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明朝实亡于政治制度的滞后，民初政制才是超前[炎黄论坛欢迎您，请先登录或注册]

　――《误人子弟的左派思想》之四
　　
　　之前陆续发了论“人民”、“民主”和“道德”三篇文章，今天再来谈谈“历史”。左派思想也表现在对历史问题的观点上。近年最红的历史当数明朝（特别是明后期）和清末民初。恰好，网上最受追捧的关于这两段历史的一些议论，也能清楚地反映出左派思想对历史研究的危害，只是它们的表现各有不同――关于明朝和明后期的议论，典型人物是杜车别（网名）同志；关于清末民初的议论，典型人物无疑是袁伟时，与及他的支持者、附和者（我称之为“袁派”）。杜的主要错误在于缺乏黄仁宇先生主张的“大历史观”，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先有（左派）成见，然后再搜集证据，当然，杜同志自己是不会这样认为的；袁派的主要错误是脱离了民初社会的“关键事实”和“关键任务”，不断指责谁谁谁肤浅、轻浮、激进，好象自己不知多么高明，但其实，最肤浅、最轻浮、最激进的恰恰是袁派。袁派知识分子和民初时期，以至历朝历代的多数知识分子一个性质――形右实左，仅因民主、人权、宪政之类概念本身具有的吸引力而喜欢它，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实现这些理想需要怎样的条件，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条件，达不到这样的条件又会有怎样的后果。这些以“先进”自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的实际作用，消极远大于积极。
　　
　　下面分而述之，先谈明朝。
　　
　　一、明朝的政治制度
　　
　　杜车别同志认为，明朝之亡在于政府赋税太低，税收结构不合理，因此在重大的战争和天灾面前无能为力；而造成税收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科举制度的广泛实施，使得各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轻易地窃取了国家的实际权力，他们只顾本集团的利益，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使得任何改革税收的措施无法推行，甚至根本不能提出。杜同志又认为，这是明朝，以至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超前发展，以至新兴“资产阶级”没有经过“革命”的锻炼，自身过于娇嫩时就上台掌权引致的祸端。
　　
　　应该肯定，杜同志在考证上花了很多功夫，这是许多历史学家也不能及的，更遑论袁派之流的“史论家”（“历史评论家”之谓也）和历史讲坛的大嘴们。杜同志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也有很大的意义和独创性。对于他的观点，前半部分我完全赞同，问题出在下半部分，即所谓“政治制度超前发展”的结论上。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根本不是什么超前发展，而是滞后发展；若说超前，也只是局部和次要的部分，而滞后的则是整体和关键的环节。
　　
　　杜同志没有认识到，精英阶层（杜同志所谓的“资产阶级”）全面掌握国家的实际权力，动摇君主独裁和帝国体制，是一种历史规律或必然性；对于规律或必然性，没有选择不选择的问题，只有顺应不顺应的问题。顺应的方式有两种，要么改革，要么革命，这就是欧洲发生的情况；而在中国，精英阶层掌握（除最高权力以外的）实际权力远早于欧洲，但两者都没有发生，这就不能不深入到哲学思想的落后上了。
　　
　　所谓“君主独裁”，从来也不是君主或皇帝一人可以包打天下，而是需要一大班人支持，而客观上，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相当数量的管理者，这就是“精英”。在帝国体制的前期（中国宋代以前，欧洲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前），精英阶层相对弱小，必须依附于更强大的君主（或皇权）才能生存。此时，君主或皇帝的利益和精英阶层的利益有很大的一致性，而且精英阶层内部的利益分歧也不显著，容易取得协调。因此君主独裁和帝国体制还是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制度。
　　
　　帝国体制后期，随着生产力持续提高，社会分工不断深入，人与人的联系日趋增强，势必产生以下结果：
　　
　　1.
精英阶层空前膨胀，譬如由原来的三十六行发展到三百六十行，三千六百行，而且相互联系更紧密，经济运行更复杂，当然需要更多、更具知识和能力的管理者。科举制度之所以在宋代产生一个大的飞跃，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朝廷养那么多人干嘛？
　　
　　2.
人口增长也需要更多的管理者，譬如汉唐时期的一个县，地域可能等于宋明时期的两三个县大小，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增长，不得不细分管理区域。同时，社会结构变化（如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也必使管理者数量增加，同样人口下，城市比农村的情况要复杂得多，需要管理的项目也多得多。
　　
　　3.
各行业、地区和集团的利益分歧和冲突越来越频繁，并且在无可避免的、越来越强大的物质诱惑下（因生产力提高），纠纷和冲突的强度也越来越大，由此作为不同行业、地区和集团的代表的精英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
　　
　　4.
精英阶层的独立性，无论是经济上的独立性还是思想上的独立性都在不断加强，单个精英或精英团体与君主或皇帝的利益，与帝国的利益越来越难协调一致；而君主的权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逐渐下降，过去君主采用威迫、利诱、感化等方法就能使精英们听命，“一句顶一万句”就能仲裁和化解纠纷，现在越来越行不通了。
　　
　　于是我们看到，宋、明两朝皇帝越来越难以控制文官集团，越来越难以随心所欲；而在欧洲，则不断出现贵族和大工商业者把持的议会否决国王征税的企图。精英阶层和君主独裁的帝国体制逐渐陷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怎么办？无非两条途径：
　　
　　1.
维护君主，打击精英，但这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简称“反动”），必然严重破坏生产力，破坏经济和社会的健康稳定，即使能取得某些效果也必定是暂时的，搞不好还可能引起内乱和内战；
　　
　　2.
改革君主独裁和帝国体制，如改革不成，则进行革命，以达至一种全新的，适应精英阶层掌握权力，管理社会，并能促进其内部协调，使精英阶层的利益和国家利益重新一致起来的制度。这就是近代君主立宪或共和民主制度，这种制度的首要特点必定是自下而上的选举，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任命。
　　
　　杜同志肯定不理解，为什么科举制度不能算是“民主”？因为他所以为的“民主”，就是更广泛的人参与政治。既然科举制度可以让大量平民比较容易地晋升到政权架构中，怎么不“民主”呢？同样，左派经常用于攻击“资产阶级民主”或“西方民主”的论据就是，西方国家早期的选举只在贵族和资产者内部进行，普选权是直到最近一百多年以来才逐步实现的。
　　
　　这就是杜同志和左派们完全不懂民主的功能何在之故。我在《误人子弟的左派思想》之二中已经指出和论述了，民主的最大功能是使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多的政治团体愿赌服输，从而达至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当然，君主独裁和帝国体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越到后期越不行。不过杜同志和左派们可能还不服气：既然你也承认西方国家早期的民主只是少数人参与，所谓“尽可能多”，不过是比皇帝一个人多罢了，有这么大意义吗？
　　
　　这就涉及民主的第二大功能：规范和调整三大关系――精英与精英的关系，精英（管理者）与大众（被管理者）的关系，大众与大众的关系，而其重中之重，是规范和调整精英与精英的关系。
　　
　　这是因为一国之乱，表面上可能是大众引起的，例如“农民起义”或“流寇作乱”，但背后真正的原因是精英阶层内部意见不一，导致庞大的国家机器行动缓慢，效率低下，力量分散或抵消。如果精英们的意见取得一致，或者虽然不一致，但反对派不会过分干扰主流意见的实施，那么“动乱”也好，“造反”也好，基本上没有收拾不了的。明朝就是在对付流寇和满清两个重大问题上，或剿或抚，或战或和，摇摆不定，以至战争越拖越久，国力耗尽而覆亡的。
　　
　　当然仅就精英集团本身来说，精英的“造反”自然也比大众的“造反”能量大得多，危险得多。譬如西汉的七国之乱，东汉的贵族、外戚和宦官斗争，西晋的八王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和军阀割据等等。
　　
　　精英有两个特点（否则也不成精英了）：能量大，能力高；见识多（特别是，了解官府内部运作真相），思想独立。这就决定了精英们既难以通过，至少是仅通过暴力压制，更难以被“愚民”――历朝历代都行愚民政策，但真正能愚的对象只是大众而已。因此，精英阶层与独裁君主的合作顺利与否，与帝国体制的利益一致与否，从根本上说，并不取决于个别精英或个别君主自身的素质和修养，而是取决于所在的历史阶段。如果在帝国体制已经日益成为历史发展的绊脚石的后期，依然只会指责某些精英如何自私自利，依然只会赞扬某些君主如何深明大义，当然是严重缺乏“大历史观”的表现，未免肤浅和好笑了。
　　
　　当初，英国国王也企图征税打仗，一样遭到精英阶层代表――贵族议会的激烈反对。如果按照杜车别同志的那一套，英国国王的所作所为，未尝不也是为了英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就是贵族们的自私自利。然而，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参与或发动的对外战争，无论规模和次数上都远远超过君主独裁时代。打仗就必定要花钱，因此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精英阶层为国家打仗所缴纳的税收肯定远比君主独裁时代多得多。怎么以前多一点税赋就叫苦连天的精英们，后来变得那么积极主动呢？
　　
　　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最高权力的授予和组成上的根本变革，精英们不会认同这个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所以你要征税，不管什么理由，我出钱你受益，我才不干！用现代术语说，十六七世纪的英国和明朝中国都出现了严重的“产权危机”。当君主与精英阶层长期严重对立时，就是说明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合社会发展，需要变革了。不同的仅是，英国和西方其他国家通过改革或革命等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使精英阶层认同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有责任支持它；而明朝中国连质疑君主独裁制度合理性的思想都不存在（更可悲的是，五百年后许多左派如杜同志者，竟然也不存在），更不会被广泛接受，当然任何根本的变革都无从谈起。
　　
　　发展到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普选则是进一步解决了全体国民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问题，进一步解决了全局性的“产权危机”。所以，杜车别同志和左派同志们若希望改变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局面，增强国家凝聚力，实现民族和文化复兴，唯一正确和可行的途径只能是进行宪政民主改革，明白了么？？？
　　
　　西方国家的早期民主虽然没有普选，但却解决了规范和调整精英与精英的关系，并使精英阶层的利益和国家利益重新一致起来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同时，既然没有了权威（实权）的君主，那么谁来当老大，当然就必须是选举而非任命；如是任命，拥有任命权者岂不是和君主无异？因此这是授权方式上根本的改革，而且只有这种改革，才能让已经成熟和成长起来的精英阶层尽可能地口服心服，从而达至减少纠纷，增强团结，化解矛盾，凝聚力量的效果。
　　
　　明白了以上道理再看宋、明两朝，不难得到以下结论：
　　
　　1. 皇权的旁落当然不等于“民主”，每个王朝的后期，皇权都会旁落，不是旁落到文官，就是旁落到贵族、外戚、宦官和军阀手上；
　　2.
