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新华：从《伤痕》到“放手如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上海报道

　　卢新华:

　　从《伤痕》到“放手如来”

　　流着泪写完的瞬间,我就感到作品一定是成功的。我深信罗曼·罗兰的话:“只有出自内心的才能进入内心”,我甚至觉得,这一刻即便自己死了,只要留下这部作品,也值得

　　卢新华近几年一直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频繁往返于上海与洛杉矶之间。半年时间在上海读读书,见见朋友,写点东西;半年时间回美国陪陪老婆孩子。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目前生活得很惬意——如他所说“可以不受束缚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

　　30年前的8月11日,上海的《文汇报》破例以整版篇幅,登出他的那篇让“全中国的读者泪流成河”的短篇小说《伤痕》。从那时起,卢新华便成为了一个传奇。

　　这个时年仅24岁的复旦中文系学生,用自己手中的笔描绘出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在人们心坎上刻下的“伤痕 ”,一夜成名。而由此发端的“伤痕文学”也成为此后一个时期中国文坛的主流。

　　当鲜花和光环摆在这个年轻人面前的时候,他选择了抛却、放手,迈出国门,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从零开始,延续他新的传奇。

　　2008年8月,在《伤痕》诞生30年之际,本刊记者在卢新华位于上海普陀区的寓所中对他进行了专访。一套复式公寓,木质的法式家具上摆放着中国的瓷器和唐三彩,墙壁上各处悬挂的中国字画,泄露了主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偏爱。

　　岁月的流逝和生活的磨砺似乎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过多的印迹,笑容依然温暖,眼神依然炯炯。谈起让他一夜成名的《伤痕》,谈起他在美国传奇式的经历,他的语气一直很平静,仿佛在诉说别人的故事。

　　流着泪写完的瞬间,我就感到作品一定是成功的

　　30年前初春的那个深夜,当年轻的卢新华在未婚妻家小小的阁楼上熬夜写作自己的小说处女作《伤痕》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的命运会从此发生巨变。

　　时针指向次日凌晨两点,那篇不到万字的小说大功告成。作者长舒了一口气,扔下手中的钢笔,“(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哭成了泪人,两眼模糊得连面前的稿子也看不清了。”卢新华向本刊记者回忆起那时的情景。

　　“流着泪写完的瞬间,我就感到作品一定是成功的。我深信罗曼·罗兰的话:‘只有出自内心的才能进入内心’,我甚至觉得,这一刻即便自己死了,只要留下这部作品,也值得。”

　　《伤痕》的灵感产生于那个星期四上午的一节作品分析课:当时,老师讲到许寿裳评鲁迅《祝福》的一段话:“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

　　“这话像一道闪电一样给了我极大的触动和启发,一个类似的命题也在我心中轰然炸响——‘文革’的惨事不惨在‘ 极左’思潮将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惨在它在每个人的精神和心灵上都种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卢新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那节课后面上了什么,卢新华完全没有听进去,下课回宿舍的路上也魂不守舍,脑海里反复思考着自己的命题,一篇小说的雏形也在心中渐渐清晰。

　　这是一个与亲情和爱情有关的故事:女青年王晓华,在“文革”中和被打成“叛徒”的母亲决裂,离家出走,多年来对母亲心存怨恨。为了改造自己,也为了能够脱离“叛徒”母亲,她选择了上山下乡,到渤海湾畔的一个农村扎下了根。在她的自我改造过程中,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始终不能融合到主流的“上进”行列。恋人又由于自己的家庭问题而不能上大学 ,被迫中止往来。八年后,重病的母亲获得平反,渴望见女儿一面。当在农村插队的王晓华终于赶回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这个故事最初定名为《心伤》,后来改作《伤痕》。

　　“我并没有王晓华的经历。但我相信,现实中的王晓华们很难有勇气写这样的东西。因为《伤痕》发表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文革’尚未被否定,‘黑五类’的子女仍似惊弓之鸟,不可能去主动惹火烧身。另一方面,我在现实中确实也看到或听到过大量发生在王晓华们身上的故事。可以说,‘伤痕’一词是‘文革’留在我心灵中最深刻的印记。”今天的卢新华如此阐释《伤痕》的创作初衷。

　　“文革”期间插过队、参过军、当过工人,卢新华对当时昂扬的革命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深刻的体会。他至今难忘在老家插队时遇到的一个叫卢宝根的青年,一个斯斯文文的小伙子,曾是县中有名的高才生,只因出身富农, 被剥夺了考大学的权利,只能在田间地头挑着粪担往来穿梭。

