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吕晓波：中美互不了解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1949年成立，是美国大学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

    2002年，从事政治学研究、时任副教授的吕晓波成为首名担任东亚所所长的美国亚裔学者。

    吕晓波1959年出生，1980年代到美国，念书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大学任教， 也活跃于促进中美交流与了解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组织。

    2008年，哥大在北京成立首个全球研究中心，吕晓波受委北京中心主任。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在纽约专访吕晓波教授，谈他的中国记忆、对中美关系和崛起中国的看法。

    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吕晓波教授到现在回忆起小时候文化大革命所见，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而且不仅是眼睛看到的，他的记忆里有一股浓浓的浆糊味，是文革留下来的。

　　“夏天，加上发酵的味儿——当时用大锅做浆糊，然后用扫帚刷在大字报墙上，我们小时候就到那儿去看，但是很快过一晚上马上有人就来写别的，而且字越写越大，每天都一层每天都一层，过不了十几天，那种气味，那种浆糊的味道记忆很深。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内容写什么，就记得味道。”

　　耳朵里还有枪声。他当时在河北的保定，因为当地有军队，有武斗，因此有枪声。

　　他当时跟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从老家天津到河北的保定，到四川。文革结束，吕晓波1977年参加恢复的高考，成了所谓的“七七级”，考上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京的外交学院学英美文学，理想是当外交官。这样的理想，跟家里父亲懂得英语有关，也跟所处的时代有关。他从小对外事活动就感兴趣。

　　“文革期间，我们搜集报纸，看驻外大使是什么人，中国跟什么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每几个月中国就跟另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中国建交最多的时候，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想当外交官。”

　　外交学院是考上了，但是念完硕士以后，他没有当外交官，而是留校任教。半年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当访问学者，并且在之后以“自费公派”的方式保留外交学院的教职，获得柏克利的奖学金留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扮演帮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吕晓波说，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比较强，1979～1980初期，“大家真的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比较落伍了，会思考怎么赶上世界，怎么恢复到所谓的‘中华复兴’，当时出国，也是因为知道中国需要强大。”

　　他们的经历，使到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起来，政治上显得更成熟，也更敏感。他们的台湾同学、新加坡同学的评论是：“怎么你们大陆出来的好像每一个行事都像个领袖？”

　　吕晓波在柏克利期间担任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1989年，他们也到旧金山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那一年，他也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虽然和他同一期间在柏克利的阎学通、张瑞壮和潘维现在分别都到了清华、南开和北大，他最后却留在了美国。

　　“到今天为止，你学政治学，回国虽然是有职位的，但是真正说，中国更欢迎的是科技人才、实用人才，学经济学、法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比较受欢迎。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它到今天也没有特别积极去吸引他们。”

　　1994从柏克利毕业后，吕晓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女子本科学院伯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书至今。他的专著之一《干部与腐败》在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经常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扮演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角色。

　　他说：“在中国去批评中国，这是应该的。你在美国批评中国，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这儿是解释中国，因为美国这边对中国的误解，要嘛是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要嘛以为中国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比较简单化看中国。其实中美两边互不了解，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就更少。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好像什么都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样的话，需要更多跟美国讲中国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还有很多问题。这么说不是为中国开脱，我只是解释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有它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对渐进式能够比较谅解。但外国人看中国是别人都变了，你怎么还不变，为什么还不变？”

中国“物欲横流”

　　吕晓波谈中国的时候既近又远，对中国熟悉，但担任哥大全球中心中国区主任期间，回到北京居住，在工作上他并不完全适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比较起行政工作，他更喜欢教学；另一方面，就如他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工作环境时所说，美国生活比较稳定，竞争有规则，但缺少动力；中国很混乱，但机会很多，非常有动力，规则却不多。中国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但风险大，而“我不太习惯缺乏规则，很多东西都是非正式的来办事。”

　　他回到北京生活期间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2008年后感到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总觉得中国还缺乏公益，“缺乏一种灵魂、一种精神”。