皇权的旁落也不是来自于君主（皇帝）和精英阶层（文官集团）的良性互动，而是人口更多，经济更发展，社会更复杂了，皇帝一人越来越难照看方方面面的不得已的结果；
　　3. 宋、明皇帝自身并不甘于这种旁落，所以宋有大大削弱和牵制相权的措施，明则干脆废相，并设锦衣卫和东西厂等特务机构，这些当然都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政策；
　　4. 说是“旁落”，其实皇帝的能量依然很大：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则改革派得势，保守派被打压；
　　宋哲宗时期，太后支持司马光，则保守派得势，改革派被打压；
　　宋徽宗重用蔡京，则蔡系人马升天，其他派别均受打压，甚至下地狱；
　　嘉靖重用严嵩，则严派得势，其他派受打压；
　　隆庆信任高拱，则高派得势，高氏权倾一时，其他派受打压；
　　万历前期，李太后和早年万历信任张居正，于是张氏“柄政”十年，大权独揽，实已超越任何宰相或首辅的地位，反对者均被严厉打击；
　　万历后期，对谁也不相信，不重用，于是文官集团你争我斗乱哄哄了几十年，却也总没个结果；
　　天启初期信任东林党，东林党得势，后期信任魏忠贤，则魏派宦官得势，魏氏还被捧为九千岁；
　　崇祯和万历差不多，只是迫于形势不能不用人，于是内阁六部就走马灯式轮换，谁也没有坐稳坐大。
　　
　　可见，尽管宋、明皇帝不一定能办成他们想办的每一件事，但扶起某一个集团，打垮另一个集团还是绰绰有余的，只要他愿意这样做。根本原因正是权力，尤其最高权力的授予和组成方式问题，这个问题在宋、明两朝均看不到任何获得解决的可能――要“解决”，首先思想要先行，那就必须质疑皇权或君主独裁制度的合理性，否则连这样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提出，更不可能被广泛接受。我们只看到，仅仅在明亡之后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基于“亡天下”的彻骨之痛，才开始略有触及君主独裁制度的根本。如果不是天翻地覆之变，这样的思想还会不会产生？即使产生，能不能传播？即使传播，人们的接受程度又如何？
　　
　　事实上，整个明代中后期，只见皇帝和大臣们相互的埋怨：皇帝埋怨大臣不听话，沽名钓誉，讪君卖直；大臣埋怨皇帝不守祖制，不依经典，不虚心纳谏，不是仁德明君……当然，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更是你死我活，哪有一点“解决”的迹象？哪有一点妥协共赢的民主精神？这与欧洲早在希腊、罗马时期就具有民主思想和民主传统真个天差地别，所以说中国哲学思想大大落后，而且一直落后，甚至落后了两千年，也绝不是冤枉。只是这种思想落后，在宋、明以前尚不至于严重障碍社会发展而已。
　　
　　最后看科举制度，它解决了“规范和调整精英与精英的关系，并使精英阶层的利益和国家利益重新一致起来”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吗？显然没有解决，也没有能力解决。科举制度只能部分地解决“使更多的人（主要是原来的平民阶层）参与政治和管理社会”的问题，而且这些人的起点仍然是相当低的。进士通常也只能获得六七品的小官，考得最好的几个，也就是去翰林院再进修作预备官员，或者等个“驸马”之类的馅饼掉下来。他们晋升的道路依然十分漫长，十分曲折，而晋升的过程依然免不了种种官场的潜规则――自上而下的授权方式不根本改变，这样的潜规则就绝无扭转的可能。
　　
　　因此科举制度充其量只能算局部的“政治制度超前发展”，在政治制度整体滞后，关键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这种局部超前就会产生如杜车别同志所分析的那种负面后果：各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轻易地窃取了国家的实际权力，他们只顾本集团的利益，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
　　
　　就科举本身来说，局限性也是很大的。唐和宋前期尚有算术、诗赋、音乐之类的内容，王安石改革把这些一并删除了，只考儒家经典；到了明，更是集中在朱熹的注解范围内，而且规定了八股程式。这样的考试不管你作何种辩护，一不能保证士人之德，二不能保证士人之才，乃是毫无疑问的。科举最大的作用，不过是将官府希望宣扬的那种道德、礼教和价值观，由上流社会充分地传达至基层，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对社会的精神统治，同时网罗知识分子并削弱其独立性。对此前人多有论述，我就不重复了。
　　
　　这里指出一个前人所忽视的问题：科举制度的另一个重要负面效果是大大削弱了中国人的勇敢和尚武精神，尽管这对统治者有利，但对整个民族却是大害。唐及之前，虽然汉族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互有胜负，但基本上没有出现一边倒的颓势，没有未战先溃的情形，更没有对“胡人”、“胡骑”怕得要死的心理。反映在战争史上，国力强盛时自不待说，哪怕是衰退的后期，甚至内战纷扰的乱世，游牧民族也不见得就能占到便宜，更不至于全面沦陷。三国、东晋、南北朝、五代都是如此。唐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所领也是胡兵，唐军初期失利后也能逐渐扭转劣势；帮助唐平叛的回纥当然也是胡人，他们也不敢公然反唐，更拜倒在郭子仪脚下；安史之后唐已成军阀割据之势，但胡人还是不敢轻易入寇。相比宋军的丢盔弃甲，望风而逃；明军的先强后弱，江河日下，真让人怀疑究竟是不是同一个民族。其中的原因在哪里？我认为科举的普及和强化至少是重要的一个。科举以前，帝国虽然也提倡儒家思想，但其影响只及上流社会，民间勇武之风尚存；科举以后，连农家子弟、贩夫走卒也认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全社会沉迷在考试做官，光宗耀祖的恍惚大梦之中，国民气质渐趋懦弱萎微，以至酿成两度“亡天下”的惨剧。象西夏李元昊之流，换是以前，不要说统一的王朝，哪怕找个马腾、马超档次的地方军阀都能把他收拾得干干净净――西夏兴起之前不久的唐末，就有张议潮举事，收复整个河西走廊十几州。宋之汴梁、明之扬州，数十万人哭哭啼啼，引颈就戮，任由凌辱，毫无抵抗意志，这在唐之前是不可想象也不会发生的事。直到清代，尽管它的武器落后洋人几百年是不争事实，但许多官兵临阵畏战，溃逃、缴械者不计其数，更是事实。倒是科举成为摆设，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元代，无论汉人还是蒙人的战斗力均能保持相当水准。明军初期横扫东南西北，见谁灭谁的气势，实得益于此。
　　
　　二、明朝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性质
　　
　　去年我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杜同志的资料论证明代市场小额交易贫乏，从而推断出这个社会的主要结构是大家族、大企业与许多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成员或雇员，并指出了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明代长期坚持早已过时的分类严格的匠籍制度，而严重后果则是无论族长、雇主（杜同志所谓“资产阶级”）还是成员、雇员（所谓“人民群众”）都甘于现状，在清兵面前缺乏抵抗的决心和勇气，导致最后全面沦陷。见参考文章[1]
　　
　　当然，杜同志很可能不服气，不服气的也很可能有两点：
　　1) 明代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是否“人身依附”？是否“依附”得很强很普遍？
　　2) 即便是依附，也很强很普遍，欧美资本主义初期不也有很多奴工、童工吗？
　　
　　先谈第一个问题。近年网上有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是关于明朝的物价和工资、税收、福利等，可能不少网友也看过，稍为搜索一下都能找到。下面引用其部分内容：
　　
　　
　　
明朝米价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后基本上一两银子可以购大米二石。《明史;食货二》：“於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明代一石约等于现在的94.4公斤。按2006年大米价均价1.75元/斤计算。一两白银是2*94.4*2*1.75=660.8元。
　　　　
　　　　　　明朝人的工资。
　　　　
　　　　　　柴薪皂隶：百姓有给国家服役的义务，不过服役是有工资的。轮到当役了，派给当官的跟班，柴薪皂隶就是买柴烧水、干杂活。年收入20两，计13216元。（明朝国家规定七品正堂可以有四名柴薪皂隶，县丞二员各二名，主簿二名，典史一名；以上官员，每人用马夫一名，国家付工资。）
　　　　
　　　　　　马夫：给政府公务员赶马，出差办事使用。年收入40两。计每年26432元。（注意，这可是领导的司机，呵呵～）
　　　　
　　　　　　明朝县官：正七品每月俸禄7.5石或一年45两白银。实际月收入7.5*188.8*1.75=2478元。每年约3万元。其它收入：柴薪皂隶4个、马夫一个，这5个人工资由国家支付。冬夏官服和笔墨费由国家补贴。新官上任，还可以先拿到40两修理费。看起来七品县官45两白银跟马夫40两白银年俸差不多，（明朝的公务员工资真的是很低的，历朝历代中明代公务员工资收入算少了。）但是县官、典史等的住房、出行、皂隶人员、衣食花费基本由国家支付和补贴，所以年俸基本是净收入，而且笔墨费都是固定按两算由国家拨给，还有多余。马夫就没有那些好处了。
　　
　　　　　　街头挑担卖油的小贩：一年收入约20两。计人民币13216元。冯梦龙在万历年至天启年写有《三言》，其中《卖油郎独专花魁》中秦重只有3两白银的本银，街头卖一年油除去一年曰用开支，还能剩余16两白银。“每曰所赚的利息，又且俭吃俭用，积下东西来，置办些曰用家业，及身上衣服之类，并无妄废。”除去一年用度剩余16两。所以记为年收入20两。
　　　
　　　　　　农民：农民的收入是多少？农民“人给地十五亩，蔬地二亩。”“新耕地免租三年。”假设古代耕种水平低只及现代的1/2或2/3，那么农民每亩约能收入250或350斤大米，按300斤算，南方一年收二季，北方一年收一季，如果丰年加勤恳，南方农民均毛收入15750，北方农民人均毛收入7875，除掉农具、肥料、水利开支、亩税（明朝每亩收税一斗，约20斤大米），如果一家七八口人干起来，几年里盖个优质砖瓦四合院不成问题。
　　
　　 明朝物价：
　　　　
　　　　　　大米白银1两=2石即377.6斤合人民币1.75元/斤
　　　　　　上等猪肉白银1钱六分=8斤合人民币13.2元/斤
　　　　　　上等羊肉白银1钱二分=8斤合人民币9.5元/斤
　　　　　　牛肉白银七分五厘合人民币9.9元/斤
　　　　　　五斤重大鲤鱼价白银1钱合人民币13.2元/斤
　　　　　　栗子五斤价白银6分五厘合人民币8.6元/斤
　　　　　　活肥鸡一只价白银4分合人民币26.4元/只
　　　　　　白布四匹价白银8钱合人民币元132.2元/匹
　　　　　　绵花一斤价白银6分合人民币39.6元/斤
　　　　　　高级红枣100斤价白银2两5钱合人民币16.5元/斤
　　　　　　会试用黄绢伞二把价白银六分合人民币3元/把
　　　　　　刑部用铁锹五把价二钱五分合人民币33元/把