　　“所以,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无论‘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心头多少都刻下过伤痕。”卢新华说。

　　从抽屉到墙报到《文汇报》

　　对作品充满自信的卢新华,曾兴冲冲地捧着《伤痕》请几位老师和同学指教,结果他们并不热烈的反应就像一盆冷水 ,一度浇熄了卢新华心中的热情之火。

　　“直到后来,《伤痕》在《文汇报》发表后引起轰动,我才猛然意识到,它最初之所以不被班里个别同学看好,其实正是因为他们不由自主地戴上了来自教科书的‘理论有色眼镜’。只要与书本里(文艺)理论不符的作品,下意识地就会加以否定。”卢新华说。

　　这篇小说一度被作者锁进书桌,但没过多久卢新华把它当作墙报稿上交了,上交的第三天,它便成为了班级墙报的头条,十七张稿纸被贴在最醒目的位置。

　　那天清晨,卢新华刚刚起床,听见外面不同以往的喧闹。端着脸盆去洗脸的他,一出门就看到这样的场景:正对底层楼梯口贴出的班级墙报前人头攒动,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自己的那篇《伤痕》上。到卫生间里洗漱时,卢新华发现很多人在抹鼻子、擦眼泪。那一刻,成功的喜悦在他的心头蔓延开来。以后一连好几天,墙报栏前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人,唏嘘声响成一片。还有的同学拿笔来抄,泪水不断掉落在笔记本上。

　　一场关于《伤痕》的争论在校园中迅速展开。复旦大学为此特别组织了一场学术讨论会,老文科教学楼可容纳几百人的大教室里,气氛十分热烈。“那些天,复旦的教室、寝室和饭堂里,到处可以听到有关这篇小说的争论。有时一顿午饭可以吃上个把小时,饭凉了,菜冷了,大家仍在争论不休。”卢新华回忆。

　　由于写作突破了某些禁区,《伤痕》的公开发表并非一帆风顺。《文汇报》要去手稿后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杳无音信 ;后来转投《人民文学》又遭退稿,卢新华有些心寒。幸运的是,他最终等到了《文汇报》的消息,要求他做些修改后予以发表。

　　修改意见提了16条,比如: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车窗外“墨一般漆黑”,因担心有人会说“‘四人帮’都粉碎了,天下怎还会一片漆黑呢”,于是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1978年的春天了”。而小说为了避免太过压抑,也加了一个光明的结尾。

　　“这些改动使小说在某些地方变得生涩了,甚至其中的几处改动让我如骨鲠在喉般难受。但实事求是地讲,尽管这些修改意见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思想局限,但也能看出《文汇报》的记者、编辑对于《伤痕》的发表,是极其谨慎、细致和负责的。他们和作者一样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卢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1978年8月11日,修改后的《伤痕》正式在《文汇报》刊登。

　　当天的《文汇报》被争相购买,紧急加印到了破天荒的150万份。卢新华和同学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复旦附近的邮局 ,结果处处脱销。

　　“26年前的初秋时节,我正在河北省的一所高校教授中国当代文学。一天下午拿到当日的《文汇报》,看到副刊上的一篇名叫《伤痕》的小说,就读起来。这一读不要紧,竟然读得我热泪盈眶。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当天晚上又跑到教室去,当着众多学生的面,动情地朗诵了这篇让我感动的小说……水银灯下,我看到了一双双眼睛里都闪动着泪光。”作家汤吉夫曾在2004年这样回忆他当时读到《伤痕》的情景。

　　《伤痕》的发表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大讨论,一直持续到次年秋。在此期间,大批因与《伤痕》题材类似而被命名为“伤痕文学”的作品相继问世。1984年底,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伤痕文学”作出评价——“一系列带有浓重悲壮色彩的中短篇小说,扣动了亿万人民的心弦,在新时期文学中起了披荆斩棘、敢为天下先的作用”。

　　那本写有《伤痕》初稿的硬皮笔记本至今仍为卢新华珍藏着,与此相关的往事成为了卢新华人生中抹不去的记忆……

　　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文学

　　“我最早踏上文学之路是从写诗开始的。”卢新华说。

　　1974年,他在山东曲阜当侦察兵。值班站岗时,酝酿出了自己的第一首小诗——《侦察兵爱山》,刊登在《曲阜文艺》上。此后,他大受鼓舞,不时有诗刊登在当地的“工农兵诗画专刊”上。

