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4万亿投资主要用于基建将会产生负面效果

• 　　由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方面，而不是用于改善民生，也不是用于促进百姓消费的增长，比如给中低等收入家庭补贴等。这样产生的结果很多将是负面的。

即使是在加勒比海温暖的阳光下，陈志武(博客)的思绪依然没有离开中国。

23日，正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度假的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接受了理财一周报记者电话专访。陈志武说，令他感触最深的是，那个盛产阳光、沙滩、海景的 大西洋 (行情 股吧)小岛国，依旧没能逃脱世界金融危机的寒流。“多米尼加在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中相对比较穷，本来就不太富有，主要以旅游业为主。美国的游客比较多，因此总体上受到了一些影响。”

将“人的幸福感在于制度建设的突破”写在自己博客首页的陈志武，与记者对话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产权与财富分配等问题时说：“坏制度使好人无法继续成为好人。”

理财一周报：从湖南到耶鲁，到今天，你个人的财富观有过些如何的变化？什么触动了你的变化？

陈志武：对于许多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所谓财富，人们最看重的是一些物质性的东西。比如土地、自然资源、黄金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以往最熟悉、最能够接受甚至也是只能够接受的财富。但对于我来说，财富观最大的变化就是到美国以后，我感觉在这里最值钱的不一定是土地，虽然在这里土地价值很高，但这是由于别的原因使得土地价值高，而不是土地本身；最值钱的也不一定是楼房，土地、楼房、金银财宝这些东西可以一文不值，也可以值很多钱。关键就看它们是不是能够帮助带来更多的未来收入。对于未来收入中的贴现值等方面的认识，是我自1986年到美国后，观念发生的最大变化。

说到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变化，其实我早在中南矿业学院（现中南大学）读书时就对此有感触。那时，我看到校园里有很多仪器，都是学校花费很多钱购进、后来被废弃掉的。如果按劳动价值论来理解，这些机器值很多钱，因为制造这些机器要花费很多劳动时间，使用很多物质性材料。但是，这些机器却被放在校园里风吹雨打，没办法派上用场。这是我上大学时的一些观察，但认识不深。我到耶鲁大学读书后，慢慢从经济学层面产生了认识。一个东西花了多少金钱和时间去制造不是最重要的，更能够决定价值的方面是未来带来多少收益，而不是过去投入多少。

理财一周报：你提到过中国“改革开放165年”，把中国放在世界变迁格局下来探讨中国崛起。今天，中国地位的话题空前热闹。作为普通国民而言，这个改革开放，真的让我们的财富变多了吗？我们到底有多少财富？

陈志武：今年上半年我有一篇文章叫做《“数”说“改革开放”165年》，里面算了很多具体数字：乾隆中期的时候北京的一个工匠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代中国才真正开放，洋务运动或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从工业技术到金融技术、到现代学术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进，资本全球化卷入中国。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实物购买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国时期慢慢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

1950年代，中国选择与世界隔绝，逆潮流而行，将全球资本的力量拒之门外，在内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私人财产，全面实行国有，抑制财富创造力和物质生产能力。结果，特别是文革期间，普通中国人的一天劳动所得重回新低。

1976年前，北京普通工人单位一天的边际收入大约为1元，也就是说，多打一天工可得1元，按当时米价4毛一斤、肉7毛一斤、鸡蛋1毛一只计算，一天的工资相当于2.5斤米（是乾隆中期的0.46倍），1.4斤肉（乾隆中期的一半），或者10只鸡蛋（乾隆中期的八分之一）。那时，普通中国人的收入可能达到乾隆之后的新低。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4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4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乾隆中期的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乾隆中期的14.3倍），或113只鸡蛋（乾隆中期的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40%。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30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力，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了许多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数倍。

文革时期，买一台自行车、手表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四个月的工资。到今天，同样这些制造品的价格可能没变，但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8辆功能更多、设计更美的自行车，真实收入和生产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实收入也提高了5倍。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洋务运动开始，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个人的具体收入提高了，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史无前例地提高。特别是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的财富变化是非常大的。中国的计划经济期间，是中国过去200多年间最穷的阶段，那时人们没有任何权利拥有财产，也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创收。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1958年期间，人民丧失自由创业和拥有财产的权利，这是由当时中国国有化运动造成的，也是以前中国几百年间都没有过的局面。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通过个体户的形式，允许私人拥有一些财产。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更多的人开办私营企业。对于中产阶级和普通百姓家庭来说，最大的变化是1998年底住房市场化的改革。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最主要的财产就是房子，房子让三四亿左右的城市人终于感觉到，除了有自己的一双手外，还拥有房子这样的财产。从这个意义来说，过去30年的一系列改革，使中国人的财富感和实际拥有财产的程度发生改变。

