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从刁民到土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1:27:31
作者：押沙龙
据说中国是信奉人性本善的，这个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相信人性本恶，所以设计出了一系列制度防范大家，让坏人无漏洞可钻。
你要是光看圣人的话，你会觉得古代中国实在是太可爱了。可是你要是真在当时街上溜达溜达，很可能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你会怀疑，这些圣人怎么都跟上学时候碰到的政治辅导员似的，一个个瞎三话四的。
比方，知县老爷对人性就有另一种估计。看古代小说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老爷断案子的场景，当真是英明神武：一拍惊堂木，大喊一声：“人是刁虫，不打如何肯招！”然后开始棍棒伺候。《叫魂》里对清代的刑讯做过一个描述（这种刑讯是合法的），说当时那种夹棍，如果碰上比较敬业的衙役，只一夹，就能让你的腿骨夹出裂缝来，再夹一夹，就能把约翰逊一下夹成残废人。饶你是再刁的刁虫，也得给教化成爬虫。
圣人说人性本善，知县老爷说人是刁虫。哪个有代表性呢？我觉得还是知县老爷有代表性，否则就很难解释对人性这么有信心的国家，为什么会在法庭上弄一堆夹棍来获取真相。据说西方是相信人性本恶的，但英国人弄了一堆陪审员和律师，取代了夹棍。清朝一个使节刘钦差，曾经观摩过英国审讯，后来纪录道：老百姓是很愚蠢的，法庭怕他们太傻，有苦说不出，所以设立了律师。
我觉得，刘钦差和众知县对老百姓的评价是有普遍意义的。他们往往认为老百姓是“非傻即刁”或“又傻又刁”，评价实在是不高。他们说的人性善，全善在了领导身上了。人家说的人性恶，却多是提防领导手持夹棍，恶性大发。二者之间的分野又哪里是对人性本身的评价差异呢？
马克思有个很有名的比喻，他说东方民族的人民就像一个大麻袋里的土豆，一个个慈眉善目的受气样，彼此分散，没啥组织。如果对比中西历史，也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有一个庞大统一的帝国权力组织，剩下的就是完全分散的小百姓。完全缺乏西方中世纪的中间组织，没有享有自治权利的城镇，没有分散的贵族权力，没有和国王抗衡的宗教组织。整个国家就是一帮子伙在一起的领导，加上几千万或者几亿个土豆。
刁民被棍子夹成了土豆。土豆只能有土豆的活法，就是老实。领导隔三岔五地可能掏几个土豆出来，刮了皮，或清炒或醋溜，其他土豆只能老老实实，盼着别轮上自己。情绪激动喜欢瞎叫唤的土豆一旦被领导发现，肯定被拿出来油炸了下酒。土豆进化的结果就是土豆越来越像土豆，淀粉越来越多，血性越来越少。
领导也会有困难，那就是有可能会有入侵者。这时候，领导又希望这些土豆忽然精神焕发，杀退这些蛮子。但是“撒豆成兵”总是很困难的。土豆早已被夹棍夹成了淀粉球一个，打仗实在不是强项。帝国有庞大的财力，有庞大的人力?穴或 者说土豆力?雪，有各项军事物资，按理说，打几个蛮子应该问题不大，可结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
说起财力，宋朝皇帝曾经盘算过：我悬赏多少匹布买一个契丹人头，价格应该说是不低了。契丹也没多少人，我花不了多少布就能把他们的头全买下来，大家穿衣服省点就是了。可悬赏出来以后，并没有出现大批契丹人自杀了用脑袋换布穿的喜人景象。
至于人力，情况就更荒唐。满洲入关的时候，人口只有三十万到四十万，这个数字实在是小得可怜。要知道，当时明朝有差不多一亿人（或者说有一亿个土豆先生／女士）。同样，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时候，人口和罗马人比起来也少得不成样子。汪达尔人只有８万左右，居然也征服了整个北非。我想那些罗马老百姓多半觉得战争类似于黑帮火并，和自己这个土豆没有什么大关系，还是继续当土豆比较稳当。
土豆的这般算计倒也没什么大错。可怕的倒是：大家被土豆化得过于严重，以至于即便明知对方要拿自己清蒸油炸，也很难有效抵抗敌人。《草原帝国》里转载过一个例子：蒙古入侵河中的时候，一个蒙古骑兵碰上了一个老百姓，就让他趴下受死，那个河中土豆堪称良民典范，当场趴下等死。但这个蒙古骑兵手上碰巧没带兵器，就命令这个土豆继续保持卧姿，然后就去找兵器去了。一去大半天，这个土豆也就一直保持卧姿，很有耐心。有人见了，让他赶快跑，他说：我不敢。结果还是坚持到蒙古人回来，一家伙砍死了他。