　　但比起写诗,卢新华其实更爱哲学。在部队时读到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哲学书籍给了他很多启发。“四人帮”粉碎后,退伍在工厂里当工人的他曾萌发要写一本理论书籍的念头。他甚至想好了书名,叫《四人帮批判》。希望能从思想路线、理论体系上厘清“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与主张“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

　　这个宏大的写作计划后来搁浅了,“我想,如果当时有条件,我一定会花费10年、20年去努力的,因为这值得做。当然,真这样,自己的人生轨迹也一定是另一番面目了。”卢新华笑着说。

　　1978年2月,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卢新华入读复旦大学中文系。班里成立兴趣小组,发表过诗歌的他理所当然地被分进了诗歌组。可他却坚决“跳槽”到了小说组。“我觉得比起诗歌的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小说的影响和读者群更大。同时,诗歌不适宜表达思想,自己对时代的思索,必须通过必要的人物形象才能表达。此外,小说的好处还在于能包容其他文学形式,内涵更加丰富。”卢新华考虑得很深远。

　　进校后,他读了大量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小说,希望能直接师承他们的文风,用小说的形式对现实加以批判。《伤痕》正是这种阅读背景下的产物。

　　“我也曾反复思索过《伤痕》可能会带给我和这个时代的各种各样的意义。其一,也许仅仅是为了给汉语词典中的几个词汇,诸如‘一鸣惊人’、‘昙花一现’、‘江郎才尽’之类,作一新的注解;其二,也许是告诫我:你初入文坛,即有这样的成功,当继续努力。我内心当然倾向于第二种解读。”卢新华说。

　　《伤痕》之后,他也写过一些或长或短的小说,但再也没能产生那般轰动的影响。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远离了公众的视线。间或有关于他的传闻自大洋彼岸飘来:读书、做生意、踩三轮车、当赌场发牌员……却都无关文学。

　　“直到20年后,一本名为《细节》的小说出现在书摊上,有人突然惊讶地叫起来:哎呀,这是卢新华吗?他还在写书呀!这个场景是我在书摊边亲眼所见。发出感叹的是一名女士……”一名叫张英的作者若干年前在一篇名为《寻找昔日的作家》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细节》仅是卢新华搁笔多年后的练笔之作,真正带他回归文学的,是2004年付梓的《紫禁女》。

　　“《紫禁女》是我在海外闯荡多年后,第一次用文学的方式表现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如果说,《伤痕》着眼于反思‘文革’浩劫的十年,那么《紫禁女》审视的则是我们民族漫长久远的历史,我希冀将中华文化和国家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反思。从这个意义上,《伤痕》是滴着血的创口,《紫禁女》则是结了痂的烙印。”卢新华告诉本刊记者。

　　“我做过许多事,但除了文学之外,我还没有遇到过一样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从内心里把它当作事业来对待的东西。我确实经历了比较坎坷的人生道路,但在我的心里,我以为自己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文学。”他说。

　　人生需要“对号入座”

　　卢新华将人生比作进电影院看电影。

　　“每个人都想坐第10排中间的位置,但坐上去以后别人跟你说,这是他的位置，于是你往后坐,第11排、第12 排、第13排……走到最后发现这才是自己的位置,但这个时候,电影已经落幕了……所以,从一开始就要对号入座,最迅速、最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1986年的一个夜晚,在素有“小巴黎”之称的美国洛杉矶西木区,一群踩着三轮车载人观光游览的白人车夫中多出了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男子。那是卢新华第一天上班,等了几个小时都没有客人,还被警察开了张罚单。正沮丧间, 生意从天而降,一对白人夫妇上了他的车。一路上坡的骑行之后,汗流浃背的他得到了25美元车资和20美元小费。

　　从那以后,当地人经常能看到这个整天乐呵呵地踩着三轮车的身影。他们不知道,这个叫卢新华的年轻人在中国曾经有着怎样的名气。

　　“那是一段让我充满喜悦和自豪的经历,我一直对此很得意。”卢新华向本刊记者细数踩三轮车的种种好处:没有时间的限制、可以练习英语、锻炼身体、还能挣到不少小费。

　　“最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卸下曾经的光环,一切从零做起,重新出发。既然三轮车夫都能做,我觉得自己身上再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包袱了。”对于这条,卢新华尤其看重。踩三轮车时,也曾有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中国留学生向他投来好奇、探询甚至同情的目光,卢新华说自己常常一笑置之。

　　当年,《伤痕》的发表使卢新华一夜之间头顶众多光环: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他,成为“文革”后首批加入中国作协的作家。随后,又被推举为上海市青联常委、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代表。他频繁出席活动、参加会议,受到过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回到学校,经常一周数次接待络绎来访的中外记者。

