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馒头》到《鸟笼山》：胡戈能够走多远？

从《馒头》到《鸟笼山》：胡戈能够走多远？
　　　　
　　羽戈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他不大笑，脸部没有太多的表情，回答记者提问时嘴里爆出的大多只有两三个字，紧张溢于言表。在陌生人面前，短片中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精彩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一点都找不到。后来他的朋友们告诉记者，这就是巨蝎座的他，朋友面前的他是绝顶的有趣，性格古怪。”
　　　　《新民周刊》对此人的形容只有一个字：闷。
　　　　可就是这样一个名叫“胡戈”的闷人，在2005年的最后一天，将长约20分钟的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下简称《馒头》）传上网络，引发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能力的纷争，还差点惹上侵犯官司。从此，他的世界不再沉闷无语，而喧嚣如上海外滩的夜市。
　　　　“一个馒头引发的闹剧”——换一种学术表达：“一个话语馒头引发的文化奇案”——无论如何，这已经成为2006年初第一道绚丽的文化风景。其实不止是文化，“馒头”的蝴蝶效应还促动法律、经济、政治等领地的争议，甚至上升到对论战两造的个人品行的质疑。“我觉得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陈凯歌针对《馒头》如是说。胡戈作品的底本，是他耗费巨资执导的电影《无极》。本来是一部以“爱情、自由和命运”为主题的玄幻影片，却被一个年轻的业余影迷戏仿成一部以“圆环套圆环娱乐城”血案为主题的“法治在线”节目。这似乎让他很愤怒，很受伤。
　　　　因此他声称准备起诉胡戈。戏谑的文化事件即将升华为严肃的法律或政治事件。陈凯歌的言论犹如一枚尖锐的石子，甫一投入深不可测的网络之河，便激起排天倒海的轩然大波。据我观察，在2006年的2月和3月，几乎所有的文化和娱乐类媒体都将镜头对准那个引发血案的“馒头”，对准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同时又是两代人、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战争：既真实，又虚幻。因为这场战争本身的性质极其模糊，乃至被人疑心为一场别有用心的炒作，一场隐秘的合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战争没有输家：不少观众就是因为先看到《馒头》，先看到这场闹哄哄的争论，才产生到电影院观赏《无极》的冲动，这对收回电影的3亿人民币投资自然极有助益；而胡戈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雀起，特别是他后来事业的发展壮大，愈加证实他是“馒头”之战的获胜者。
　　　　用一句很《英雄》的表述，那即是：胡戈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时代。
　　　　诚然，像这种对电影的反讽性质的戏仿，西方早已有之，即便在慢过半拍的中国，《馒头》亦不是第一例（《大史记》、《分家在十月》——我印象最深的是戏仿《罗马假日》的《罗马黑帮》——数年以前就已横空出世而风行人间）。但其之所以快速流行，并造成如此浩大的声势，使观众认为“《无极》只是试验，《馒头》才为成品”，原因正在于网络时代的高效传播、狂欢气质与民意暴力。这三大因素推动“馒头”迅速膨胀成话语的雪球，然后让其瞬息爆裂，呈现出中国电影——乃至中国现代文化——最痛切的伤口。
　　　　这正是我们需要直面的难题。《馒头》的风靡一时映照着《无极》及其市场的苍白无力，胡戈的妙手回春映照着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的江郎才尽。但这些只是浮于表层的琐屑，在其深处——为什么会如此？
　　　　
　　　　《鸟笼山剿匪记》
　　　　
　　　　《馒头》走红之后，有人问胡戈：“如果给你3个亿，你会拍《无极》吗？”“我舍不得花这么多钱在一部电影上。我会拍100部电影。”胡戈回答。
　　　　大约在春节前后，我看到《春运帝国》。这是胡戈的第二部作品，走的是与《馒头》同样的制作路线。通过对一些经典电影镜头的剪接与戏仿，胡戈以喜剧化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中国春运浪潮的重重弊病。这部短片的底色不似《馒头》的纯粹恶搞，它让人欢畅大笑之后，会顿觉沉痛，正如曾在片中现身的周星驰主演的多数喜剧电影，实质却为悲剧。
