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

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
2006-11-14　0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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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篇文章，原刊于X-SALON.htm（X沙龙）。诚请作者与我联系。
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
我的伤口，我自己来舔，不要大家为我呻吟……
当我看到纪念和回忆郭世英的文章时，我常想起郭世英曾经对我说过的这句话。多年来，我反复这样对自己重复，除了自己的家人，很少对别人提起过我和郭世英暂短的交往，因为这是我永久的痛。但是我又想起他跟我说过的另外一句话：“耗子要是得意了，那么猫儿一定会有冤屈。”他是用四川话说的，那声音，那语调，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虽然我很小就知道这个谚语。也许他当玩笑那么随意一说，也许他是有感而发。郭世英是含冤而逝的，至今对他的死有不同的解释和猜测。作为多少了解当时一些情况的我，作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他的一个朋友来说，也有责任说出一些哪怕是破碎的，记忆错位的事情，为至今关心他关注他的人们，留下一些或许有价值的东西，这样做多少也可以告慰郭世英的冤魂。现在是时候了，我就把沉默的窗口打开，把我想说的都倾倒出来。
郭世英的最后几年是在北京农业大学度过的，时间是1965年秋到1968年4月他蒙难。他在农大只有两年半的时间，我有幸认识了他，并且和他有些交往，成为很谈得来的朋友。我认识他确切的时间，记不太清楚，但肯定是1966年文革前不久，可能就是5月，那时我是农大一年级新生。有一次我和同学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我们都是四川同乡，用四川话聊天。正聊着，一位我不认识的同学突然也用四川话和我们搭话。我抬头看，是个男同学，髋骨较高，眼神和蔼，岁数可能比我们都大。我们就好奇地问：“你也是四川人？”他说：“对头！”于是我们就和他一起边吃边聊，但谁也没有问他的名字。后来，几次吃饭的时候，他都和我们一起围着一张桌子，瞎聊，知道他叫郭世英，但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郭沫若。
一天，我在校园里碰到他，他笑着和我打招呼，但用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这让我好奇，就问他：“你是四川人，怎么能说这么好的普通话？”他说：“我从小就在北京上学。”于是我开始刨根问底了：“你老家在哪里？”他说：“乐山。”我对文学还是很感兴趣的，知道郭沫若也是乐山人，就开玩笑问他：“哦！那你和郭沫若应该是本家了。”他突然有点不自然，说：“我们那里郭姓很多，大概吧。”也就这样，我们有一搭无一搭聊了会儿就分手了。虽然萍水相逢似的接触几次，但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对人很亲切，很诚恳，但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
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出，文革开始，我们学校的大字报也铺天盖地。一天我突然发现一张大字报，郭世英的名字被打上大红叉子，让我吓了一跳，赶紧看。这才知道，他是郭沫若的儿子，这才知道他是一个叫X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当时我就懵了。
我是凡人，我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和大多数人一样，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对文革我没有什么别的看法，跟着大家一起折腾就是。我也认为郭世英是反动学生，以后千万别和他接触来往了。（其实我和他也就是那样吃饭说过几句话，在校园聊过几句而已。）
但我还是常常见到他，在食堂或在校园。他好像很自觉，不再和我们同一张桌子吃饭，独自一人手捧一个大饭盆默默在某个角落静静吃，和谁也不打招呼。在路上我们见面也很尴尬，他对我点点头，我假装没看见，擦身而过，表示和他划清界线。
大串联开始，我和几个同乡回了趟四川（我家在宜宾），回京时我在郑州下火车，打算转车去看我的一位亲戚。在极其混乱的郑州火车站，我的钱包被偷。不过我并不慌张，那时串联红卫兵走到那里都吃住不要钱，乘车也不要票。但要找到红卫兵接待站联系吃住，也要有一段时间，何况经验告诉我还要大排长龙。我肚子咕咕叫，附近的餐馆吃饭可不是免费的。而亲戚家在许昌，一时也到不了，再说人多，根本挤不上火车。我有点犯愁，坐在站前广场的街沿上发愣。我这人特别没主意，尤其一个人在外。
