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刺激方案存在结构性问题”——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魏尚进 21世...-神马文学网

2006年，由高盛公司提出的“金砖四国”(Brics)概念流行于世，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四国在全球投资者的眼中似乎是遍地黄金。

2007年，金融危机开始于美国次级贷款。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都认为这将是一场局限于次级贷款以及相关金融产品的危机。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实在天真。

2008年，在9月雷曼倒闭前，不少业内资深人士曾对市场发表过相当乐观的看法，比如高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兰克费恩。他们当时认为金融市场正在逐渐企稳好转。然而，市场差点在随后的灾难中毁灭。

2009年，过去由于“金砖四国”等概念的作用，人们认为新兴市场将与发达国家的这场危机“脱钩”，甚至有不少人希望中国的强劲发展可以挽救全球经济的败局。现在看来，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不好，大家都好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可能还是首先要看美国。那么美国经济现在的状况如何？短期走势又将怎样变化？为此，本报专访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教授，请他来谈谈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和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

贸易保护主义会影响美国经济下半年反弹

《21世纪》：自2007年8月以来，金融危机已经延续1年半了，发达国家相继进入衰退，全球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但最近一些知名经济学家，例如纽约大学的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肯尼斯·罗高夫(Kenneth Rogoff)教授，均表示今年年底或者明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可能出现反弹，您对这样的观点怎么看？

魏尚进：现在大家对美国经济的前景看法不一，乐观的人认为其第三季度会出现反弹，但也有人认为美国经济2010年也不会走出低谷，我个人的看法是未来的经济形势部分取决于奥巴马政府经济刺激方案的效果。假如这个方案的规模比较大，力度比较强，那么2009年下半年美国经济是有可能反弹的。这里要说明一点，我所谓的反弹指的是失业率开始下降，GDP摆脱负增长状态。但资产价格要恢复危机之前的水平恐怕还要很多年。而且我觉得下半年经济反弹并非大概率事件，经济刺激方案的效果也未必会很好。

美国经济未来的走势除了要看政府经济刺激方案外，还要看世界经济的整体状况，假如下半年其他国家的经济依然疲软，那么这对美国的出口和经济复苏也会有重要的负面影响。

最后，我还很担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现在美国自己的经济刺激方案里面有贸易保护主义的苗头，欧洲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我想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出现会放缓世界经济的复苏，这也是影响美国经济下半年能否反弹的重要因素之一。

《21世纪》：我们知道，鲁比尼教授在危机爆发之前就认为美国经济可能出现重大危机，而在危机爆发之后他也多次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发表过悲观看法，所以他被人称为“末日博士”。但现在这么悲观的人也认为下半年美国经济可能出现反弹，这是不是意味着经济基本面中出现了一些向好的因素？

从理论上说，经常账户逆差意味着美国的净储蓄率为负，消费大于产出，那么怎么才能扭转这个局面呢？这需要GDP和国民财富的缩水。这种财富的缩水会降低居民消费，降低经常账户逆差总额。从这个逻辑上说，鲁比尼是对的，但他当时并没有看到美国金融界存在的所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他过去的预测既有理论上的先见之明，也有一些巧合的成分。从这方面说，鲁比尼并非一个永远悲观的人，而他的看法本身就是根据经济学理论推演出来的。

至于鲁比尼现在看好美国经济的原因，我猜想，鲁比尼本人和美国现在的财政部长盖特纳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都是好友，也许他对美国经济的信任是出于对这些人才智的信任。同时，他现在的主要精力是管理自己的公司，我觉得作为公司来说，你的预测要引人注目，恐怕需要有一点与众不同的看法才行。

《21世纪》：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种担忧，就是害怕美国出现日本过去十几年的那种状况。具体来说，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严重的资产泡沫，这场泡沫在90年代初彻底破灭，随后日本经济多年萎靡不振，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但实际上，在泡沫破灭后的大多数年份里，日本的GDP增长都保持了正数，只是增速很低。那么您觉得假如美国经济摆脱负增长之后，会不会也出现类似的情形？

