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不纳税是没有理由的

茅于轼：不纳税是没有理由的

　　不纳税是没理由的
　　——在“税收与中国经济困局”主题论坛暨《2008公民税权手册》发布会上的发言

　　各位来宾，我不是一个税务专家，我勉强算是一个经济学家，所以对税务方面专门的问题我也说不太清楚，我只能从经济学的一般道理来讨论讨论当前税率的一些问题。

　　实际这本书，讲公民税权，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从经济学来看税率，一般的道理，首先的问题就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刚才几位专家已经讲了，我很赞成他们的看法，税制是公民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价格。大家知道，税收占GDP的比在90年代初时不到9%，现在涨到了差不多20%，这么涨下去还完没完呢？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是我们这税征得太多了，还是还不够，很多人拿出美国征多少、瑞典征多少来比较，我觉得这是没得比的，因为税的高低不是国际比较的问题，而是你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服务的问题，如果你买的服务不好，那这个税就太贵了。

　　刚才我讲的问题是我们购买政府服务的价格，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判定现在的价格是偏高还是偏低。这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主次关系，老百姓是买方，政府是供给方，卖方，买方卖方可以讨价还价，不能由一方说了算，尤其是买方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摆正位置我觉得是最根本的，所以叫“税权手册”，纳税是义务，但我们还有权利。

　　我们的权利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在发达国家表现为纳税人有纳税人协会，这是民主国家的普遍组织，纳税人自己组织起来监督政府收税的效率、高低、税款的使用。国际上有一个组织“国际审计”，我原来不懂这个东西是个什么组织，后来明白了，国际审计组织就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专门帮助各个国家的老百姓审核他们交的税合理不合理，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

　　这些问题我觉得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纳税人和征税人的关系，纳税人是主人。刚才有人说了，我们的字典里好象从来不用“纳税人”，就是为了避免让大家知道你们是国家的主人，征税也不是光明磊落的，最好大家都不知道。

　　从公平的原则来讲，征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体现了公民的平等，没有人可以例外，可是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特别的国家，有些人有特权，所以征税很难做到人人平等纳税。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们院士每年有10万块钱的院士津贴，这部分津贴是不交个人所得税的，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他当了院士就与众不同了，大家都要交税，但是与众不同的人可以不交税。

　　第二个例子，洛杉矶奥运会时，在奥运会上得奖的这些人，他们的奖金是不交税的。我当时也非常反对，税务局提的理由是他们得冠军、亚军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训练时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这就是不征税的理由。我就说，有什么收入是不经过艰苦劳动就能得来的呢？哪怕是走私、贩毒，那也不容易啊，为什么你就不征他们的税？

　　第三个例子，我们国家交税的情况是不向老百姓公布的，我问过西城区地税局的人，中央领导交的税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公布。我说你们应该公布出来他们交了多少税，这有什么不能公布的？领导人的财产还要公布呢，他们交的税为什么不能公布呢？

　　这些例子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人和人是很不平等的，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在税务上就表现出了这些问题。

　　个人所得税，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人不能因为地位上的原因而有所区别。经济上的原因，比如家庭负担重，这些可以有所区别，但没有理由说我的地位高就可以不交税了，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纳税，我们应该要求他们公布他们的收入情况、纳税情况，你的收入、你的财产都要公布，为什么纳税不能公布呢？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中国的纳税问题，国际上判定中国纳税的痛苦指数是全球最高的，为什么我们的痛苦指数高呢？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纳的税高，而是有几个原因使得我们纳税的痛苦指数特别高。

　　第一个最大的原因，纳税人跟征税人地位的不平等，他征你的税，不管征的对还是征得错，你只有一条，老老实实交，你要问一声，麻烦就来了，他会给你穿小鞋。政府跟纳税人的地位完全是反过来了，本来纳税人才是主人，征税，税务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他是代理人，我们是委托方，他是代理方，我们委托他办事，他得听我们的。但现在我们的纳税变成了反过来的关系。我知道税务局很多税种是不合理的，我们经济研究所就要交税，交的很多税都是极不合理的，但连我们都没办法跟它抗争，其实我认识税务总局的人，好几个领导人我都认识，但没用，跟他们谈了，都没用。

　　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痛苦呢？税务局把一些监管的成本变成了纳税人的负担，你们听懂了这个意思吗？你是纳税人，我是税务局，我要监督你纳税，监督你纳税的成本，比如请个人来看着你，或者买个设备监督你，我搞一个什么网络，这部分成本都是要你来付的。这种行为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可以无限制的加强征管，因为不是他的成本，他雇一个人看着你是你付他工资，那你还受得了吗？我们纳税人凭什么要出钱找人来管，并且把我们管得很不舒服呢？

