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序

　　: 序
　　
　　
　　: 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课题。
　　
　　: 从清末君子上书光绪，引荐法兰西革命的激进范例开始，
　　: 让·雅克·卢梭的思想、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实践
　　: 在百年中国，已是耳熟能详。大学历史课堂不断提及那个激动
　　: 人心的时代，使得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为之神往，心魂飘
　　: 荡；每当民族危亡人心动荡的年代，马赛曲的歌声总是在知识
　　: 分子的救亡曲中首先唱响——塞纳河畔飘来的旋律既融进了
　　: 国际歌，也融进了中华民族的国歌，它最好不过地证明：法兰
　　: 西风格的政治文化已经融进了中华民族的政治血液、政治性
　　: 格。
　　
　　: 然而，正因为如此，这又是一个亟待给予新解的课题。
　　
　　: 卢梭的思想究竟产生于什么思想环境？除了社会经济层
　　: 面的分析——这一方面我们过去已作了很多，它与中世纪救
　　: 赎传统在思想史本身的源流关系上究竟有何关联？上与马丁
　　: ·路德的宗教改革，中与同时代人的启蒙哲学，下与罗伯斯庇
　　: 尔在法国革命中的政治实践，卢梭与他们究竟在哪里相会？这
　　: 一片相会关联域以后如何催长法兰西风格的政治文化？由此，
　　: 又如何发散形成欧陆一派政治哲学、政治性格，与英美一派政
　　: 治学、政治性格双峰对峙、二分天下？法兰西风格的政治性格
　　: 如何融入中国近代政治文化？这一输入对中国近代意识形态
　　: 的形成如何产生影响，产生了什么影响？所有这些问题，亟须
　　: 从学理上给予梳理和说明。
　　
　　: 一
　　
　　:１９７６年以后，大陆的世界史研究突破极左思潮的长期束
　　: 缚，对于上述问题已经取得了一些开创性成果。１９８９年王养
　　: 冲、陈崇武编译了我国第一本《罗伯斯庇尔选集》，给大陆学
　　: 者、读者研究思考罗伯斯庇尔实践卢梭思想的失败悲剧，提供
　　: 了第一手资料；同年出版的陈崇武著《罗伯斯庇尔评传》，考证
　　: 了罗伯斯庇尔与卢梭思想联系的关键性史料，提出了一些富
　　: 有启示的见解；１９９１年高毅在张芝联指导下的博士论文《法
　　: 兰西风格：大革命政治文化》，把研究探角直接伸入上述关联
　　: 域，资料之丰富，方法之新颖，令人耳目一新。但是，由于下列
　　: 四个方面的限制，国内研究尚处于开创阶段，上述问题尽管有
　　: 所涉及，甚至有所突破，毕竟语焉不详，未中肯綮，至今仍未有
　　: 令人满意的回答。
　　
　　: 一、资料建设尚不全面。例如卢梭的两本代表作：《致达朗
　　: 贝尔——论观赏》①和《让·雅克审判卢梭》至今尚未译出。不
　　: 了解前者，即无法全面理解卢梭的社会观、政治观，以及卢梭
　　: 思想的这一关节点：为何排斥英国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不
　　: 了解后者，则难以理解卢梭与启蒙运动的分裂，分裂之后卢梭
　　: 本人的思想状况。中国人普遍以《忏悔录》理解卢梭之生平，而
　　: 卢梭本人却早已声明，《忏悔录》是他的失败之作，正是为了弥
　　: 补这一失败，他在四年之后方写作《让·雅克审判卢梭》，以抵
　　: 消《忏悔录》之影响。
　　
　　: 二、学科壁垒尚未打通。在国内学术界，卢梭思想属哲学、
　　: 政治学范畴，罗伯斯庇尔实践属史学范畴，史学等待哲学、政
　　: 治学的学理说明，哲学、政治学则等待史学的史料实证。在相
　　: 互隔阂、相互等待中，这一牵连大革命史、政治学说史诸多关
　　: 键的热点问题只能置于冷处理阶段，双方都有所涉及，双方都
　　: 语焉不详。
　　
　　: 三、研究视野过于偏窄。大陆学界较多注意观念冲突下的
　　: 社会经济因素，却忽视当时各种观念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梳
　　: 理。这种“纵向”有余“横向”不足的研究视野，貌似深刻，处理
　　: 失当，反而会出现一个从常识看来却难以交代的尴尬局面：对
　　: 于当事人并不知道的“深层动因”，后人似乎比当事人知道得
　　: 还多，对于当事人当时已十分明确的观念史事实，后人却不甚
　　: 了了。
　　
　　: 四、意识形态的框架束缚尚未突破。对于大陆主流学术界
　　: 而言，冲破极左思潮的束缚，目前已并不困难。但是冲破极左
　　: 思潮得以滋生的意识形态框架，至今还步履维艰。如果考虑到
　　: 中国近代意识形态框架中本身包含有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外