　　　　　　官用桂圆重二斤八两价一钱二分五厘合人民币29.5元/斤
　　　　
　　　　　　以上物价跟据明代万历年《宛署杂记》。
　　　　
　　　　　　房产价格：“可成道：‘在坟边左近，有一所空房要卖，只要五十两银子。若买得他的，到也方便。’春儿就凑五十两银子，把与可成买房。”――《三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低档房产50两一宅，约人民币33040元。高等大宅院：1000万以上。“施小舍人急于求售，落其圈套，房产值数千金，郭刁儿于中议估，只值四百金。”――《三言;桂员外途穷忏悔》。看来明朝有钱人的房子还是真够贵的。
　　　　
　　　　　　物价的稳定。明朝初几年和末期时物价曾有过一两白银买一石大米，正统年间也有一两可以买四石的年景，崇祯帝国乱时还有过二两一石的物价。但比起民国末年物价天涨，总算银子还是硬通货。明朝的物价基本是平稳的，尤其是官俸硬比例，一两比二石大米。对稳定货币价格有相当作用。
　　
　　
　　引用这些内容并不是我完全同意作者的论述和计算。事实上作者的计算可能有很多错漏的地方，例如忘记了旧制一斤不是十两，而是十六两。一个高水平的研究者或评论者必须具有对细节的敏感性，从细微之处发现问题。现在问，各位看完这些工资和物价资料，第一感觉是什么？？
　　
　　可能有人说明朝的物价贵，有人说便宜，但对于本文说，这都不重要。我的第一感觉是，明朝人个个都有特异功能，居然用手就能准确称出“1钱六分”、“七分五厘”这样微小的重量！！而且很准确地知道，手上的任何银子究竟有没有掺了杂质，掺了多少杂质！！
　　
　　现在许多人可能缺乏到传统中药铺买药材的经验了――那种已经算比较精密，一般人很少用的称子，它的最小重量单位就是“一钱”，换言之它能区分的最小重量是“半钱”。那是多重呢？旧制一斤略小于现在500克，以480克算，一两=480/16=30克，一钱3克，半钱就是1.5克。由于一两银约等于一千文铜钱，故“半钱”银的误差已相当于五十文钱；或者说，它相当于一个小贩年收入20两银的1/400，几乎一整天的收入（小贩基本上没有休息日），那对任何普通人都不会是可以忽略的小数目了。当然，传统的金器铺也有更精密的天平，以前叫做“厘等称”（估计很多人又不知道了），可以称到1分（1/10钱）以下，但那就更不是普通人可以拥有，可以带在身边随时使用的了。
　　
　　因此完全以银，而且是纯金属银而非“银币”作为计价单位，只能有三种情况：
　　
　　一、
明代小额交换仍大量使用铜钱，或类似宋的“交子”之类的代替品（实质上这就是银本位制下的纸币）。但这得不到文献记载和文物遗留的支持，甚至今天能找到的明代铜钱比宋代还少。
　　
　　二、
明代关乎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商品交易绝大部分也是大额交换，譬如一个大家族，一次购进猪肉100斤，当天买当天吃完（以前可没有冰箱），那么细微重量的度量当然不成问题。此时总价是0.16*100=16两银子，如用药材铺的称，误差半钱，相当于1/320，对于总价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银子的成色检验也因为集中处理，才可以省去许多功夫，才可以准确。
　　
　　三、
当然小额交换没有铜钱或纸币也可能发生，但这就必须记帐而不是现付。这种方式要求卖家有雄厚的实力可以应对资金周转压力，同时要求买家必须有可查核、可保证的良好信誉和稳定收入。因此卖家本身必定是大家族、大企业，而买家则至少是另一个大家族、大企业的稳定成员或雇员。如果买家赖帐不还，卖家可以找到他的主人讨债；而主人则可以通过扣工资乃至人身惩罚的手段迫使下人还钱，自己不必做冤大头，也不用被指为管教不严。这当然表明了一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
　　
　　因此这些数据和记载非常有力地支持了我的判断：明代市场小额交易贫乏，社会的主要结构是大家族、大企业与许多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成员或雇员。从一些小说上也可以反映出端倪。譬如《红楼梦》，现在越来越多人同意是明朝遗民的作品，一个贾府就养了多少哥儿小姐、仆人婢女，还有多少象刘姥姥那样来蹭饭的？！其实，杜同志的一些结论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我的判断：杜认为，明代后期，政府对基层几乎完全失控，根本不能掌握基层有多少人口，经济活动如何，也就无法征上税。那么，何为“完全失控”？当然就是大部分人口、大部分经济活动在大家族、大企业庇护和控制之下，散漫的自耕农、自由民乃至小企业主都是不可能欺瞒和对抗政府的。
　　
　　问题1)已经解决，问题2)，怎么看待人身依附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这首先得看你怎样定义“资本主义”。杜同志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工业化后的市场经济，工业化之前的市场经济叫做“资本主义萌芽”；另外，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前的市场经济叫做“资本主义待孕育”，杜同志简称之为“资待社会”。这是以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阶段，较之以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传统马派历史观更不科学。生产力，即“物”是可变更是易变的，现在看来重要的那些发明，将来未必这样认为。如果只按物来论事，我看当代互联网的意义远胜于造纸和印刷术，因为它让无数人轻易地进行大量信息的发布、传播和接收，完全可以将互联网普及的当代称之为“信息社会”，以区别于之前的“工业社会”。但互联网究竟在人类的历史中起了什么作用，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恐怕还得很长时间以后才能看得清楚。或者五百年后的人们认为，这不过是人类发明用于娱乐休闲的小玩意，大体与布娃娃类同。
　　
　　所谓“社会”，就是指许多人以各种复杂的关系存在和联系的状态；某个人的社会定位，其实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确定的：譬如甲是乙的父亲，丙的儿子，丁的丈夫，戊的老师，己的学生，庚的上级，辛的下属，壬的朋友，癸的敌人，等等。传统马派重视的“生产关系”，实质就是人与人的联系方式的一种。在这里，老马的确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只是他过于强调这个因素而忽略了其他，同时他对于“生产关系”因素的解释和评价也是有很大缺陷的。吸收老马的精粹而避免他的缺陷，才是正确可行的历史方法论。
　　
　　如果借鉴老马的方法而不使用他那一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词汇，完全可以创立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不过，这留待以后的文章再谈更好。这里说一大堆，只会干扰了本文的中心；而且，杜同志的错误用传统的理论和普遍的观点就可以说明。
　　
　　现在许多人喜欢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混为一谈，当然，也有不少人，包括一些左派和右派都进行了反驳。不过，他们的反驳也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其实很简单，所谓“市场经济”的最基本主张是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都能自由流动，而“资本主义”则未必如此。譬如，南北战争前夕的美国，没有多少人否认它是“资本主义”，但南部依然存在大量的奴隶，其经济形式也以庄园农业为主，有相当程度的非市场因素。因此这时候的美国很难说已经基本市场化了，说它是市场和非市场的一种混合更确切一些。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也差不多，因为它的确存在大量的奴工、童工等非市场因素。
　　
　　那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呢？“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微观上，主要资产所有者能控制经济的运行；在宏观上，这些所有者或其代表能控制国家的运行，尤其是，无论实质上还是名义上都能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至于控制国家运行和掌握最高权力的方法，可以是集体的民主或个人的独裁；资本主义可以是市场经济，也可以不是或不完全是市场经济，譬如二战的德国、日本那样的军事管制经济。
　　
　　由此观之，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十九世纪后半段的普鲁士和德国当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资产者控制国家和执掌权力的方法不同；但沙皇时代的俄国能否算资本主义，则是可以争论的。这种分类和传统观点非常接近。但如按照杜车别同志的分类方法，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前，接近两百年的时间竟还处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那就太过不伦不类了。
　　
　　按照我的分类方法，古希腊、罗马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们都不能算“市场经济”国家。古希腊、罗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才是过于“超前发展”了，主要表现在这两个制度与其经济基础不适应，当时还过于落后的生产力无法为这两个制度长期支付足够的成本，这是它们衰落和败亡的根本原因，所以中世纪欧洲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向君主独裁制度的后退。
　　
　　那么明朝究竟算不算“资本主义”国家呢？据杜同志反复论证，明朝皇帝无一例外地与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文官集团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尽管在一些例如征税与否的政策问题上，明朝皇帝不得不向资产阶级退让，但在最关键最核心的最高权力问题上，资产阶级从来没有，也未敢篡夺；文官集团对皇帝的不满，主要是对其个人品质和修养的不满，而从来没有，也未敢质疑君主独裁制度本身。
　　
　　因此，明朝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显然也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它离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都远着呢。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它要自然发展到“资本主义”，恐怕还得两三百年。
　　
