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续）

   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续） 　　几天后，郭世英见到我，他还想着小罗的事。他说，我估计像小罗爸爸这样的倒霉的事情各地都有。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要找什么资料只是举手之劳。不仅能让很多人免于无妄之灾，更能方便我们大众。看来我应该改学图书馆管理专业，这个类似索引的学问太重要了。他又说，现在我们就可以做点事，我想编一本《鲁迅语录》，像编《毛主席语录》那样，每一章专门选录一个题材。还可以编一部《鲁迅著作索引》，如把鲁迅文章中凡是写桑树的，凡是提到嫦娥的，都找出来，分门别类，这样人们要找鲁迅哪篇文章哪句话，不就非常简单了吗？他想马上着手这两件事，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干？我当然愿意。他说，我还要找几个朋友一起来做，这种工作可以分头进行，最后汇总就行了。
　　那个时候，除毛主席的著作外，最容易找到的书就是鲁迅的著作。郭世英给我布置任务了，他让我把鲁迅论“青年”、论“国防文学”等几个专题的话都找出来，抄在他给我准备的卡片上。他还让我想想，如何编《鲁迅著作索引》，在他看来这是比编语录更大的事。我很认真地编《鲁迅语录》，前前后后我弄了近一个月，抄了厚厚一摞卡片，交给郭世英去汇总。我告诉郭世英，要编索引，看来非常困难，不是几个月，也不是几个人就可以做的。他也说，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考虑和实践，我也觉得这事太难。一个鲁迅就这么难，要是想把譬如“鲁迅”这个名字，从浩如烟海的图书里都找出来，按我们现在的做法，根本办不到。也许未来科技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会有一种办法，我盼着。
　　电脑科技的发展，网络工程的问世，现在郭世英的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但他没有盼到。当我把郭世英的名字输入到Google里、打入“百度”中，不到一秒钟有关“郭世英”的条目就跃出，分别有14，500条和17，300条之多！这时我感觉世英大哥又回到我旁边，无言地望着他自己的名字，啊！我的愿望实现了，他心里一定这样在想。
　　我现在马上就要写到郭世英的最后日子。这是我最难和最不愿意再去回忆和触及的。人生最残酷的不过如此，当我以发抖的手敲击键盘时，请原谅我会激动而出现的语无伦次。也不要嫌我啰嗦，因为郭世英的遇难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要让人们从农大这个社会的一角，看到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相对的“好时光”到了1968年就不再。学校的形势变得很紧张，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批斗臭老九的声势一日高过一日。我们这些“逍遥派”已经不敢再逍遥，每天都要参加各种没完没了的，由学校里、系里或班里造反派头头组织的批判斗争大会和小会，曾经喧嚷一阵的“复课闹革命”，只有“革命”，再听不到“复课”的声音了。打人的事经常发生，不断有什么人被打死或什么人自杀的消息传出。大概是2月份，学校的工会副主席安铁志，实在不能忍受折磨，从关押他的教室逃出，爬上大烟筒顶部，跳了下来，成为当年我听说的学校第一个殉难者。我还亲眼目睹了他们的一次施暴过程。有一次，我想到学校外面办什么事，刚走到校门，就看见几个戴红袖标的人，抡着皮带抽打一位中年人。一面打，一面还大声骂：“打死你这个狗特务！让你跑！让你跑！”那人很快就被抽得躺在地上，浑身是血，不再动弹，死活不得而知。
