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2)——那些凋零的花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5:17:32
——写在六一儿童节
今天是孩子的节日。
儿子几周前就问我们打算怎么跟他过,并强调“那天是我的节日,你们要听我的话喔。”
是的,是你的节日,你是我们的未来,是“祖国的花朵”,只是,今年这个节日,我们无一例外的会想到那些震灾中的孩子,那些凋零的花儿。
因朋友的推荐,我再次捧起了《南方周末》,于是看到了《大地震现场报告》与《再报告》,这里引用其中的一点资料:“截止至5月14日,教育部门不完全统计,校舍倒塌6898间(重灾区汶川、北川数字未包括)”,死了多少孩子?“新的数据还在统计中”。
只怕这数据得统计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不掺太多水分,绝对是一个可以掀起波澜的数字。
《南方周末》显然比以往聪明多了,晓得收起畅所欲言的锋芒,代之以娓娓道来叙述,总算是明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
但这平静的叙述中也蕴含着极大的力量,因为它反映了真实,如果你认真阅读并思考,那你绝对会看到残酷的真实,一如贾璋珂的电影。
文章中讲述了几个焦点倒塌学校的建筑过程,尤其是独此一座(倒塌)的绵竹市富新二小、聚源中学和东汽中学,前者将学校倒塌的悲剧推至极致,一把扯去了还在推诿责任的相关部门那最后一块遮羞布,后二者则反映了政府与组织在对待建校问题时的扯皮拉筋,以致最终悲剧的发生。
想想也觉得怪,谁都在为自己辩解,谁都很无奈,谁都有问题,谁都情有可原。
这让我想起一句外国俗话,“爸爸告诉我,所有的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钱。”
这些学校的建校时间多在八九十年代,那是个什么时代呢?是教育部改革,是教育产业化的启动年代。
“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
而我国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呢,1991年为2.85%,到了2001年,却下降到了2.3%。而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在1985年的平均水平是5.2%,发达国家是5.5%,发展中国家是4.5%,
“从1993年以来,财政教育性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反复在各种国家教育发展政策和规划中被强调。但近三年来,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始终徘徊在3%左右。”
如果有了足够的钱,绵竹市政府就不至于跟东汽公司就建校费用纠缠8年,孩子们可以早几个月甚至几年搬进新校舍,这会救下240多个学生;
如果有钱,富新二小不必使用复印的图纸施工,并且被乡里改了又改,建筑队就不用长期垫资,尽力压缩成本,教学楼就不会成为唯一彻底坍塌的建筑,这又可以换回127条小生命。
如果有足够的教育投入,四川省就不会“一直到2005年底,尚有“普九”债务81亿元,至2007年底还有约40亿元”,就不会出现“这实际上是最低水平的运转——只要能把学生装进一个房子就行”,那又有多少花儿不致凋零?
(说起“普九”也真让人生气,政府一方面强令各地“普九”建校,一方面又不给够钱,这不是典型的既做婊子又立牌坊吗?)
当然也不是有了钱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各级政府克扣、挪用是“正常”的,只要不是太离谱大家也就认了;官员们的亲属成立建筑公司,包揽了建校工程,偷工减料也是“正常”的,只要不太过分也就算了;监督验收虽不敢奢望,但只要干了活,面子过后稍微抠着点儿里子也就过得去了。
可现实是残酷的,各种“正常”与“过得去”汇集的结果只能是不正常,过不下去。
可确实是没钱吗?不见得。
再看看这些数据“2007年中国GDP增长11.4%,经济总量超过24万亿人民币;同期财政收入达到5.1万亿,同比增长高达32.4%。如果再算上国企利润1.62万亿、罚没收入1.67万亿、土地收入1.2万亿、社保收入0.8万亿等等预算外收入,中国的财富增长43%跑到政府财政的腰包中去了。著名学者陈志武在《政府有多大?》中写道:2007年中国财政税收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
简单地说,政府不仅拥有了大量的财富,而且政府用于自身的财政支出远远超出对民生的支出。”
政府用于自身的支出压迫了用于教育等民生方面的支出。
这算什么,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我甚至担心,没用到民生方面的钱不仅仅是公款吃喝用车等表面行为所占用,而是成了X(这个字俺不敢写)产。
所幸,还有那么一些人秉持良心办事,刘汉的希望小学,“苗圃行动”的援助建学,让我们在痛苦中看到了一丝希望。
但即使这一丝希望也在铁的现实面前变得微弱渺茫,“民主宪政”愈加遥不可及,横亘在其道路上是“以德治国”四个字。
问题是如何保证每一位领袖都有“德”呢?
胡主席曾号召广大干部学习的榜样,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林强请求转让其火炬手及观摩奥运会资格,因其自觉有罪,以此方式自我救赎。
当《周末》记者提到四川省教育部门宣布的校舍倒塌五大原因,林回答:“当然有天灾因素,但天灾并不必然导致悲剧,把悲剧推诿于天灾,在道德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
记者还提到“缺乏监督的机制惯性,放大了天灾的杀人效应”,林强的回答更是令人动容,“就从这一刻起,我容不得任何对生命悲剧的推诿。面对那么多孩子亡灵,面对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生命的价值还不能战胜官场潜规则,我们还要官官相护,还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太没良心了,就太无耻了。那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更谈不上做一个教育工作者了。”
掷地有声,这才是良心,才是“德”。
但我依然悲观,林强们太少了,连他自己也承认,这种想法在教育界“没多少代表性”。没监督的权力太腐蚀人,什么孩子的亡灵,破碎的家庭,都抵不过一句“顾全大局”,有了这个幌子,再强硬的“彻底清查”也可能变成走过场,高高举起的“一查到底”之锤也有轻轻放下之嫌。
如果这一幕真的发生了,那无疑是往已有的伤口上撒盐,在悲剧的基础上谱写新的悲剧,那将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哎,虽然我也是公务员,也不是个官场处男,仍奉劝各位被灾民家长们寄予重托的官员们,举头三尺有神灵啊。
今天,这个孩子的节日里,该想念那些本该受到保护的孩子,他们对我们成年人的贪欲、利益、权力、潜规则一无所知,却为之牺牲了。我们作了孽,他们替我们赴死。
14年前,克拉玛依友谊剧院的火场中,一个无耻的成年人喊出了让这个民族永远蒙羞的一句话,“孩子们别动,让领导先走。”难道我们仍不反省,不救赎,那我们还将忍辱偷生多久?
那些凋零的花儿啊,你们都是林间的精灵,在神祇的怀抱里,幸福的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