种下的“苦果”
我们讲发展观，美国也是讲发展观的。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跃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导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这实际上是他们的发展观。在这一发展观的指导下，美国采取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次贷”出笼，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也是新自由主义酿成的苦果。其内在的逻辑链条如下：
其一，放任贫富差距扩大。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从1971年到2007年，美国企业平均工资从每小时17.6美元降到了10美元；同期，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是相当的，而最穷的50%的人口有1.5亿。
其二，刺激房地产业发展，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穷人也是要住房子的，也想拥有自己的房子。美国的两党为了赢得选民，都提出了“居者有其屋”的战略目标。怎么使穷人住上房子呢？美国把这个目标的实现寄托在市场身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房地产业走上了市场化道路。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按照市场化、私有化原则将原有以政府房贷机构为主体的结构改造为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多元结构。先后通过改制和新建两家房贷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占据了房贷市场半壁江山。第二，放开房价，由供求调节市场。在低利率的“次贷”政策刺激下，住房价格一路飙升。第三，房地产评估机构实行市场化经营，以牟取暴利。上世纪末，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崩盘。2000年美联储为扼制经济衰退，连续13次降息，2003年6月利率降至1%，并持续了1年多。受美联储低利率政策的影响，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的利率纷纷下调。2006年，抵押贷款市场成为美国最大的债务市场，达8.82万亿美元。“次债”余额跃居第二位，占12%。放松银根直接刺激了住房投资的攀升。2006年，住房投资在全部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到30%以上。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贷款利率走低刺激了大量穷人的购房欲望。
其三，政府放任房贷监管，房地产金融专门化、独立化，走上了自由化经营。为了刺激住房销售，美国就大力发展住房信贷。住房信贷市场具有高风险性，本应严加监管。但是，美国政府却反其道而行，实行自由化。股市泡沫破灭之后，美国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继续奉行新自由主义教条。在所谓“金融创新”和改革的旗号下，为“次贷”畅行一路大开绿灯：评估机构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与被评估人合谋蒙骗公众，向低收入者放宽借贷条件，开放房贷二级市场，准许发行房贷证券，支持抵押贷款衍生工具等等。大量投机资本涌向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名目繁多，仅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就有300多种，抵押品不断创新，转按、加按、换按、转加按、二按、再按，住房证券市场急速膨胀，其规模超过债券市场的3倍，其功能已经由实现“居者有其屋”蜕化为金融投机家的大赌场。2007年底，“两房”的核心资本为832亿美元，却负担着5.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占全美国12万亿美元抵押贷款的42%（其中1.5万多亿美元为外国持有）。
其实，早在2007年4月次贷危机的苗头就露出来了。标志性事件是美国第二大次级贷款抵押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是美国房市降温以来最大的一起次级贷款抵押机构倒闭案。但由于对市场的过分信任，美国政府并没有重视，美联储依然任其发展，并简单地认定这仅仅是个别现象，无需担忧。并且认为靠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能够应对并可以更好地解决，但是他错了。直到2008年7月贝尔斯登所属对冲基金爆发风险，全球股市暴跌之时，再到房利美和房地美危机、雷曼破产以及美林被收购等事件的发生，美国政府才认识到次贷危机的严重性，并陆续出台救援方案和措施以求应对，但是已经错过了抑制事态蔓延的最好时机。
二、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缺陷长期聚集的“恶果”
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好的方面，比如鼓励创新等，但也有明显缺陷，最突出的就是举债度日，造成美国的储蓄与投资之间的长期严重失衡以及这种失衡所造成的巨大债务问题。长期举债度日，最终使“次贷”酿成大祸。
其一，居民家庭债务负担沉重。政府和厂商企图用消费信贷的对策鼓励消费，缓解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维持高的消费率。但是，消费信贷在暂时增加居民消费的同时，却使广大中低收入家庭沦为“债奴”。2001—2004年“次贷”快速膨胀时期，家庭债务占收入的比重上升到13.6%，家庭债务余额高达11.4万亿美元，等于当年GDP的3/4以上。美联储2008年4月份公布的资料显示，美国的信用卡欠账已经高达9517亿美元。这表明，作为美国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消费是靠债务维持的；与消费相关的产业群的发展也是把希望寄托在消费信贷的持续上。
其二，企业大举借债扩张。1956-1982年，美国企业内部积累资金占全部资金来源的61%，企业债券融资占23%，股票融资仅占2.7%。1970年代美国高收益债券的出现推动了美国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2001年美国公司债券发行余额超过了商业银行贷款余额，接近上市公司股票市价总值，是股票发行额的16倍，占全部债券余额的30%，占当年美国GDP的36%。
