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林昭案件的轨迹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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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案件的轨迹参照
这样的林昭，注定是要死的。因为一个昏昧浑沌的群体容不得壮烈飞扬的血性，正如风雨暝晦的天穹必将吞噬闪电的光耀。似乎我们的历史发展达到了这样的关口，昏乱人群对于人血馒头的嗜求，忽而又显得焦渴起来。难免有一场血腥的祭祀要发生，奉献给谁呢？在这当口儿，最神圣的祭坛莫过于‘革命’。
林昭之死没有发生在1958年前，当年不是林昭的死年。1958年以后才逐渐听到零星的枪声，用来惩治犯有言论罪、思想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犯有‘不认罪’罪的右派分子。
林昭之死，死于未闻一息声响的虐杀，其阴森恐怖超出了正常人的想像，原来那是1968年。1968年的凶杀只限于鬼魅一样的，迹近于暗杀的凶杀。
一直要到进入七十年代。那一年，中央首长不但识破了林彪和四人邦夺权阴谋，又能见微知著，从一份传单中发现有的人不是在革他人的命，而是怀疑到革命本身，镇压的时机来了。就使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于日理万机之余，下令拟交送审报告，经毛主席亲自批准，启动了举世惊骇的‘一打三反’运动，对准的目标是‘现行反革命’。要等到这时候，具备了中共中央颁发的红头文件，才能构成堂堂正正的，对于上述言论思想罪，怀疑不满罪，不认罪罪的全国规模成批量杀戮。其时林昭已冤死三年有余了。
这是凶杀的历史轨迹。
一大批‘右派分子’产生于1958年，而不是别的年份。这是高校的历史轨迹。
林昭的故事已经被很多人知晓，它不仅仅是北大的故事。那位咬紧林昭不放的左派份子，也不仅仅是北大学子。
这是一个高等教育令人不齿的年代。
一所所高等学府，从整风到反右，从动员师生提意见到对提意见人反噬倒算，将变脸游戏玩弄于不旋踵间。只听得口号声一阵急似一阵，大戏小戏满世界开锣，小班开会由团支部主持，年级开会由党小组主持，全系大会由系总支主持，全校大会由校党委主持，所有节目都是精心安排或则经过预演的，只见主持人的指挥指到哪里，众口一词的诬陷就跟进到哪里，我不知道人类历史上曾否出现过这样大规模这样组织化的诬陷运动，轰烈烈又轻而易举地按上级要求划出了百分之五的“人民的敌人”，又叫做“右派分子”。
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极少数比较称识的校长曾经想到过自己是‘校长’，是教育者，不是政客。曾经意识到责任在身，曾经对受诬陷的学生或教师提供过力所能及的保护。无疑，这样的校长也必成为‘右派份子’。那末，绝大多数（是否是百分之百？）的校当局如何呢？
他们都在‘引蛇出洞’，都忙着搞“阳谋”，他们在按着上级指示，关起门来陷害自己的学生！我不知道是否有个艺术家能把这张‘全国阳谋图’画将出来，一直到今天我还难以相信自身所受的一切，竟都起自于‘教书育人’的高等‘学校’。
然而我也能理解，凡事都事出有因，高等学校也有它自己的苦衷。并不是它喜欢首鼠两端，而是它必须培养出一大批这样的‘先进’分子。通过‘反右运动’，高校自身确实也成全了类似的品格。这一转变在一九五七年大抵确立，所以我认为这一年在我们共和国教育史上，甚至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发展演变，都是关键的一年。
其实在反右之前，高等院校已经转变成了培训‘革命接班人’的地方，搞政治已经是高等教育的主业，最大号字的横幅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标语无校不有。在当局看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改造’远比知识业务教育重要。‘思想改造’在一般意义上讲很简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如此而已。表面看来极是容易，其实这个问题深不可测，据说这是一次世界观、人生观上的脱胎换骨，不经过剧烈的、甚至于残酷的阶级斗争，不可能成功。后来的演出证明确乎如此。
建国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惊恐，无情地卷入高校。高校的特点是集体生活多，私人空间少，能使校园生活达到高度的政治化。不管有多大院校，似乎都只有两种人——进步分子和落后分子。前者看懂政治形势，而能主动向党表白忠心再汇报他人思想然后意气风发高唱“青春万岁”，后者胡涂不通消极被动，常被他人汇报思想然后捡讨表白再跟着也意气风发高唱“青春万岁”。除此之外如果还有，那就是‘反动分子’了，它的内含包括‘反动思想’‘反动家庭出身’和‘反动社会关系’等等。这种称号象是游荡着的幻影，是组织机密，没人知道它将要落实或者已经落实到谁人顶上，但它确实是存在的——作为‘右派分子’的前身，它早已存在了。 事实证明先进分子是绝然不肯放过落后分子以及反动分子的，因为这是一堆油汪汪的政治资源，是关系到自己能否被上级看中的人肉底座。对他们的言说行为稍许分析，便极富汇报价值、幸运的话兴许还是可用于愤怒批判的敌对思想、情感、立场和观点。从理论上讲，跟不上形势的落后、反动分子永远存在，越是落后越是反动的，油水越是丰腴。这笔资源永葆鲜活随时可用，绝无枯竭之虞。对努力于仕途前程的人是活的功名阶梯。事实证明先进分子是绝然不肯放过落后分子以及反动分子的，因为这是一堆油汪汪的政治资源，是关系到自己能否被上级看中的人肉底座。对他们的言说行为稍许分析，便极富汇报价值、幸运的话兴许还是可用于愤怒批判的敌对思想、情感、立场和观点。从理论上讲，跟不上形势的落后、反动分子永远存在，越是落后越是反动的，油水越是丰腴。这笔资源永葆鲜活随时可用，绝无枯竭之虞。对努力于仕途前程的人是活的功名阶梯。