　　我举一个例子，税控收款机，所有企业都要买那个东西，这东西挺贵的，好几千块钱，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现在一个计算机才三千块钱，那东西远远比一个计算机要简单得多，但价钱却非常贵，而且它是只有指定地方才能生产的，我到广东去看过生产税控收款机的企业，发财发得不得了，因为它是垄断的，税务局指定你必须买这家的，这些人跟税务局的关系就不知道了，后面可能有分成，或者就是税务局的人开的。

　　这样一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纳税成本、纳税痛苦指数非常高。

　　纳税中的很多问题都有争论，提到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还是生产型增值税，多数人都认为消费型比较好，但现在也出来一些看法，认为消费型增值税不利于就业。还有出口退税，这也是一个老问题，出口退税从公平上来说合理吗？效率上能提高吗？有好多问题，也包括今天大家讨论的个税起征点是多少好，高好还是低好，这些问题可以说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有的问题连利多弊少还是弊多利少都搞不清楚，所以税的问题挺头大，需要各位研究。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怎么调解这种差距呢？我想来想去，最主要的办法就是通过税收，还有次要的办法，比如通过民间的慈善活动，让有钱的人捐钱帮助贫困的人，但比较有效的办法还是要通过税收，特别是通过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比较赞成向富人多收税来帮助穷人的。

　　可是我们现在的税收制度完全不同，因为我们现在的税收只能够对工资征税，其他收入道理上也要征，事实上它搞不太清，不知道你其他有一些什么收入来源，特别是富人所得主要不是从工薪来的，富人所得主要是财产所得，他们有钱，再通过钱赚钱，这是他们的主要收入，而这部分收入税务局是不知道的，也很难知道。

　　当然在国外也有同样的问题，财产性收入很难监控。但国外的情况好一点，国外财产来往很少有现款，都是在银行、用信用卡，都有记录可查。我们现在有很多都是现金交易，因此就更搞不清了。

　　国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简单来讲就是个人申报，你自己老实讲有多少收入，然后政府来搜查，万一查到你隐瞒不报，就要处罚了。我们国家现在也开始有了，12万以上申报，我很赞成，可是我们申报了两年，没什么进步，你申报得多也好、少也好，和你纳的税没关系，它没有检查你纳多少税，而且也没有这个数据，比如我交了三万块的税，他不知道你到底交了多少，就是听你说。

　　我在南方一个报纸上写了一篇稿子，他们给了我稿费，稿费扣税就是他们扣了。北京税务的征收单位并不知道我在南方的收入是多少，联不起网，所以就只能按照总数来征收个人所得税。

　　所以个税的主要功能，调解贫富差距，这个功能我是很赞成的，我满足用非法的手段来剥夺富人，比如土改时斗地主，这个手段我是反对的，用一种流血的、没有法定程序的办法来剥夺富人，这对社会是很危险的。但我们用合法的办法来剥夺富人，这是必不可免的，我希望我们的富人也要想通这个事儿，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保持和谐和稳定。

　　最后我提一个看法，可能是有争议的，我写过一篇文章《无理不纳税》，不纳税是没有理由的，什么意思呢？我发现现在有的人说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政府贪污腐化，我们交的税他们都拿去公款吃喝、出国旅游，有各种各样不正当的消费，因此我们就不交税。

　　我不赞成这个观点。

　　我的理由是什么呢？这涉及到了社会现象的一个根本问题，社会上总有一些人不守规矩，我们有没有理由因为某些人不守规矩而自己也不守规矩呢？我觉得不可以。简单来说，有些人在排队，大家守规矩，现在来了一个人插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看有人插队大家就不排队了；还有一种可能，他插队我自己还是要排队。还有一种可能，虽然有个别人不排除插队，但大多数人还是排了。类似的例子是很多的。

　　我们想想看一个社会怎样才能进步，是不是别人有错，我就以此作为理由跟着他学呢？如果这样搞下去，这个社会是会垮台的。我们说这个社会不好，道德很糟糕，但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道德情况还是维持住了，并没有一垮到底。为什么？这就是靠我们这个社会中很多对自己有要求的人，别人怎么搞我不管，我都有自己的原则，我要守规矩。这样这个社会才是有希望的。

　　就拿纳税来讲，要是我连税都不纳，那我就放弃了对政府的监督，你都没纳税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如果我纳了税，我就有了监督的权利，我是纳税人，所以我写的这篇文章《无理不纳税》，我们只有这种正确的处理，老百姓和政府的关系、这个社会才能慢慢走向正规。

　　我就说这么简单几句，非常高兴这本书的出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