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是法治缓行的理由？

                “国情”是法治缓行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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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飞往三亚飞机上，随意读《东方早报》（1月11日），竟然发现其中有一篇好文。在此转贴，但愿大家喜欢。


                     “国情”是法治缓行的理由？（作者：俞江）                            

    报社编辑核心提示：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用事实说明了，法治原则是人类文化中优秀的制度经验，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法治就是一种不分国界、不分主义的普遍原则。  
  
　　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用事实说明了，法治原则是人类文化中优秀的制度经验，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法治就是一种不分国界、不分主义的普遍原则。

　　2008年，没人站出来说，三鹿奶粉虽然富含“三聚氰氨”，但那是社会主义奶粉，必须继续喝。我敢打赌，谁敢在受害家属面前说这些话，非死即伤。

　　不好的东西，不分国界，不分主义，天厌之，众共弃之。好的东西，不分国界，不分主义，应该拿出来供人类社会分享。这个道理，再浅显不过了。法治对于现代社会，就是一项好的制度原则。对法治，应该像对奶粉一样，只需辨别它是否有毒，不要管它姓“资”还是姓“社”。当然，朱苏力教授未必同意。即使同意，他也认为，法治在今天应当缓行。在朱教授的著名讲话《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中说道：“中国法治回答的不是某抽象国家的问题，也不是回答某西方国家的问题，它必须回答的是中国问题。其根本出发点必定也必须是中国国情。”这就是朱教授的“国情论”。

　　朱教授认为的中国国情是什么呢？用他的话来说：“只要理解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当前面临的根本任务，以及中国的发展前景，就不难理解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势必是第一位的，否则什么都无法进行。”

　　按朱教授的指示，中国将来的发展项目，应当像梁山泊好汉那样订出一个座次。座次排名靠前的先走，小弟们只有等老大走完了，才能开步走。梁山泊好汉共一百零八位，不知道“法治”在朱教授的座次表上排多少名，但肯定不靠前。听他斩钉截铁地说“否则什么都无法进行”，我对“法治”能开步走很悲观。实际上，按朱教授的看法，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不推行法治或许更好，理由为何，朱教授没有明说。不过朱教授强调“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似乎暗示法治会危害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所谓“国情”，无非是指社会状况。中国当下国情之最大者，莫过于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朱教授如果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相信也不会反对。至于为什么要法治，朱教授也提到了，熟人社会是不需要法治的，找个族长、甲长什么的，把邻居、亲戚找来，大家商量着，族长再耍耍横，事情就解决了。但是陌生人社会却需要法治，这些朱教授都承认。

　　那么，中国当下是陌生人社会还是熟人社会呢？很奇怪朱教授对此未给出答案。这个答案不难得到。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春节的返乡潮，春节返乡潮是中国人自编自演的“贺岁片”，它在全世界独此一家，让全世界叹为观止。它昭示着中国最大的两个国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个数字从几十万，到几百万，终于突破几千万，最后上亿。这是国情一。上亿的人口涌入城市，却因各种隔离制度不能在城市里安居，只好每年在家和就业地之间奔波一次。农民工不能把老父母接到城里一起生活，因为养老、医疗和住房没有保障；不能把儿女接到城里念书，因为教育没有保障。这是国情二。上亿的农村人口正在涌入工业区，涌入城市，这些人牵动着上亿的家庭，牵动着数亿的人口。这不是国情，什么是国情？如此庞大的人口，法律却始终称之为“暂住人口”，他们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地在城市中“暂住”。这数亿的人口，每年隔别两地，忍受着“亲虽在而不能养”的痛苦，忍受着儿妻不在身边的痛苦。他们是不能把新居住地当成家的人，他们是祖国大地上的游走者。我相信，任何人都会承认，这就是当下中国最大的国情。