因此，侦察和汇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先进份子必备的首选精神。当然，前提是要有准确的嗅觉，能配合上级部署，懂一点物极必反的道理。比如说，设定的侦报对象必须是在上级那里没有政治靠山的；再比如对象若是真格反动到了透顶，就没有油水可用，上级也不感兴趣了。你想：倘若有个美国特务或者日本战犯什么的，跑到我们中来，他们的‘反动言行’即被视为理应如此。这样的人，定会被先进分子视为友好，因为捡举揭发这种人是多事，无功可立，不须义愤填膺。
无可怀疑，高校培育了这样一群先进份子，革命必后继有人。只消一声呐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便可调动起全校师生，立竿见影地揪出任何一个想要揪出的学生或教师，进行各种形式的批斗，直到将之送进监狱。
似乎正是这个事业，全国高等院校为以后一次又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从胜利走向胜利创建了重要的根据地。
1957年的反右运动，确是顺应了高校的历史轨迹。按着高校的逻辑发展，恰如人意地走上了反右的谋略轨道。
半个世纪即将过去，所有还未死掉的当事人是否还能回忆起当年的高校，所有未死掉的高校是否还能记得住当年曾糟蹋过的学生。那股殷红色的林昭的鲜血，难道也能算作北京大学的历史荣光，而不是抹不去的耻辱？想一想当那一批青春学子，在经受‘母校’的汹汹围攻，又神色凄惶像枯萎的落叶被扫出了高校校门，投入于‘永世不得翻身’的炼狱，不久后，便有的身陷囹圄、有的命丧黄泉。当年各校的校长和书记们，看看你们吧！你们哪一个没有玷污了‘教育工作’者这一本该是洁净的称号！你们不过就是一群擅长于调动人心中的邪恶，指挥他人互相撕咬的政客，除此之外，你们还能做什么？ 20多年后，一纸‘改正决定’送到存活下来的“右派”残骸手上，所声称的都是在执行“党的政策”，从未听见过一所院校反省过自已在道义上的亏欠，对于当年做下叛卖学生的可耻行为似乎永远心安理得！
而问题绝对不止于反右运动是对是错的相关评判，对于右派分子来说，当年所谓的‘大是大非’早已不感兴趣。心中只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是奴隶，我是贱民，为什么？
右派分子当年签署姓名接受处分时，有的因为丧失斗志，有的因为环境逼迫，还有的出于心悦诚服，总之，绝大部分是认了错。唯独没有一个右派会认可，甚至于很少人能想到：就为这么一件事，竟然是不宣而判判的是无期徒刑！如果毛泽东不死，右派分子所受的人身凌辱将永无了日，或者叫终身为奴！
杀人不过头点地，就算把话说错了又怎么样？何至于这样求饶求到死！
‘地、富、反、坏、右’所受的无一例外全都是永无期限的‘处分’。毛泽东如果真的万了岁，他们必将无一例外地被践踏到终老。这‘五类分子’是涉及到以亿为数量级人口的贱民大群。不知道为什么，伟大领袖缔造共和国的同时，确实又是不依不饶不屈不挠地缔造着这个史无前例社会群体。
文化大革命中左派份子又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新概念，谁都知道这同教育毫不相干，而是一种身份，是一切贱民的子女都必需接受的社会等级！这种概念的迅速流行，所表明的是：将贱民等级固定化、制度化、世袭化，已经成为迫不及待的社会需求！
我至今仍不明白，那个年代的贱民及贱民子女从社会主义所有制来讲，他们归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不为私人经营承包，左派份子叫得这样起劲，究竟是为什么？
这一切谁曾作出过解释？有！一是斯大林，曾说过：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阶级敌人会越来越多，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二是毛泽东，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要这样做的。
把话扯远了，我还是回来再讲讲高校反右的历史轨迹。
也许，这一切是注定要发生的，自当建国后第一批政工人员风尘仆仆从马背上跳下来进驻校园起，似乎已经决定了。
这是一群历史的主人，是职业革命家。他们象进驻南京政府大厦一样进驻北京的高等院校，象审视胜利的战果一样审视教师和学生。在他们审视的眼光中确是燃烧着熊熊的革命烈火，而在下面的胸腔中积蓄的则称之为朴素的阶级感情，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都很敬畏这种感情，把它看得如同革命一样神圣。
这是一种“革命成功，当家作主”阶级感情，其中含有对理念、对上级的忠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自然也包含对于革命成果同志共享的热切情绪。
这又是一种高山峻岭般的革命意志，他们要按照自已的世界观来决定所缴获的一切，当然包括高校、高校的学生。他们口吐革命理论，指挥革命实践，让高校和学生都沐浴在自已播洒的革命真理之中。
一时之间，他们的真理似乎无处不在，天上地下，猗角旮旯，全都充满。这世界除了真理之处，几乎什么都没有啦。
历史主人的思想观念、道德话语，注定要转化成新国家新社会的主流文化。如果国家有幸、民族有幸，它应当是先进文化，大文化。
可惜，它不是。
在他们眼皮底下的学生怎样呢？成份很复杂。在五十年代物质条件下， 高等教育近乎于高等享受，不少市民子弟出身非工非农非干部，却也要“当家作主”！也来‘共享’革命成果！对于曾经将‘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政工干部来讲，这断乎是不公平的。