其三，财政赤字长期居高不下。美国政府长期奉行赤字财政，依靠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亏空。2005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创记录的4992亿美元，占GDP的4%。怎样弥补赤字，那就要发国债，就要印美元。无节制地滥发国债，造成债务恶性膨胀，经济虚拟化、泡沫化。滥发美元和债券，导致金融业恶性膨胀，三次产业畸型发展，经济整体虚拟化、泡沫化。根据统计，美国2006年的总资产中，房地产和金融资产加起来占美国总资产的96.79%, 虚拟化、泡沫化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三、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罪果”
美国之所以能维持近20年的高消费、高增长，除了通过信贷消费纵向透支未来外，还通过经济全球化滥发美元横向透支世界。
二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其一，美元是国际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元仍然在全球发挥着国际储备货币、价值尺度、交换手段的功能。从统计数据看，2005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不到30%，但是美元在世界储备货币中所占比重却从1997年的56%上升到65%；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比重从54%上升到62%；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比重也从58%上升到65%。这种支配地位，说明全球已经从战后的“黄金—美元本位”变为准“美元本位”。这种地位的优势在于，不论美元是强是弱，都很少能挫伤美国经济。强势美元姑且不说，在美元不断贬值时，美元资产的国外持有者即使想抛掉美元也很难，因为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储备高达数万亿之多，但可供转换的资产由黄金到石油和有色金属，都不足以同如此巨额的美元储备相置换。把美元储备大规模变为其他币种也是不可能的，2005年底欧元在国际储备中只占28%，日元更少，只有4%。它们的吸纳能力都很有限。所以预防美元贬值，只能进行有限的置换，美元资产持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坐看美元价值的缩水。其二，它控制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主导制定了一系列体现它的意志和利益的国际经贸规章制度。其三，掌握和控制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即跨国公司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网络。在2001年世界500强中，美国拥有239家，欧洲和日本拥有239家，各占48%，共为96%，而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仅有22家，仅占4%。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为了防止国内通货膨胀和技术流失，设计了两个高招：一是向其他国家发行金融产品如美国国债，包括“次贷”抵押证券，使美国政府能够长期执行财政和外贸双赤字政策，维持庞大的包括军费在内的政府开支，并有可能借助外来资金对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节；二是禁止高新技术出口。
我们看到了怎样的一幅经济全球化图景呢？在全球化浪潮中，分工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成三类国家：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也有人将这三类国家形象地比喻成“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在这个日益密切的全球分工体系中，一方面使全球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促进了全球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这也使全球化的 “盈余”分配结果更为悬殊。这样，美国、亚洲新兴国家、石油国家就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三极，后两类国家靠输出廉价商品、劳务和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形成了“美元—石油美元—商品美元”的三角关系，使全球供需和分工体系维系在“脆弱的均衡”上。这样的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是，其他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四国”的过度生产和美国经济的过度消费促成了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结构的失衡。最终，问题通过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金融市场危机爆发出来。
美国金融体系的欺诈性质，决定了这场危机在客观上是一场赖帐运动，作为债务人的美国，遭受到的伤害并不很大，宏观微观都是如此。从宏观来看，美国破产的都是经营别人资产的金融公司，破的是别人的产，自己只是名义损失。这就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区别，实体经济破的是自己的产，虚拟经济破的是别人的产。无论美国人实际上是怎么样，这场赖帐运动在客观上帮助美国形成了风险和财产相分离的状况，美国透支消费了世界各国的财产。现在回顾美国2008年4月完成的金融改革法案才发现，美国建立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防火墙，就是为了在金融危机引爆后防止别国收购美国实体经济，维护美国的经济基础。
（作者单位：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2009年的1月，行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提出了“中国责任论”，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成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高储蓄率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而充盈的资金又导致美国投资者购买高风险的资产。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其荒谬之处在于颠倒了决定事物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的主次关系。众所周知，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总是强调外部因素，除了是为西方一些主要国家自身经济政策失误及监管不力开脱外，不排除有为这些国家今后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或对中国进一步施压寻找借口的嫌疑。“当情况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人们总是倾向于去指责他人，这已经成了华盛顿一个流行的政治传统。”美联储主管货币政策事务前高层官员维森特·莱恩哈特可谓一语中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在哪里？笔者认为就在美国自身，主要理由有三。