　　当然实际情况很可能会快一些。明后期许多士大夫已经关注和研究西洋科学文化。对于一向以天下中心自居的中国人，尤其是这些以文明和礼仪的代表自居的士大夫们来说，如果不是发现西洋科学文化的确有其独特的长处，最多只会视之为“奇技淫巧”，玩赏一下就算了。这就说明，明代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本土科学文化可能存在不足和缺陷，并且自身难以纠正，不得不向外寻找资源。可悲的是，现在许多人的思想水平比五百年前的明朝人还低。
　　
　　总结一下：人身依附与否和资本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但与市场经济绝对相关；同时，人身依附所造成的负面后果，即精英和大众都甘于现状，苟且偷生，也和明朝的灭亡和“天下”的全面沦陷绝对相关。这是我之所以要花这么多的篇幅讨论明朝的“人身依附”与否的主要原因。
　　
　　三、 明朝政府为何长期实行导致人身依附的政策？
　　
　　我在参考文章[1]中指出，导致明朝社会人身依附关系加强的政策正是由明初一直实行的严格的匠籍制度，这个制度同时也导致了利益集团的坐大。那么，明朝政府为何一直坚持这样的政策呢？难道只是杜同志所说，让资产阶级代言人窃据了政府实权的原因？
　　
　　那就太小看明朝皇帝的智商，也太低估了精英阶层――文官集团的道德水准了。我们先来看一个明显的事实：有明一代近三百年，除去末期因重大天灾和处置失当引起的大规模、全局性的流寇之乱外，其余时间的暴动、造反、起义等等，无论总的次数还是规模都是所有王朝最低的，明朝社会长期的稳定性堪称中国历史的奇迹。如何评价这样的“奇迹”是另一回事，关键在于，这个奇迹怎么来的？
　　
　　就是导致人身依附加强的严格的匠籍制度。譬如中世纪欧洲，主要社会构成是封建领主与其庇护下的农奴，农奴的身份比中国同期大量存在的自耕农低得多了，很悲惨是不？但所谓悲惨的另一面是，封建领主必须为其农奴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否则农奴们放弃自由依附到庄园就完全不值得，农奴制也搞不下去了。因此，中世纪欧洲，甚至包括印度，农业技术水平远比中国同期落后，但农民暴动、造反、起义的次数和规模也低得多。匠籍制度所造成的人身依附具有同样的效果，而且这个效果是和农村人口城市化相适应的；在农村，则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依附关系，这些都是明朝皇帝和明朝政府所愿意见到的。
　　
　　宋代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一个焦点就是社会福利和救济应该由谁来实施：王安石主张加强政府权力，集中国家资源来实施；而司马光则主张“君子代朝廷养小人”，反对打击豪门大户。究竟谁对谁错呢？显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运输落后，信息闭塞传递缓慢的古代，由当地的“君子”就近养“小人”，效果要比“朝廷直接养小人”远为优胜。其实不要说古代，仅仅三四十年前，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全面实行“朝廷直接养小人”的尝试，结果怎样呢？不必再罗嗦。就世界范围而言，最近一百多年才逐渐开始由政府主办的福利项目，部分地实现了“朝廷直接养小人”，但这种制度到今天依然无法避免效率低、损耗大、浪费多、反应慢等弊端。所以，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模式依然是“君子养小人”――“君子”即现代企业，对应于古代的封建领主、贵族豪门、宗族家长和工商业主；“小人”即现代企业雇员，对应于古代的农奴、佃户、仆人、长工、学徒、宗族成员和工商业雇员等等。
　　
　　朝廷既然让“君子”承担了“养小人”的责任，自然也必须让“君子”享有相应的权利：支使和处置“小人”，并能从中获得好处；并且，“养”的责任越重，程度越深，这个权利也必越大，否则“君子”们可不愿干。所以中国古代农村有士绅主导的基层自治，城市也有豪门大户对其庇护人口的管理权。“君子”若不守道德，由朝廷约束；“小人”若不守道德，则由“君子”管教。根据管理学的基本原理，管理对象越多，管理成本越大。对于当时的技术水平，管理少数几个大户比管理几百几千个平民，成效/费用比是最好的，这是几千年无数社会实验的结论。所以旧时才有皇权不下乡的传统，一个县衙门就那么几号人，县令的主要工作只是判案。正因为大量的人口和社会管理工作已由“君子”进行，朝廷才可以减省官吏，降低税赋，实行传统道德所推崇的“仁政”。特别是明代，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相比于在农村时，生活成本更高，收入更不稳定，聚集在城市的人口发生集体骚乱、暴动的危险性当然也大得多，而农村原有的宗族互助也不存在，即使有一点存在（如同乡会等），也是鞭长莫及，力不从心。如果没有大家族、大企业对这些人的收养和管理，明朝一百年也撑不住。明朝皇帝和文官集团一点也不蠢，更不是缺乏道德，他们的见识水平绝不是只会嚷嚷“资产阶级窃据政府权力”之类的左派同志和左派思维所能及的，他们讲究的是真道德，切实可行的道德。
　　
　　当然，这种制度在平时没有大问题，但一遇严重天灾或大规模战争，政府就力不从心。明朝皇帝并非没有发现这些弊端，万历就曾试图改革税收。但这种改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遭到精英阶层的抵制而失败。前文已经论述过，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的落后，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简单地归结于精英们“自私自利”是偏颇更是短视的。而政治制度的落后根源在于哲学思想的落后，那么就引出下一节的问题：
　　
　　四、 中国的哲学思想为何落后？
　　
　　可能许多人又要归之于“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类的思想文化专制，一句话，都是统治者的错。这又未免失之肤浅了。在我看来，古代中国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宿命。
　　
　　在航海技术还很低的古代，中国有限的对外贸易不足以改变其内陆国家的特性，这和欧洲早期的情况完全不同。由此产生的重农抑商意识，及其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前人多有论述，我也不再重复。这里想指出一点，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不是所谓统治者的角度），相较于墨、法、老庄等学派，儒家思想的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当时的中国也的确只能提倡“德治”和“仁政”。
　　
　　假设同是发生叛乱，罗马帝国和汉唐宋明等王朝的应对办法将有何不同？罗马帝国会倾向于坚决镇压，因为不算太阔的地中海恰好提供了运输军队和物资的便利，而且环地中海区域以外不是高山、沙漠就是当时技术条件下还难以生存的苦寒之地（如莱茵河北部区域），叛乱者无处逃跑和隐匿。汉唐宋明就复杂多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会倾向于先抚后剿。如果贸然派兵，路途遥远，耗费巨大，而且不一定有效果――叛乱者即使打不过，也可以轻易地躲进深山密林，你也奈何不得。这种情况就是到了近代依然没有太大改观。如果中央王朝实行地方养兵的政策，倒是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和费用，但很容易又会造成军阀割据，山头林立，可谓两难。
　　
　　所以我们看到，罗马帝国虽然对内民主，但对外――例如战俘、奴隶是十分残酷的，原因是它支付得起暴政的成本；而秦王朝刚想搞点暴政，马上就倒台了。法家所强调的刑名，是一种显性制度，执行方是官府，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即很高的成本来维持，这在古代中国是不现实的。秦以后的王朝总结经验，都强调道德――隐性制度的作用，而且执行方是民间自身，社会秩序主要靠道德来维持，节省大量成本，也不必收重税，可以“仁政”自夸。那么，究竟应选择哪一种道德或哲学思想呢？
　　
　　即使不从统治者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稳定，多数人安居乐业的角度，当时也只有儒家思想最合适。因为古代社会的特点是，生产力水平已经可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远未能做到“多数人共同富裕”。那么，物质的诱惑对多数人已经可以产生极大作用，而社会实际上又根本无力满足他们的欲望。儒家学说宣扬人有差等，君臣民各守本分，各司其职，亲亲尊尊，敬畏“天命”，依从“祖训”，的确能使社会稳定下来。否则人人都“大丈夫生当如此”，“彼可取而代之”，估计中国人早已互相残杀绝种了。事实上，欧洲虽然曾长期保持分立状态，但其核心价值观也是统一的――基督教下的道德。欧洲人村村有教堂，中国人村村有祠堂，教堂、祠堂都是举行道德仪式，进行道德教化的地方，世间事物竟相似如斯。
　　
　　设若中国古代一直保持多个小国并存的局面，那么首先没落的很可能就是儒家。儒学不是一种可以使国家强大，国民素质提高的学说，当政府的能力足以直接用刑名实施管治时，法家就是最吃香的，因为它能立竿见影地扩大政府权力和集中社会资源，符合任何统治者的“自然偏好”，春秋战国的历史正是如此。但是，统一市场的诱惑力实在太大，分立的局面终究不能维持，中国在统一市场过早出现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了儒学，政府也只有克制“自然偏好”，改而推崇“德治”和“仁政”。老子的出世思想过于落后，庄子的自由思想过于超前，墨派则对人过于理想化，对门徒的要求过于严苛，非常人可为。特别地，这两派都没有对秩序的强调，所以都没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非仅仅是统治者的原因。欧洲虽分立而没有抛弃基督教，那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尤其改造后的新教思想并不会成为国家强大和国民素质提高的障碍。基督教以末日审判抑制人的欲望扩张，现在看来的确要比儒学更高明，因为儒学会造成一种僵化的人与人的联系和秩序，从而使社会失去活力和变革的可能，而基督教没有这样的缺陷。
　　
　　这里不是为统治者开脱责任，而是指出，他们的主要责任不在于选择了儒学作为帝国的指导思想，要求统治者也是思想家是不现实的，他们只能从已有的思想体系中选择。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主要责任在于：一、过分强调儒学而打压其他学派，使得社会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后（帝国体制后期）几无可供选择的备用方案；二、对儒学也掺入了许多私货赝品，并加以种种限制，使儒学自身的发展进化也受到障碍；三、错误地将原本只适合和实行于上流社会的儒家思想和礼教通过科举制度推广到基层和民间，这不仅加剧了落后思想的固化，而且造成中国人口是心非行更非，潜规则盛行的情形。
　　