魏尚进：过去十几年，日本经济就像一个生了严重慢性病的人，萎靡不振，多半时候只能躺在床上。美国是否会重演日本的状况？这也是美国人很担心的。但正因为美国人很担心，所以这也给了美国人一个优势，就是自危机爆发以来，他们一直在竭尽全力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

再来具体谈当时的日本经济，我个人认为，日本之所以在过去十几年里经济持续低迷，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日本当时的货币政策思路并未完全理清；第二，日本金融机构里的不良资产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第三，日本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力度不够。

首先来谈货币政策。在经济学界一直都存在着对货币政策功能和作用的争论，有的人认为货币政策可以用来调节经济周期，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发挥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有的人认为货币政策应该以通胀为单一目标，所以应该让中央银行从政府中独立出来，只管反通胀。像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一直就在反复强调，中央银行应该一心一意的防止通胀，其他事情它肯定做不好，要是真做了也会适得其反。

其次是金融机构的呆坏账问题。二战后日本经济长时间高速增长，这期间银行体系中虽然也有呆坏账，但不容易体现出来。当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银行的呆坏账开始增多，但这时候金融监管当局并未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在经过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很多日本人都认为低速增长只是一个暂时现象，等过了这关之后，日本经济又会重新恢复之前的高增长。所以日本人放缓了对不良资产的处理，而寄希望于未来的经济增长去消化这个问题，但结果却是这样的低速增长维持了很多年。由于存在这个因素，因此日本对呆坏账的消化非常慢。这导致金融机构开始收紧信贷，由此对实体经济的增长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最后一个因素是日本的财政政策。从数据上看，日本政府的总支出占GDP的比重是增长很快的，日本的国债余额对GDP的比是发达国家中较高的，但事实上日本政府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力度是很小的。原因在于，过去十几年间，日本人口迅速老龄化，这使得政府在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等领域的社会支出大幅增长。我一位研究日本经济的同事告诉我，假如把这部分的支出刨除，那么余下的部分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十几年间基本是稳定的，并没有大幅度的增长。这也就是说，日本政府的财政政策在支持经济增长的力度上，十几年都没有变，危机前和危机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并没有充分利用财政政策去反向调节经济周期。

由于有了日本的前车之鉴，因此现在美国没有重复日本之前的做法，而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策略。从这点出发，我觉得美国重演日本那种情形的概率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大。

《21世纪》：您认为现在美国采取了有别于当时日本的政策，因而重蹈日本覆辙的几率变小了，但2000年美国网络股泡沫破灭之后，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也是为了避免经济衰退而实行了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但也引起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最终引发了今日的危机。那么您又怎么看这点呢？

魏尚进：今天有很多人把危机怪罪于格林斯潘时期的低利率政策，事后看来，格林斯潘当时的货币政策有没有问题呢？有，但其问题并非是过于宽松，因而导致了通胀，这个问题并没有发生，问题出在资产价格上。就像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央行一样，其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物价的稳定，在这个前提下去发展经济，而忽视了资产价格里面的泡沫问题。

这里涉及一些学术上的争论，就是央行是否有能力识别资产泡沫？不一定。当资产价格在上涨的时候，这个到底是不是泡沫呢？三年之后也许比较容易判断，但当时很难。既然央行无法有效地识别资产泡沫，因此有些学者就主张央行不要去管资产价格，比如现任美联储的主席伯南克过去就专门写过这方面的论文，他用模型来讨论货币政策是否要考虑资产价格，他的结论是不需要。伯南克的文章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很多赞同这一观点的学者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引用伯南克的论文。

《21世纪》：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需要考虑资产价格的问题，这在学术界的确存在争论，但从实践中来说，资产泡沫的严重后果早就在日本出现过了。1980年代后期，日本央行之所以敢大规模放松银根，其关键原因也就是通胀率较低，但当时日本的资产价格节节攀升，最后达到了非理性的程度。而泡沫的破灭最后给日本带来了“失去的十年”。难道伯南克等一流的学者，之前就没有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什么吗？