“这不是……梅，什么梅？”突然有人走到我面前这么问我。我一抬头，见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低头看着我。我看他既面熟又生疏，有点警惕。我站起来，望着他那张黑黢黢的脸，那双眼睛是真诚和蔼的，这是？哦，是郭世英！怎么这个样子？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心里问，嘴里说：“怎么是你呀？”他笑了笑：“你一个人？”我点点头。他又问：“同学们呢？”我说，就我一个人，正在想办法去亲戚家呢。他哦了一声，说：“那我就走了。”此时，我倒也管不了他是反动学生的身份，叫住他：“你怎么到郑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要饭了？”他把一个提包丢在地上大笑起来，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大笑，笑得非常天真。他说：“虽然我是那个，但串联给我的机遇还要利用一下。我想到黄泛区农场看望我的朋友。火车只到郑州，正想找去那边的火车呢。”他还告诉我，文革开始，班里的人就拿他过不去，但行动还算自由。现在大家都串联，顾不上他了，他就趁机跑了出来。
这时我也就不客气了，想问他借点粮票和几块钱。他知道我的钱包被偷，还没吃饭，就说：“我也没吃饭，走！填饱肚子再说。”我有点犹豫，但还是跟着他走进一家肮脏的饭馆吃了碗面。饭后，他掏出几斤粮票还有十块钱，塞到我手里：“一人在外要注意安全。我不会难为你，省得被我连累。”说着站起来就往外走。我突然觉得我在他面前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不是个东西，于是我也站起来，和他一起走出饭馆。我什么也不顾地问他：“你去哪儿？不管我啦？！”我那根“阶级斗争的弦”再也无法绷紧。他站住，望着我说：“我要赶火车，去洛阳那边，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去看朋友。”我说：“我刚从那边过来，全乱套了，往西开的火车都开不动了，车厢里满是红卫兵，火车趴在铁轨上不动。”听我这么说，他显得很沮丧的样子，一脸无奈。他想了想说：“先找地方住下来再说吧。”也只好如此，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感到孤独的恐惧，就跟着郭世英去找住处。在革命师生串联接待站，我们排了很久的队，终于在天黑以前稀里糊涂到一家工厂的招待所住下。
晚饭后，我们从食堂出来，郭世英问我，要不要出去走走？我说也好，就这样我们无目的地走向大街。开始我们也没什么话，走着走着话就多了起来。郭世英似乎很长时间没人和他聊天，在他眼里，看来我还是比较单纯的，于是他也就打开了话匣子。时间过去了整整40年，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在那个特殊环境，和他这位特殊的人交谈（农大极少有高干子弟，而我过去又从来没有接触过他那样的人），他那特别有磁性（借用现在的术语）的谈吐，让我毕生难忘。我把那次我们的交谈大致整理了一下，时间过去那么久，我们当时聊天的原话肯定不能重现，但意思是不会错的，可我不想用那个“”（引号），因为引号内的，常被认为是原话。
他问我，是否看过批判他的大字报，有什么看法？
我老实地告诉他，看过，但不太清楚怎么回事。
全是那个X，他告诉我。
这个我知道，大字报揭露的，我说，X代表赫鲁晓夫，说你们学苏修，鼓吹修正主义。
不是！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很愤怒，很激动。他说，虽然我现在认为我们几个同学当时的做法，当时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可这和赫鲁晓夫挨不上边。
我问，那X是什么意思？
他说，学过代数吧？未知数的符号。我们几个同学，探讨未知。世界上未知的东西太多了，探索这个X没有错吧？我们太天真了，有些东西是不能探索的。
我问，那你说怎么错了？
他所问非所答地说，揭发我的大字报，都是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写的，说我是X反革命集团的，哪有这回事？其实就我们几个原来的中学同学在一起，写点文章、诗、杂文什么的，相互传着看，就这么简单。怎么集团了，还反革命了？当然我们写的那些东西，不值一提，都应该一把火烧掉。因为我认为，我们当时文章所流露和表达的是和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
我希望他具体谈谈。
他说，我过去有一个观点，我强调个性的存在价值，强调独立的人格。我曾经对人说过，“生应为人杰”。我写过一篇小说，主人公是我思想的化身，他在黑暗中挣扎和奋斗，解救被罪恶吞噬的人们的灵魂，可笑吧？你以为你是谁了?救世主？后来我到河南农场，和土地庄稼在一起，思想彻底改变了。人的思想要和生我养我的土地贴近，不能像星光那样悬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及。
我问，我听说你原来在北大学哲学，怎么到农大来了。
他说，这是我自己最后做的选择，就是想从天上回到地上，不仅思想而且自身。他反问我，你怎么学兽医了，这不适合女孩子的。
