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1.07 刘煜辉：中国需要劳动密集型增长

刘煜辉：中国需要劳动密集型增长
[2009.01.07]
◆刘煜辉（社科院金融专家）
最近被人问及最多的问题是，危机对中国影响到底有多大？
坦率地讲，没有人能准确地给出一个程度，但是我或许可以给出一些看问题的视角，比方说全球的格局、抽象的测算、历史的时空猜想等。
消费与投资中美呈现相反形态
如果把最近10年的全球经济做一个高度地抽象，你会发现，中美经济体是个“圈”。消费（储蓄）与投资这两类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分别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经济体中。
中美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经济形态。美国有高达72％的消费率，高度复杂的金融系统不断把底层的流动性引流到上层，变成消费者信贷和消费扩张。而在中国，51.2%的高储蓄率化身为43％的高投资率，导致产出远高于消费。
从单一经济体看，都是严重失衡的，中美合在一起，全球经济却变得均衡了不少，但经济体毕竟是有国界的。美国人不储蓄，只消费，2008年3季度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居然下降至-1.7%。美国人寅吃卯粮，债台高筑。一国经济增长没有储蓄是不成的，储蓄是经济增长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于是，就有了美国特殊的储蓄动员机制——资产型储蓄，中国人把它换了个说法，叫“财产性收入”。
自上世纪90年中期以来，美国很多老百姓的收入、吃喝的钱，不是来自正常的工资收入，而是来自房子和股票的增值再贷款。因为房子和股票的增值可以再贷，再增值再贷，于是钱就不停地重复借。这种感觉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去年股市泡沫时期，“转按揭”炒股是银行非常热门的业务。
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机制，就是美元霸权，没有储蓄，通过美元霸权，可以占用别国的储蓄。中国人没有超强的金融体系，只能老老实实做储蓄。储蓄转化不了投资的剩余，只能以顺差的方式资本输出到美国，不过不是通过私人投资的方式，而是略带强迫性质的央行储备，以美国国债和购买美元资产的方式再循环回美国，把钱借给美国人用。
高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对应的就是庞大储备累积，自2006年10月中国以8600亿美元超过日本，坐稳世界第一官方储备大国的位置后，2年时间内储备已接近2万亿美元。
中美经济体将有再平衡过程
最近10年，在太平洋的两岸，事实上形成了这样一个中美经济体的资金物流循环圈，被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中美经济联合体”。
这个循环在过去10年扮演着全球流动性的主“水泵”，美国消费变成中国储蓄，然后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流回美国。资金暖流顺着其复杂的金融加工系统，让美国的房地产和股票水涨船高，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这些财富再循环到消费市场。当美国最后一个餐馆服务生都能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时，美国的房价也就涨到了头。房地产次级贷款水满则溢，暖流变成了一股寒流，瞬间就寒遍全球。
如果借贷消费的模式不可持续，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未来恢复均衡的唯一方式就是存钱，这就意味着美国家庭消费要下降。美国人消费不了那么多中国产品了，中国人就得自己把它消费掉。意味着失衡的中国，需要有相应的消费增幅。
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作过一个简单而抽象的测算：1990年之前的50年，美国居民储蓄存款率一般占GDP的6%到10%，而1997年之后下降到只有2%。估计美国的家庭储蓄率至少需上涨到GDP的5%，意味着和美国家庭消费相对应的项目要下降这个幅度。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大约是中国的3.3倍，而消费只占中国收入的不到50%，中国的消费增长恐怕至少要增长40%以平衡美国5%的储蓄增长，这对中国几乎是一个短期内不大可能完成的目标。
中国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即便政府如西方国家那样大肆派发消费券，也很难看到中国人会不再约束自己的购买欲望。
比二次分配更关键的实际是初次分配，因为这决定于这个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过去5年，中国产业的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所以你看到，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跨了，这个循环就彻底完蛋了。
中国未来恢复均衡的方式是：通过企业倒闭、产能清洗，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但是整个国家财富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在未来数年中，我们会看到这个中美经济体一定有一个再平衡过程，美国高达72％的消费率，将会重新回归到1970~2000年30年的均衡区间65％~67％。中国的工业增长也会从20％以上的高位回到10％~12％。
就业是一切问题出发点
如果我们做一次历史的时空猜想，事实上1929年美国扮演的角色，恰是今天再平衡运动中中国的角色。
从1930年的例子看，当时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比贸易逆差国英国所受到的打击要沉重得多。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崩盘，至1932年最低点，股市下跌约90%，约9000家金融机构倒闭；1933年的GDP仅约为1929年的1/3，失业率上升至25%，历史上称作“大萧条时期”。
危机给中国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是坏事，某种程度上也是好事，至少使我们理清了一些过去几年争论得似是而非的东西，中国到底应该走怎么样的增长路径。
越来越多的研究得出共识，支撑中国过去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首要因素是中国在全球劳动力套利的优势。2002年整个中国制造业每小时的平均报酬只有0.57美元，即便最近几年涨了一倍，事实上也只是美国同期每小时报酬21.40美元的6%。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中国所需要的必然是劳动密集型增长，而不是劳动节约型增长。就业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良方是资源向私人资本和中小企业倾斜，并支持其向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转型，而不是重化工。这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销售网络、品牌和商誉、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中国有最大的市场，最强的制造能力，但缺自主的知识产权、技术和标准、物流服务，这些领域我们完全有条件进入价值链高端的竞争。
我们坚信，80年前那段灰暗的历史不可能在中国重演。至少到目前，中国的政府、企业、居民以及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都还是健康的。从需求看，中国的城市化率仅有43%，中国的人口集聚还远远没有完成，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成长和转型的空间十分广阔。
如果我们加大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力度，彻底地告别旧时代和旧模式，加快深层次的体制改革的步伐，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再平衡的痛苦，实现软着陆，转危为机，重新创造出中国经济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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