　　　　此后，我们时常见到“馒头”式短片闪现于各大电影下载站点，其中一部分托名为“胡戈”制作。最初我还满怀热情的下载观看，但发觉屡屡受骗，便开始淡然处之。
　　　　所以当《鸟笼山剿匪记》（以下简称《鸟笼山》）日渐流行的时候，我总疑心又是伪作。吃过葡萄方识滋味。后来获悉，胡戈为拍摄此片差点倾家荡产，幸好有人资助。该片长达48分钟，总投资十多万元，据传是6月6日网络首播，被称为胡戈的“第一部独立作品”。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馒头》只是“作业”，是对《无极》的影象评论；而舍弃戏仿，独立拍摄制作的《鸟笼山》才是“作品”，尽管它被批评为“粗糙”、“肤浅”。
　　　　《鸟笼山》给胡戈带来的批评之声远过于《馒头》。《馒头》出世之时，亦有人抨击胡戈，但不是针对其技术，而是胡戈的做法，他们认为那样戏仿陈凯歌的成品不够妥当。但在我看来，没有人批评《馒头》的制作艺术并不表示它的优秀，只能说，它的参照物《无极》太拙劣。而《鸟笼山》属于独立作品，无法找到一个失败的映衬来折射自身的荣光。在苛刻的睽睽众目之下，它的硬伤一览无余。
　　　　这个故事有三大主角：一个叫“傻大木”，是占据鸟笼山的在野势力；一个叫“乔不士”，身份是世界警察总部的总司令；还有一个叫“有名”，是乔不士的部下，一名反恐分子。其实从这些名字的谐音，我们就知晓胡戈的讽喻对象：“傻大木”对应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乔不士”对应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有名”——就是有名，他是张艺谋电影《英雄》之主角杀手“无名”的弟弟。在《鸟笼山》，张艺谋与陈凯歌是胡戈讽刺之刀的主要目标。
　　　　故事围绕一种叫“大杀器”的语焉不详的事物而展开——《鸟笼山》又名“大杀器传奇”。乔不士派遣有名去刺探傻大木的军情，同时调查大杀器的实况。其部分情节，模仿的是中国红色电影《乌龙山剿匪记》。而胡戈的制作技法一如既往。他不愿放过任何一个镜头，来批判他所不满的社会现象与人物。据统计，从头至尾，包括屏幕下方滚动的竞猜题目，该片的讽喻点共计40余处。对照它的长度，几乎每一分钟便要狠狠嘲弄一次，由此可见胡戈的智慧，以及心头郁积的愤恨。
　　　　
　　　　讽喻
　　　　
　　　　我们可以将胡戈的讽喻大致分为以下数类：
　　　　一种是政治讽喻：除傻大木、乔不士分别对应的人物形象以外，还有“小全”对应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而其作为乔不士的跟班，正如日本之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之上的亦步亦趋。其中傻大木对待俘虏的态度，动辄就说“拉出去虐待”，影射的是美国虐囚丑闻；与他聊天的人，名曰“拉灯-睡觉”，对应本·拉登。乔不士攻打傻大木的作战计划图上，所列出的条件如“飞机”、“大炮”等，都已打钩，表示准备完毕，惟独“理由”一栏空白，因此才亟需有名进军鸟笼山，搜寻大杀器的情报，这暗示美国早有攻打伊拉克的野心，所缺乏的只是冠冕堂皇的正当理由而已；而他一面对傻大木宣战，一面铺设到鸟笼山的地下石油管道，其意在揭示美国的虚伪与美伊之战的本质。乔不士统率的攻击鸟笼山的军队，名为“安鸟部队”，一个士兵解释道：“安理会是个鸟……”讽刺的是美国对待联合国安理会的态度。而乔的那张著名的领袖脸，那口熟悉的湖南腔，以及招牌式的挥手动作等，无不让人浮想联翩。
　　　　一种是社会讽喻：批判刀锋闪烁之处，皆是中国社会之丑、恶、怪现状的累累创痛。此为《鸟笼山》讽喻的主打。这里姑举几例。当艺术家在傻大木面前高声歌唱“敬爱的傻大木同志……”，傻大木鼻子一动：“哼，竟敢假唱”，讽刺的正是中国歌手的假唱恶习；接下来的一句评价：“这些搞文艺的，不能让人高兴，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嘛？”针对的同样是死气沉沉的中国文艺界。而对中央电视台的讽喻更是随处可见，如鸟笼山新闻联播的内容：“欢迎收听鸟笼山旧闻和废纸摘要节目……”——相比之下，以蚂蝗卫视（MHTV）对应凤凰卫视的细节就厚道许多。此外，在乔不士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那些记者一听到乔总司令的宣战令，表现之激烈，仿佛吃下十二升的兴奋剂，因为“这下终于可以炒一把了！”后来还有一处“安鸟部队”的士兵乘坐出租车（请注意，该车似为公车），司机的计费吓了他们一跳，争执当中，该司机抱怨：“这油价一天天往上涨，我开出租车我容易吗我？”讽刺的正是当下出租车的提价之争。