　　“中国以发展快为豪，但中国能够给予世界上什么东西？孔夫子？虽然有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是教语文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应该光是传统。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既然有自己的论述，应该要有价值观，并且要说出来。”

　　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新兴国家的心态，就是有钱什么都能办事，什么事都是钱可以搞定”。在他看来，这是“物欲横流”。吕晓波教授说完，特别强调自己用了相当重的四个字，不过他认为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

　　他说，中国在改革之前只有一个“域”（realm），就是官方的“域”，因为过去私人的域，都是被官方的“域”笼罩。改革的前期私人和政府分开，私人的“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强化。现在经常听到的维权所包括的私人权益，有产权、物权、个人的隐私权。不只人们有了意识，包括政府也在保护，法律开始出现。

　　但他希望人们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这些权益。“中国现在第一个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且关心得很厉害。现在应该出现的是公共的‘域’，是介于官方和个人之间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付出的地方。这个‘域’亟需发展。公域的建设中，‘公’就是所谓的公共道德。公共是大家都有的权益，过去政府就代表了‘公’，公家就是官家。除了我以外就是官，人们对‘公’没有什么概念。实际上‘公’是第三域，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部分，这个扩大了，才是社会真正进步了的重要表现之一。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这个。”

经常被动反应

中国外交还缺章法

随着中国实力在国际上的改变，外交上也应该相应检讨，制定策略，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缺乏章法”。

　　吕晓波教授日前受访，谈到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形容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予人好斗、咄咄逼人、过度自信。尽管中国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挑起，但这样的印象形成，那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

　　他说：“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以后，今天中国究竟该怎么办？没有人具体说……现在你世界第二了，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时候可能韬光养晦已经不够了？尽管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实力还远远没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是你不得不有一个策略，知道什么可以对峙，什么可以后退；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可以合作；你要有最高限、最低限。中国怎么定位自己在亚洲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跟美国怎样，跟东亚怎样，跟印度怎样，跟俄罗斯怎样？现在是被动式的反应，出很多漏洞。”

　　吕晓波教授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真的是在做中华帝国梦”，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中国有一个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论述很重要，但首先中国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利益才去帮助其他国家，甚至为追求利益而对别人的文化不尊重。“大国崛起，这个制高点要拿回来，这个道德高点很长时间没有占据。中国早就说了‘要王道不能霸道’”。

中国看美国

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和美国之间交往时间不算短，双方近数十年来，人员往来其实更频繁，信息流通也更快，但彼此对看，双方的了解仍然有一大段差距。他形容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焦虑”，而中国则是把美国看作在围堵。

　　吕晓波教授指出，中国看美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只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行为，但是美国政治体制、思想、宗教中很多细致的、微妙的地方，却不一定了解。“虽然中国人了解美国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但是论深还是不深，很肤浅。比如美国人对自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自由？很多权益，是什么权益？中间有很多很奥妙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看得到。”

美对中负面观感不容易改变

　　至于美国看中国，吕晓波教授在分析时指出，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使中国一直被美国看作“非我族类”，而且这个负面观感从政府到媒体都有，不容易改变。

　　他特别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他说，奥巴马到印度时说，美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价值观，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奥巴马到印度尼西亚也说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吕晓波教授说，1980年代中美有过一段短蜜月期。其中除了因为苏联因素使中美相互靠拢之外，也因为中国本身给人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始变成‘我们的一分子’，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很低了，1989年的事情使到它一下子又被推了上来。对美国人来说，别人都变了，就是中国不变。这以后，根据调查，美国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印象都在50%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看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

　　如果近20年来美国人看中国已经起了变化，吕教授分析，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了；第二个原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多了。现在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既不可离，又可怕。”

　　尽管如此，吕晓波教授相信，因为传教士到中国的历史，美国人对中国仍有感情，一些人也对中国没有崩溃、对中国的成就感到佩服，并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一种向往。从这一点看，中美的“感情基础”还是不一样。

原载《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