我叹了口气说，没办法，谁让我填志愿时稀里糊涂填了个北京农业大学这个系呢？不过也好，来北京了。学了半个学期，发现系里还真是藏龙卧虎，有很多有名的教授。我特别爱遗传学，以后我一定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里X太多了。
他立刻说，别X了。谈点别的，知道孟德尔吗？
我说，知道，不就是那个奥地利神父，唯心主义遗传学的奠基人吗？那是和米丘林学说完全不同的。
他笑了，说，看来还真懂点。不过什么事都不可绝对，我们可以就两个学说做探讨了，这是我们的共同兴趣。我学植物，你学动物，其实本质一样。孟德尔不一定错，米丘林未必对。
我吃了一惊，说，苏联是修正主义，可我觉得米丘林学说还是对的。
他说，我也没全盘否定，但我更信孟德尔学说，他是神父，但他创立的遗传学说不能说是唯心的。
于是他开始对比孟德尔和米丘林，听他慢慢道来，我觉得讲的还真的有道理。
我说，那我很想看看关于孟德尔学说的书，好像很难找。
他说，等回北京我可以借给你几本。其实你们系就有遗传学领域的权威，可以请教他们。
我说，他们早被批倒批臭了。
他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话题又回到X。
我问，大字报还说，你们要偷越国境，有这事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也不是像大字报所说的那样。他说，那个所谓的X一共就四个人，都是中学的同班同学。上大学后，各奔东西，不过谈得来，就又常在一起了。我从来也没想到什么出国，但另外几人有这个意思，但没有行动。他们特别想了解国外的情况，说想出国，又口无遮拦，结果有人告密，我们就犯事了。
我问，那怎么处理你们的？
他说，情况不同，分别处理的。一位女同学不久就放了，两个男同学劳改，到现还没有出来。我到河南黄泛区西华农场接受改造，这次串联出来，我就是要到那里看看。
后来我们聊起了文革，给我总的印象是他对毛主席发动的这场革命非常拥护。他把这场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做了个比较，他说法国大革命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广泛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并为以后各国的革命树立了榜样，因而具有世界意义。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建国以来最激烈、影响最广泛的一次革命运动，它挖掘掉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最后的思想根基，开创了无产阶级真正一统天下的新纪元，绝对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他特别强调铲除封建主义，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问他，据说现在山东的孔府被砸了个稀巴烂，这个四旧破得对不对？
他说，砸就砸了吧，虽然可惜，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们又聊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有名的对联。
我对这幅对联非常反感，问他怎么看。
他说，太没意思了，这还值得讨论？出身怎么能决定人的一生？照这么说，历史还能进步？！荒唐！从对联他又聊到“联动”。他说“联动”的性质和满清的“八旗子弟”一样，自以为血统高贵，骨子里完全一个封建主义。这才叫“打着红旗反红旗”，没有好下场。
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见。（那时，遇罗克的《出身论》我们还没有看到，但郭世英和后来的《出身论》主要的观点是一致的。）
就这样我们边走边聊，非常随意，我开始的拘束已经坦荡无存，我觉得他不仅健谈而且思想很敏锐。我不再认为他是一个如大字报所说的反动学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位有思想，有理想的青年，比我身边同学的素质高多了，我开始对他产生亲和感，很愿意听他给我“摆龙门阵”，虽然话题并非轻松。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招待所，各自休息不提。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往火车站，还算幸运，在郭世英的帮助下，我终于爬上了南去的火车。他要往洛阳方面走，站在月台上向车厢内的我招招手，就匆匆转身离去，消失在人群里。