一、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种下的“苦果”
我们讲发展观，美国也是讲发展观的。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跃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导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这实际上是他们的发展观。在这一发展观的指导下，美国采取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次贷”出笼，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也是新自由主义酿成的苦果。其内在的逻辑链条如下：
其一，放任贫富差距扩大。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从1971年到2007年，美国企业平均工资从每小时17.6美元降到了10美元；同期，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是相当的，而最穷的50%的人口有1.5亿。
其二，刺激房地产业发展，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穷人也是要住房子的，也想拥有自己的房子。美国的两党为了赢得选民，都提出了“居者有其屋”的战略目标。怎么使穷人住上房子呢？美国把这个目标的实现寄托在市场身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房地产业走上了市场化道路。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按照市场化、私有化原则将原有以政府房贷机构为主体的结构改造为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多元结构。先后通过改制和新建两家房贷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占据了房贷市场半壁江山。第二，放开房价，由供求调节市场。在低利率的“次贷”政策刺激下，住房价格一路飙升。第三，房地产评估机构实行市场化经营，以牟取暴利。上世纪末，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崩盘。2000年美联储为扼制经济衰退，连续13次降息，2003年6月利率降至1%，并持续了1年多。受美联储低利率政策的影响，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的利率纷纷下调。2006年，抵押贷款市场成为美国最大的债务市场，达8.82万亿美元。“次债”余额跃居第二位，占12%。放松银根直接刺激了住房投资的攀升。2006年，住房投资在全部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到30%以上。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贷款利率走低刺激了大量穷人的购房欲望。
其三，政府放任房贷监管，房地产金融专门化、独立化，走上了自由化经营。为了刺激住房销售，美国就大力发展住房信贷。住房信贷市场具有高风险性，本应严加监管。但是，美国政府却反其道而行，实行自由化。股市泡沫破灭之后，美国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继续奉行新自由主义教条。在所谓“金融创新”和改革的旗号下，为“次贷”畅行一路大开绿灯：评估机构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与被评估人合谋蒙骗公众，向低收入者放宽借贷条件，开放房贷二级市场，准许发行房贷证券，支持抵押贷款衍生工具等等。大量投机资本涌向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名目繁多，仅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就有300多种，抵押品不断创新，转按、加按、换按、转加按、二按、再按，住房证券市场急速膨胀，其规模超过债券市场的3倍，其功能已经由实现“居者有其屋”蜕化为金融投机家的大赌场。2007年底，“两房”的核心资本为832亿美元，却负担着5.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占全美国12万亿美元抵押贷款的42%（其中1.5万多亿美元为外国持有）。
其实，早在2007年4月次贷危机的苗头就露出来了。标志性事件是美国第二大次级贷款抵押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是美国房市降温以来最大的一起次级贷款抵押机构倒闭案。但由于对市场的过分信任，美国政府并没有重视，美联储依然任其发展，并简单地认定这仅仅是个别现象，无需担忧。并且认为靠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能够应对并可以更好地解决，但是他错了。直到2008年7月贝尔斯登所属对冲基金爆发风险，全球股市暴跌之时，再到房利美和房地美危机、雷曼破产以及美林被收购等事件的发生，美国政府才认识到次贷危机的严重性，并陆续出台救援方案和措施以求应对，但是已经错过了抑制事态蔓延的最好时机。
二、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缺陷长期聚集的“恶果”
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好的方面，比如鼓励创新等，但也有明显缺陷，最突出的就是举债度日，造成美国的储蓄与投资之间的长期严重失衡以及这种失衡所造成的巨大债务问题。长期举债度日，最终使“次贷”酿成大祸。
其一，居民家庭债务负担沉重。政府和厂商企图用消费信贷的对策鼓励消费，缓解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维持高的消费率。但是，消费信贷在暂时增加居民消费的同时，却使广大中低收入家庭沦为“债奴”。2001—2004年“次贷”快速膨胀时期，家庭债务占收入的比重上升到13.6%，家庭债务余额高达11.4万亿美元，等于当年GDP的3/4以上。美联储2008年4月份公布的资料显示，美国的信用卡欠账已经高达9517亿美元。这表明，作为美国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消费是靠债务维持的；与消费相关的产业群的发展也是把希望寄托在消费信贷的持续上。