魏尚进：日本在1980年代后期的确出现了地价和股价高速上涨的现象，我记得当时很多日本朋友告诉我，他们那边的地价又涨了多少多少。当时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东京皇宫附近的土地价值已经等于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价总和了。你要知道，加州是很大的一个州，而且经济实力非常强大。东京的一小块土地和加州的地价总和相等，这怎么可能合理？这本来应该是一个警钟，但当时日本人很自豪的说我们东京的一小块土地就有这么高的价值，这已经不是寸土如金了，而是寸土如钻石了，讲完后哈哈大笑。等日本人认识到资产价格太高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后来日本泡沫破灭，对其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一直绵延至今。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虽然现在美国比较重视日本这一阶段的经验，但在过去，美国一般是不太重视其他国家经验的。

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的看法是摇摆不定的。我记得1980年代初，很多美国的商学院在谈日本经济的时候都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那时候美国很流行一本名为《日本第一》的书，作者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的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美国人当时热衷于讨论日本战后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有点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形。当时日本的普通民众和公司都非常自信，美国人也很怕日本人，所以在商学院讨论的时候，只要提到日本就会说你看日本公司的治理结构多好,它们可以有长远的眼光，做长期投资，而美国公司往往受制于公司股价的短期波动，因此其战略目标也比较短视。

但日本资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的萎靡，而美国经济却欣欣向荣，结果这些美国的商学院又马上把之前的那些案例反过来讲，开始大谈美国经济的灵活性，资本市场可以通过股票和期权等方式来激励职业经理人进行创新等等。

简单说，美国经济比较好的时候，美国人是不喜欢看别国经验的，美国人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对自己的经济体系很有信心，觉得自己的体制充满了弹性，是不会干日本那种傻事的，因此你可以想像一下，他们过去怎么会重视日本的经验？

《21世纪》：您之前提出，短期内美国经济的走势将与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有很大关系。那么从现在已经公布的信息来看，您怎么评价这个方案？

魏尚进：实际上，即使没有经济刺激方案，奥巴马本身也会加大对新能源、教育和扶助贫困家庭等领域的投入。现在无非是发生了经济危机之后，奥巴马顺水推舟，把这些内容也放入了刺激方案中。从这个角度出发，奥巴马自己也知道，这个方案里并非所有的部分都是用来刺激经济的。

关于政府支出方面，我觉得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刺激方案中政府支出的项目分为三类，一是乘数效应比较大，效果比较快和好的，二是效果中等而见效慢的，三是乘数效应很小，基本上属于浪费的项目。对于政府来说，比较容易操作的是类似于修路这样的项目，但这个到底对经济的刺激效果有多快？现在还不得而知。

这里要谈一下美国的政治体制。因为只有了解美国的政治体制，你才能明白为什么刺激方案要这么设计。按照美国法律，这个方案要生效就需要提交给国会两院表决通过。这意味着你需要在参众两院争取到法定的足够票数才能确保方案过关，但每一个议员都是各地的选民选出来的，他们需要从这个方案中去找一些内容以向家乡选民有所交代。所以尽管总统可以从全局出发提出这么一个方案，但国会议员往往会力争将本选区选民的利益诉求在方案中有所表达。于是总统为了让方案可以在国会顺利通过，也会尽力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使方案能够在最大范围上争取议员们的支持。所以方案中很可能涵盖了很多效果不一定最好、但政治上又必不可少的内容，等于说政治现实使这个方案天生就带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21世纪》：您刚才说民众可能把减税获得的资金存入银行，因而会削弱刺激方案的力度。我记得过去采访您的时候，您曾经提到过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似乎意思就是假如民众预期今天的减税会以明天的加税作为代价，那么减税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以此而论，那是不是意味着奥巴马在减税方面的政策最后可能毫无效果？