　　我想郭世英的处境一定也非常危险。每次见到他，我都要叮嘱他要特别小心，自己保护好自己。他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但他可能有某种预感，免不了一场大难，我们交谈不再轻松。4月初的一天，他告诉我，他们班的造反派命令他，不许乱说乱动，只许老老实实呆在学校，准备随时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他说，什么革命群众，就是他们那一帮人。我很担心地问他，他们不是还想翻你的老账吧？他说，看来他们是想从我的老问题开刀，另有图谋。你没有看大字报说吗？是谁胆敢把X反革命集团的那些人，特别是我就这么不痛不痒处理了？要揪出包庇我们的人。我问，哪你怎么办？他说，听天由命吧！小妹，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农大是我这场悲剧的落幕。我的意思是说物极必反，我相信悲剧落幕后，我会和你们一样的人，真正成为一个有知识的新农民，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农大好像很早就成立了革委会，（至于1968年4月以前是否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我已经记不很清楚了）革委会掌管学校的大权，学校的斗批改以及清理阶级队伍的事，都是由革委会布置。我听说当时掌管农业口的是姚文元，而王力、关锋、戚本禹那几个文革干将亲自抓农大的运动。我现在想，这些人几次接见农大革委会的负责人，是否曾经说起郭世英的事？是否暗示过他们，要从X这个案子处理入手，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革委会和他们系里的那些人才有恃无恐，拿鸡毛当令箭，猖狂之极。我的猜测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郭世英就是在4月初在我们那次聊天时，提过“郝爸爸”和“郝妈妈”两个人，说他不知道以后再见到“郝爸爸”和“郝妈妈”，说些什么才对得起他们。我没有问他，“郝爸爸”和“郝妈妈”是谁，但两个很奇怪的称呼困惑我多年，我一直以为是两位职位很高的领导，但我又想不起有什么姓郝的高级干部。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我曾把“郝爸爸”和“郝妈妈”分别或单独输入“百度”和Google查询，但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条目。而我从周国平的《岁月和性情》一书中看到有这样一句：“世英死后，周恩来来到郭家，还曾说了，世英是为我死的，这样一句痛心而内疚的话。”各种资料也表明，周总理确实曾经关注和参与处理X这个案件。那么农大的那帮人当年对郭世英下毒手，真正的目的是否就是奉姚文元等人的暗示，针对周总理的呢？郭世英说过的那个“郝爸爸”和“郝妈妈”是否就是指周总理和邓颖超呢？我希望我的猜测能够得到证实。
　　4月中旬，我们系的副教授刘书芹被关了起来，连夜毒打审讯，要他交待问题。打人的事，都是那些造反派的中坚份子亲手干，不让外人看的。事后，他们把刘书芹送到我们住的5号楼的地下室，把我叫来，命令我给刘老师的伤口上药，给他吃消炎药。还说，这是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不能让他死了。每天当我面对遍体鳞伤的刘老师，我难受极了，心里愤怒地咒骂那些混蛋。我更担心郭世英，千万别落到这些人的手里，他们就是法西斯！
　　一天，我到校医务室，为刘老师拿药，取些处理外伤的纱布药棉。在排队取药的时候，我听前面两个人很小声地说，我们把郭世英那小子抓了回来，晚一步他就投敌叛国跑了。还说，正在审问，他嘴硬得很…… 我一听，头嗡的一声，眼睛一黑差点摔倒，扶着墙，强作镇静，想继续听他们说。他们似乎发现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就不再说什么。我最怕的最担心的事，到底发生了。
　　我走出医务室，坐在医务室的台基上发呆，脑子一片空白。我说过，我遇事特别没有主意，就这样不知坐了多久，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想，最重要的是赶快搞清楚郭世英现在被关在哪里？设法和他见见面。我站起来，在宿舍区，在教学区还有校园到处乱转，希望能发现点关押郭世英的线索。我还跟踪了他们班的人，可是没有结果。看来，这次他们对郭世英采取的行动是有计划安排缜密的，很可能就是校革委会一些人组织的。如果真是那样，郭世英现在的状况就更糟糕了。