　　关于第三点，必须着重强调，儒学基本适合中国社会的情况是在帝国时代的前期，大概就是由汉至唐这一段时间。由宋开始，儒学已经越来越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至明尤甚。但一种文化和价值观（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有其自我发展的内在逻辑。强大的惯性和惰性在面对社会变化时，很难发现和纠正自身的缺陷，而是企图不断加强自己的统治力来对付那些自己看不顺眼的新事物。于是口头上的调子越唱越高，实行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但私底下的行为却越来越与道德教条背离――实在地说，儒家的条条框框对于普通老百姓是累赘多于得益，但他们没有能力反驳更没有办法对抗这样的说教，只好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于是整个社会的人开始走向矫情和虚伪，真实道德水准反而下降。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现在有些人鼓吹“复兴儒学”的前景到底如何了。
　　
　　或许现代人应以更宽容的态度和更宽阔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不能轻率地斥之为“吃人”，更应看到它也有“爱人”和“护人”的一面，更应看到那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无奈的选择；也不要只看到某些皇帝和官员的荒淫残暴，更应看到没有传统道德的约束，这样的皇帝和官员只会更多，也只会更荒淫，更残暴。但最需要看到的还是，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确已经远远不能引领和支持社会向前发展，甚至早已不能适应社会状况的改变，中国人的确亟需建设一种崭新的文化和道德。
　　
　　另外，当我们谈论“传统文化”（以至所有“文化”）时，不要忘记中国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上层文化，与及和它对应的下层文化。一般地，上层文化流行于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其特征是重视和维护秩序；下层文化即大众文化，倾向于无视和破坏秩序――譬如对“绿林好汉”，“草莽英雄”之类人物，官府和上层人士多以为恶，而下层民众多以为善。古代中国的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微妙的平衡关系。近代知识分子由于其教育背景，对上层文化的缺陷了解很清晰，批判也很透彻；但对下层文化的缺陷知之甚少，严重忽视，更缺乏必要的批判和纠正。此种情形至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尤甚。在一片“砸烂孔家店”的欢呼声中，下层文化失去了制约，其缺陷更被有意无意地包庇、纵容和放大，终于导致一系列悲剧和灾难的发生。教训惨痛，后人可曾记取之？？？
　　
　　五、关于明史的其他一些问题
　　
　　1. 对明朝的总体评价
　　
　　尽管明朝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王朝，伟大的帝国。它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或个别人可以解决的，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几乎做到最好了。特别是，明后期的“产权危机”和精英集团与帝国利益不一致等问题，终究只是对上流社会有影响，下层民众对于生活基本上是满意的。明朝思想自由，学术兴旺，国家开放，这使它至少可以跟得上世界发展的步伐。现在主流历史观对明朝的评价是非常不客观、不公正的。如果明朝早亡五十年，取而代之的将是另一个汉人王朝，文化传承不至于被打断和摧残，更不至于“亡天下”；如果迟亡五十年，火器的进步和广泛装备也足以粉碎任何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企图；甚至如果番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能及早引进和推广二三十年（据载，崇祯年间才由徐光启从福建一带引进到上海，收获颇丰，徐即上书推广这些作物），明末西北地区因严重自然灾害产生的大规模饥荒和流寇之乱也不易出现，明朝也不至于国力被掏空。
　　
　　满清在号称“盛世”的康熙时期与沙俄的雅克萨之战，主流史书吹嘘“大胜”；又说康熙是为了对付噶尔丹才向沙俄让步签订《尼布楚条约》，根本就是一通鬼话。闯进外东北的沙俄士兵顶多三四百人，军需物资更无法保障，如果不是接战后发觉对方火器实在厉害，伤亡太大太难打（八十年代初有部国产电影叫《傲蕾.一兰》，也从侧面反应了这个情况，不知这里多少人看过？），牛逼哄哄的康熙大帝怎肯如此退让？要知道，《尼》约一签，等于宣布放弃了贝加尔湖以东的广阔地域，而贝加尔湖就是自古而来北方游牧民族均视之为圣地的“北海”。几十年后，噶尔丹被灭，满清控制了外蒙全境，离贝加尔湖更近了，也没有试图往北收复该地区的主权，而是与沙俄再签《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段边界，从法律上完全确认了沙俄对整个“北海”及其周围地区的占领（注意：此时沙俄尚未向中亚扩张，乾隆的“新疆”也还没收回，故双方没有对西部边界进行“勘分”，这才是真实的历史）。满清对沙俄如此畏惧，而沙俄的武器在欧洲还算落后的，足以反证明朝亡得多么不是时候。现在有些“民族主义者”以清比明领土更大来支持清优于明的观点，这是以静止的眼光看问题。如果明延续下去的话，随着武器和运输技术的提高，北方的游牧民族越来越不是对手，不仅这里的领土不会减少，而且还将向太平洋和东南亚扩展――大明以水师立国，水战无论对外对内几无败绩，这是满清远远不及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之前的强盛王朝也只会通过武力扩张影响，而明朝开始注重文化渗透的方式，这是一种更高明更值得称赞，也更现代更能根本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夏变夷”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朝鲜，甚至在明亡后二百多年间依然对中华文化深刻认同和怀念。不仅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对中华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苏禄东（今菲律宾）国王就多次朝贡，最后干脆长住下来，宁为中国平民，不作外邦君主。杜同志和其他人的一些文章也有谈到，不过他们不懂得这是明朝文化渗透政策的巨大成功。
　　
　　对于杜车别同志“严厉批判满清”的意见，我完全赞成。不过这里要给杜同志泼点冷水：主流历史观为何崇清抑明你知道吗？为什么辫子戏满天飞你知道吗？最大的原因在于，如果明很伟大，清很黑暗，那么推翻了黑暗的清的A是不是也很伟大？那么推翻了A的B又当何论呢？更早的时候（例如八十年代之前），主流对明、清的评价倒是客观一些，因为那时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还非常自信，认为是绝对真理，无人能匹。后来这种自信没有了，只好四处找稻草撑一撑，居然能找到历史上来，真个佩服佩服。杜同志身为左派，居然体会不出这番良苦用心，唉……
　　
　　2. 对万历、崇祯的评价
　　
　　万历是一个经常引起争议的非常独特的人物，这样的皇帝也只有在明代才能出现。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的度量（或者说脾气）的确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比拟的，包括唐太宗之流在内。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他永载史册，或许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效果――申时行当首辅时，经常采用的劝谏方法就是“命史官载之，使千秋万世以陛下为尧舜之君”。不管万历是否也有这种“沽名”之意，他的个人修养不容否定。
　　
　　万历时期，明朝的经济达到最高峰，空前繁荣。当然这不全是万历的功劳，可能更大的原因是一种经济发展惯性的积累。不过，万历如果实行了一些有碍经济发展的政策，这样的高峰也不可能达到。因此对万历在经济和民生上的政绩如客观评价也肯定不会低。所谓反税监、矿监的事件，以前常以为“阶级斗争”的“新情况”而不断渲染，经杜车别同志严密考证，其实是万历改革不合理税收，增强国力的尝试，为万历皇帝洗刷了莫大的不白之冤。这一点上，杜同志应该得到殊荣。更多的时候，万历倒是倾向于低税率，无为而治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例如将税率由“仁政”标准认可的三十税一减至六十税一，即1.7%左右），实行“藏富于民”，这才是万历皇帝对明朝经济高峰的真正贡献。
　　
　　在政治方面，万历中后期采取对所有派别都保持距离的中立政策，客观上使得任何利益团体都不能单独坐大，以其片面之利损害全局，也省去了许多对独大势力孝敬进贡所造成的劳民伤财。现在不少历史评论指责万历造成“党争”，其实君主独裁制度下任何“党争”要激烈和恶化，背后一定是君主在支持和挑动，譬如之前的嘉靖和之后的天启。如果皇帝谁也不帮，争来争去都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会争出什么结果。因为既然老大没表态，那么谁都不会自动认输，也不会那么容易输的。万历后期的确有东林党之类的知识分子集团出现，传播言论评议朝政，但这其实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与“党争”没有直接关系。万历时期，尤其中后期的“党争”至少可算是明代中后期最轻的，万历这里又被人无端泼了一盆污水。万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思想是一贯的，倾向于无为而治的“自由主义”。当然这种“无为”，是他认为无关紧要或不便由君主处理的事项，而非那些他很重视的军国大事。我们不能苛求万历能彻底解决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因为这归根到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错，不是万历个人的错。在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万历这种不偏不倚，低调处理，淡化冲突的办法，或许才是最不坏的办法。
　　
　　又有人说什么“明朝亡于万历”，其中一个论据是“辽事”之坏也在万历一朝，什么胡说八道。萨尔浒之战明军虽然受到较大损失，但重镇沈阳和辽东一半以上的地方依然在明朝掌握中，任用熊廷弼后形势已稳定下来。仅凭辽东本身的力量就足以自守，关内大规模的灾荒和战乱也未发生，在此基础上平定努尔哈赤集团，杜车别同志说要十年，我看五年就够了。“辽事”真正之坏是在东北全境失陷之后，是坏在天启，不是万历。倒是如果没有万历皇帝坚决打援朝抗日一仗，中国历史很可能要改写，或者东北地区早已丧失到日本手上。要知道万历时期，日本的整体势力可是比努尔哈赤之流高几个档次的。可以说，万历皇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非同寻常。
　　