读书人张扬个性，追求功名，常常崇拜错了对象。学联共（布）党史，学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脑子里那些非共产党创造的历史该当稀里胡涂了吧，但还是难以相信他们真的敬重以董存瑞、黄继光为代表的革命胜利者。明明读过了《白毛女》《半夜鸡叫》等经典著作，却还是丢不下契呵夫、莫泊桑。对于《实践论》《矛盾论》这样几乎人人夸奖，个个都能亲身见证其奇妙的‘哲学’理论又怎么样呢？常见论者言不由衷，好象在他们眼里又是一件‘皇帝的新装’？学生对于教授、专家、学者的尊敬稀释了对’工农’干部的亲近之态。他们对革命能否知恩图报？在这个绝对含糊不得的关键问题上面含糊不清，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事态似乎只能这样：政工人员对学生在情感上的不认同，使得学生的品格就不再是品格问题，而是在同革命的’扑素’性形成政治上和对立。
革命文化难以生根落地。革命家的职业意志遇障碍，问题大得吓煞人，与党国存亡，革命前途紧相关联！于是乎领导恼火，领导的领导更恼火，结果就有韬略阴蓄于上，‘阳谋’生发于后，目标之明确，手段之狠辣，也就理所当然了。这是后话。
可是，社会主义又不能不办高校, 办高校不能没有学生。
为什么办学？办学理由必须同样是职业革命家存在的理由。一句话——办学为革命，顺理成章地解决了政工当局主体地位的合理性。
革谁的命？除了教师学生还有谁呢？对学生不放心，对教师不放心，这两个不放心于是成了高教事业得以存在的逻辑第一因。办教育的目的似乎就在于想要达到对教育事业放心，对教师和学生放心。
这种情怀很复杂呀，可以写出许多深刻的理论文章，简明的表述叫‘教育革命’。
笔者五五年入学，之前情况如何不敢妄言。开学后如何却清楚，校园内刚过去的那场“肃反”运动似乎余威犹在。有些少年轻狂的大学生，不知风波险恶，缺少忐忑之心，疏于防范，不懂自卫，因而出言不谨，或行动自便，就神秘地被报告上去，于是领导点名斑会批评，弄得灰头土脸是小事，如果检讨不深刻，挡案上记一笔，被认为政治上‘异已’受到孤立。从此以后，一举一动都将在‘眼报神’围伺之中，日子难过呀！据说肃反运动中有例在先，这样的学生是可以当作敌人来批斗的。
这里养育心智吗？不！诱发高尚吗？不！这不是培养目标。在这里，政治是最高理念，唯有政治上迎合得好，才是一切的好。你们年轻学生有报国热情吗？好的！有革命理想吗？好的！但是当你一脚踏进高校大门，最重要的是弄懂你是在吃共产党的饭，在读共产党的书，这是最现实的政治，在它面前，所谓理想、所谓热情并不重要。
1958年初，我们学院举行全院大会，孙付院长一个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他在做第二次反右的动员报告，介绍‘敌情’时说：‘有的人明明是在吃着共产党的饭，读的是共产党的书，心里却还想着国民党、、、，’
此时此刻会场上坐着一个无知学生，因为传扬过北京大学大字报上的‘右派言论’，正心怀忐忑承受着威胁，却也忍不住东张西望觉着新奇：难道至今还有‘想着国民党’的怪学生吗？直要到大会结束后紧跟着班级开小会，该生被大呼小叫的口号声宣布为‘右派分子’，待回过神来后才有点儿明白：原来大会上被可敬的院长一口咬住了咽喉的就是自己。
平日里听到的多是‘为人民服务’之类宣言，猛地间指斥你‘吃共产党的饭’‘读共产党的书’，能起到一刀剜心的奇效。中国人的语言艺术真是神出鬼没：随时随地挂在咀上的客气话是不能信的，倒是剑拔孥张时才会露出心里话。
该无知学生在恍惚中似乎悟到些什么，院长的话明明白白地是在主张对于自己的人身权力，因为‘共产党的饭’‘共产党的书’进了自家肚子是既成事实。他明白了些，但他仍然不很明白。他要走的路还很长，需要有苦难的经历，逐渐弄清楚，这个权力大到可以夺取自己的生命，理由是吃了他们的饭！呜呼太愚钝了，也许当年的林昭不是这样无知的。
1958年．一切都有国有化了，除了西藏和台湾，若大国土上，还有哪一个饭碗盛的又不是共产党的饭，不是毛主席的饭呢？
最不可救药的人，注定要成为革命对象的人，是那些‘吃了共产党的饭’而不说共产党好话的人。林昭就是其中一个，往远里说，延安时期被大刀砍杀的王实味也应该算是一个。我是个太渺小的，连这个数都算不进去。
还有比这个更标准的‘政治标准’吗？政治标准重要到这种程度，大学生应当有什么样的做人品格呢？
学生的光景可想而知，校方对学生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上面负责，在学生面前它体现的是恩赐而不是责任，学生入学后，被允诺的个人前途只讲“政治前途”，除此之外别无前途。
每个人都有一份影子般追随一生的‘挡案’，自已无权知道，由上面的人暗中填写每人的‘政治生命’。
学生政治上是否顺从？这在一天24小时内都要接受党团组织的监控和捡测。怎样表现自己政治上可靠，这是大学生的首要问题，最进步的学生是最善于向组织表现忠心的人，也就是最早受信任的积极分子。
班里是否都有特殊学生，不敢一概而论。笔者所在班至少有一位，当然是‘红’出身，曾经是苏北老区的“红小鬼”之类，共产党员。上学对于他只是个职业，拿工资但不必读书，有资格直奔校党委谈问题，有资格翻阅同学的挡案，因此对班里每人底细都了若指掌，这号人是当然的领导分子。多年后笔者才省悟到，这位‘同学’乃假学生，应该算是政工人员。
剩下的大部分人就不很确定了，需要在每天的时政讨论或团员活动中，不断地剖析自已或汇报他人来向党表示感恩戴德。遇到上面布置具体任务，或政治号召，则要努力让领导看见自已响应最早、行动最快。这是一门成年累月的功课，份量远超过其它学业。
做一个‘进步学生’更不容易，时时刻刻都需留神着向组织，向集体用口头语言宣称，用表情语言夸张，用肢体语言演示：他的理想只要做一个好干部，好战士，或者好螺丝钉什么的、、、。不容易也不能不争取做，为了政治前途。
耳聪目明的学生能从环境氛围中嗅出了那种特有的政治气味，从而学到特有的做人方式。
这气味信息量极富，其中最叫人惊醒的是刚过去的肃反经验，可能还隐含着更早期的延安经验、井冈山经验、、、。
毫无疑问，早慧的学生，是懂得肃反之道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是以肃反之道谋求功名的学生。反之，就是政治上不合格的学生。
为了抢占功名前程的快车道，先悟先觉的年轻学子睁开了天使般明净的眼睛，不辞劳苦地窥测着周边的“政治异己”，并且随时将火一般的革命“义愤”填补着自己那个“膺”，这叫做“义愤填膺”。事实证明他们学到了成功的做人方式，一旦风吹草动，第一批扑向老师和同学，从而在‘阶级斗争’中斩获最丰的，就是他们。由此可见，在五七年之前，高校已经储备好了一批‘左’派分子，为下一步的政治围猎‘部署’就绪。待到五七年，本文开头那位咬住林昭不放的北大学人，想必已经急不可耐，蓄势多年了。于是发生了那一幕。