　　那时农大校园的许多建筑物包括家属宿舍，都关押着众多所谓的牛鬼蛇神，和称为反革命分子的无辜群众。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和自杀，看管得相当严，要想从中找到郭世英，谈何容易！我个人看来没有这个能力了，我想起一个老乡，他也姓郭，畜牧系的饲养员，出身好运动积极，被系里三结合到革委会里了。从我平时对他的了解，他还算有良心，看不惯那些打人折磨人的造反派的行为。我对老郭说，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被抓了，我想见见他，问能不能帮忙。老郭问了问情况，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想想办法，我不知道这事，要先打听他被关在哪里。他让我等他的消息，晚上在食堂门口见。
　　离开老郭那里，我回到宿舍，心乱如麻。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学校里的扩音喇叭一天到晚都在声嘶力竭广播，不是说什么斗批改形势一派大好，就是牛鬼蛇神你们听着等等那些千篇一律的吼叫，天黑了也不停止。我六神无主，什么事都做不了，干脆还是到食堂门口等老郭去。
　　我到食堂门口，在那里等了好久，总算把老郭盼来了。我焦急地问怎么样？老郭说，他打听到前天和昨天郭世英先是被关在教学楼里，今天下午又转移了，具体什么地方他不清楚。原来郭世英已经被他们抓来有两天了，如果不是在校医室偶然听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问老郭，郭世英有没有挨打？老郭说，怎么没有？！他说，虽然我没有见到郭世英，但听他们透露说，怎么打他，他都不说话。老郭这么一说，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老郭说，别哭呀！哭管什么用，我都见不到他，你也别去找他了。你说他是郭沫若的儿子，你不如去找郭老，没准会有救。听老郭这么，我想起了可敬的小姑娘罗湘漪。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像小罗那样？我应该去郭老家，把消息告诉他呀！会有救的。我谢过老郭，忙回宿舍取些钱，准备进城。
　　谁知这时来人，催我去地下室给刘老师换药，我这一天，昏昏沉沉的，只想到郭世英，把刘老师给忘了，我匆忙到地下室。看到刘老师的伤口又多了几处，旧的伤还化了浓。我心里一边骂那帮家伙，一边骂我自己，我没有来及时给刘老师吃药和换药。我这是怎么啦？郭世英和刘老师都是受难者，我不应该顾此失彼。我静下心来，为刘老师处理了伤口。我求监视我们的那个同学，你们就手下留情吧，再这样折磨下去，他可就危险了。那同学看没有别人，就悄悄对我说，我没有打他，我也恨他们，但他们就是不放过他呀。我坐在刘老师身边，见刘老师双眼紧闭，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突然，我听刘老师轻轻地问我：“几点钟了？”我没有手表，看守我们的同学说，12点都过了。刘老师又问：“今天几号？”我说：“4月21号，哦，应该是22号了。”1968年的4月22日，那一早一晚将要发生的两件事，让这个日子铭心刻骨！
　　刘老师再没有说话，好像睡着了。我回到宿舍，不知道时间，只知道太晚了，根本没有公共汽车，只好等一早再进城，去郭老家。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起床之后就是一阵疯狂。天一亮，大喇叭先是高声播放那个神圣的乐曲。随后，全校师生，包括家属在内（专政的对象除外，据说他们在被关押的地点，有一套专为他们设计的，早晚向伟大领袖请罪的程序），必须列队到指定的地点，面向东方，或面向伟大领袖和他亲密战友的画像做“早请示”，要高呼“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凡三次，要高声念《语录》好几段，还要跳从东北才引进不久的“忠字舞”数节。这样的一套程序走完，半个小时过去了。
　　人们散去，我急急忙忙就往校门口走。就在这时，我发现许多人往6号楼那边跑，隐隐约约听说，有人跳楼了。我没有随人群拥向6号楼，一则，我有要事进城。再则，这种事从2月份安铁志自杀开始，几乎隔几天就会发生，不是我麻木，而是不忍，不忍去看，也不忍去听。早上乘车的人多，又是星期一，我在公共汽车站耐心等着。这时就听新到的，一位来等车的人说，刚才又有人跳楼了，听说是郭沫若的儿子。郭沫若的儿子！我一听顿时傻了，脑子一片空白，在那里一动不动站着。车来了，大家蜂拥上车。车走了，车站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忘了我是怎么回到学校了，也忘了我是怎么把脚步移到6号楼的。楼外还有许多人，七嘴八舌低声议论着。从人们的低语中，我知道就是刚才，大约还不到半小时，郭世英遇难了。大郭，我的大哥，他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不敢走过去，不敢再往前看。我分开人群，走回自己的宿舍。宿舍里空无一人，我把我自己包在被子里，放声痛哭。