　　开心之余,卢新华不断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在他看来,《伤痕》的成功,不过是“在幸运之神的眷顾下,中了一张彩票”。

　　毕业时,许多很好的就业机会摆在面前。思虑再三,他婉拒了最具诱惑的人民日报社团委书记一职,选择去《文汇报》做一名普通记者。“我很清楚自己是个情绪化的人,不适合从政。更重要的是,冥冥之中,我总感觉,自己的生命可能更属于文学,更适合做一个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文化人。”

　　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卢新华从未停止。而报社交稿压力下的写作令他颇不适应,渐渐地,他动起了经商的念头。 “我那时的想法很简单,首先要在经济上独立,才能自在地写作。另外,工农兵学我都干过,独缺经商,我也想经历一下。”

　　这一回,命运似乎并未眷顾他。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批下海的文人,卢新华在深圳办公司的尝试不久就告失败。于是,另一个大学时就曾有过的想法浮出水面:出国留学。

　　刚进大学时看过的美国电影《阿波罗登月飞行》曾给卢新华留下过深刻印象,对于西方的物质文化他也很好奇,“我同时也希望通过留学换一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观察中国。突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

　　不久,怀揣着仅有的500多美元,卢新华踏上了异国土地。在那里,靠着踩三轮车挣来的钱,他在两年后攻下了加州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也把妻子和孩子接到了美国。

　　毕业后,卢新华依然想先尽快完成养家糊口的任务。可在美国商海几经沉浮,所有的投资,除了在中国买了一处房产还算增值外,其余的都打了水漂。

　　1992年,卢新华谋到了一份薪水颇丰的工作:在洛杉矶的一家大型赌场当发牌员。

　　这份似乎与踩三轮同样不太“体面”的职业,卢新华说自己做得很开心。

　　发牌员干了七年,从新手到“资深”。多年后回国,他为老同学们表演,一位同学事后对媒体说:“卢新华发牌手势之优美,已到了艺术的境界”。

　　“放手如来”

　　赌桌之上,卢新华阅牌无数,也同样阅人无数。

　　“中国人有句俗话说‘赌桌上选女婿’,因为赌性是人性中最突出的一种性质,赌品亦是人品。在我看来,发牌员工作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观察人性,思考人生。”卢新华对本刊记者说,“每一个民族的人都会在赌桌上表现出他们独特的个性。像阿拉伯人多脾气急;犹太人几乎从不给小费;韩国人出手大方,但一输钱常常沉不住气;日本人比较斯文; 中国人爱面子,永远随大流……都是我从赌桌上得到的极其深刻的感性印象。”

　　赌场的工作让卢新华对于财富有了新的看法。在他看来,财富具备水一样的特性,可以冻结、流动,甚至蒸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工作间隙,卢新华几乎全部交给了书本。他看书很杂,除小说、理论专著之外,还有《佛经》、《道德经》等。一次 ,他正坐在赌场入口处的沙发上研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忽听身旁爆出一阵大笑,一个客人摇着头对身边的一伙人直嚷嚷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个闹哄哄的赌场里,还有个人在读佛经,滑稽吧!”

　　“那是一个最物欲的场所,看一个最精神化的东西会帮助你从这个最物欲化的世界里迅速解脱出来。”卢新华自有道理。如今,一本《金刚经》仍摆在他书桌上最容易拿到的地方。

　　从赌场辞职后,卢新华终于又重新拿起了手中的笔,新书《紫禁女》让人们对他的未来有了新的期待。他当年的老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在《紫禁女》问世后评价自己的学生,“在人生道路上兜了一圈,看似回到原来的起点,其实却是‘更上一层楼’了”。

　　他家中书房里最显眼的位置,悬挂着一幅用玻璃框装裱的条幅,上书四字:“放手如来”。这颇具禅意的箴言,是卢新华多年来感悟出的人生真谛。

　　一次,卢新华和朋友去福建涌泉爬山,在山上看见“回头是岸”的石刻,突然想要给它配一个对子,便是这“放手如来”四字。

　　“这是个取舍的问题,生活里,我个人的体会,得先放。一个手,总是先放开,才能拿东西,你第一个动作是放,而不是拿。从佛教的角度讲,也得先‘看破放下’,才能‘清净自在’,才能‘成佛’。而在现实生活中,你不放下心头的那些包袱和负担,同样也不可能走更远的路,爬更高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