　　: 来影响，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就格外突出：研究对象内含的意识
　　: 形态取向，已外化为研究者本身的意识形态框架，两者攀援纠
　　: 结，难以松解。由此所产生的困难与阻抗，远甚于其他研究领
　　: 域。反过来说，这也正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现实意义之所在：从
　　: 学理上批判研究对象中的意识形态取向，有可能成为研究者
　　: 本身意识形态框架的清理过程。
　　
　　: 以上四个负面环节，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其决定性的一
　　: 环，当是最后一环，即意识形态的束缚。
　　
　　: 二
　　
　　: 相比国外研究的日新月异，包括我在内的大陆同行确有
　　: 理由感到惭愧。
　　
　　: 从卢梭去世那一天起，西方学术界即出现激烈的学理辩
　　: 论，绵延二百年，至今未有定论。新知歧见代有人出，一家之言
　　: 层出不穷。但是，从未有一家之言，能够定于一尊，成为意识形
　　: 态框架，强加于人。
　　
　　: 首先，卢梭思想的基本属性即难以定论。卢梭是启蒙思想
　　: 家吗？
　　
　　: 卢梭刚去世，柏克即断言卢梭是启蒙运动的集中代表，并
　　: 首次把法国革命的激烈程度与卢梭思想的影响联系在一起：
　　: “我相信，卢梭如果还活着，在他短暂的神志清明时刻，一旦看
　　: 到他的思想引起那么疯狂的实践后果，他一定会吓昏过
　　: 去”。②
　　
　　: 这一论断持续至法国革命结束，到１９世纪初开始受到
　　: 法国人怀疑。埃米尔·法盖首次发现卢梭并不是一个个人主
　　: 义者，与启蒙精神并不合拍。由此，法国革命通过卢梭与启蒙
　　: 影响挂钩的说法开始动摇。经过十九世纪的长期争辩，到２０
　　: 世纪３０年代，德国新康德主义大师卡西勒参加了这场辩论。
　　: 卡西勒认为，卢梭是属于启蒙阵营，但是，他是以分裂的形式
　　: 属于启蒙阵营；他移动了启蒙重心，攻击了启蒙的前提——理
　　: 性和进步；整个１８世纪，卢梭都未得到同时代人的理解，只有
　　: 一个外国读者读懂了他的原意，那就是康德。卡西勒认为，首
　　: 先要承认卢梭与启蒙运动有分歧，在此前提下，反过来才能为
　　: 卢梭辩护。卡西勒的观点不无偏颇。但是，他的观点大大拓宽
　　: 了２０世纪人重新认识卢梭思想基本属性的视野。③
　　
　　: 其次，卢梭思想的政治取向也存在争论。卢梭是民主主义
　　: 者吗？
　　
　　: 如前所述，法盖首次发现卢梭不是个人主义者，也不是民
　　: 主主义者，以后应者众多，如亨利·泰纳等。泰纳关于卢梭有
　　: 一名言，影响甚广：“人民主权的教义落在群众手里，将解释为
　　: 并产生出一个完整的无政府状态，然后延至一个统治者出现，
　　: 落在他的手里又将解释为并产生出一个完整的专制形态”。④
　　
　　: 著名的批判理性主义大师卡尔·波普对此亦有评论。他称卢
　　: 梭政治取向是一种“浪漫的集体主义”，⑤由此必然产生专制
　　: 导向。至于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下卷中对卢梭批评，
　　: 在思想界更是流传甚广。对于这种论断，贝克似乎持谨慎态
　　: 度。他更愿意指出卢梭思想存在有极丰富的多义解释之可能：
　　: “无论你是属于左派（哪怕是左翼中的左翼），还是属于右派
　　: （哪怕是右翼中的右翼），你都能在卢梭这里找到你的信
　　: 条”。⑥
　　
　　: １９１５年，伏恩研读完卢梭的全部手稿，精心为英语世界
　　: 选编了两册卢梭政治著作，在前言中提出了一个似乎比较公
　　: 允的看法。他认为卢梭的全部理论活动像是一场从个人主义
　　: 向集体主义的漫长旅行：“他开始时是一个自由的鼓吹者。到　　　
　　: 了第二篇论文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单一的个
　　: 人尚绝对独立于他人，而《社会契约论》则代表了一个绝然不
　　: 同的方向，抽象的观念越来越少，个人主义的观念亦随之减
　　: 弱。在这里，自由不再是个人的独立，而只能是在全部屈从于
　　: 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去追求。……漫长的旅行到此结束，卢梭
　　: 置身于一个与起步时截然相反的坐标上。”⑦
　　
　　: 在基本属性、政治取向等重大问题上，之所以长期不能形
　　: 成比较确定的共识，除了研究者主观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客观
　　: 原因：卢梭的语言风格给后世研究造成巨大的障碍。最早对卢
　　: 梭语言表示不满者，就有他的同时代人。英国怀疑论哲学家大