　　朱教授说：“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这个判断是对的。但他把这个判断与前因后果割裂开来，并把不平衡格局作为缓行法治的条件，这是朱教授的谬误所在。朱教授没有认识到，这种发展不平衡格局虽有历史基础，但其得以在近些年来日益加剧，正是违背法治原则，追求短期利益造成的。以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为例，长期以来，我国用户籍制度将城市与农村隔离开来，严重违背了法律面前平等待遇的原则，其后果，是使农村人口长期以来无法在工业化进程中被城市逐渐地吸收，延缓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大量农民工不能在城市里安居乐业，造成城市治安环境恶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除户籍制度外，在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至今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仍被隔离开来，不能享受同等权利，以至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在收入和福利上远低于城市人口，从而无法释放国内消费，遏制了我国的内需拉动，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而在土地制度方面，我国甚至用《物权法》的形式，确认双重标准的土地制度，限制农村土地流转，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无法制度性转移为城市人口，无法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同时，由于土地无法适当集中，农民被死死压制在小块土地上，收入仅供糊口，我国农业也迟迟无法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显然，发展不平衡的乱象，正是不平等制度和户籍制度造成的，或者说，正是实施“非法治”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能够实施，正是因为当初无视法治的重要性，只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牺牲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很显然，不平等制度是因，不平衡发展是果。朱教授看到了结果，却不分析背后的原因，于是只能倒因为果。

　　既然户籍制度把农村人排斥在城市之外，既然城市不是自己的家，就难怪他们不爱惜城市。2003年，《收容遣送条例》废止之后，不了解国情的朱教授，把广州的治安状况恶化，归咎于这一户籍制度的取消，以及外来人口的嚣张。这真是“窃钩者诛”的逻辑。朱教授能否回答：为什么广州城里那么多的“外来人口”，多年来一直只能是“外来人口”？朱教授又能否回答，长三角地区同样接受了大量外来人口，何以社会治安没有像广州一样的恶化？

　　任何人都会爱惜自己的家，但会不会像爱惜自己的家一样爱惜别人的家？三十年来，城市一边招徕农村人口作为廉价劳动力，一边隔离他们，如果朱教授是这些“外来人口”之一，会怎样对待这种不平等待遇？这些问题很简单，但要求回答者不但要懂国情，还要通人情。

　　值得一提的是，上亿的人口涌向城市，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已经意味着以陌生人为主的社会正在或已经形成，这是法治必得确立的客观基础。陌生人社会就意味着，遇到问题没有熟人帮忙，碰到纠纷没有交情可攀。数亿人来到陌生的城市，举目无亲，别说找关系托门路，就是大马路也认不全。唯一让人们有信心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普遍的制度。人们必须知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平等适用。且法律是，并将永远是以公正善良的意愿加以制订。唯如此，恐惧和孤独感才会消除。公正将成为陌生人社会中最重要的价值，唯有体制性地实现公正，人们才会认同这个社会，从而保证这个社会的和谐。

　　可见，法治原则的确立，与现代人的基本生存状况息息相关，它关系到人们能否和平安详地生活，关系到人们能否放心地居住、出行、吃饭和购物。进一步，它还关系到人民能否继续拥护政府，关系到政府在新时期中能否继续享有合法性。最后，它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在现代化和自强之路上走得更远。

　　总之，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用事实说明了，法治原则是人类文化中优秀的制度经验，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法治就是一种不分国界、不分主义的普遍原则。违反这一原则，或者像朱教授提倡的，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与法治对立起来，其实践的后果，必定形成在统一国家内经济文化发展严重失衡的格局。

　　最后，我们看到，自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已把改善农村经济文化水平作为工作重点。而要使农村面貌得到彻底改善，那些横亘在城乡之间的制度樊篱就必须拆除。我们相信，中国农民从小块土地上解放出来的日子已经不远，他们必将冲破各种制度束缚，以不可抗拒的速度涌入城市。什么都阻挡不了这股洪流，任何阻挡他们的，包括现行的户籍、土地、教育、福利等等，这些在今天看来牢不可破的隔离制度，迟早要被这股洪流冲决。未来终会向我们展示这一画面，奔向城市的“乡下佬”，最终会在城市里定居下来，世代繁衍。在统一国家内，所有的人都不会在法律资格上存在落差，他们平等地生活，同等地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在这一新社会里，任谁也不能使法治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