　　万历主要犯了三个错误：
　　1. 立储问题上确有违反传统道德的企图；
　　2. 对传统礼仪程序，如朝会、经讲等过于忽视；
　　3. 对一些重要职务空缺长期搁置不补。
　　
　　关于这几个错误，我在去年已经论述过，见参考文章[2]、[3]。现在还有许多人如杜车别同志认为这都是些“虚”的东西，或者关系不大，那是以现代社会的观念生搬硬套古代。下面再次逐一说明：
　　
　　1) 关于立储问题：
　　
　　嫡长继承制度，即所谓宗子制度是传统道德的基础。为什么会有这种制度呢？正是因为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资缺乏，如果不首先规定一个继承人，诸子就会为有限的财产争的不可开交，轻则耽误正事，重则自相残杀。那么究竟由谁来继承？传“贤”还是传“长”？古人已经认识到，所谓“贤”是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的，只有传以嫡长，才能根本上解决“领导权”的问题，做到不争――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关于领导权的问题是大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呵呵～～注意：嫡长继承制度不仅是在皇家、贵族、官僚等上流社会实行，同样也要求平民百姓遵守，这样才能保证全社会的稳定。
　　
　　事实上不仅中国，古代欧洲和其他地区都有类似的继承制度。欧洲的长子（注意，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名义上或法律上是不承认“妾”及其子女的）继承制更彻底，因为次子们都不能继承任何财产，最多只能得到一笔很有限的生活费。中国的嫡长继承制度，如果不分家，则宗子有照顾其他兄弟（宗子如是嫡出，未必是长子）的责任，而其他兄弟也有服从宗子的义务（民间有“长子作父”一说）；如果分家，那么一般情况下其余诸子也是会得到比欧洲的次子们多得多的份额，以至有人认为是“诸子均分”制（当然，均分是不准确的，宗子可获得的比例最大，但只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大）。现代有学者认为，中国接近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注：还应补上不分家时的宗子责任制）打断了民间资本的自然积累，同时也使得诸子均丧失了学习和提高技能，自力更生的积极性，从而妨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自然这样的继承制度也有着许多弊端，但在古代的物质技术条件下，那是诸害相衡取其轻的结果；是民间自发形成，再由统治者确认的一种固定传统，有其合理性和权威性，更有其基础性的特征。在君主独裁的帝国体制下，君主不仅应是治国的能手，更多的时候，他还应是道德的表率。现代人一般只注意到古人的能力方面，而不知道更不明白为什么道德在当时是比能力更重要的评判依据――这也很自然，因为生产力落后，你能力再高产出也多不了多少；但如果道德不好，占了别人的份，别人就可能饿死，而不仅仅是吃少点那么简单。如果身为皇帝者也不遵守已经成为传统的道德或惯例，那么除非你能说服臣下子民接受你的新主张（譬如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否则将直接动摇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尤其在强调和依赖道德治国的中国传统社会，嫡长继承又是根本和普遍的原则，万历“废长立幼”的企图，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有人可能会问，清朝不也是“传贤不传长”吗？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吧？首先，满清统治者是胡人不是汉人，他们不遵守汉人传统道德，对基层社会的冲击没有那样大；其次，满清是以“力”（暴力）治国，而非以德治国，遵不遵守道德当然也关系不大；第三，事实上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前，满清统治下的各民族暴动、起义，规模和次数都远远超过明朝同期。
　　
　　不过，对于万历这个错误的后果也不应过分夸大。毕竟他后来也没有违反道德，而是立了长子常洛为太子；并且争储风波后期，文官集团的错误更大一些（参考文章[2]、[3]）。因此万历的这个错误对民间或基层的影响是很有限的，最大的负面后果是在上流社会――造成皇帝和文官集团、精英阶层的互相对立和不信任，总以消极的态度看待对方，对于上层秩序和政府效率是一个重大的损害。
　　
　　2) 关于朝会、经讲等传统礼仪程序问题
　　
　　大概杜车别同志就是认为什么上朝啦，经筵讲学啦都是可有可无的“形式主义”，在自己办公室里批文件发命令不也一样吗？甚至更好，能避免一些当廷拍板的非理性因素云云。
　　
　　看来杜同志是的确不知道传统道德中的“礼仪”作什么用？那绝对不仅是现代人的“文明礼貌”概念。待我来告诉杜同志吧：传统道德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一种人有差等尊卑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所谓“礼仪”就是为了体现和养成这种秩序而必须不断重复进行的练习。
　　
　　譬如旧时的体面大户人家一早起床，子女就要到父母前面叩头请安。子女不这样做，甚至父母不要求子女这样做，都会被人视为“无礼”而贻笑街坊。在这种不断重复练习的礼仪中，父母尊子女卑的秩序就得到体现和强化；秩序不乱，社会稳定才能实现。
　　
　　那么皇帝上朝，百官跪地山呼万岁，皇帝再说众爱卿平身，如此这般，就既体现和强化了君主的“威”，也体现和强化了君主的“恩”，与及臣下的“忠”，等等。这是君主独裁制度的秩序要求。皇帝不上朝，等于父母不要子女叩头请安，那是破坏高下尊卑的大事，绝非现代人以为的花架子。
　　
　　至于经筵讲学，那是明朝中后期形成的习惯：由一主讲大臣讲解某个经典，或者某件历史大事，其他人发表意见，讨论完毕皇帝再请大家吃饭喝酒娱乐。经讲既体现了皇家对学问和教化的重视，也提供了一个相对随意的，可方便皇帝与臣下交流，增进感情和互信的场所，绝对是大好事。
　　
　　如果上朝太辛苦，那么经讲至少是轻松多了。如果万历身体真的不好，不出外祭祀倒也可以理解，二十多年不朝不讲就确实匪夷所思，不象聪明绝顶的万历所为。我认为这里有三种可能：一、万历有些难言之隐，例如脸上生了麻子或瞎了一只眼睛，不好让臣下看到；二、万历和文官集团的关系实在太差了；三、万历有其他目的。
　　
　　希望杜同志加把劲，考证出第一条，否则万历这个错误是难以推脱的了。第二点倒是有可能，不过从万历后期对骂他的帖子统统置之不理的度量看，关系太差应该似乎不至于，“关系太差”也不是皇帝可以回避礼仪的借口。我认为还有第三种可能：早年的万历一心想做传之青史的“尧舜之君”，立储风波后自知已经不可能。当然，万历绝不会愿意留下“桀纣”那样的恶名，但也不甘心自己在历史上默默无闻，于是便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使自己载入了史册。果然，我们到现在还为此议论纷纷。明朝皇帝大多极有个性，万历的心思常人是难以捉摸的，出此“下策”毫不奇怪，只是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啊，老兄！
　　
　　3) 关于重要职务空缺长期不补的问题
　　
　　这一点倒是可以认为万历与他的臣子们关系恶劣。不过另一个可能是，万历认为那些职位是意义不大，可有可无的。但改变官制涉及多方面利益，不应是凭皇帝一己之见就可以随便为之。尽管大臣们多数会反对，一个合格的君主如要这样做，还是必须耐心说服臣下，并按正规程序处理。无论如何，缺职不补当然会极大损害帝国的正常运作，沉重打击官员的士气。奏章不批还可以有内阁处理，缺职不补问题就大了。不管什么理由，这个错误的责任万历是无法开脱的。
　　
　　总的来说，若以现代人重视实绩的观念，万历的功远大于过；若以古代人重视道德的观念，则万历过大于功。那么究竟应该以哪一种为准？如果承认明代，或至少万历时期尚无可能改变整个君主独裁制度，那就必须以传统道德拷问皇帝的言行，很可惜，结论是后者。
　　
　　万历的两位老师，精明干练的张居正和圆滑老到的申时行，还都是常人可以理解的人，但万历的思想超越了常人，甚至大大超越了那个时代。万历死后谥号“神宗”，绝不是什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讽刺，臣子们是不敢也不忍在盖棺定论的场合讽刺天子的，那太小看当时士大夫们的道德水准了。这是他们表达自己对万历皇帝的迷惑和感叹――“神”，当然是常人不能理解的啊！
　　
　　万历性格内向孤僻，喜欢离群索居，独个儿想些“一个针尖上可以站多少个天使”之类的古怪问题，不喜欢也不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人最适合的职业本是哲学家、思想家。当我们为他的失误惋惜之时，更应看到和批判造成这些失误的根本原因：不是万历自己，也不是文官集团，而是将一个不适合做皇帝的人推上皇帝宝座的落后的专制独裁政治制度，与及支持这种落后制度的落后的传统文化。
　　
　　至于崇祯，尽管呕心沥血，节欲俭朴，但他以藩王继统，没有象正式的太子那样接受过完整的治国教育；即位时年纪太轻，缺乏经验，很多决定也难免草率和失误。客观地说，对于明朝走向下坡这一趋势，不是他能扭转的，但对于明朝在最不恰当的时候亡于他任内，却必须负上重大责任。崇祯刚上台的时候，帝国还是基本完整的，其后的饥荒和流寇之乱曾数次很有希望平息，在对满清的战略战术上也并非没有机会（例如洪承畴的锦州之战）取胜。我们应看到他该负的责任，同样更应再一次看到和批判他的悲剧的根本原因：不是崇祯自己，也不是文官集团，而是将一个尚不适合做皇帝的人推上皇帝宝座的落后的专制独裁政治制度，与及支持这种落后制度的落后的传统文化。这样的落后制度和落后文化同样将一个个军事家+武术家（正德），神学家+化学家（嘉靖），工程师+艺术家（天启，可惜木工制品难以象书画那样长期保存）……不断推上皇帝宝座，误了他们一生，更误了国家和民族的前程。悲剧、闹剧早该结束了……
　　
　　3. “关宁防线”真的那么不堪吗？
　　
　　有人总喜欢玩颠覆，语不惊人死不休。远者如秦桧、岳飞，近者如袁世凯、孙中山，当然小小的袁崇焕更不在话下。颠覆本来也不是坏事，只要你的立论的确有理，至少可以启发一下新思维。但为颠覆而颠覆，强词夺理，凭空捏造，以至颠倒黑白，那就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了。
　　
　　网名“左派大佬”者就对袁崇焕恨之入骨，写过无数文章要把袁督师批倒批臭。我这里并不想与此马甲浪费太多时间，也不想一一反驳那些对袁的批评。袁崇焕自然有他的局限，也有他的功绩，留待其他人评说好了。这里且就左佬的其中一个观点分析一下，他的水平是否真的及得上“大佬”，还是个小愤。
　　
　　左佬说（大意），袁崇焕极力主张的“关宁防线”耗费了明朝无数银两和军力，但没有一点效果；而且整条防线局促在一条漫长的战线上，仅有几个孤立的据点，极易受到打击，堪比马奇诺之滑稽和废物。左佬甚至得出结论：明朝亡于袁崇焕！
　　
　　事实上，“关宁防线”最早主张和实施的人不是袁崇焕，而是熊廷弼；袁在崇祯初年就死了，他的死并没有使明政府放弃对“关宁防线”的经营，反而继续加强；由这条“防线”开始到终结，甚至锦州失守，洪承畴投敌，关外形势急剧恶化，清兵亦已多次突破长城，攻入关内侵扰掠夺，明政府都没有改变主意；直到李自成进逼北京，吴三桂才从宁远撤兵。如果说“关宁防线”真的拖垮了明朝，那么至少袁崇焕在其中所应负的责任也是很小的。