这些驯服羔羊的背后，就是那些森严的夹棍。没有这些夹棍的反复摧残，没有有组织的系统奴化，你很难想像，一个人会变成这样的一只羔羊一个土豆。
据说中国是信奉人性本善的，这个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相信人性本恶，所以设计出了一系列制度防范大家，让坏人无漏洞可钻。
你要是光看圣人的话，你会觉得古代中国实在是太可爱了。可是你要是真在当时街上溜达溜达，很可能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你会怀疑，这些圣人怎么都跟上学时候碰到的政治辅导员似的，一个个瞎三话四的。
比方，知县老爷对人性就有另一种估计。看古代小说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老爷断案子的场景，当真是英明神武：一拍惊堂木，大喊一声：“人是刁虫，不打如何肯招！”然后开始棍棒伺候。《叫魂》里对清代的刑讯做过一个描述（这种刑讯是合法的），说当时那种夹棍，如果碰上比较敬业的衙役，只一夹，就能让你的腿骨夹出裂缝来，再夹一夹，就能把约翰逊一下夹成残废人。饶你是再刁的刁虫，也得给教化成爬虫。
圣人说人性本善，知县老爷说人是刁虫。哪个有代表性呢？我觉得还是知县老爷有代表性，否则就很难解释对人性这么有信心的国家，为什么会在法庭上弄一堆夹棍来获取真相。据说西方是相信人性本恶的，但英国人弄了一堆陪审员和律师，取代了夹棍。清朝一个使节刘钦差，曾经观摩过英国审讯，后来纪录道：老百姓是很愚蠢的，法庭怕他们太傻，有苦说不出，所以设立了律师。
我觉得，刘钦差和众知县对老百姓的评价是有普遍意义的。他们往往认为老百姓是“非傻即刁”或“又傻又刁”，评价实在是不高。他们说的人性善，全善在了领导身上了。人家说的人性恶，却多是提防领导手持夹棍，恶性大发。二者之间的分野又哪里是对人性本身的评价差异呢？
马克思有个很有名的比喻，他说东方民族的人民就像一个大麻袋里的土豆，一个个慈眉善目的受气样，彼此分散，没啥组织。如果对比中西历史，也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有一个庞大统一的帝国权力组织，剩下的就是完全分散的小百姓。完全缺乏西方中世纪的中间组织，没有享有自治权利的城镇，没有分散的贵族权力，没有和国王抗衡的宗教组织。整个国家就是一帮子伙在一起的领导，加上几千万或者几亿个土豆。
刁民被棍子夹成了土豆。土豆只能有土豆的活法，就是老实。领导隔三岔五地可能掏几个土豆出来，刮了皮，或清炒或醋溜，其他土豆只能老老实实，盼着别轮上自己。情绪激动喜欢瞎叫唤的土豆一旦被领导发现，肯定被拿出来油炸了下酒。土豆进化的结果就是土豆越来越像土豆，淀粉越来越多，血性越来越少。
领导也会有困难，那就是有可能会有入侵者。这时候，领导又希望这些土豆忽然精神焕发，杀退这些蛮子。但是“撒豆成兵”总是很困难的。土豆早已被夹棍夹成了淀粉球一个，打仗实在不是强项。帝国有庞大的财力，有庞大的人力?穴或 者说土豆力?雪，有各项军事物资，按理说，打几个蛮子应该问题不大，可结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
说起财力，宋朝皇帝曾经盘算过：我悬赏多少匹布买一个契丹人头，价格应该说是不低了。契丹也没多少人，我花不了多少布就能把他们的头全买下来，大家穿衣服省点就是了。可悬赏出来以后，并没有出现大批契丹人自杀了用脑袋换布穿的喜人景象。
至于人力，情况就更荒唐。满洲入关的时候，人口只有三十万到四十万，这个数字实在是小得可怜。要知道，当时明朝有差不多一亿人（或者说有一亿个土豆先生／女士）。同样，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时候，人口和罗马人比起来也少得不成样子。汪达尔人只有８万左右，居然也征服了整个北非。我想那些罗马老百姓多半觉得战争类似于黑帮火并，和自己这个土豆没有什么大关系，还是继续当土豆比较稳当。
土豆的这般算计倒也没什么大错。可怕的倒是：大家被土豆化得过于严重，以至于即便明知对方要拿自己清蒸油炸，也很难有效抵抗敌人。《草原帝国》里转载过一个例子：蒙古入侵河中的时候，一个蒙古骑兵碰上了一个老百姓，就让他趴下受死，那个河中土豆堪称良民典范，当场趴下等死。但这个蒙古骑兵手上碰巧没带兵器，就命令这个土豆继续保持卧姿，然后就去找兵器去了。一去大半天，这个土豆也就一直保持卧姿，很有耐心。有人见了，让他赶快跑，他说：我不敢。结果还是坚持到蒙古人回来，一家伙砍死了他。
这些驯服羔羊的背后，就是那些森严的夹棍。没有这些夹棍的反复摧残，没有有组织的系统奴化，你很难想像，一个人会变成这样的一只羔羊一个土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