　　　　最后一种可谓极具针对性的讽喻，对象即是陈凯歌，顺带还将张艺谋捆绑销售。当乔不士宣称要派兵攻打鸟笼山的时候，一个记者质问：“你不觉得这样做很无耻吗？”乔总司令缓慢而有力地回答：“人可以无耻到我这个地步！”——连外星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来历。而电影最扣人心弦的大杀器的秘密，最终被揭穿：原来是一个馒头！同时，配以傻大木的台词：“一个馒头可以引发一串血案，十个馒头可以引发十串血案，这么多馒头能引发多少血案呀，我就要靠这个毁灭地球。”此外，一位网友指出：影片临近结束，乔不士视察鸟笼山，他已经成为该地的主人，并且做起房地产开发商，正当他为生意兴隆兴高采烈的时候，一支游行队伍打着“还我绿地、保护环境”的条幅走来，这分明是在暗讽《无极》之拍摄破坏了天池的自然环境。
　　　　而对张艺谋的嘲讽更加痛快淋漓，让人有会心一笑之感。傻大木虐待俘虏的方式不是严刑拷打，却是让其观看“第15代导演”的大片。影碟反复播放着那个小妹总是死不掉的镜头及情意绵绵的对话，最后倒是俘虏不堪忍受而咬舌自尽——这针对的是为张艺谋带来无尽骂名的失败之作《十面埋伏》。而有名的出现引出著名刺客“无名”的故事，这一笑料则可归结到向国家主义献媚的《英雄》头上。
　　　　
　　　　缺憾
　　　　
　　　　在恒定《鸟笼山》的意义之前，我要先指出它的几点不足：其一是拍摄技术，关于这点，我不想给予太多的批评，毕竟，导演胡戈与诸多工作人员都非科班出身，这只是他们的一次尝试，而他们的投资额，比起《无极》或《十面埋伏》，则微小如大象身旁的一只蚂蚁——这些都决定着《鸟笼山》的简陋不堪。
　　　　其次，则是电影叙事与主题的缺憾。如我所言，胡戈心中淤积的块垒过多，他处处想讽喻，时时想批判，他必须雕琢他能掌握的每一个镜头，这难免会因用力过猛而走向僵化，从而使电影的叙事不够流畅；此外，批判的着力点过于芜杂，形散神更散，从而使电影的主题不够凝聚。一言以蔽之，胡戈过于看重细部的雕刻，而忽略整体的把握——我们必须承认，他拍摄的不是精短的FLASH，而要讲述一个完整的传奇。
　　　　最后一点，或许仍是苛求。胡戈的敌意全盘倾泻到陈凯歌身上，大杀器的秘密被揭穿，居然是一个馒头！——这虽予人以惊艳之感，却亦似乎有胡与陈之间宿怨难解的嫌疑。当然，我们能理解《馒头》带给胡戈的抑郁与愤懑，他终于可以借助《鸟笼山》的管道，名正言顺地释放对陈凯歌的反感，而不用担心惹火烧身。这本是他的言论与思想自由，但我们在警惕这种死缠烂打的讽喻的同时，是否愿意设想，如果大杀器不是一个馒头，而是其它的东西，电影的情节将会更紧凑，叙事将会更完满？
　　　　
　　　　意义
　　　　
　　　　但是这部短片依然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从《馒头》到《鸟笼山》，从胡戈到未来的“张戈”、“李戈”，我们看到一种极具“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色的影像制作与发行路线：
　　　　——低廉的成本，将诱惑更多的受众加入制作人的行列，简单如DV自拍，即可支撑一部短片的生产与流行。这将激发一种滚雪球式的经济效应，当雪球抵达一定时段，一个新的“馒头”市场将诞生——或者，它已经诞生。
　　　　——网络发行既打破地域限制，亦将推进流动的速度与快感。《馒头》的红火是一个有效的例证。胡戈将其上传到网络不到24小时，就发现“这部短片竟然成为网络上的焦点话题和热门下载资源”。
　　　　——无须通过电影审查机构的古怪评判，十分有利于胡戈们的思想的自由发挥。早有学者指出，中国过于苛刻的电影审查制度有违宪之嫌，而它的僵硬存在，阻挡着一大批优秀电影的出产与流通。这些被禁播的电影在外国市场享有高昂的呼声，更能屡屡折桂于许多知名的电影节（如张艺谋《活着》，贾樟柯的三部曲等），无疑，这是对中国老牛破车式的电影评判机制的一大嘲讽。而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馒头》与《鸟笼山》等完全可以避开电影审查者的庄严脸色，创造出——对于中国电影而言已经长久缺席的——独立精神与自由风格。
　　　　……
　　　　这些都将构成对萎靡不振的国产电影的严重挑战。《无极》在《馒头》面前的黯然失色已然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如果将《鸟笼山》与《乌龙山剿匪记》，或者与《英雄》放到一起再做市场调查，历史将会喜剧化地重演。而我仅仅希望，《馒头》们能刺激《无极》们走出低迷的泥沼，作为牛虻的胡戈们能让“第15代导演”导演不再昏昏欲眠——因为他们若继续沉睡下去，书写21世纪中国电影历史的将是另一批不屈的角色——这种来自民间的鲜活力量将推翻主流意识形态与电影寡头们占据的文化霸权，击破一潭死水的沉寂，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谐格局。同时，这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谁是胜利者，谁就将引领中国电影未来的征途。