理财一周报：今天，中国人致富面临哪些障碍？

陈志武：第一，意识形态方面。对私有财产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上，非常不友好或者说是敌意的。

第二，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中国人发财的机会。目前中国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如果继续倡导这样的经济结构，将导致无论个人的创新能力有多强，到最后都将面临与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竞争的局面。根据以往观察得出，任何一个行业，无论大小，只要国有企业在这个领域经营，私营企业往往无法与其竞争。由于国家是这些大型国企的控股股东，有国家做后盾，任何个人和私营企业根本无法享受同样的竞争权利。

第三，国家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绝对垄断。到目前为止，民营银行、私营银行还没有实质的发展空间，国家几乎垄断了所有金融资源。这意味着个人创业要想得到金融支持非常困难。

第四，各种不受制约的行政管制和审批限制。在中国办一个股份责任公司，从申请到被允许开业，大概需要半年左右时间。我们也知道，在过去几年，申请注册公司的程序有所缩短。但实际上，现在还是有太多的行业，私营企业不能够随便进入。行政部门的审批权应受到大众媒体和全国人大的监督和制约。

理财一周报：中国产权制度方面，还有哪些亟需革新？

陈志武：第一，农村土地私有化这一最基础的产权制度改革应加速发展。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由政府来推动发展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市场。这是很好的一步，但还不够，必须让农村的土地无条件地私有化到农民手中。这是一项最基础的产权制度改革，如果这项改革不实现的话，中国农民致富道路将布满障碍。

第二，要加快国有制的民有化改革。可以把所有央企的股份一部分划拨社保基金以外，其他的都注入到国民权益基金。

也就是说，把国有产权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给13亿公民，以此完成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让百姓直接感受到未来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特别是资产升值方面的好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都被埋藏在国家手中，应具体化到每个中国家庭中，使中国人的财富水平实现大的跳跃。

第三，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应加快并强化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否则将影响中国在高科技化方面的发展。

理财一周报：中国如何应对富豪原罪？如何让国民放心成为富豪？

陈志武：近几年，富豪榜上排名越高就越可能成为下一个“问题对象”。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这恰恰说明，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对于权力的监督制约一定要有实质性进展。解决办法是，结束国家对于土地、自然资源、行业准入的控制权和行政管制。否则，所有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任何人想进入都要经过官方批准，这样，行政管制的存在就给腐败提供很大的空间，真正的创业者也不得不去行贿。如果国有垄断、行政管制、对权力的行使无实质性监督制约这三种情况得不到根本性改革，这种制度将使好人无法继续成为好人。一个创业者能力再大也斗不过权力条条框框的限制，除非你不想发财致富、生活得更好，否则就不得不与权力打交道，想要做得很清白也非常难。

所以说，不是“黄光裕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层面的问题。很遗憾的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仇富的心理主导了多数人的看法，而不是从制度层面来理解普遍性现象背后隐藏的共同原因。

理财一周报：扩大内需，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什么？除了政府组织投资外，让我们把财富积累都拿出来刺激么？

陈志武：中国的新经济(行情论坛)刺激计划极其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对诸如医疗和教育这样的社会保障项目却堪忧，即使这些社会保障项目可以降低家庭的储蓄压力并增加私人消费。

在2007年，中国在医疗、社会保险和失业福利项目上的政府开支总计约880亿美元，即财政预算的15%，GDP的2.4%（既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百分比）。巴西政府仅仅在医疗上的开支就占其GDP的4.7%。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开支大约是GDP的3%，而巴西的是GDP的5.4%。

由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方面，而不是用于改善民生，也不是用于促进百姓消费的增长，比如给中低等收入家庭补贴等。这样产生的结果很多将是负面的，比如国家将钱用在建设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方面，必然意味着民营企业、个人创业者得到资金的难度更大。因为整个社会的资本供应量并不是无限的，这就会产生“挤出效应”，把民营企业、个人创业者在竞争中挤掉，另一个直接结果是导致未来中国的经济结构继续会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更加强化了国有经济和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同时弱化了民营经济和个人创业的在中国经济中的空间。

尽管进行过私有化，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有大约119000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账面价值大约有4万亿美元。中国国有土地的价值超过了7万亿美元。加起来，这些国有资产合计几乎达到了中国国家生产财富的四分之三。

因为国家占有了这么多东西，所以在过去30年里，中国资产价值的收益都进入了政府的口袋。当大多数家庭不拥有生产资产的时候，它们不能分享资产升值和财产受益。对大多数中国公民来说，工资是唯一的收入来源。但是，工资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难怪中国的国内消费不能以与GDP相适应的方式增长。