　　: 卫·休谟说：“他的作品充塞着夸张、谵语，以致我难以置信，
　　: 仅靠它们的雄辩就能支撑起它们”。⑧卢梭生前１７５６年３月致
　　: 埃皮奈夫人信中也承认：“我的词汇中几乎没有共通的含义，
　　: ……将来你可能会读懂，它们并无其他人所使用时的含
　　: 义”。⑨
　　
　　: 诗人拜伦曾形容卢梭的语言风格：
　　: 　　
　　: 　　自虐的智者，狂野的卢梭，
　　: 　　痛苦折磨着使徒，他喷射出
　　: 　　激情与魅惑，却从灾祸中
　　: 　　绞榨出势不可挡的滔滔雄辩。D E
　　
　　: 这样的语言风格对文学创作可能有利，但对史学、哲学的
　　: 理论分析来说，却是极大的障碍。正是为了克服这一障碍，２０
　　: 世纪西方研究者或主动或被迫均摸向卢梭文本的背后，试图
　　: 寻找能够阐释卢梭思想的其他进路，这就出现了本世纪以来
　　: 卢梭研究的方法论更新潮流。
　　
　　: 卡西勒首先提出传记阅读法。他认为应该把卢梭的所有
　　: 理论文本读为他个人的传记，这样才能读通、读懂、读连贯：
　　: “诸多观念的历史线索在这里逐渐消失于个人的传记，然后再
　　: 以纯粹个人病历的形式重新浮现出来”。D F汉肖尔也赞同这样
　　: 的解读：“卢梭的著作与他的生平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致如不
　　: 了解他那古怪而特别的经历，就几乎不可能理解它们”。D G斯
　　: 特罗宾斯基既当过精神病医生，又受过狄尔泰、海德格尔哲学
　　: 熏陶，他结合心理学和阐述学两方面的资源，从个体语言和个
　　: 体病症进入卢梭心境，１９７７年以法文著有《卢梭：透明与暧
　　: 昧》一书，并专门写有“论卢梭的病”一文。D H他的著作１９８８年
　　: 译成英文，在西方同行中引起广泛重视。
　　
　　: 饶有兴味的是，法国最新哲学流派——解构主义也参加
　　: 了这一行列。他们认为，卢梭的理论文本是解构主义阅读法的
　　: 最佳文本。这一流派的经典文献——德里达《书写语言学》中，
　　: 辟有专节解构卢梭文本：“危险的补白”。D I这一派人中的德·
　　: 包曼遍读卢梭著作，没有一本卢梭的文本能逃脱他的解构手
　　: 术刀。卢梭《忏悔录》经他解构，几乎无地自容。他认为，卢梭
　　: 企图通过如实陈述事件真相，以真与假的认识论价值偷换善
　　: 与恶的伦理判断，以此恢复作恶多端之后的良心平衡。他还认为，贯穿
　　: 卢梭一生理论活动中，有一种语言癫痫症，周期性地飘移，周
　　: 期性地发作。D J
　　
　　: 在这场方法论转移中，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 的探索。法国路易丝·阿尔图塞以结构主义手法着重剖析卢　　　
　　: 梭的《社会契约论》，从文本中找出四个逻辑上的断裂，阐明了
　　: 卢梭从个人主义走向专制集权主义的内在走向，说理透彻，立
　　: 论坚实。D K阿尔图塞的这一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中激起重大反
　　: 响，至今享誉不衰。
　　
　　: 其他方法、其他观点还可以再举出一些。至于对罗伯斯庇
　　: 尔成败之评价，则更是人见人殊，难以定论。
　　
　　: 总之，在国外学术界，与上述卢梭思想有关的问题，已引
　　: 起诸多学科的共同兴趣。陈旧的观点正在淘汰，新颖的方法层
　　: 出不穷。在哲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文化艺术史家的
　　: 综合努力下，上述大革命史的关联地带已经日新月异，气象万
　　: 千。他们的研究框架值得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亟待引进。
　　
　　: 三
　　
　　: 本世纪初，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已注意法国革命政治文化
　　: 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与中国政治文化某些成份的相通之处。
　　: 据吴宓日记１９１９年８月３１日记载：
　　:
　　: 陈君寅恪谓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
　　: 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
　　: 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D L
　　:
　　: 这是目前仅见的中国学者发现并关注这一课题的最早纪
　　: 录。可以设想，如果沿着陈寅恪开辟的这一言路推进，只要持