魏尚进：巴罗的这个观点叫做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o Equivalence)，这在学术上非常有名，我想他以后可能会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而言之，李嘉图等价定理就是说政府通过借债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是零，因为政府发的债券迟早是要还的。如果现在的人是理性的，他们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以为将来的更高税率做准备。由此，他们特意减少的消费会使政府借钱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意图付诸东流。

但这个逻辑的成立是有条件的，例如其中一个前提条件是假设老百姓把今天的减税等同于今后的加税。当这些条件不成立的时候，这个逻辑也不会成立。我举个例子来谈，比如说有一些老百姓的收入比较低，他们本身需要花100元去购买衣服和食物，但他们手上只有80元可供支配，结果他们就只好购买80元的商品。假如这时候政府宣布减税，这些人的可支配收入变成了90元，那么这些人是不会把这10元存起来的，而会去继续购买商品，所以这时候减税是可以促进总需求增长的。

刚才说的是理论上的逻辑，现在回到经济现实来谈。现在老百姓把减税获得的钱存入银行，主要是对未来的经济形势没有信心所致。打个比方，假如我现在每月的收入是100美元，减税给了我50美元，我获得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但现在经济形势非常不确定，也许我下个月只有30美元的收入，甚至可能会失业。因此，既然我拿不准未来的情况，那我还是先把这50美元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比较好。

奥巴马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现在雇的都是一流的经济学家，我想他支持减税可能会有两个想法。一是他觉得穷人的收入比较低，政府需要通过减税的方式来扶助他们，这本来就是他的政府该做的事情，所以乘数效应小一点也没关系。二是经济刺激方案总是需要有政府直接支出和减税来搭配的，只是现在看来，减税所占的部分比较大而已。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想要政府找到那么多有效率的项目也是很难的。上面说过，政府支出的项目可以按效果分为好中差三种，假设政府安排5000亿美元去做直接投资，但效果比较好和中等的项目总共只需要4000亿美元，那么剩下的1000亿美元怎么办？这时候政府当然可以继续把这1000亿美元投向那些没有效率的项目，这是一种选择。但政府也可以把这些钱退给老百姓，让他们自己去决定怎么花钱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也许奥巴马政府权衡之后，还是觉得减税的方式更好一些。

《21世纪》：您之前猜测鲁比尼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可能部分来自于对奥巴马经济班子的信心。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毫无疑问，盖特纳和萨默斯都是非常出色的学者和决策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们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决策的核心人物，例如二人都曾供职于克林顿时期的美国财政部，萨默斯还曾担任过财政部长。还有伯南克，他是公认的大萧条专家，就连一向刻薄的克鲁格曼都认为他是目前最适合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人。然而，也有人认为，即使不能说这些人过去所主导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美国经济目前的危机，他们对当前的局势也是负有责任的，因此现在我们寄希望于这些人来拯救美国经济是没有道理的，您对此怎么看？

魏尚进：这个说法有一些道理，但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对经济的很多理解在过去是不存在的。例如现在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应该更加注重资产价格，我想15年前恐怕很少有人会这么想。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过去有比萨默斯、盖特纳和伯南克更好的人材而没有用，以至于今天我们需要探讨当初是不是用错了人。人的经验和知识都是慢慢积累的，当时这些人就是同辈人中最优秀的，他们尽管有失误，但换一个人上去，也不一定可以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我想这三个人对经济理论和决策的理解在过去十年肯定是有很大进步的，例如伯南克，我想危机发生之后，他肯定会重新结合实际来思考自己过去的一些主张。

另外，这些人的经济学观念是比较主流的，所以不容易做出极端的政策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能力和经验也给了我信心。比如说奥巴马在竞选的时候有过很多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我一直很担心他当选后会大规模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但现在萨默斯这样的人在他身边将使得这方面的风险有所降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会有所收敛。因为根据萨默斯的背景，我相信他不会是一个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而这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将是一个重要的利好。

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讲席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和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