高等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经年所作所为，所达到的，无非是这个结果。
记得五六年时曾有过苏联出兵匈牙利‘平叛’一事，因为该事件与我国政府关于国家间关系‘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主张相悖。校内发生了议论，显然是不利于苏联的。为了整肃舆论，一统思想，人民日报发了‘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高校一律仃课讨论。可是谁也没听说过事情真相，怎么讨论？所能做的就是大呼大喊地将社论条文重述几遍，把匈牙利民众称之为暴徒，苏军入侵便成了正义之师。讨论到后来人人都知道，没有人要你讨论是非曲直。原则、尽管是自己确立的原则不重要，重要的的要每人表明‘政治立场，毫不含胡地赞同苏联出兵。把相同的话，轮流着说一遍，没人可以例外。
也就是说：‘立场’高于原则，在政治需要面前，是非如同儿戏。只要你站在共产党、苏联的立场上，政治上对了，一切都对。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有一段别出心裁的言论，载之于《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中有关判断言论和行动的六条是非标准（见附录）。
该六条全都是同“利”字捆在一起的“是非”标准，而且归根到底，是以‘有利于党的领导’来断定一切是非，这叫做‘大是大非’。
大是大非中独独不见‘党的领导’过程中的是非得失，有何评判准则。就是在这个没有准则的问题上，号召大家来给党提意见。
事实怎么样呢？到了整风后期，只要对党组织或党员提过意见，乃至于私下曾议论，乃至于曾把意见写在信件、日记本中，或则当作错误思想写在检讨书中的，凡其中未曾掺和着马屁成份的，都可以被定性为‘不利于党的领导’，是右派言论。解释权就在党员、党支部、上级党委、上上级党委的咀巴里。
该六条被称作照妖镜，据说在反右运动时它把出妖率定在5%上，用它照一照，就有五十五万多伪装成公民的右派分子，立马变成牛鬼蛇神。 该六条横空出世，世界都要变样。从此，人人开口必须讲共产党好话，讲党员、党支部、党委会的好话。政治上对了，一切都对。不然的话有右派为例。
你看这是多么容易！有政治做灵魂，就不必承担关于是非、真伪、善恶的判断。没有责任，不必羞耻，也从不愧疚。
先知先觉的大学生，就是这样一批批走向功名前程的。
该六条是正宗的毛泽东想出来的思想，曾经是一把用之四海而皆准的筛子。历几十年严格筛选，中国人人品的劣向变局肇源于是，而流祸于后世。
多年后，出过一段很著名的论断，对这个‘灵魂’作出过诠释：“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是政治立场是可以选择的，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该说依然是：人生以政治为本，一个人立身处世的不可动摇的根基，就在于或此或彼的立场选择，在于左右摇摆看形势做人。
还须要的是‘表现’，为了使自已被选择者所选择，就应明白历史所颁布的发展规律。规律是铁则，无情无义，所以做人当趋时附势，没心没肝。难以割舍的情感必须割断，曾经坚守的信念不可再守。 生活好比一台戏。人生就是表演，喜怒哀乐尽在角色中，不必知道自己是谁！
不妨把它也当作一种人生观，它不过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通过掌权人的咀说出来了，其实它早已畅行无阻。在高校，则是‘先进学生’的人格模式。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它必将发扬光大，前途无量。
可叹中华文明！
试问有什么能满足那么多要求进步学生对于‘政治前途’的焦虑和渴求呢？显然不再是讲义、笔记本、实验室和图书馆。
莘莘学子要茁壮成长，所需要者肥料。所求者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如同大旱之望云霓。时机似乎在悄悄逼近，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呼之欲出。
后来就有了反右，以及反右的后来。
笔者是当事人，因为活着，总会活出些看法。今日著文是受感于林昭，情不由已要见证那年代的高等教育。这一段见证，同高校后来的乱七八糟的政治表现，逻辑上是一致的。写它是为林昭，也是为自已。
笔者生性本不活泼，从一开始就懵懂不晓事。那年不幸去高校报到，自惭不在团籍，只在那块“团组织关系”的办公牌前悄悄遛过去。从此我这个底色灰暗的人像闯入白虎堂一样，进了一个不该进的地方。
因为落后，对校园内天下大势恽然不觉，于集体内不受待见而竟不自省，还跟屁虫般跟在后面，同样地热爱着、理想着，‘青春’着。自我感觉之好，竟而不察前途之不妙。可叹痴儿，刚走到那年的“和风细雨”中便夭折了。原因是跟错了屁股，整风期间去北大清华看了一趟大字报。出于敬重之心，传播了右派言论，认错都来不及了，而且越认越错，变成了“右派分子”。
于是，我的生活发生剧变。从此黥面天涯、魂伤革命。
这二十二年一言难尽，从右派分子进而成为反革命分子，伴随着阶级斗争越演越烈，人心心底的邪恶一次次蒙召唤，一屉屉人血馒头频频出笼，饕餮者越吃越肥，我们这些苦难的贱民，就是血沃的肥料，在忍受中滋润着我们所爱又所恨的共和国的土地。
今日仰望林昭英灵，为林昭的苦难而哭泣，也为自已的懦弱和无知而难过。
我只算懦夫一个，生而为他人作政治肥料，今生今世自有无言之痛。但这一切我都可以原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深刻的罪性来到世界上的，懂得宽恕他人的罪过就是宽恕自己的罪过，同那些‘左派分子‘的个人恩仇可以一笑泯去。不过我绝不希望掩盖历史，对于当年那个陷学生于罪恶的高等教育必须揭露。如果不是这样，无异于逃避责任，愧对林昭。 [附录] 摘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选第五卷392—393页
