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传：为“商品经济”翻案(1)

   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史上，吴敬琏是经济学家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他达到了他那个专业领域里可能达到的济世高度。他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财经作家吴晓波，与吴敬琏访谈6次，每次3个多小时，完成了对一位备受尊敬的、在2010年1月24日即将迎来80大寿的经济学家的完整记述，

   1983年的1月，吴敬琏赴耶鲁求道，1984年7月回国。风尘仆仆的吴敬琏归国，前脚刚踏进北京的家门，后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就来了。

   马洪（1920~2007年）是当代改革史上一个十分传奇的人物。他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年深得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信任，29岁时就出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当时在他的麾下就有一位年轻干部叫朱镕基（1928~），朱自1951年秋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到马洪手下工作，23岁时被任命为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高岗被任命为统管经济工作、号称第二政务院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32岁的马洪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权重一时。

   两年后的1954年，高岗与饶漱石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高岗自杀，马洪遭到撤销党内外所有职务的处理。后来，他被薄一波招到国家经委研究室工作，经常参与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组的活动，与吴敬琏自此多有交往。1977年年底，马洪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工作，并于次年初担任副院长兼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不久，他就把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的老部下朱镕基调进工经所，任工经所国内室主任。1979年7月，陈云领衔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组建了四个调查小组，是为体制组、结构组、对外经济关系组和理论方法组，马洪主管结构组，其中的成员就有吴敬琏。后来，以结构组为基础，成立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

   马洪对宏观经济管理和工业经济非常娴熟，曾参与多个中央经济文件和战略规划的拟定。他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一书（主编陆斐文、马洪、桂世镛，三人共用一个笔名“马文桂”）是“文革”期间发行量最大的工业经济教科书。1982年，他出版专著《中国经济调整、改革与发展》。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马洪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5年起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事实上已成为中央经济决策的重要智囊之一。

   这一次，他登门造访吴敬琏，是邀他同去东北参加一个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会。

   周南担心丈夫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想让他在家里稍事休息几天。可是马洪看上去很急迫，接着又登门来了两次，说此行不累，可以一边开会，一边休息。架不住马洪的再三邀约，吴敬琏在归国的第七天，就随马洪北上去了东北。

    一上路，吴敬琏就意识到情况远非参加几个讨论会那么简单。马洪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叠文稿，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吴一看笔迹就认了出来，这是他的两位老朋友—已经担任工经所副所长的周叔莲和财贸所所长张卓元拟写的初稿。

    马洪说：“拉你出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必须马上把它改定，因为，再过3个月就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了。”

这叠文稿的背后，风潮汹涌。

    这其实涉及改革史上一个十分敏感而重大的“名词解释”之争：到底该如何定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总的来说，主要是两个名词的选择：A. 计划经济，B.市场经济。

    是A还是B，看上去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但是，由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实际的情况却远远要复杂得多。日后我们知道，从A到B，我们整整走了15年。在这期间，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辩和反复，还出现了多个阶段性、交叉性的“中间态名词”。从这种反复及名词中，可以读出中国改革之艰难和曲折。

    在传统的经典表述中，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同义词，是应该坚决反对和批判的，如果提倡，就是走修正主义路线。而据考证，不管是邓小平、陈云，还是李先念，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都用过市场经济的说法。不过，他们说的是经济的部分运行方式，而不是改革的总体目标。

    1980年9月，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的薛暮桥为体改办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文件，其中写道：“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他在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对这份文件做说明时说，这个文件要解决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他认为，提出商品经济这种说法“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

    薛暮桥的提法得到了胡耀邦和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但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对。从1981年到1983年期间，出现了一系列批判这一观点的文章。它们均反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论”，其理由是“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

    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印发了一份《当前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的材料，它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定地赞成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商品经济的。其中，邓力群等列名第一类，薛暮桥、林子力等被划为第四类。

   此刻，摆在吴敬琏面前的这份文稿，便是改革派试图推翻1982年的“定论”，为商品经济“翻案”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

    马洪等人敢于在此时“探险”，也与当时的宏观氛围分不开。从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从整顿中走向复苏。在元旦过后不久，近年来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这是他一生中两次著名的南方视察的第一次。当时，中国就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展开大论战，深圳和珠海特区正饱受争议之苦，被一些保守派认为是“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的地方。邓小平马不停蹄遍走特区，2月1日，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对特区模式进行了公开的肯定，这一消息以新闻的方式传播全国，关于特区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在他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逐步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之下，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授意马洪，给一言九鼎的“老革命家”们送上一篇试探性的文章，看一看是否可能在10月份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重提“商品经济”。

    马洪立即组织周叔莲、张卓元完成了初稿，这回赶上吴敬琏正好归国，马洪怎么肯放过他。于是，他们几个人在沈阳、长春白天参加战略讨论会，休息时间和晚上就抓紧逐字推敲，修改文稿。据后来学者的揣测，马洪之所以倚重吴敬琏，一是信任他的学术素养；二是希望他能够把耶鲁带回来的现代经济理论融汇进文稿之中。

    马洪和吴敬琏从沈阳写到长春，再从长春写到大连，一路数日就把文稿基本改定了。马洪当机立断说：“下面几站我不走了，要马上回北京。”吴敬琏与他道别，代表马洪继续前往哈尔滨开会。

   一回到北京，吴敬琏就急忙去马洪家里探听情况，了解反应。他知道兹事体大，关乎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走向。马洪非常高兴，告诉他，文章已分送给几位老同志，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最让马洪高兴的是，王震还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们不能只说老祖宗说过的话，应该有创造性。只有一位理论家给马洪打电话，说基本观点是赞同的，但是不要从全民所有制内部找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还是从两种所有制的关系、两种公有制的存在来说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言下之意，还是要回到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设定的框架下。马洪拒绝了他的意见，并拿出王震的信给他看，王是这位理论家的老上级，他便不再吭声。

    当获知有影响的“老同志”对这篇《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之后，9月9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9月11日和12日，邓小平、陈云先后批示同意。紧接着，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领导的坚持下，经过人员调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对所有的表述作重新的拟定。

    吴敬琏还回忆了一个细节。9月中旬，他随马洪在上海作调查研究，一天晚上，他发现马洪又在伏案写东西，便问他在写什么，马洪说，现在看到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的最新一稿上还是没有“商品经济”的提法。他透露说，在9月9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用我们那篇文章的意思给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再用那封信中被肯定的提法给党中央领导人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写信，要求把它写进去。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指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十二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改革开放影响最大的会议之一。邓小平在全会上说，《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新政治经济学”。他在10月22日的中顾委会议上又说，“这次经济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

    那几天里，最开心的人是薛暮桥。《决定》实际上为他两年前的检讨“平了反”，而10月25日正是他80岁的寿辰，更让他开怀的是这天的中午，他的小女儿为他生下了一个小外孙。中科院、国务院研究中心及国家计委等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祝贺他“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五十年茶话会”，多位主管经济的国家领导人到会，算是替他暖寿。四喜临门，他自然是笑逐颜开。

    至此，在历经几年的大争辩中，“商品经济”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我们即将看到的景象是，日后还将有新的大反复，而最终，新的争论的尘埃落定是在1992年。吴敬琏在1984年的这次争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在数年之后的大论战中，他更将孤身出战，并因此而声名大噪。

    注：本文选自吴晓波著《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中信出版社2010年出版，作者授权FT中文网首家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