我们再次见面又隔了几个月，是1967年的春节以后，在农大的校园。那天我正埋头走路，突然听人在我后面喊我的名字，我回头，就看见郭世英很狡猾地笑着望着我。我挺高兴，问他郑州一别后的情况。他说，到农场看望朋友后，又骑自行车南下，到了武汉等地。自行车坏了，就步行串联，后来又回到农场呆了些日子。他问我什么时候从河南回北京的。我告诉他，离开许昌我也没回北京，我也南下，到韶山、广州、桂林等地玩了一圈才回北京。走着聊着，恰好到男生宿舍。他让我等他一会儿，跑着钻进宿舍楼。很快他又钻出来，手里拿着几本书，递给我。他说，这是几本有关遗传学的书，拿去看吧。我拿过来看，有方宗熙写的《生命的进化》和《普通遗传学》，还有吴仲贤翻译的《生统遗传学》。我这才想起那次我们在郑州聊天时，聊到什么孟德尔和米丘林，他说回北京要找几本有关的书给我看。我没当回事，以为他说说而已，而郭世英一直记在心间。拿着书，我觉得很惭愧，很感激他，但没有说出口。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很认真，对人很热诚。
1967年，郭世英是否离开过北京，我不很清楚。我6月回过宜宾一个月，目睹了在那里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其它时间都在北京，我常在校园里和郭世英相遇。我开始称他为大郭，他则叫我小梅，因为我的名字中有一个梅字。后来有意或无意我称他大哥，他叫我小妹，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巧合。因为在四川话里，大郭和大哥，小梅和小妹的发音是相同的，彼此称呼，你怎么理解都可以。我只想说，我们回北京再见面后，我觉得他真像一位大哥，见到他就有一种亲切感。而他也觉得我是一个什么也不懂，听话的小妹。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如果说我们郑州那次不期而遇，彼此都不了解，他对我说的那些多少有些谨慎，或有言不由衷的内容。现在（指1967年以后）我们就自然而无拘束，因此我认为这才是郭世英的心声。因为很随意，他就告诉我，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比他小好几岁。我曾希望他什么时候带他的女友过来和我见见面，他说，顺其自然吧。他还说，作为他的女朋友，一是需要为她付出，二是她必须有足够的勇气，缺一不可。而作为他的朋友，只有他的付出，而不必让他们为他烦恼。我没有弄懂，他说这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聊天时他还说过，他上演的是一场悲剧，高中是他的悲剧的序幕，北大是他的悲剧的正剧，也许悲剧将在农大落幕。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也没有很好地解释，但我隐隐约约感到他心里被难以拨开的黑云笼罩着。不过，他也断断续续和我聊到他在中学和北大的经历，说实在应该是心历。
他说，初中他在北京四中，毕业他没有考好，落榜了，在家里玩了一年。1958年考到北京101中，大学他先是在国际关系学院，62年转到北大哲学系。101中的同学单纯、北大的同学沉闷而农大的同班同学冷漠。单纯可爱，沉闷可悲，而冷漠最可怕！高中，非常完整的三年。同学们都没有心眼，相互之间从不猜疑。我要求上进，也得到回报。但我心里真正追求的和学校（其实反映的就是国家）倡导的有矛盾，这让我痛苦，而这种痛苦在高中毕业后达到顶点，以至让我神经衰弱得无法学习。我认为只有哲学才能让心里的矛盾转化为理论的探索，就转到了北大的哲学系。谁料这个新的环境就像“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让我非常失望。同学中也有几个有思想的，但火焰各自燃烧，甚至我烧你，你烧我。只有和原来中学的几个同学在一起，我才感到我们的火可以和他们燃成一炬，当然我们思想的野火很快就被扑灭了。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和肉体的磨练，我终于明白我们过去的荒唐和幼稚。本来我不打算再上学，就在农村呆下去，但还是来这里了。既然这样，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从此与过去的我决裂，但同班同学没有一个理解我，我想回到单纯也不可能了，但我相信将来会好的。
上面我写的，不是他和我某次聊天的记录，而是很多次交谈后，我留下的总体印象。我认为他的内心很痛苦，又没有办法发泄，多少和我聊了些。我相信他也一定和他的其他朋友敞开过心扉，两者之间是否有相通之处，我认为会有。
1967年，老实讲农大还算比较平静。各派之间不断地打派仗，我早习以为常。我的出身不好，造反派对我这样出身的都避而远之，我只好当一个“逍遥派”。这在运动初期很难堪，无可奈何。可到了67年下半年，我发现“逍遥”的人越来越多，真的成为一个“派”，也就心安理得了。“逍遥派”圈子里的人，不问“政治”，有谈恋爱的、有做毛主席像章的、有打毛衣的、有养公鸡抽鸡血打针的，更有人长期不在学校，真不知逍遥到何处去了。我没有怎么走动，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除了看郭世英借我的遗传学方面的书外，我还看小说。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被人砸了，流落在外不少“封资修”的小说，我也弄到几本。那时大张旗鼓在宿舍或什么地方看，也没人管，人都忙着到外地支持造反派去了，留校的人有兴趣的在斗嘴，没兴趣的各干各的，这种特别自由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年底。
