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灾难：中国更加成熟--访中国疾病史专家曹树基教授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本文】

第1版
责编：段钢 曾军 徐峻音

直面灾难：中国更加成熟
--访中国疾病史专家曹树基教授
本报实习记者：丰箫
记者：我们现在面临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是一个大灾难。曹教授，依您对中国疾病史的研究，历史上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曹树基（以下简称曹）：鼠疫、天花和霍乱是三大烈性传染病。距今时间较近、影响较大的是1580－1644年的华北大鼠疫。鼠疫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主要可以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前者是通过鼠蚤传播；后者通过飞沫传播，与今天SARS的传播方式相似。1580年的大鼠疫从山西北部开始，崇祯后期再次流行。明末农民战争为崇祯后期的鼠疫大流行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疫情迅速扩大至整个华北地区（包括今天的山西、河北、天津、北京、河南北部、山东北部）、安徽西北部、四川和江南地区。在这一时期，战争、灾荒和鼠疫流行中的死亡人口超过4000万。华北地区流行的是腺鼠疫，江南流行的是肺鼠疫。肺鼠疫传播的速度相当快，不治情况下的死亡率高达95%以上。SARS的传染途径和传播速度与肺鼠疫相似，但不治情况下的死亡率似乎要低得多。现代医学研究未确定SARS的属性，据我的理解应属于烈性传染病。
记者：那么您认为传统社会和近现代社会传染病的流行特征有什么异同？
曹：16世纪至20世纪的四次鼠疫大流行的发生，都与发生地邻近鼠疫自然疫源地有关。鼠疫自然疫源地大多位于偏僻的草原、山谷和密林深处，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强，鼠疫从农村传播到城市，其传播路径和今天的SARS是一样的。在传统社会中，传染病大流行的动力主要是战争。太平天国战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死亡高达7000万，其中死于霍乱、痢疾、疟疾等疾病的人口多达5000万。云南的鼠疫流行也是这种模式，战争是最大的动力。在和平时期，人间鼠疫的流行大多表现为村庄-村庄的模式，其特征是此起彼伏，循环往复，与鼠间鼠疫的流行模式相似。
随着社会的转型，工商业成为人们主要的生产活动，人口向城市集中，各种大小等级不同的城市构成不同区域人口活动和交流的中心。商业的发达和交通工具的便利，加快了人口流动和物质流动的速度，使得传染源更容易扩散，由此而形成工商业社会中城市-乡村和城市-城市的流行模式。与农村相比，城市人口死亡率相当高。光绪初年，云南永平县的鼠疫首先发生于杉阳镇，死亡人口达到全镇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周边村庄的染疫病例，几乎全与杉阳镇有关。滇南地区的开埠城市蒙自县也是鼠疫的传播中心，蒙自县城人口大大多于杉阳镇，城市越大，工商业程度越高，对于周边乡村的影响力就越大。1894年广州、香港都是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贸易网络发达，凭藉轮船，鼠疫传播的速度更快。不过，与今天的火车、飞机相比较，轮船的航行速度还是很慢，从广州到上海的时间，超过鼠疫的潜伏期。这样，船上的患者可以被及时发现，对陆地的传播可能性就大大缩小。尽管如此，首先发生于中国南部的鼠疫还是引发了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今天交通更为发达，飞机、火车的速度大大超过以前，疫病传播的速度更快。在疫病的潜伏期内，患者乘坐火车或飞机可以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传播模式，非传统时代的疫情传播所能比拟。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变迁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变迁。
记者：这是一个很新奇的观点，您能不能再给予详细的解释？
曹： 生态的变化有两个含义，一是区域内部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二是区域之间的联系发生变化--联系手段和时间发生变化。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垦殖和捕猎活动加强，干扰了草原或森林中的鼠疫生态系统，鼠间鼠疫转化为人间鼠疫，从而引发人类的大灾难。我们已有的研究表明，人间鼠疫的流行模式与鼠间鼠疫的流行模式相吻合，证明人类社会与动物生态之间的某种相关性。由于SARS病毒源于何物目前并不清楚，其存活的机理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也不清楚，只能推测SARS病毒的来源可能与动物有关，其人间流行的模式也可能与动物间流行的模式有关。与鼠疫的流行一样，人类的过度活动可能是导致这一新病毒肆虐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变迁的本质也是生态变迁。
区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强，越来越紧密。整个中国就象一个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只不过是一个城市的不同街道；对北京和上海来讲，传染病的防护就不是两个城市的问题，而是相邻街道的问题。以前所谓的华北、江南、岭南区域划分概念，现在已不存在。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地理单元，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更为密切，利益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纽约、洛杉矶、北京、上海和广州都不过是一个城市中的不同街道而已。一个地方的疫情隐而不报，不仅是对本街道居民不责任的表现，也是对其他街道不责任的表现，更是对这个城市不负责任的表现。网络化的生态系统不仅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模式。中国应该以一个负责的城市公民的姿态，积极参与城市管理事务，并同相邻街道协调关系，以更加积极的、理性的姿态融入地球城中。
记者：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疫情初起时的一些措施是否表明中国社会有明显的不成熟性？
曹：刚刚发生过的一切令我想起110年前的一幕。1894年广州鼠疫流行之初，上海《申报》扮演的是一个"遥远的旁观者"的角色，人们带有猎奇的心态来看待他地的疫情。不久，疫情传入香港，上海面临轮船输入鼠疫的可能，上海租界才由旁观者变为当事人，积极的防疫工作因此而展开。反省现在疫情在广东传播之初的上海人心态，恐怕与110年前没有两样。直到香港、北京两大城市疫情严重，上海人才把自己变为当事人，全民性的防疫工作才展开。在这一点上，一百多年来社会没有进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1894年，由于上海租界当局的积极预防，鼠疫没有在上海登陆。上海市租界及华界的公共卫生体系得到加强或改善。如果说什么是海派文化，重视公共卫生就是海派文化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属于"租界传统"，即现代西方文化传统。如果上海市政府报告的患者数据是确实的，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上海与北京两地的文化根本性的不同之处究竟在于何处？
在西方，传染病的流行与防疫，催生了现代公共卫生系统。民国以来，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自己的公共卫生系统，直到1949年以后，这一工作进展迅速，成为新中国最值得骄傲和夸赞的成就。不幸的是，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压力下，面临SARS，某些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几至于崩溃，不能不让人三思。人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谈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SARS的灾难性流行可能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新的契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有重新调整的必要。但我相信这次灾难将会让中国、让城市更加成熟起来。
记者：作为一名专家、学者，您认为当前知识分子应该有何作为？
曹：知识分子首先是一名公民，其次才是知识分子。服从政府的有关防疫指令，配合及投入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其次再是面临复杂情况的理性思考。就我个人而言，我应当在疾病史、生态史方面做更深入的研究。近几年来，我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希望这一学科能够得到更快更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