　　我不相信他会自杀！想起我们最后的那次见面，他告诉我，他最大的愿望是将来当一个有知识的农民。这个愿望不很宏伟，也不浪漫，但很现实。是他从苦难的经历中最终自己选择的，他为什么要放弃？
　　我不相信他会自杀！虽然他最后在农大的日子非常险恶，像是要越过激流。但他见到一块露出水面的礁石，就跳上去，见到另一块，再跨上去。他就这样涉足，已经快到彼岸，他为什么要跳到水里去？
　　我不相信他会自杀！他的女友在等他，他的父亲和母亲在等他，他的兄弟姐妹在等他，他的朋友包括我这个小妹也在等他。他曾经告诉过我，他的弟弟去年的死，给他的父母造成巨大的悲痛，他的生命对他的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难道他会自己去结束它吗？
　　我不相信他会自杀！面对那帮恶棍和匪徒，他有思想准备，他对我说过，听天由命吧！我想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被他们折磨死，他也要维护他做人的尊严和为人的道德准则。
　　我在痛哭一场后，揭开被子。我对自己说，不行，我得出去，我要尽可能了解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要不就晚了。
　　我走出我住的5号楼，看到还有人围在6号楼周围，有些好像是警车的车辆停在楼前，有人守在那里不让人们走近。我走来走去，打算通过群众的议论，发现目击者。但虽然议论纷纷，我始终没有听到一个有价值的声音。
　　我又回到宿舍，同寝室的几个同学也在说着对面楼里今天发生的惨剧，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尽管除了我之外，别的同学都和郭世英没有什么交往。这时一位同学说：“我们楼上畜牧系的一个同学亲眼见到郭世英从楼上掉下来……”我马上问：“谁看到的？”那同学说：“就是那个领我们每天跳忠字舞的同学。”那位同学我知道，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不过不清楚名字。于是我上楼，在四楼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位同学，她姓李。我直截了当问：“听说你看到了郭世英坠楼的过程，是怎么回事？”她也很爽快，说：“不是我亲眼见到的，我当时不是在领舞吗？刚结束，我们在楼侧怎么能看到？是她。”小李指着旁边另一位女生继续说：“她是我中学同学，现在在航空学院（或化工学院，我记不很清），昨天来的，晚上就住这里了，她看到的。”我就请那位外校的同学谈谈经过。肯定她已经不止一次向同学们说过，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
　　她说：“今天一早，你们都去早请示，我是校外的，没下楼。广播那么响，我也睡不了啦，起来望着窗外梳头，面对的就是那座楼。”她用手指了指，知道她指的就是6号楼，和这座5号楼外形结构都一样。
　　她继续:“我正梳着，突然看见对面楼靠左边一点有个人往下掉，肯定是人，头朝下，一下子就砸在地上，发出很沉闷的响声，因为下面有树挡着，我没有看见砸在地上的样子。我吓坏了，下意识往上找，就看四楼窗子开着，”
　　她让我看那个窗口，那窗口和我们现在的位置一样高，稍斜向我们，还是敞开着的。她说：“别的楼层没有开窗的，那开着的窗口里有两个人影，那么一晃就没了。”
　　我急忙问：“确实有人影？”
　　她说；“没错！本来我以为人是从楼顶上掉下来的，我眼睛那么一扫上去，就看那扇开着的窗里人影一晃，一晃就没了。肯定那人就是从那窗口掉下来的。是里面的人给他推下来的，还是他跳下来的，我没看到。整个过程也就二、三秒钟的样子，吓死我了。”
　　旁边小李这时说话了：“我当时随着人群往出事的地点跑，还没到那里，有同学跌跌撞撞逆人群往回跑，拉着我就走，说太惨了，太惨了，别去看了。我问她，谁呀？掉下来的？她用手捂着嘴说不知道，不知道，手还反绑着的，不说了，不说了。”