　　: 之有恒，大陆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并不难与国外学术界
　　: 接轨。
　　
　　: １９４９年以后，大陆学术界的主流话语系统发生巨变，从
　　: 苏联引进的世界近代史、政治学说史体系打断了上述言路的
　　: 继续发展。大雾迷漫之中，能够冲破窒碍，坚持独立思考者，从
　　: 目前可见的资料看，可能只有已故思想家顾准先生一人。１９７３
　　: 年４月２９日的一则顾准笔记，透露出当时恶劣环境中个别先
　　: 知先觉者令人惊叹的思想光芒：
　　:
　　: １７８９、１９１７，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
　　: 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
　　: 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
　　: 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千年王
　　: 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
　　: 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
　　: 现。要使这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所
　　: 以，当伯恩斯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
　　: 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时候，他破坏了这面飘扬
　　: 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可是，这些发生在
　　: “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１９１７年革命胜利了，问题
　　: 没有完结。
　　
　　: ……
　　
　　: １９１７—１９６７，整整５０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
　　: ５０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
　　
　　: １、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
　　: 拉走后怎样？”　
　　
　　: ２、１７８９、１８７０、１９１７，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
　　: 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
　　: 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 ３、１７８９、１８７０、１９１７，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
　　: 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D M
　　
　　: 这是当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一个优秀思想家写
　　: 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思想手记。也许被排斥的遭遇恰
　　: 恰保护了真正的思想生命，我在本书中费３０万言所欲说明而
　　: 且不一定能够说明的内容，都已被他在２０年前点破。面对如
　　: 此犀利的先知先觉，我不能不肃然起敬。如果说，在对比国外
　　: 同行的研究成果时，我们曾感到惭愧；那么面对国内２０年前
　　: 的先知先觉，联想他当时处境之险恶、研究条件之匮乏，我们
　　: 更有理由感到第二次惭愧。
　　
　　: ２０年后的今天，坚冰已经打破，原有言路已经恢复，当年
　　: 顾准困居斗室独自思考的问题，已经能够在公开出版物中从
　　: 容讨论，尽管乍暖还寒，间有阴霾，但是整体环境已非顾准当
　　: 年可比。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我们还不能沿着前人点拨的言路
　　: 向前多走一步，哪怕是一小步，那真是愧对先师，也愧对自己
　　: 了。
　　
　　: 四
　　
　　: 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于１９４９年以后出生的大陆第三代
