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中小企业陈情表 武克钢

对中小企业的误读与妖魔化

信贷收紧绷紧企业资金链

从中小企业在改革开放的作用来看，它们目前遭遇的的危机，事实上就是中国经济危机的全部。

在过去30年，每隔3～5年一般都有一次宏观经济调控。尽管每一次调控，遵循的都是“宏观吃紧，调控民企”的逻辑，但是，中小企业生命力却最顽强。每一次调控来临时，它们总能够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保护自己，找到存活下来的那条缝隙。而此次调控，为什么会出现倒闭潮呢？要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只要把最近的两次调控与此次的调控作一比较就可以明白了。

1998年的宏观调控，起因是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了消费市场的低迷，中央政府通过启动房地产的方式，激活了内需，并由此带动了重化工业的繁荣；2004年的那次，则是因为上游产业出现了投资过热景象，决策层进行了选择性的惩罚，将进入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的民营企业一一逼退，同时在短时间内控制对地方产业的信贷，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软着路。而此次的景象就全然不同，最重要的两个新特征：一是出现了15年来从未发生的通货膨胀，二是人民币升值造成外贸的增长压力，调控陷入两难局面：“外需萎缩，内需不涨”了。也就是说，这一次是缺少了刺激内需的动力了,中小型企业就成为了牺牲的对象。

金融调控和信贷收紧是造成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直接原因。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尽管遭遇目前严重的经济压力，成本高于产出，但只要银行信贷予以帮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还是可以渡过难关的。但是，我们国家的银行信贷则普遍“嫌贫爱富”，只会“雪上加霜”，决不可能“雪中送炭”。客观地说，银行这种落井下石的行为不能全由银行负责。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导致银根收紧，数次上调存款储备金，导致银行经营在收缩，再加上银行信贷终身责任制等一些荒唐的政策，使银行只愿意向既保险、效益又高的垄断型国有大型企业或国家重点项目发放信贷，而中小企业则成为银行的“烫手的山芋”，一有风吹草动，就惟恐收贷不及导致银行自身损失。

目前，银行对于中小企业，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抵押贷款，都必须有银行认为极保险和极容易变现的资产，如土地、房产做抵押，才能放贷，而生产设备，加工能力打二折银行都不一定接受。中小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这样状态，严格地讲中小企业根本就没有“银行”和“信誉贷款”，中小企业实际上面对的是“典当行”和“当铺”，讨价还价的是典当成数。没有一个支持企业发展的良性信贷环境，中小型企业怎么可能发展和升级换代？

破解中小企业困境的办法

垄断与腐败，尤其是后者，是威胁中小型企业生存的痼疾。上世纪30年代的“轻税重罚、轻管重处”或许仍是治疗疾病的良药。放权让利，任民自主，这是改革成功的根本核心。俄罗斯用过，美国用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用过。为何现在要忘呢？改政、松绑、减税、放贷，实业仍然救国。

如何破解中小型企业目前面临的困境？我认为，需要从政策和制度的层面入手，归纳起来就是八个字：“改政、松绑、减税、放贷”。

“以税定贷”增强企业“造血功能”

此前，鉴于中小型企业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现实，我曾就此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即采取“以税定贷”，银行信贷投放的新方式，使中小企业产生“造血功能”，自身循环健康发展，达到优胜劣汰、产业升级有序进行的目的。

当然，以税收作为国家银行政策性贷款的基本依据，有人说这不是市场经济，要保证商业银行的市场性。我这个建议，是考虑到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本原则，中小企业向国家交了这么多税，国家控制着银行，为什么不以税收作为贷款的基本依据呢？那些反对这个办法的人，为什么不去置疑国家把80%的金融资源倒向了国有垄断企业呢？

市场经济中，为了就业保障，各国都有针对中小企业的各种优惠政策，这是公共政策。在另一方面，既然国有垄断银行不愿服务中小企业，为什么不让中小企业自己开办银行来服务自己呢？如果银行是自由竞争的，如果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是公平竞争的，完全不需要以税定贷的原则。但是，在中小企业不准联合起来办银行的情况下，在垄断企业享有垄断权力搞不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在银行被政府控制的情况下，难道以税定贷不是最公平的措施吗？

其实，以税定贷，仅仅是着眼于中小型企业发展中的一个问题，远远不是全面。要真正破解目前中小型企业的危局，需要从政策和制度的层面入手，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轻税重罚、轻管重处”仍是良药

吴敬琏先生曾指出，改革走到今天，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垄断与腐败。可谓一语中的。垄断与腐败，尤其是后者，是威胁中小型企业生存的痼疾。

在中小型企业野生阶段，政府对此并没有太多的限制。而如今，在加强管理的名义下，多重的政府管理机构，个个如狼似虎，把中小型企业的市场准入成本无限地抬高。可以说，就目前情况来说，任何一家中小型企业，要推出一项新产品，不拿到10张以上的许可证，是不能投放市场的。每一张许可证的发放，与其说是政府在管理，倒不如说是企业花钱买政府官员的管理寻租权。

此外，地方上各种名目繁多的摊派，针对的对象大都是中小型企业。处于弱势和求生状态的中小型企业，像过去旧社会中的“姨太太”一样，只好逆来顺受，然后再把这些费用转嫁到产品成本上去。生产成本一升高，又会造成生产伪劣产品的地下工厂泛滥，造成经济学上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建国初期，著名老一代经济学家孙冶方和徐雪寒，在研究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实业管理政策后指出：对目前依然存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政府最简便的管理政策是：轻税重罚、轻管重处。即在建国初期依然需要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对其企业采取较轻的税收，而对于其生产过程，则不予干涉，企业生产什么，由企业自己决定，不需要发放什么许可证之类的。国家政策的着眼点是：只要企业所进入市场的产品，如果出现伪劣假产品，要课以重罚，罚到你官司缠身倾家荡产，罚到你媒体曝光名誉扫地，罚到再无敢效仿者。生产过程由市场经济决定，后果由法律来决定。这一政策，对于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缓解建国初期的紧张局面，功莫大焉。

而目前，我们现行政策则恰恰相反：是重税轻罚，重管轻处。政府过多干涉的是企业的生产过程，而对于进入市场的产品质量则在其次了，这种倒挂是寻租的乐园，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也是导致中小型企业一遇风吹草动就陷入危局的制度原因。

要根治上述恶劣的情况虽然还很难，但是政府如果在税收政策上立刻加以调整，则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为了让中小企业能够生存和创造就业机会，政府的财政政策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了，这就是减税。

因此，改革到今天，面对着中小企业的“倒闭潮”，破解的办法还应该跟30年前一样，官方权威政策的方向，要顺应民间自发的努力，全面对中小企业彻底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