　　我又问了一些情况，走下楼再回到自己的寝室，零零碎碎的画面在我的脑子里晃动，让我欲哭无泪。
　　一般来说，女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较男生差，我就是这样，我无法冷静地把同学们说的和自己看到的很好联系起来，对郭世英的死因做出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判断。多是从郭世英的个性上肯定他不可能自杀，而是被害，但又理不出一个头绪。
　　一天下来，我不知道怎么过去的，除了郭世英的形象在脑子里忽闪忽现外，就记得我还要给刘老师上药，别忘了。我一天哪儿都没去，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去地下室。可今天很异常，有人把守下去的门，让我回去。我争辩说，是你们让我来给刘老师上药的，怎么变了。他不听我解释，说让你回，你就回，哪有那么多话！
　　我只好回宿舍，心里想着刘老师，要是今天不换药，他伤口肯定会恶化。我这一天身心俱疲，迷迷糊糊躺在床上。也不知何时，就听耳边有人说，又死人了，刘老师自杀了！我以为是做梦，一下坐了起来。睁眼看，是同学在床边。我急忙问：“谁？刘老师，刘书芹？”她点点头。
　　1968年4 月22日，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天！我不能再写了。　　后记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我也沉默了这么多年。这几年，关于郭世英的回忆文章又多了起来，我想原因之一是，人们在新的时代发现了郭世英生命闪光的价值。我仔细阅读了我所能看到的有关文章，也很关注由郭世英和X事件引发的官司。郭世英的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人。我现在回想一下，郭世英在我一生中的位置，不能说重要得影响了我的一生，但他是让我最怀念的人。我们有过近两年的交往，那么多年过去，他的音容宛在，可见他人格的魅力。我后来从事了遗传学的科研，这多少也是受到郭世英的影响。而他对我说过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句话，也成为我为人处世的一个原则。
　　我一直耿耿於怀的是郭世英的死，他死得蹊跷。说他是自杀的，我认为根本不可能。面对强加于他的“自绝于人民”的结论，我愤怒，但我当时只能以沉默来面对那颗“霸道和强权的钢印”。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多年的科研实践，我的逻辑思考能力比以前强了许多。我冷静地思考，把那天听到、看到的一切综合起来，我敢肯定，郭世英的死，是谋杀而不是自杀。
　　我是这样推断的：那位北航（或北化）同学看到郭世英坠楼瞬间，四楼窗口有两个人影一晃就消失，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如果郭世英是自杀，当时的屋内会有两种可能，一是宿舍除郭世英外无人，郭世英跳了下来，这样窗口不可能看到人影。如果有人影，也是事情发生后，看守者发现，跑到窗口，往下观察，而这个过程再快，也要几秒钟，而不可能是在出事的瞬间。二是有人，郭世英往下跳，看守的人会立刻跑到窗口，去拉他，但没有拉住，郭世英跳下去了。他们会很惊慌地站在窗前，往楼下张望。这个过程怎么说，同样也会持续几秒钟，然后他们才会掉头往楼下跑，而不可能一晃即消失，这不符合常理。这两种假设的情况都没有出现，那么肯定郭世英就不是自杀。逻辑的自然推理就非常简单了，郭世英是他杀，是窗口后的人，起码两个人，他们把郭世英抬上窗口，然后把他推下去。为什么两个人一晃即消失，唯一的解释是，他们怕人看见，因为他们是杀人犯！
　　再来分析郭世英是否自己爬上窗口，跳下去的。我以为根本不可能。郭世英的手被反绑着，这不仅小李的同学看到了，各种文章也都提到了。反绑着的人，即使是身体很强健，在没有别人的帮助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升起来”，升到一米多高的窗口处，还能再用反绑的手拔开插销。试想，这时他身体的位置在何处？虽然我没有去那个房间，不过这几座楼的结构都一样，那窗台只有几厘米宽，他能在上面稳住吗？更何况郭世英浑身是伤，三天的拷打折磨已经让他奄奄一息，也正如一些文章写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完成几个高难动作才有可能从窗口载下去。他又不是超人。而我更以为那天早晨，他们又对郭世英毒打，或者把他打死了，或者打得他只剩下了一口气。他们到底还是心虚，就把他从窗口推了出去，造成自杀的样子，逃避罪责。