中国缺乏的是促进内生性增长的足够的私人消费。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需要提高其人民对未来的金融安全感，并使私人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相适应。建设一个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钢铁和混凝土。

理财一周报：这场危机，会不会“灭”掉本来正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

陈志武：金融危机打击对象最广泛的是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正像我们了解的，许多沿海制造业企业纷纷停产、倒闭，许多农民工回乡。此外，中等收入阶层未来就业的安全及收入增长前景，一下子变得黯淡。

理财一周报：国有化是不是削弱了国民财富控制力？让国民更加依赖政府保障？

陈志武：国有化肯定是削弱了国民财富控制力。这是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过去30年完全忽视的问题。以往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在讨论国有化的好处、坏处以及国有企业是否该民营化时，完全是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哪个能够带来更多的投资回报考虑，实际上国有化以后，国家作为赚钱的资本家出现，百姓的权利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百姓对国家资源控制力削弱等问题都被忽略了。

今天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到国有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一就是民间消费增长困难。这是由于大部分的财富增值都进入到国家而非民间手中，致使民间消费越来越弱。

理财一周报：如何确保国有资产经营让我们放心？

陈志武：这个复杂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只要国有资产由行政官员或者政府指派的团队经营，百姓就不太可能放心。从简单层面来说，第一，过去这些年中，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前苏联前东欧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西欧国家实验过的国有企业时代，所有这些国家的经历都证明，国有资产由政府任命的官员来经营，效率不可能高，而且这些国有资产最后变成了官权力或者小金库。

中国的经历和这些国家都很相似，所以不可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也不能根本克服委托代理关系链太长所带来的利益扭曲和腐败的后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有资产民营化，使其民有化到个人身上，而不是由政府行政部门继续控制。

理财一周报：我们肩膀上的赋税，到底有哪些可以砍掉或者减少？

陈志武：在中国征税权没有得到实质性制约，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中国各个行政部门都可以随意推出税种或提高税率。比如在房地产交易上，过去几年呼吁的比较多的是把房产税作为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主要手段，这是很荒唐的。

在很多国家，以宏观经济调控推出税种的做法是很难被接受的。因为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就将财富从百姓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这从本质上说是侵犯私人财产的行为。如果某一个行政部门就可以推出一个新税种的话，就等于让这些行政部门具有了掠夺私有财产的权力。所以，要通过改革对这方面的权力进行限制，让只有人民选举的代表和立法者才拥有这项权力。

目前对于百姓家庭来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至少应上调至5000元。目前中国税收膨胀过快，过去几年都是以3倍于GDP的速度来增长，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太多。此外，百姓收入总体上涨速度太慢，可支配收入上涨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种时候，政府总体税收应该减少，最应得到政府减税好处的群体就是月收入在5000以下的人。

政府可以直接向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中低收入者每人派发1000元退税刺激消费。中国目前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中低收入者大概有11亿元，实施退税需要1.1万亿的财政支出。而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盈余1.1万亿元，全年财政盈余将在1.5万亿元到1.8万亿元，加上国有企业去年没有分红的1.5万亿元，政府完全有能力拿出一部分用于退税。

理财一周报：如何确保财税用到我们身上？而不是被浪费？

陈志武：由于缺乏对政府预算的公众监督，中国特别偏向于赞成大型实体项目，并且，通过税收和全民所有制，政府几乎维持着对绝大多数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完全控制，从而将这种偏向的影响最大化。

由于征税权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的制约，结果，从1995年到2007年，调整通胀后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6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2倍。这是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归国家所有的经济制度。

确保财税用到了我们身上，一是对新闻媒体完全放开，一是全国人大以及地方人大应采取公开方式，对政府预算进行监督。政府的预算过程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机构的公开听证和经过媒体的公众参与进行公开。因为这样而增加的责任，可以使政府开支离开实体构造建设，向与人民需要相关的项目转移。

理财一周报：中国国民如何才能富起来？

陈志武：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中国百姓自由地创业，赋予人民创业自由，进一步放开人们创业的手脚。其次就是强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为了让财富能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维上都发挥得好，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这即为“后发优势”），但要想长久在这三维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维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亲临中国和世界在近半世纪的快速增长，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比这更幸运的是，我们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统的机会认清财富的逻辑。在1860、1870年代，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技术（“深度”）、全球化（“广度”）和证券技术（“长度”）要么还刚起步，要么还远不成熟，所以，那时期的研究者还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看到这三维度上的深层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奇迹，他们不可能充分理解资本化以及资本全球化的终极影响。而我们比他们幸运，因为我们能亲身体验财富的逻辑。(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陈静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