　　　　
　　　　展望
　　　　
　　　　我再想从电影精神的角度说两句。《馒头》以“恶搞”出名，《鸟笼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可以归属于喜剧电影的行列。而它们的走红正与这个时代的气质息息相关：这是一个喜剧时代，或者说大话时代，其社会面容一如朱大可先生所言：“幻想、反讽、荒谬、夸张、顽童化、时空错位和经典戏拟，其中包含了文化颠覆、低俗的市井趣味和感伤主义等各种混乱矛盾的要素。”这一时代苦苦追逐的不是肃穆，而是狂欢。这一时代所推崇拥戴的偶像不是雷锋与张海迪，而是周星驰，或超级女生们。
　　　　朱大可指出，陈凯歌与胡戈的纷争，无疑是两大话语势力冲突的最新表征。胡戈信奉的大话话语以反讽与戏仿为标志，成功解构了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陈旧的话语威权。而“陈凯歌信奉的仍然是‘正谕话语’——一种威权主义的话语体制，它要求语义的单一、严密、崇高和不容置疑。‘满神’企图扮演这样的角色，她在宏大的‘神话叙事’里陈述真理，宣示命运，俨然一位飞翔的真神，但她头发翘起的天使形象，却显得如此古怪，构筑着一个可笑的视觉谎言，并最终成为胡戈所无情嘲讽的对象。”
　　　　两种话语的对决结果，宣告大话话语的再次胜利——这是民间对主流，开放对封闭，自由对禁锢，后现代主义对后极权主义的胜利。如果冠以宏大叙事，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种喜剧政治学的诞生与成长。不满于当前意识形态的义正词严，而又不能以悲情的形式做鱼死网破的一击，于是，《馒头》与《鸟笼山》式的喜剧成为最实用的合法利器，释放出新生代对苦难现实的悲愤，同时解构着宰制民众头脑的正谕话语。那么短暂，几乎是一瞬间，它们遭遇雷鸣般的欢呼与鼓舞，正可表明这个时代的压抑是如此之深重，矛盾累积是如此之激切。现在，人们终于找到一个疏通的管道，一种新奇的表达与对抗机制，而这必然是喜剧时代的产物。
　　　　与此同时，我们隐约看到喜剧电影在中国的美妙前景。“馒头”风波之后，一部叫《武林外传》的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开播，收视率一路攀升，直追去年的收视冠军《亮剑》。它所行走的路线依然是反讽与戏仿。《新民周刊》报道称：“李咏主持的《幸运52》、《非常6＋1》，王小丫的《开心辞典》，超女的终极PK，还有一些当红的影视剧以及广告片无一幸免地被质疑、解构和颠覆。”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时代的血与泪染红了它。
　　　　但这仅仅是一个雏形，喜剧的“馒头”远未成熟。
　　　　我们可以将喜剧电影分为两类。一类就是要逗你发笑，穷尽一切手段：装疯卖傻，抽自己嘴巴，互相吹捧或打击……但笑完之后，一切都归于空无。所遗留的只是一个纯粹的笑料罢了。冯小刚的《天下无贼》是此类电影的代表，范伟等人的火车打劫镜头正是其惯用的技法。
　　　　还有一类，俗称“黑色幽默”，是让人笑完之后，会落下眼泪。喜剧的底色是悲剧，这是希腊哲人的古训。在世界电影史，能成其大者，首推卓别林。以中国电影为例，则可以举出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同样玩无厘头，观众会感觉，这类电影的内涵远比前者深厚。因为它多出一种对人性的真切关怀，而不是连最后一丝关怀都要加以戏谑。
　　　　《鸟笼山》属于哪一类？
　　　　置身于这一语境，胡戈能够走多远？
　　　　……
　　　　夜正长，路也正长。
　　　　而胡戈本身的遭遇，已经构成一幕生动完整的喜剧，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他以“好玩”的心理制作《馒头》，最终却可能成为新时代的文化英雄。据说《鸟笼山》差点惨遭封杀，只是国家广电总局认为理由不够充分，而侥幸逃过一劫。这里的艰辛曲折，远远逾越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从而折射出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与国度最暧昧——同时也是最残酷——的真相。
　　　　
　　　　2006年6月21日于宁波
　　　　
　　　　
　　　　（本来是给一家时政类周刊写的文艺评论，因故未发。删节版见6月28日《新快报》。谢谢郑磊兄的批评，谢谢苏少鑫兄的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