　　最后来看那些暴徒绑架郭世英的目的，说他是想投敌叛国，这是抓他的借口。真正的目的是想撬开郭世英的嘴，得到他们想要达到的抓幕后“包庇者”的不可告人的阴谋。如果目的达到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有爆炸性的新闻满天飞，可是后来并没有这方面的什么新闻出现。可见郭世英在他们面前不屑开口（我在郭世英遇害的前一天，在校医室听到两人对话，他们说郭世英嘴硬得很，什么都不说，就是证明），或根本不谈他们想要的，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最终，恼羞成怒将他害死。这在现在看，是不可思议的，而在那个年代，尤其在农大，不到一年就被迫害死了30多人的那个角落，草菅人命，太常见了，怎么他们就不会对郭世英下毒手呢？！
　　最后我想对残害郭世英的那几个人说几句话：
　　你们现在在哪里？或许你们可能已经退休，在儿孙的身边颐养天年；或许你们还在发挥余热，在田边、还在实验室老眼昏花用放大镜观察你们培育的新的作物。这些我都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你们活得心安理得，是吗？你们生活过得很有滋味，是吗？你们难道从来不做恶梦吗？你们的良知（如果有的话）从来没有被咒语唤醒过吗？你们可以说，我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够了，我已经听够了！一切想逃脱自己罪责的诬陷者、打手、刽子手等等像你们这样的卑鄙小人，现在无不用这同一说辞为自己解脱和申辩，没有用的！不是文革中所有的人都和你们一样，你们毕竟是“一小撮”。你们这“一小撮”，传承着的是文明的负一万次方的卑劣。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历史上的那些酷吏的影子，看到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时，那台下晃动着的特务的影子。对于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人们还会继续争论下去，因为争论有价值。但你们！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你们都是要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北岛说得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正因为你们是卑鄙者，你们在那个时代才获得了一张张让卑鄙横行的通行证，别人无此“特权”。
　　那么“我们就死定了？”你们也许会这样说。现在早已经不是那个你们曾经对人吼过的：“踏上一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的时代了。你们还是有获得宽恕可能的。具体说，要是你们真正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有所忏悔，唯一的方式就是痛苦地站起来，把郭世英遇害的真相说出来，尽管我已经认定郭世英就是你们杀死的。现在再没有“大师傅”来做调查组的组长（1978年，郭沫若去世后，依于立群女士的要求，农大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想调查郭世英死的真相。组长是位政治上可靠而专业上一窍不通的食堂大师傅，可以想象会调查出什么结果。），你们的罪行也已经不会再受法律的制裁，只有道德的法庭对你们的灵魂进行审判。而那句早已经不合时宜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对道德法庭来说还是适用的。怎么样，你们有胆量吗？我等着。
　　郭世英走了，他留下的是他高尚人格的身影，在我心中，他是永恒的。 　　　　　　　　　　　　　　　　 江畹铸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