“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人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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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林昭，注定是要死的。因为一个昏昧浑沌的群体容不得壮烈飞扬的血性，正如风雨暝晦的天穹必将吞噬闪电的光耀。似乎我们的历史发展达到了这样的关口，昏乱人群对于人血馒头的嗜求，忽而又显得焦渴起来。难免有一场血腥的祭祀要发生，奉献给谁呢？在这当口儿，最神圣的祭坛莫过于‘革命’。
林昭之死没有发生在1958年前，当年不是林昭的死年。1958年以后才逐渐听到零星的枪声，用来惩治犯有言论罪、思想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犯有‘不认罪’罪的右派分子。
林昭之死，死于未闻一息声响的虐杀，其阴森恐怖超出了正常人的想像，原来那是1968年。1968年的凶杀只限于鬼魅一样的，迹近于暗杀的凶杀。
一直要到进入七十年代。那一年，中央首长不但识破了林彪和四人邦夺权阴谋，又能见微知著，从一份传单中发现有的人不是在革他人的命，而是怀疑到革命本身，镇压的时机来了。就使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于日理万机之余，下令拟交送审报告，经毛主席亲自批准，启动了举世惊骇的‘一打三反’运动，对准的目标是‘现行反革命’。要等到这时候，具备了中共中央颁发的红头文件，才能构成堂堂正正的，对于上述言论思想罪，怀疑不满罪，不认罪罪的全国规模成批量杀戮。其时林昭已冤死三年有余了。
这是凶杀的历史轨迹。
一大批‘右派分子’产生于1958年，而不是别的年份。这是高校的历史轨迹。
林昭的故事已经被很多人知晓，它不仅仅是北大的故事。那位咬紧林昭不放的左派份子，也不仅仅是北大学子。
这是一个高等教育令人不齿的年代。
一所所高等学府，从整风到反右，从动员师生提意见到对提意见人反噬倒算，将变脸游戏玩弄于不旋踵间。只听得口号声一阵急似一阵，大戏小戏满世界开锣，小班开会由团支部主持，年级开会由党小组主持，全系大会由系总支主持，全校大会由校党委主持，所有节目都是精心安排或则经过预演的，只见主持人的指挥指到哪里，众口一词的诬陷就跟进到哪里，我不知道人类历史上曾否出现过这样大规模这样组织化的诬陷运动，轰烈烈又轻而易举地按上级要求划出了百分之五的“人民的敌人”，又叫做“右派分子”。
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极少数比较称识的校长曾经想到过自己是‘校长’，是教育者，不是政客。曾经意识到责任在身，曾经对受诬陷的学生或教师提供过力所能及的保护。无疑，这样的校长也必成为‘右派份子’。那末，绝大多数（是否是百分之百？）的校当局如何呢？
他们都在‘引蛇出洞’，都忙着搞“阳谋”，他们在按着上级指示，关起门来陷害自己的学生！我不知道是否有个艺术家能把这张‘全国阳谋图’画将出来，一直到今天我还难以相信自身所受的一切，竟都起自于‘教书育人’的高等‘学校’。
然而我也能理解，凡事都事出有因，高等学校也有它自己的苦衷。并不是它喜欢首鼠两端，而是它必须培养出一大批这样的‘先进’分子。通过‘反右运动’，高校自身确实也成全了类似的品格。这一转变在一九五七年大抵确立，所以我认为这一年在我们共和国教育史上，甚至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发展演变，都是关键的一年。
其实在反右之前，高等院校已经转变成了培训‘革命接班人’的地方，搞政治已经是高等教育的主业，最大号字的横幅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标语无校不有。在当局看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改造’远比知识业务教育重要。‘思想改造’在一般意义上讲很简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如此而已。表面看来极是容易，其实这个问题深不可测，据说这是一次世界观、人生观上的脱胎换骨，不经过剧烈的、甚至于残酷的阶级斗争，不可能成功。后来的演出证明确乎如此。
建国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惊恐，无情地卷入高校。高校的特点是集体生活多，私人空间少，能使校园生活达到高度的政治化。不管有多大院校，似乎都只有两种人——进步分子和落后分子。前者看懂政治形势，而能主动向党表白忠心再汇报他人思想然后意气风发高唱“青春万岁”，后者胡涂不通消极被动，常被他人汇报思想然后捡讨表白再跟着也意气风发高唱“青春万岁”。除此之外如果还有，那就是‘反动分子’了，它的内含包括‘反动思想’‘反动家庭出身’和‘反动社会关系’等等。这种称号象是游荡着的幻影，是组织机密，没人知道它将要落实或者已经落实到谁人顶上，但它确实是存在的——作为‘右派分子’的前身，它早已存在了。 事实证明先进分子是绝然不肯放过落后分子以及反动分子的，因为这是一堆油汪汪的政治资源，是关系到自己能否被上级看中的人肉底座。对他们的言说行为稍许分析，便极富汇报价值、幸运的话兴许还是可用于愤怒批判的敌对思想、情感、立场和观点。从理论上讲，跟不上形势的落后、反动分子永远存在，越是落后越是反动的，油水越是丰腴。这笔资源永葆鲜活随时可用，绝无枯竭之虞。对努力于仕途前程的人是活的功名阶梯。
因此，侦察和汇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先进份子必备的首选精神。当然，前提是要有准确的嗅觉，能配合上级部署，懂一点物极必反的道理。比如说，设定的侦报对象必须是在上级那里没有政治靠山的；再比如对象若是真格反动到了透顶，就没有油水可用，上级也不感兴趣了。你想：倘若有个美国特务或者日本战犯什么的，跑到我们中来，他们的‘反动言行’即被视为理应如此。这样的人，定会被先进分子视为友好，因为捡举揭发这种人是多事，无功可立，不须义愤填膺。