郭世英被东方红总部勒令不得离开北京，随时听候批判，但对他的约束并不很紧，他可以跑回家，我们见面聊天也没有人管。
我看过冯骥才写的一本书---文革经历者的心灵档案，《一百个人的十年》。我在下面要讲的有关郭世英的一件事，其情节和冯骥才书中的第一个故事《拾纸救夫》有些相似。我要详尽叙述的原因是，通过这件事，我感受到郭世英心灵中异常完美的一个侧面。
有一天晚上，天气很热，我正在宿舍里看书，一位同学进来告诉我说，有人在楼外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郭世英，他身旁还有一个人，是个女孩，也就15、6岁，很疲惫的样子，他招呼我跟他们走。我跟着他们到花圃旁，找了个地方坐下，他指着女孩对我说，你能不能让她在你那里住一两天。我问，她是谁呀？他说，她是从湖南湘潭来的，你叫？那孩子说，我叫罗湘漪。郭世英说，说起来话长，慢慢告诉你。我说，没有问题，我们宿舍有空床。郭世英说，那好。我还要再回趟家，小罗你帮我照顾好，我后天一定回来。又对小罗说，你放心好啦，她是我小妹，有什么话都可以对她说。说完掏出些饭票给我，就匆匆消失在夜幕里。
当晚我安排小罗休息，小罗太累了，很快就睡着。第二天，我才有机会听小罗原原本本说事情的由来。
小罗说，我父亲是湘潭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那个地方砸四旧，破封资修，连手表都不放过。父亲有一块老牌的欧米伽手表，造反派让他交出来，他舍不得，就对学校的造反派头头说，手表又不是封资修的东西，毛主席也有手表。那头头说，你污蔑伟大领袖，你拿出证据出来。父亲就说，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见毛主席没有手表，就把他手腕上的手表摘了下来送给了毛主席。那头头一听，就给父亲一个大嘴巴。命令喽罗们把父亲抓了起来，说你罪上加罪，我们伟大的领袖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你造谣！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我父亲说，那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没造谣。头头让父亲拿出报来，可他到哪里去找，就这样天天拷打，关着不放。我实在没有办法，就偷偷扒火车到了北京，想找郭沫若，救父亲出来。到北京，我还真的打听到了郭沫若的住所，昨天我就到那里门口站着，想怎么才能进去。恰好，你大哥从门里出来，我不顾一切，哭着对他说，我要见郭沫若。大哥让我别哭，问怎么回事？听我说完，他告诉我，手表的事他知道，确有此事。不过要拿出证据，也要给他点时间。于是他带我到外面吃了饭，先送我到大姐你这里安顿下来。她问我，那大哥是谁呀？这么好。我说，他就是郭老的儿子。小罗一听就大哭起来，说她父亲有救了，我安慰小罗说，肯定有救的，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
郭世英是第三天的中午回到学校的，他见到我们后，拿出两张照片，是两张旧报纸的照片（我忘了是“新华日报”还是“大公报”或是当年别的什么报了）。其中一张是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当天的报道，另一张照片刊有毛主席在重庆活动的轶事。郭世英指着第二张照片对小罗说，你看这里就刊登了你爸爸说的那件事。我们仔细看，就是郭沫若送给毛主席手表的报道。郭世英把这张照片翻过来，在照片的背后有两行漂亮的毛笔字，是郭沫若的亲笔。郭世英说，我昨天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找到了当年的报纸，请馆里的朋友拍了这两张照片，请他马上冲洗出来。回家后，我把小罗父亲的事对我父亲讲了一下，我父亲很感慨，在照片后写了几句话，再次确认他送毛主席手表一事的真实性。郭世英把照片装进一个信封里，交给小罗，又拿出一张火车票和十几块钱塞到小罗手里说，这是今天晚上回长沙的车票，事不宜迟，我们不留你了，赶快回去救你爸爸，有什么问题给我们写信。他让我把我的通讯地址给小罗，在小罗感谢的嚎啕大哭声中，我含泪给小罗留下了地址，抬头看郭世英，他脸颊上也挂着两行泪。
当晚，我和郭世英送小罗到北京站，望着小罗乘坐的火车离开我们才走。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对郭世英说，这回你和你父亲可帮小罗大忙了。他说，我只是做了些我力所能及的事，这对我来说不是很难，但对小罗来说可真是天大的难事。有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总记在心里，这是做人的一个原则。其实这次小罗“千里救父”才是应该传诵的千古佳话，我被她感动得两天都没有睡好。罗湘漪，多么美的名字，多好的小姑娘，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们坐在公共汽车上沉默地望着外面，望着外面那沉沉的夜，没有再说话。
（勇敢的小姑娘罗湘漪后来给我来了信，她感谢郭老和郭世英，说郭世英给他的照片和郭老的亲笔，帮了大忙，让他父亲得以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