　　: 人。这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大致可以１９６８年为界。那一年正
　　: 是他们以各种纸张书写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的年代，
　　: 也是他们卷入思潮辩论的年代。这种辩论后来延续到农场，延
　　: 续到集体户。我清楚记得，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囊中，不少人带
　　: 有一本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从此他们无论走到哪
　　: 里，都难摆脱这样一个精神特征：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
　　: 知识分子的问题。用梁漱溟总结本世纪初他那一代人的话来
　　: 说，１９６８年的这一代人是“问题中人”，而不是“学术中人”。尽
　　: 管他们中间后来有人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是１９６８年产生的
　　: 那些问题始终左右着他们的思考，甚至决定着他们终身的思
　　: 想命运。就我而言，１９６８年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焦点，也就是
　　: 延续至本书写作时还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革
　　: 命与文化革命如此相近？
　　
　　: 历史实在残酷。“６８年人”中的大多数后来是被牺牲了，
　　: 或者消耗了，只留下少数几个幸运者能够进入学术环境，以学
　　: 理言路继续思考６８年问题。也许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 然而可能也因为这一点，我的思考显得格外拖累：既要延续
　　: ６８年的思考，又要避免对法国革命的穿凿附会；既要尽可能
　　: 客观清理从启蒙到革命这一段历史的思潮源流，又要为我下
　　: 一步研究把重心移向中国留下足够的发展脉络；既要坚持法
　　: 国革命中高昂的价值理性，又要批判这一价值理性越位逾格
　　: 所造成的负面灾祸。这三层拖累，尤其是最后一重思考，对于
　　: 一个像我这样的“６８年人”来说，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心理代
　　: 价。在本书写作最困苦、最动感情、又最需要克制感情的日子
　　: 里，我给友人写信说：“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是在我自己和
　　: 同代人的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
　　
　　: 写历史这样投入，恐怕是犯忌的。但是，一代人本身有怎
　　: 样的历史，总是在影响这代人如何理解以往的历史。兰克和他
　　: 的学派当然可以要求纯客观，但未必能够做到纯客观。人们走
　　: 不出自己的历史，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在这方面，我相信
　　: 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
　　: 史——似乎更为坦率，也更为诚实一些。因为诚实，坦诚实言
　　: 自己的主观局限，反而更显客观。当然，克罗齐的观点不能作
　　: 实用主义解，以此放言无忌，任意曲解历史。它只不过公开承
　　: 认一切历史著作的局限，以及历史写作者走不出自己皮肤的
　　: 一份无奈。
　　
　　: １９８２年，我就是带着这一份无奈，进入大学历史系，并选
　　: 择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专业。后来才发现，我想研讨的问题太
　　: 大，而我所积累的学力太弱，根本啃不下这一题目。三年研究
　　: 生学业，结果只做了一个边缘性的题目：《托马斯·潘恩和法
　　: 国大革命》，旁敲侧击而已。然而，要做这一课题的意念却十分
　　: 顽固，并未因此而磨灭。
　　
　　: １９８９年秋，风卷残云，沉埃未定。我带着上山读书的心情
　　: 再入学府，投师复旦金重远先生。承先生厚爱，竟然肯定了上
　　: 述问题的学术价值，并鼓励我写下来，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主
　　: 攻方向。应该承认，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
　　: 足，未必有足够的学力能啃下这一题目。更何况这三年还有这
