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涂:干旱的真相是城市恶性膨胀吗(中国青年报 200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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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中大旱。八百里秦川麦苗枯黄,土壤干巴,遭遇了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与此同时,同在秦川之上的渭南市,却一派安详,丝毫感受不到干旱的影响。居民用水正常,城市水景正常,行业用水正常……相信稍稍有些城市生活经验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干旱”是一个专有名词,仅仅指农村的缺水情形。(东方网2月17日)

    旱情不在城市,只发生发展并且高潮在农村。而城市,大概是我们目前这个体制下比较容易得到保障的地方。再旱也不能旱城市,再干也不能干市民。于是,城市和乡村,在水的问题上就对立了起来,人们也就很容易相信,北方今年的大旱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的恶性膨胀,原先被用来灌溉农业的水资源被城市优先占用了。

    以水库而言,当年兴建万千水库,主要的说法就是蓄洪、灌溉和发电。也因为有灌溉良田的美好愿景,亿万农民投入了修建水库的艰难劳动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有了亿万中国农民的牺牲,苍龙很快就缚住了。可是,不知不觉的,缚住的苍龙发生了从灌溉农田到城市用水的转变。

    这中间固然有整体水环境恶化的原因,但水资源使用中的城市化导向,却使得农村在这场不平等的博弈中,注定是失败者。我们习惯了指责农村浇地的大水漫灌,却对城市里肆无忌惮的洗车不置一词;我们宁肯把水库里的水引到城市做景观,也不肯放些来滋润干渴的麦苗……此种城市化导向,干枯的是麦苗,干涸的是无边无际的村庄。这种用水城市优先导向,其实正是农村干旱的原因。至于城市的恶性膨胀,只不过是由这种导向衍生出来的结果罢了。

    回过头来,北方干旱由来已久,为什么突然成为新闻?那是因为,在以往,我们总是强调“北方缺水”,并以夸张的、涵义较广的“缺水”成功地置换了、遮蔽了“北方大旱”。前些年,媒体报道华北地下出现全世界最大的漏斗区,然而,其所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大城市的命运。北京缺水,就从周边河北、山西这些更缺水的地方调水。

    城市优先导向还表现在城市对农村的隔膜上。北方粮食产区连年的丰收,使得“大旱”这样的概念距离人们十分遥远。而社会主流声音对于农业的隔膜,更是导致社会公众对农民以及农民所从事事业的严重隔膜。麦子好像天生就应该“绿油油的”;麦穗,天然就应该“沉甸甸的”;而农村,也天然是一个充满丰收喜悦的所在。

    对于一个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情形似乎也是可以原谅的。从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要“农业学大寨”,到亿万农民工进城谋生,城市已经成功取代了农村在国家权力中的地位,这样的转型来之不易,也是发展的必由之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淡漠农村,忽略那些支撑现代化建设的麦田、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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