无可怀疑，高校培育了这样一群先进份子，革命必后继有人。只消一声呐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便可调动起全校师生，立竿见影地揪出任何一个想要揪出的学生或教师，进行各种形式的批斗，直到将之送进监狱。
似乎正是这个事业，全国高等院校为以后一次又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从胜利走向胜利创建了重要的根据地。
1957年的反右运动，确是顺应了高校的历史轨迹。按着高校的逻辑发展，恰如人意地走上了反右的谋略轨道。
半个世纪即将过去，所有还未死掉的当事人是否还能回忆起当年的高校，所有未死掉的高校是否还能记得住当年曾糟蹋过的学生。那股殷红色的林昭的鲜血，难道也能算作北京大学的历史荣光，而不是抹不去的耻辱？想一想当那一批青春学子，在经受‘母校’的汹汹围攻，又神色凄惶像枯萎的落叶被扫出了高校校门，投入于‘永世不得翻身’的炼狱，不久后，便有的身陷囹圄、有的命丧黄泉。当年各校的校长和书记们，看看你们吧！你们哪一个没有玷污了‘教育工作’者这一本该是洁净的称号！你们不过就是一群擅长于调动人心中的邪恶，指挥他人互相撕咬的政客，除此之外，你们还能做什么？ 20多年后，一纸‘改正决定’送到存活下来的“右派”残骸手上，所声称的都是在执行“党的政策”，从未听见过一所院校反省过自已在道义上的亏欠，对于当年做下叛卖学生的可耻行为似乎永远心安理得！
而问题绝对不止于反右运动是对是错的相关评判，对于右派分子来说，当年所谓的‘大是大非’早已不感兴趣。心中只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是奴隶，我是贱民，为什么？
右派分子当年签署姓名接受处分时，有的因为丧失斗志，有的因为环境逼迫，还有的出于心悦诚服，总之，绝大部分是认了错。唯独没有一个右派会认可，甚至于很少人能想到：就为这么一件事，竟然是不宣而判判的是无期徒刑！如果毛泽东不死，右派分子所受的人身凌辱将永无了日，或者叫终身为奴！
杀人不过头点地，就算把话说错了又怎么样？何至于这样求饶求到死！
‘地、富、反、坏、右’所受的无一例外全都是永无期限的‘处分’。毛泽东如果真的万了岁，他们必将无一例外地被践踏到终老。这‘五类分子’是涉及到以亿为数量级人口的贱民大群。不知道为什么，伟大领袖缔造共和国的同时，确实又是不依不饶不屈不挠地缔造着这个史无前例社会群体。
文化大革命中左派份子又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新概念，谁都知道这同教育毫不相干，而是一种身份，是一切贱民的子女都必需接受的社会等级！这种概念的迅速流行，所表明的是：将贱民等级固定化、制度化、世袭化，已经成为迫不及待的社会需求！
我至今仍不明白，那个年代的贱民及贱民子女从社会主义所有制来讲，他们归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不为私人经营承包，左派份子叫得这样起劲，究竟是为什么？
这一切谁曾作出过解释？有！一是斯大林，曾说过：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阶级敌人会越来越多，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二是毛泽东，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要这样做的。
把话扯远了，我还是回来再讲讲高校反右的历史轨迹。
也许，这一切是注定要发生的，自当建国后第一批政工人员风尘仆仆从马背上跳下来进驻校园起，似乎已经决定了。
这是一群历史的主人，是职业革命家。他们象进驻南京政府大厦一样进驻北京的高等院校，象审视胜利的战果一样审视教师和学生。在他们审视的眼光中确是燃烧着熊熊的革命烈火，而在下面的胸腔中积蓄的则称之为朴素的阶级感情，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都很敬畏这种感情，把它看得如同革命一样神圣。
这是一种“革命成功，当家作主”阶级感情，其中含有对理念、对上级的忠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自然也包含对于革命成果同志共享的热切情绪。
这又是一种高山峻岭般的革命意志，他们要按照自已的世界观来决定所缴获的一切，当然包括高校、高校的学生。他们口吐革命理论，指挥革命实践，让高校和学生都沐浴在自已播洒的革命真理之中。
一时之间，他们的真理似乎无处不在，天上地下，猗角旮旯，全都充满。这世界除了真理之处，几乎什么都没有啦。
历史主人的思想观念、道德话语，注定要转化成新国家新社会的主流文化。如果国家有幸、民族有幸，它应当是先进文化，大文化。
可惜，它不是。
在他们眼皮底下的学生怎样呢？成份很复杂。在五十年代物质条件下， 高等教育近乎于高等享受，不少市民子弟出身非工非农非干部，却也要“当家作主”！也来‘共享’革命成果！对于曾经将‘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政工干部来讲，这断乎是不公平的。
读书人张扬个性，追求功名，常常崇拜错了对象。学联共（布）党史，学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脑子里那些非共产党创造的历史该当稀里胡涂了吧，但还是难以相信他们真的敬重以董存瑞、黄继光为代表的革命胜利者。明明读过了《白毛女》《半夜鸡叫》等经典著作，却还是丢不下契呵夫、莫泊桑。对于《实践论》《矛盾论》这样几乎人人夸奖，个个都能亲身见证其奇妙的‘哲学’理论又怎么样呢？常见论者言不由衷，好象在他们眼里又是一件‘皇帝的新装’？学生对于教授、专家、学者的尊敬稀释了对’工农’干部的亲近之态。他们对革命能否知恩图报？在这个绝对含糊不得的关键问题上面含糊不清，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事态似乎只能这样：政工人员对学生在情感上的不认同，使得学生的品格就不再是品格问题，而是在同革命的’扑素’性形成政治上和对立。