　　: 三年的困厄，甚至横生波折，差一点打断我在复旦的正常学
　　: 业。如果没有金先生在关键时刻的仗义执言，多方奔走，我能
　　: 否把心中积压多年的一些想法写出来，或者写完之后能否顺
　　: 利通过答辩，都是难以想像的事。
　　
　　: 三年自有三年事，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将来总有回头细
　　: 说的时候。总之，历尽三载，长话短说，算是把这篇论文熬出来
　　: 了。论文修改成书稿时，除必要的增补改动外，章节结构未变，
　　: 还是分两部，切为九章。第一部分四章，为静态分析，梳理卢梭
　　: 思想的外在资源与内在结构；第二部分四章，为动态描述，追
　　: 述卢梭思想在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政治实践中的展开过
　　: 程；外加一章后论。很显然，这样的章节安排赋有以论带史、以
　　: 史证论的意味，也含有我努力打通从观念到事件、从思想史到
　　: 政治史这两方面壁垒的尝试。我不敢奢望这一尝试已经成功，
　　: 但我渴望专家和读者——尤其是我的同代人读者，能够给予
　　: 严正批评。
　　
　　: 任何一种分析模式的摸索和建立，都有借鉴的成分。在这
　　: 里，我应坦陈说明本书分析模式主要得益于两位马克思的影
　　: 响——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韦伯。在西方学术界，有时确
　　: 实是将卡尔与韦伯并列为两位马克思，我接受这种说法。
　　: 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对我的影响主要表现
　　: 在，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者关系摸索卢梭思想的悖论、
　　: 法国革命高尚动机与悲剧终局的背反。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
　　: 的关系，是９０年代海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本书亦试图从这
　　: 一特定角度作出力所能及的回应。
　　
　　: 韦伯社会学框架体系对我的影响表现在，从传统型、奇理
　　: 斯玛型、法理型三种统治合法性入手，剔除卢梭、罗伯斯庇尔
　　: 奇理斯玛成分，揭示法国政治统治合法性从传统型向法理型
　　: 转化过程中，在奇理斯玛型阶段遭遇的种种困境。韦伯对价值
　　: 理性在批判中同情，在同情中批判的态度，更是我努力注意把
　　: 握的学理分寸。在后论中，这一点反映得较为明显。
　　
　　: 除此之外，当代政治学行为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当代哲
　　: 学从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当代心理学精神分析方法等，在
　　: 本书分析模式中都留下了浓淡不一的痕迹。我试图吸纳上述
　　: 方法论，以化合形成自己的分析方法。这一尝试是否生硬勉
　　: 强，还有待各行专家学者指正。
　　
　　: 任何一种分析模式的摸索与建立，都是忽略不计具体细
　　: 节的抽象结果。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
　　
　　: 一、本书未能涉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实为题材所限。
　　: 不涉及这些因素，不等于否认这些因素。挖掘并且描述这些因
　　: 素，将是另一类专著中最为引人入胜的精彩章节。
　　
　　: 二、本书突出英、法政治思潮的分野，并不排斥这两股思
　　: 潮之间尚有交融相汇的一面。同理，本书突出启蒙运动内部的
　　: 分裂，也不否认分裂双方同处一个时代确有相互贯通的一些
　　: 共识。之所以删略不计，并不是出于任意剪裁，而是基于这一
　　: 考虑：读者对这些交融相汇、相互贯通的一面，已经比较熟悉，
　　: 再由本书赘述，似无必要。
　　
　　: 三、为集中力量补充卢梭思想从理论到实践这一国内研
　　: 究界亟须填补的空白，本书写作模式安排为从卢梭到罗伯斯
　　: 庇尔的对位描述。但是，对位描述并不等于对应负责。一种思
　　: 想不可能由一种实践对应负责，其间一定有大量中介因素汇
　　: 入。简写或略写中介因素，并不等于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同
　　: 理，本书的解释范围亦只限于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的特定角