其二，企业大举借债扩张。1956-1982年，美国企业内部积累资金占全部资金来源的61%，企业债券融资占23%，股票融资仅占2.7%。1970年代美国高收益债券的出现推动了美国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2001年美国公司债券发行余额超过了商业银行贷款余额，接近上市公司股票市价总值，是股票发行额的16倍，占全部债券余额的30%，占当年美国GDP的36%。
其三，财政赤字长期居高不下。美国政府长期奉行赤字财政，依靠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亏空。2005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创记录的4992亿美元，占GDP的4%。怎样弥补赤字，那就要发国债，就要印美元。无节制地滥发国债，造成债务恶性膨胀，经济虚拟化、泡沫化。滥发美元和债券，导致金融业恶性膨胀，三次产业畸型发展，经济整体虚拟化、泡沫化。根据统计，美国2006年的总资产中，房地产和金融资产加起来占美国总资产的96.79%, 虚拟化、泡沫化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三、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罪果”
美国之所以能维持近20年的高消费、高增长，除了通过信贷消费纵向透支未来外，还通过经济全球化滥发美元横向透支世界。
二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其一，美元是国际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元仍然在全球发挥着国际储备货币、价值尺度、交换手段的功能。从统计数据看，2005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不到30%，但是美元在世界储备货币中所占比重却从1997年的56%上升到65%；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比重从54%上升到62%；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比重也从58%上升到65%。这种支配地位，说明全球已经从战后的“黄金—美元本位”变为准“美元本位”。这种地位的优势在于，不论美元是强是弱，都很少能挫伤美国经济。强势美元姑且不说，在美元不断贬值时，美元资产的国外持有者即使想抛掉美元也很难，因为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储备高达数万亿之多，但可供转换的资产由黄金到石油和有色金属，都不足以同如此巨额的美元储备相置换。把美元储备大规模变为其他币种也是不可能的，2005年底欧元在国际储备中只占28%，日元更少，只有4%。它们的吸纳能力都很有限。所以预防美元贬值，只能进行有限的置换，美元资产持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坐看美元价值的缩水。其二，它控制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主导制定了一系列体现它的意志和利益的国际经贸规章制度。其三，掌握和控制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即跨国公司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网络。在2001年世界500强中，美国拥有239家，欧洲和日本拥有239家，各占48%，共为96%，而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仅有22家，仅占4%。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为了防止国内通货膨胀和技术流失，设计了两个高招：一是向其他国家发行金融产品如美国国债，包括“次贷”抵押证券，使美国政府能够长期执行财政和外贸双赤字政策，维持庞大的包括军费在内的政府开支，并有可能借助外来资金对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节；二是禁止高新技术出口。
我们看到了怎样的一幅经济全球化图景呢？在全球化浪潮中，分工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成三类国家：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也有人将这三类国家形象地比喻成“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在这个日益密切的全球分工体系中，一方面使全球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促进了全球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这也使全球化的 “盈余”分配结果更为悬殊。这样，美国、亚洲新兴国家、石油国家就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三极，后两类国家靠输出廉价商品、劳务和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形成了“美元—石油美元—商品美元”的三角关系，使全球供需和分工体系维系在“脆弱的均衡”上。这样的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是，其他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四国”的过度生产和美国经济的过度消费促成了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结构的失衡。最终，问题通过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金融市场危机爆发出来。
美国金融体系的欺诈性质，决定了这场危机在客观上是一场赖帐运动，作为债务人的美国，遭受到的伤害并不很大，宏观微观都是如此。从宏观来看，美国破产的都是经营别人资产的金融公司，破的是别人的产，自己只是名义损失。这就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区别，实体经济破的是自己的产，虚拟经济破的是别人的产。无论美国人实际上是怎么样，这场赖帐运动在客观上帮助美国形成了风险和财产相分离的状况，美国透支消费了世界各国的财产。现在回顾美国2008年4月完成的金融改革法案才发现，美国建立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防火墙，就是为了在金融危机引爆后防止别国收购美国实体经济，维护美国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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