革命文化难以生根落地。革命家的职业意志遇障碍，问题大得吓煞人，与党国存亡，革命前途紧相关联！于是乎领导恼火，领导的领导更恼火，结果就有韬略阴蓄于上，‘阳谋’生发于后，目标之明确，手段之狠辣，也就理所当然了。这是后话。
可是，社会主义又不能不办高校, 办高校不能没有学生。
为什么办学？办学理由必须同样是职业革命家存在的理由。一句话——办学为革命，顺理成章地解决了政工当局主体地位的合理性。
革谁的命？除了教师学生还有谁呢？对学生不放心，对教师不放心，这两个不放心于是成了高教事业得以存在的逻辑第一因。办教育的目的似乎就在于想要达到对教育事业放心，对教师和学生放心。
这种情怀很复杂呀，可以写出许多深刻的理论文章，简明的表述叫‘教育革命’。
笔者五五年入学，之前情况如何不敢妄言。开学后如何却清楚，校园内刚过去的那场“肃反”运动似乎余威犹在。有些少年轻狂的大学生，不知风波险恶，缺少忐忑之心，疏于防范，不懂自卫，因而出言不谨，或行动自便，就神秘地被报告上去，于是领导点名斑会批评，弄得灰头土脸是小事，如果检讨不深刻，挡案上记一笔，被认为政治上‘异已’受到孤立。从此以后，一举一动都将在‘眼报神’围伺之中，日子难过呀！据说肃反运动中有例在先，这样的学生是可以当作敌人来批斗的。
这里养育心智吗？不！诱发高尚吗？不！这不是培养目标。在这里，政治是最高理念，唯有政治上迎合得好，才是一切的好。你们年轻学生有报国热情吗？好的！有革命理想吗？好的！但是当你一脚踏进高校大门，最重要的是弄懂你是在吃共产党的饭，在读共产党的书，这是最现实的政治，在它面前，所谓理想、所谓热情并不重要。
1958年初，我们学院举行全院大会，孙付院长一个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他在做第二次反右的动员报告，介绍‘敌情’时说：‘有的人明明是在吃着共产党的饭，读的是共产党的书，心里却还想着国民党、、、，’
此时此刻会场上坐着一个无知学生，因为传扬过北京大学大字报上的‘右派言论’，正心怀忐忑承受着威胁，却也忍不住东张西望觉着新奇：难道至今还有‘想着国民党’的怪学生吗？直要到大会结束后紧跟着班级开小会，该生被大呼小叫的口号声宣布为‘右派分子’，待回过神来后才有点儿明白：原来大会上被可敬的院长一口咬住了咽喉的就是自己。
平日里听到的多是‘为人民服务’之类宣言，猛地间指斥你‘吃共产党的饭’‘读共产党的书’，能起到一刀剜心的奇效。中国人的语言艺术真是神出鬼没：随时随地挂在咀上的客气话是不能信的，倒是剑拔孥张时才会露出心里话。
该无知学生在恍惚中似乎悟到些什么，院长的话明明白白地是在主张对于自己的人身权力，因为‘共产党的饭’‘共产党的书’进了自家肚子是既成事实。他明白了些，但他仍然不很明白。他要走的路还很长，需要有苦难的经历，逐渐弄清楚，这个权力大到可以夺取自己的生命，理由是吃了他们的饭！呜呼太愚钝了，也许当年的林昭不是这样无知的。
1958年．一切都有国有化了，除了西藏和台湾，若大国土上，还有哪一个饭碗盛的又不是共产党的饭，不是毛主席的饭呢？
最不可救药的人，注定要成为革命对象的人，是那些‘吃了共产党的饭’而不说共产党好话的人。林昭就是其中一个，往远里说，延安时期被大刀砍杀的王实味也应该算是一个。我是个太渺小的，连这个数都算不进去。
还有比这个更标准的‘政治标准’吗？政治标准重要到这种程度，大学生应当有什么样的做人品格呢？
学生的光景可想而知，校方对学生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上面负责，在学生面前它体现的是恩赐而不是责任，学生入学后，被允诺的个人前途只讲“政治前途”，除此之外别无前途。
每个人都有一份影子般追随一生的‘挡案’，自已无权知道，由上面的人暗中填写每人的‘政治生命’。
学生政治上是否顺从？这在一天24小时内都要接受党团组织的监控和捡测。怎样表现自己政治上可靠，这是大学生的首要问题，最进步的学生是最善于向组织表现忠心的人，也就是最早受信任的积极分子。
班里是否都有特殊学生，不敢一概而论。笔者所在班至少有一位，当然是‘红’出身，曾经是苏北老区的“红小鬼”之类，共产党员。上学对于他只是个职业，拿工资但不必读书，有资格直奔校党委谈问题，有资格翻阅同学的挡案，因此对班里每人底细都了若指掌，这号人是当然的领导分子。多年后笔者才省悟到，这位‘同学’乃假学生，应该算是政工人员。
剩下的大部分人就不很确定了，需要在每天的时政讨论或团员活动中，不断地剖析自已或汇报他人来向党表示感恩戴德。遇到上面布置具体任务，或政治号召，则要努力让领导看见自已响应最早、行动最快。这是一门成年累月的功课，份量远超过其它学业。
做一个‘进步学生’更不容易，时时刻刻都需留神着向组织，向集体用口头语言宣称，用表情语言夸张，用肢体语言演示：他的理想只要做一个好干部，好战士，或者好螺丝钉什么的、、、。不容易也不能不争取做，为了政治前途。
耳聪目明的学生能从环境氛围中嗅出了那种特有的政治气味，从而学到特有的做人方式。
这气味信息量极富，其中最叫人惊醒的是刚过去的肃反经验，可能还隐含着更早期的延安经验、井冈山经验、、、。
毫无疑问，早慧的学生，是懂得肃反之道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是以肃反之道谋求功名的学生。反之，就是政治上不合格的学生。
为了抢占功名前程的快车道，先悟先觉的年轻学子睁开了天使般明净的眼睛，不辞劳苦地窥测着周边的“政治异己”，并且随时将火一般的革命“义愤”填补着自己那个“膺”，这叫做“义愤填膺”。事实证明他们学到了成功的做人方式，一旦风吹草动，第一批扑向老师和同学，从而在‘阶级斗争’中斩获最丰的，就是他们。由此可见，在五七年之前，高校已经储备好了一批‘左’派分子，为下一步的政治围猎‘部署’就绪。待到五七年，本文开头那位咬住林昭不放的北大学人，想必已经急不可耐，蓄势多年了。于是发生了那一幕。
高等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经年所作所为，所达到的，无非是这个结果。
