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滕世华：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中的利益表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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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世华：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中的利益表达（三）
（二）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 在建立和规范利益表达机制时，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现有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方式，如代表制方式、各种组织方式，并加强和完善其利益表达的渠道；另一方面要针对不同群体利益表达方面存在的问题，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特点，创新利益表达方式。就我国目前的利益表达机制而言，首先要不断加强和完善已有的利益表达机制，如各种代表选举制度、工会组织机制、信访制度，使它们能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充当和发挥不同社会群体和性质的问题。同时，要创新和建立新的利益表达机制，特别是根据社会利益分化的情况，以及不同利益群体的特点，建立不同的利益表达机制。如各种听证会制度，尤其是决策听证制度，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听证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让公众的意见真正成为各种政策制定和立法必须考虑的因素。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已成为公众意见表达的新渠道。 要提高利益表达机制在决策中的作用，必须抛弃“替民做主”的旧的执政理念和决策方式，转向“由民做主”的执政理念和决策方式。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政府不仅也具有经济人特性，而且也同样受不完全理性的困扰，因此，即使执政党和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主观上要实现公共利益，客观上也很难保证其能充分反映公共利益和公众要求。一方面，公共利益是由众多各不相同的个人和群体的利益组成的，而要形成公共利益，需要科学的选择机制加以确定；另一方面，从决策到执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很难保证执行过程中不走样。因此，只有拓宽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政府机关才能真正把握民意，了解民情，才能保证决策反映民意，达成民需。 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要充分考虑利益表达渠道的有效性。众所周知，利益表达也是需要耗费资源的，是有运行成本的。这种成本既包括消耗的时间成本、物质成本、潜在风险等。如果利益表达机制的设立不利于人们方便有效地利用，那么，人们就很难实现充分的利益表达。阿尔蒙德在分析不同利益表达形式的特点时指出：“集团的专门化组织，以及决定使用哪种利益表达的特殊渠道和方式，并不单独取决于集团的存在。民众必须弄清楚，政治行动是否能带来报酬，何种政治行动会有效，这种行动的可能性如何，采取这些行动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等等。只有在报酬和代价相当明确的条件下，建立这样一个政治组织并且使用其进行利益表达的好处才足以鼓励民众去这样做。”[25]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呼声被湮没，很多情况下是与成本太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应充分考虑制度构建上有利于一般民众的利益表达的实现，政府在对利益表达进行必要的规范时，通过设立方式不同、强度不同、施加的压力也不同的利益表达机制，使之在提高和实现利益表达的理性化程度的同时，用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利益表达，使公众能够方便而有效地实现利益表达。 就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而言，应该把公众的利益表达切实纳入政策制定之中。虽然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与公众利益最密切相关，但却是公民利益表达最缺乏的地方。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决定公共物品生产的权利归还给公民，让作为纳税人的公民有权对作为食税者的公共事务管理者进行问责以降低公共物品生产的成本提高质量。迄今的公共领域改革，还只停留在开放公共物品生产方面，即允许私人部门进入公共物品的生产，以提高公共物品的生产效率，但还没有把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权交给公众。相对于公共物品的生产效率来说，公共物品供给公平的问题的重要性决不逊色。没有公平的供给，也许生产效率越高，浪费越甚和不公平越烈。因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特点是极为不同的，在私人物品领域，应该更重视“做大蛋糕”，但在公共物品领域，分蛋糕和做蛋糕是不可分割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做蛋糕时已经决定了分蛋糕。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直接决定了生产的效率和分配的公平。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必须引进和规范决策听证制度，要把听证制度纳人决策过程当中，并加以制度化、规范化、具体化。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强调公共通道的重要意义，就是使每一个社会个体都能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一项政策的出台，经过辩论这道程序，其合理性一定比没有经过辩论的高。[26] （三）重视公共舆论作为利益表达和回应公众的重要作用。 公共舆论既是公众利益表达的重要途径，也是有关组织和部门回应和满足利益表达的重要途径。在我国，虽然大众传播渠道如广播、电视、报刊等也承担着公众意见表达的功能，但实际上却受到种种限制，因而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利益表达作用。阿尔蒙德认为：“如果大众传播工具被政治精英人物控制，发布报道要由他们批准，那么，传播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再是一种有用的接近渠道了。”以往我们只重视发挥公众舆论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作用，而忽视作为下情上传的功能，甚至把反映社会问题看成是消极的作用。这在利益不断分化、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加强的今天，充分发挥公共舆论在利益表达的作用，使政府和公众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渠道和平台，对调整利益矛盾、实现利益均衡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99页. [2]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69页. [3][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99页 [4][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33页. [5]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69页. [6][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10-225页. [7]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89页. [8]胡平仁.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J].载东方法眼网：http://www.dffy.con/faxuejieti/zh/200311/20031119085208.htm.， [9][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10页. [10]孙中山选集（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61页. [11][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页. [12][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31页. [13][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32页. [14][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15][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99页. [16][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99-200页. [17][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12页. [18][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19][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13页. [20][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13页. [21]陈映芳.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调查[J].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第87-91页. [22]曾鹏,戴利朝,罗观翠.在集体抗议的背后——论中国转型期冲突性集体行动的社会情境[J].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转引自网络版《当代中国研究》，http：//www.cgarden.net/StubArticle.asp?issue=0602138&total=93#bl. [23]孙立平.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在政府转型与建设和谐社会国际论坛上的演讲[Z].http：//www.tgula.com/blog/BolgShow.aspx?ciid=28234&Aild=1543 [24]刘军宁.让利益与利益相竞争[J].中国经济时报. [25][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29页. [26][德]哈贝玛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