　　: 度，如果从这一角度得出一些批判性的认识，这一认识亦不应
　　: 被认为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全盘否定。概论法国大革命，殊非易
　　: 事，非我目前学力所能承担。
　　
　　: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曾参阅国内专家王养冲、陈崇武先
　　: 生有关专著，并在论文答辩时得到陈崇武先生的当面指教；曾
　　: 与日内瓦大学历史系瑞士学者左飞先生（ＮｉｃｏｌａｓＺｕｆｆｅｒｅｙ）
　　: 在京面谈，请教有关卢梭故地的种种问题；曾与我的同代学友
　　: 北京大学历史系高毅先生面谈、通信、切磋疑难，并得到他从
　　: 法国、瑞士搜集的种种资料，以及他所取得研究成果的慷慨相
　　: 助，本书第六章、第七章经他同意部分引用了他的研究成果；
　　: 尤其难忘的是，导师金重远先生对我的爱护和保护，王元化先
　　: 生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在关键时刻给予我关键性的支持
　　: ——所有这些帮助，应该借此机会，一并致谢。
　　
　　: “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写完这篇序言，我
　　: 又一次想起顾准，想起以“１９６８”命名的那一代人。历史无情，
　　: 埋没多少先我而知者？天网有疏，间漏一二如我后知者。先知
　　: 觉后知，是为启蒙；后知续先知，勉为继承。谨以我绵薄之作，
　　: 敬献顾准先生在天亡灵；同时，亦以此敬献我同时代人中的启
　　: 蒙者、牺牲者，也算是一份迟到多年的报答。
　　
　　: 注释：
　　
　　: ①本书脱稿后，三联书店友人寄来王子野先生据俄语转译的中译
　　: 本样书，书名为《论戏剧》，其中有些译法尚可商榷。特此补记。
　　: ②柏克：《法国革命感言录》见《讲演与论文集》，纽约，１９００年版，
　　: Ｐ ５２９。　　　
　　: ③卡西勒关于卢梭研究的观点见之于两本专著：《让·雅克·卢
　　: 梭的问题》，耶鲁大学１９８９年第二版：《卢梭、康德、歌德》，普林斯顿大
　　: 学１９４７年版。
　　: ④转引自卡西勒：《让·雅克·卢梭的问题》，Ｐ５３。
　　: ⑤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伦敦１９４５年版，第２卷，
　　: Ｐ５０。
　　: ⑥贝克：《社会契约论导言》，纽约１９４８年版，Ｐ３９。
　　: ⑦伏汉：《卢梭政治著作选》，剑桥１９６２年版，两卷本第１卷，Ｐ ２。
　　: ⑧休谟：《休谟通信集》，牛津１９３２年版，第２卷Ｐ１０３。
　　: ⑨泰奥菲尔·迪富尔编：《卢梭通信全集》，巴黎１９２４—１９３４年
　　: 版，第２卷，Ｐ ２６６。
　　: D E 译自拜伦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３章第７７节。
　　: D F 卡西勒：《卢梭、康德、歌德》，Ｐ５８。
　　: D G 汉肖尔编著：《理性时代法国伟大思想家的社会、政治观念》，伦
　　: 敦１９３０年版，Ｐ１７２。
　　: D H 扬·斯特罗宾斯基：《卢梭：透明与暧昧》及附录论文：“卢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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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J 德·曼：《寓言阅读：卢梭，尼采，李尔克和普鲁斯特中的借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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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K 阿尔图塞：《政治与历史：孟德斯鸠、卢梭、马克思》，１９８２年英
　　: 译本第２版。
　　: D L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１９９２年版，Ｐ７。
　　: D M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香港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６月
　　: 版。上述论述参见该书未刊稿：“民主与‘终极目的’”。未刊稿由该书整
　　: 理编辑者顾准先生胞弟陈敏之先生提供，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