　　
　　我们真正应该问的是，为什么明朝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经营这么一条看上去好象愚不可及的所谓“防线”？结论只有两个：1)明政府真的太蠢，亡了活该；2)明政府一点不蠢，蠢的是自作聪明的“左派大佬”。
　　
　　象“左派大佬”这样的人，就是被一些表面的名词就能忽悠个半死。“关宁防线”不过是后人给乱起的名字，它的真正作用不在“防”，而在“攻”！它的实质就是明朝竭力保留得以收复辽东的唯一通道！
　　
　　终明一朝，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收复全辽的决心，所谓议和也不过缓兵之计而已。明军的特点是火器强，但骑兵弱，行动缓慢。因此它要出师复辽，只能持重缓进，稳扎稳打，走平坦大道，而不可能象清军那样绕道蒙区，况且后来内蒙各部也已经臣服或结盟满清。那么由山海关出发到辽东，平坦的大道只有一条，就是被后人胡乱称为“关宁防线”的沿海长廊。如果放弃这条通道，全部收缩回关内，那就必须由山海关向东北打数百里，连克宁远、锦州等重要和坚固的军事据点，很可能还有许多激烈的恶战，才能到达辽河平原的边缘。等到这个时候，恐怕明军已经折损过半了，还有把握收复全辽吗？这就是明朝政府始终不愿放弃所谓“关宁防线”的真正原因。
　　
　　当然，如果明朝政府的思想能进步一点，眼界能开阔一点，放弃“关宁防线”也是可以不妨碍复辽的。这就是发挥海上优势，以水师登陆，或直接溯辽河而上。但明朝政府始终没有作此计划和准备，倒是后来的地方实力派郑成功曾两次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图取长江下游和收复台湾），这就不能不再次提醒我们：明代中国的思想较之西方，甚至某些方面相对于日本，也已经开始落后了，反映在战略战术上就是对海军的作用认识严重不足，只是这个差距还不算太大罢了。
　　
　　4. 对杜车别同志的建议
　　
　　应该肯定，杜同志在考证和研究历史上是非常认真也非常用功的，取得的一些成果也有很大意义。如果不是受左派思想和左派成见的影响，杜同志的成就还会更大得多。其实我是相当为他惋惜的。
　　
　　左派思想的特点就是主张扩大公域，压缩私域，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就是主张中央集权；反映在经济制度上，就是主张政府管制和计划经济。老左派以“阶级斗争”为由无限贬低皇帝，新左派则以中央集权为由无限拨高皇帝，这些前后截然相反的极端观点都远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皇帝是什么？皇帝就是历史存在过的一种有特定要求的职业。老左无视其“职业”的属性而硬是将之丑化为反动头子，邪恶轴心；新左无视其“特定要求”的属性而将之混同于寻常百姓或普通官员。左派思想和左派成见使他们总是选择性失明，于是得出“资产阶级代言人窃据政府权力”，“明朝政治制度超前发展”之类他们想要的，但似是而非甚至方向性根本错误的结论。
　　
　　公域当然不是越大越好，但比公域大小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它应大没大，应小没小？这就和公域的形成方式有关――对应于公共权力，尤其最高权力，则是它的授权方式和组成方式。独裁、专制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政治制度，它本身并没有必然的优劣和善恶属性，但它只适用于人类历史的早期。就中国而言，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在宋代已经开始出现不适应社会变化的情况，明代则更进一步，可以说问题充分暴露，矛盾尖锐激化，的确需要解决了。正是落后的政治制度当解决而没有解决，才使明朝最终覆亡，而中国的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不幸大倒退。研究历史者如果不明白这个基本点，不能摆脱左派思想和左派成见的干扰误导，不管他下再大的苦功，成就也是终究有限的。再叹惜之……
　　
　　去年我本想再写一篇题为《明清易代，宗法社会和中国人的长工情结》的文章，后来没有时间写成。此文即使替代。
　　
　　下面再谈关于民初历史和“袁派”的错误。
　　
　　如题，明朝的政治制度是滞后，而民初的政治制度却是超前。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得从民初社会的“关键事实”和历史对它的“关键任务”要求说起。
　　
　　首先，什么才是民国初年社会的“关键事实”？
　　
　　传统左派的说法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对于传统左派的许多观点，如果你能抛弃左派的词汇和成见，以一个新的角度观察，倒是能够对了解事实的真相有不小帮助。一般地，基于大众取向的左派言论常常能反映出大众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意见想法，只是不能以左派的方式和偏好来分析评判之。
　　
　　民初社会的“关键事实”就是，以机器化大生产为代表的近现代工业经济侵入和排挤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使许多人（不仅是下层，也有上层）不能适应。必须指出，这种不适应至少在短期内是必然的，也是严重的，其可能导致的种种后果更是可怕的。因此，民初社会的“关键任务”就是使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快且好地适应新经济；同时必须尽可能地避免那些“可怕的后果”，尤其“最可怕的后果”。
　　
　　近现代工业经济较之宋、明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有很大的不同：
　　
　　一、
机器的使用千百倍地提升了生产力，同时弱化了个别劳动的价值，因而使得雇主和雇员贫富分化远远超过宋、明时期，这种贫富悬殊很可能超出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多数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可能超出他们的想象力和理解力，而人们对于这样的事物通常作出的评价却是负面的（注意，这里并没有说这个评价正确与否，只是指出一种普遍的事实）；
　　
　　二、
近现代工业经济所制造的物质诱惑又千百倍地强于古代，哪怕只有一点点“发达”的希望，农村人口也大量流向城市。这些人口在没有经过足够的培训和实践之前，当然只能从事低技术低收入高强度的工作，生活环境很差，生存状态恶劣，于是必然加剧人们（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和官员）对新经济的负面评价和非理性情绪；
　　
　　三、
古代社会行之有效的宗族互助关系根本无力支撑人们发家致富的强烈欲望，并且由于离乡别井，投身到陌生人的社会，原有的互助关系也必然大为减弱；即使在农村，在近现代工业经济的排挤下，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必然下降（即左派所谓之“中国农村破产”）；
　　
　　四、
机器化大生产要求劳动者必须执行严格的劳动纪律，服从管理者的安排，必然对不服从纪律和管理者给予制裁，这又使得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社会出来的，以散漫化为主要特征的人们非常抵触；
　　
　　五、 分工细化和生产集中又使得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异常复杂和激烈，远非古代社会可比。
　　
　　以上只是近现代工业经济的一般特征，对于民初社会来说，还有以下特殊情况：
　　
　　六、 欧美进化到近现代工业经济是一个数百年的过程，而民初中国几乎是一下子的跨进（虽然只是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的跨进），之间缺少一个足够的过渡和缓冲期；
　　
　　七、
如前，传统文化和道德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却没有一个新的文化和道德取代，由此出现了普遍和严重的社会失范，恶劣者更恶劣，善良者更吃亏，势必加剧人们的非理性情绪；满清长期的高压统治和愚民政策又使国人素质普遍低下，崇拜权力，思想简单，易走极端；
　　
　　八、
由晚清开始，中国和中国人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华人不过猪狗，华工更被直呼“猪仔”，巨额赔款，大片割地，关税不能自主，租界林立，洋人和外国企业享有种种特权……外国资本对本土企业的冲击和打压在不平等条约下的确加倍严峻，虎狼窥伺的中国的确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民族危机。此时要人们很理性地看待世界，很平和地实行只有在平和状态下才能搞得好的民主政治，现实程度有多大？
　　
　　九、
也是由晚清开始，地方实力派逐渐抬头，架空中央政权，这对于推翻满清的确起了很大作用。问题是这些军阀和政客很少有足够的民主政治素养，要他们乖乖地交枪交权，维护一个统一的国家和统一的市场（这是历史传统，也是经济发展的要求），现实程度又有多大？
　　
　　十、
最重要的一点，一个破坏力更大的“主义”，正在以某种极具诱惑力和煽动性的姿态浮出水面，正处于它的快速上升和扩张期，而当时不要说中国，全世界对它的前因后果也很少人能看得清。
　　
　　因此我认为，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最有利时机不是清末民初，而是1945~46年间。民初短暂的民主政治是注定要走向失败的，因为当时社会根本不具备足够的支撑条件，它也无力完成时代赋予的“关键任务”――使中国社会和中国人适应新经济，解决民族危机，并且避免为世界的极左狂潮所淹没。所以说，民初的政治制度才是大大超前了。民初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任务决定了一定程度上的集权和威权是必要的，也是有利的，但象袁世凯那样复辟帝制则行不通，帝制不仅早已过时，而且声名已经太臭了。
　　
　　袁派及其拥趸们声嘶力竭地咒骂孙中山独裁专制，但依我看，孙中山即使真的独裁专制，在当时而言也是必要和有利的独裁专制；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和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路线图，才是真正能符合中国国情，化解民初社会矛盾，并完成时代赋予的关键任务的唯一正确途径。孙中山的独裁专制也非一开始就是如此，而是经过民主政治尝试的不断失败后才逐渐强化起来的。民主政治为何失败，才是孙中山为何独裁专制的根本原因――如果孙中山的观点得不到那么多人的支持，如果不是那么多人也认为民主政治不能操之过急，孙中山一个人有那么大能耐独裁专制吗？袁派们不总是嘲笑孙中山不过是个洗大碟的吗（可见袁派们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古人也知道英雄莫问出处，袁派还远不如古人）？
　　