记得五六年时曾有过苏联出兵匈牙利‘平叛’一事，因为该事件与我国政府关于国家间关系‘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主张相悖。校内发生了议论，显然是不利于苏联的。为了整肃舆论，一统思想，人民日报发了‘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高校一律仃课讨论。可是谁也没听说过事情真相，怎么讨论？所能做的就是大呼大喊地将社论条文重述几遍，把匈牙利民众称之为暴徒，苏军入侵便成了正义之师。讨论到后来人人都知道，没有人要你讨论是非曲直。原则、尽管是自己确立的原则不重要，重要的的要每人表明‘政治立场，毫不含胡地赞同苏联出兵。把相同的话，轮流着说一遍，没人可以例外。
也就是说：‘立场’高于原则，在政治需要面前，是非如同儿戏。只要你站在共产党、苏联的立场上，政治上对了，一切都对。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有一段别出心裁的言论，载之于《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中有关判断言论和行动的六条是非标准（见附录）。
该六条全都是同“利”字捆在一起的“是非”标准，而且归根到底，是以‘有利于党的领导’来断定一切是非，这叫做‘大是大非’。
大是大非中独独不见‘党的领导’过程中的是非得失，有何评判准则。就是在这个没有准则的问题上，号召大家来给党提意见。
事实怎么样呢？到了整风后期，只要对党组织或党员提过意见，乃至于私下曾议论，乃至于曾把意见写在信件、日记本中，或则当作错误思想写在检讨书中的，凡其中未曾掺和着马屁成份的，都可以被定性为‘不利于党的领导’，是右派言论。解释权就在党员、党支部、上级党委、上上级党委的咀巴里。
该六条被称作照妖镜，据说在反右运动时它把出妖率定在5%上，用它照一照，就有五十五万多伪装成公民的右派分子，立马变成牛鬼蛇神。 该六条横空出世，世界都要变样。从此，人人开口必须讲共产党好话，讲党员、党支部、党委会的好话。政治上对了，一切都对。不然的话有右派为例。
你看这是多么容易！有政治做灵魂，就不必承担关于是非、真伪、善恶的判断。没有责任，不必羞耻，也从不愧疚。
先知先觉的大学生，就是这样一批批走向功名前程的。
该六条是正宗的毛泽东想出来的思想，曾经是一把用之四海而皆准的筛子。历几十年严格筛选，中国人人品的劣向变局肇源于是，而流祸于后世。
多年后，出过一段很著名的论断，对这个‘灵魂’作出过诠释：“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是政治立场是可以选择的，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该说依然是：人生以政治为本，一个人立身处世的不可动摇的根基，就在于或此或彼的立场选择，在于左右摇摆看形势做人。
还须要的是‘表现’，为了使自已被选择者所选择，就应明白历史所颁布的发展规律。规律是铁则，无情无义，所以做人当趋时附势，没心没肝。难以割舍的情感必须割断，曾经坚守的信念不可再守。 生活好比一台戏。人生就是表演，喜怒哀乐尽在角色中，不必知道自己是谁！
不妨把它也当作一种人生观，它不过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通过掌权人的咀说出来了，其实它早已畅行无阻。在高校，则是‘先进学生’的人格模式。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它必将发扬光大，前途无量。
可叹中华文明！
试问有什么能满足那么多要求进步学生对于‘政治前途’的焦虑和渴求呢？显然不再是讲义、笔记本、实验室和图书馆。
莘莘学子要茁壮成长，所需要者肥料。所求者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如同大旱之望云霓。时机似乎在悄悄逼近，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呼之欲出。
后来就有了反右，以及反右的后来。
笔者是当事人，因为活着，总会活出些看法。今日著文是受感于林昭，情不由已要见证那年代的高等教育。这一段见证，同高校后来的乱七八糟的政治表现，逻辑上是一致的。写它是为林昭，也是为自已。
笔者生性本不活泼，从一开始就懵懂不晓事。那年不幸去高校报到，自惭不在团籍，只在那块“团组织关系”的办公牌前悄悄遛过去。从此我这个底色灰暗的人像闯入白虎堂一样，进了一个不该进的地方。
因为落后，对校园内天下大势恽然不觉，于集体内不受待见而竟不自省，还跟屁虫般跟在后面，同样地热爱着、理想着，‘青春’着。自我感觉之好，竟而不察前途之不妙。可叹痴儿，刚走到那年的“和风细雨”中便夭折了。原因是跟错了屁股，整风期间去北大清华看了一趟大字报。出于敬重之心，传播了右派言论，认错都来不及了，而且越认越错，变成了“右派分子”。
于是，我的生活发生剧变。从此黥面天涯、魂伤革命。
这二十二年一言难尽，从右派分子进而成为反革命分子，伴随着阶级斗争越演越烈，人心心底的邪恶一次次蒙召唤，一屉屉人血馒头频频出笼，饕餮者越吃越肥，我们这些苦难的贱民，就是血沃的肥料，在忍受中滋润着我们所爱又所恨的共和国的土地。
今日仰望林昭英灵，为林昭的苦难而哭泣，也为自已的懦弱和无知而难过。
我只算懦夫一个，生而为他人作政治肥料，今生今世自有无言之痛。但这一切我都可以原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深刻的罪性来到世界上的，懂得宽恕他人的罪过就是宽恕自己的罪过，同那些‘左派分子‘的个人恩仇可以一笑泯去。不过我绝不希望掩盖历史，对于当年那个陷学生于罪恶的高等教育必须揭露。如果不是这样，无异于逃避责任，愧对林昭。 [附录] 摘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选第五卷392—393页
“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人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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