　　当时许多人，哪怕是许多知识分子也不过是对民主感到新鲜好奇，不过是因为民主概念本身具有的吸引力而喜欢它，鼓吹它，就象现在网上许多只会高调民主、高调人权的人那样，谈不上对民主有何深刻的认识和坚定的信仰。而对于多数下层人士来说，上流社会民主不民主对他们改善生活的迫切愿望没有直接帮助，民主化初期的混乱多变让他们感到惊恐不安和无所适从，民主政治要求的独立人格和公民意识也不是他们所具备的，甚至不是他们所喜欢的――或许他们更喜欢“前清那会儿，万事总有个理”（张国立主演的某电视剧语），好歹还有个“父母官”为他们打点一切，哪怕只是一个谎言，但他们宁可相信这样的谎言。因为他们不喜欢负责任，不喜欢自力更生；他们喜欢的是占人便宜，能让他们占到便宜，或至少保留占到便宜的希望的制度，他们就认为是好制度――这也是明清时期大家族和大企业人身依附关系的遗毒。
　　
　　要消除这种遗毒，必须大力进行公民教育和宪政教育，开启民智，使人们能以理性客观的态度看待问题，积极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同时积极发展经济，大力进行近现代科学文化教育，提高国民的知识技能使之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并使社会能提供更多更好更丰富更便宜的产品，缓和社会矛盾，减少人们的非理性情绪和危险倾向。这是宪政民主得以实现和稳定的必由之路，也就是孙中山所主张的“训政”阶段――不过，他用了一个很不明智的“训”字，极易成为受攻击的把柄，但事实的确如此。
　　
　　并且光有思想教育还不行，教育和福利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因为多数人的认识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在中国，由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人们普遍极力追求现世和下代的幸福，象欧美富人那样自愿捐出大量遗产的情况在中国很难发生。因此宗教组织和其他近现代民间团体、慈善机构对弱势社群的帮扶救济作用极其有限，而传统的宗族互助不是力不从心，就是趋于瓦解。许多中国人也没有为自己的选择主动承担责任的素质，而是一有不顺即推托到他人，推托到社会，甚至梦想不惜一切手段“悔棋”和“翻盘”，这样的言论行动居然也能为许多人所同情支持。此时，一定程度上的国家强制福利就是必须的妥协，是为实现社会转型和新经济稳定成长所支付的必要成本，是尽可能减少“赌者不服输”和削弱“不服输”的理由，避免非理性情绪越滚越大的必然选择。这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扶助农工”等政策主张，可以说招招击中要害。
　　
　　当然这些主张也遭到了部分资产者（包括资本家和地主等）及其支持者的反对（传统左派则认为是“不彻底”），他们反对的理由也被某些时人和今人（如袁派等）不断引用以攻击孙中山。那么，民生主义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违反“人权”了么？消灭私人企业，阻碍经济发展了么？看看台湾的实践就知道，根本没有，相反更是促进。所谓“平均地权”的意思不是平分土地所有权，而是让全社会享有土地增殖的收益权，类似于当代的土地增殖税性质，另外国家再购回部分私人土地分配（出租）给需要的农民耕种。这样的土地制度改革当然比“打土豪分田地”温和人道得多，更易于为土地所有者接受，对于工业化初期降低土地要素价格，促进近现代工业的成长也是有利的。“节制资本”，左派自然强调“制”，即限制，但孙中山什么时候说过一个企业不能超过多少人，不能超过多少资本吗？根本没有，孙中山强调的是“节”，以“节”来“制”，即以新的法律、道德体系规范资本的行为，引导它们进行合法有德的市场竞争，并使它们超越片面追求个人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行为模式，自觉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应该说，这是任何市场经济都提倡的目标，也是现代那些跨国公司自我标榜的通常内容。“逐利”是人之本性，不需要谁来教才会，只要你不去限制它就行；而要逐利之人也“重义（义者，责任也，故曰义不容辞云）”，非得长期教育和培养不可。
　　
　　再看政治方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妨碍了民主政治的实现么？还是再看台湾的实践就清楚了。首先，孙中山至少设定和公开宣布了宪政的最终目标；其次，孙中山还为实现宪政规划了明确的路线图；第三，孙中山对世界民主政治理论的贡献也是独到的，例如提出监察权、考试权和五权宪法。现代西方国家的监察权多数由公众，主要是媒体行使。由于媒体本身的商业性目标，而且不熟悉公共权力运作的内部情况和逻辑，它的监察效果实际上要打不少折扣，同时经常立论偏颇，内容无聊（追逐人咬狗之类的新闻）也不负责任。因此公众和媒体的监察权自然不可或缺，但同时有一个专业化、非盈利、有实权的正规监察机构，将能有效地补救这些弊病，两者相得益彰。事实上，孙中山本人可有禁止民间办报和民间的批评声音吗？至于对公务员和法官的水平进行考核，应在行政、司法机关以外的单位进行，当然也是非常好的设计。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现在台湾“总统”权力过大的弊病，不是孙中山原有的方案，而是1947年以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为主召开的国民大会修订宪法的结果。孙中山虽在民国初年任过总统，但后来多以“大元帅”或“总理”自称，其遗嘱也叫《总理遗嘱》，非《总统遗嘱》。
　　
　　袁派及其拥趸们倒打一把，将民初民主政治的失败归之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破坏”，这不是愚昧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实现民主政治的最大责任，从来就是实力最大的派别，相对弱小者是容易妥协的。如果实力最大的派别也真心赞成和实行民主，民主又是多数人的期望，那么谁也拦不了。所以，满清时期没有民主，只能怪满清政权；民国初年民主政治消亡，只能怪袁世凯和北洋军阀；1945~46年宪政改革失败，只能怪蒋介石集团。袁派的言论左看右看都逃脱不了混淆为实现宪政民主而进行的必要的阶段性独裁专制和真独裁专制的区别，逃脱不了挖空心思为某势力“曲线回护”之嫌――将孙中山和国民党搞臭，究竟对那些人最有利？？？或者说，那些人最害怕看到国民党的复兴？？？
　　
　　最后看看孙中山对于当时极左思潮的态度。孙中山对老马的“剥削”和“阶级斗争”理论是不赞成的，曾多次在公开演讲中表示过质疑和反对。另外，张学良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孙中山逝世前与其在北京回面的情景：孙对张说，“你们东北青年夹在红白两个帝国之间，责任很重啊！”当然，这样的采访录在内地是不会播出的，我是在香港电视看到。后来国民党为何有“清党”，为何有“宁汉合流”？如果不是多数国民党人认同“联俄容共（注意不是联共）”在孙中山的本意只是权宜之计，怎么清得起来，合得起来？孙中山从来没有“新三民主义”之说，三民主义从来都是指民族、民权、民生；“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则向来被（不管左或右的国民党人）称为“三大政策”。请注意其中的根本区别。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要人们完全不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与它硬碰硬正面对抗不是粉身碎骨也是得不偿失，唯一的办法是设法驯服它，引导其回归正轨，发挥左派的某些积极因素，让它能为中国的进步作出贡献。孙中山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这一设想最后的实践失败不能说是设想本身的失败，或者孙中山的失败，而是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介石，个人品德和能力不足，既无法整合全国，甚至无法整合国民党自身。当然也是其他一些人所熟知的历史事件使然。
　　
　　1945~46年为何才是实现宪政民主的最佳时机？首先，民族危机已经大大缓解，租界、关税、治外法权等一系列重要国家主权已经收回，中国成为“五大战胜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国际环境大大改善，因此以民族危机为理由煽动某些非理性情绪已经很少有市场；其次，极左运动的阴暗面开始暴露，人们初期由于不了解对之抱有的美丽幻想已经大为消退，苏联忙于战后重建，自顾不暇，中共则主张保留“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相对于其三十年代的立场是重大的修正；蒋本人和国民党的声望在抗战后初期颇高，而第三方势力如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等也有很大发展。按照这个趋势，中国完全有可能建成类似英国的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三足鼎立的宪政民主格局。
　　
　　现在许多人以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是中共胜利的原因，其实那只对下层社会有效，对于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来说，更多的是宣传民主、人权和反腐败等放之四海皆准的主张。中共早年遭到过严厉镇压，不管其中是非，它对放下武器的后果心存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主张“先国家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其实没有必然的对错，只要双方，尤其当时实力最强的一方真心诚意，制订一个切实可行、双方均可接受的渐进时间表，没有解决不了的。然而蒋介石骄傲了，固步自封，唯我独尊，完全没有照顾到异己势力已经有很大发展的事实，完全没有考虑到宪政民主条件已经成熟，社会呼声很高，再不真正实行必被反噬的后果，更没有看到国民党已经开始腐败和走下坡路的趋势，只有宪政民主才能使它改造自身，重获活力，而企图仍以一党甚至一己（蒋介石集团）独大的姿态把持宪政改革。1945年以前的蒋介石不断取得成功，正是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了孙中山思想和路线的结果；1945年以后的蒋介石迅速失败，恰恰是违背了孙中山关于宪政民主最终目标的教诲和指示的惩罚。
　　
　　两年前我发过一篇对“袁派”观点的批判（参考文章[4]），其中1922年陈炯明叛变以后的部分由于个别马甲的干扰破坏没有继续写，此文即是补完。
　　
　　参考文章：
　　
　　[1]货币战争错得没水平，杜车别同志错得还有些水平
　　[2]关于杜车别同志的其他一些错误
　　[3]说一说申时行兼与秋风先生商榷
　　[4]历史岂是妄人妄语――就清末民初若干问题驳袁派史论家
　　[5]人民，如此人民――误人子弟的左派思想之一
　　[6]民主的最大功能和自由的必要代价――误人子弟的左派思想之二
　　[7]艳照门，性道德和善恶的起源――误人子弟的左派思想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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