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消费启动不在眼前

农村消费启动不在眼前

　　很难指望“4万亿”能很大程度提高农村消费，从长期看，农村消费还要靠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城镇规划区范围外的非公益性建设项目，农民可参与开发经营”，但落实起来并不容易。

　　“4万亿”投资有多少将用于农村，对启动农村消费的影响有多大，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有效启动农村内部需求，增加9亿农民的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都至关重要。
　　《财经》记者采访发现，尽管从长远看，扩大农村消费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但在近期，由于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农村消费对扩大内需影响有限。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扩大内需依然主要靠城市部门。
　　要真正扩大农村消费，必须增加农民的收入。对中国而言，增加农民收入，近期必须要理顺农产品价格机制，同时要缓解目前农民工失业所导致的收入下降。很难指望“4万亿”能很大程度提高农村消费，从长期看，还要靠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

农民工失业大考验
　　多位学者指出，目前农民务工收入已占据农民收入的近四成，也是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加的主要动力。如果经济衰退引发大批农民工失业，将严重影响农民收入增加。
　　中国农民的收入不外乎三部分：一是工资性收入，以打工收入为主；二是农业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是农民从事农林牧渔的收入；三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分别指农民获得各种政府补贴和土地流转收益、房租、利息等。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研究所研究员姜长云指出，近年来，虽然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速很快，但由于其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相当低，农民增加收入还主要靠外出务工。
　　近年来，中国农民的收入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2007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的53％，未来这一比例将继续下降。而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比重将继续上升。
　　据2008年8月28日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2004年至2007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由999元增加到1596元，年均增长16.9％，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34.0％上升到38.6％。
　　问题在于，农民务工收入下降的风险正在加大。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随着东南沿海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或裁员，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如果该趋势短期不能扭转，未来一两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将降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称，目前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失业仍在增加，尚未达到高点，2009年上半年问题会更突出。该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透露，从各地调研情况看，农民工失业人数，保守估计也将超过1000万人，这一数字占全国1.4亿外出农民工的7％以上。
　　姜长云指出， 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5％，2008年和2009年要维持该速度难度很大。未来数年内农民收入的增速可能放缓。
　　即将启动的一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工程投资，可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工资性收入，但能否弥补因农民工失业而带来的收入减少，并不乐观。

农业经营增收难度加大
　　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放缓，家庭经营收入能否快速增加呢？虽然中国政府较大幅度提高了2009年的粮食最低收购价，但由于国内粮食连续五年丰收，粮食、肉类、水果、蔬菜等食品价格日渐下行，未来数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快速增加不大可能。
　　10月28日，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发文，决定提高2009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每50公斤白小麦（三等，下同）、红小麦、混合麦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至87元、83元、83元，较之2008年分别提高13％、15.3％、15.3％。同时，稻谷的最低收购价也将有较大幅度提高。
　　11月12日，中国政府决定降低或取消部分粮食品种的出口关税。但是，由于国内粮价整体上已高于国际市场，放开粮食出口对农民增收意义有限。
　　2008年8月以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加之世界各地粮食普遍丰收，国际市场玉米、小麦等价格大幅走低。目前，国内玉米和小麦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只有大米还低于国际市场价，因此，虽然中国放开粮食出口，但2009年出口规模不会很大，也难以提升国内粮价。
　　更为重要的是，2009年后，中国政府大幅增加农业补贴的空间也在缩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于保平认为，2008年中央财政各项农业补贴达到1028亿元，比2007年翻了一番，但2009年再翻一番的可能性不大。
　　这是因为，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也要付出代价。“首先，各种补贴一旦增加，就很难取消；其次，补贴持续大幅增加，也会改变农民的生产预期，造成农产品供求的失调；第三，与其普遍补贴农民，不如有针对性地补贴城乡低收入群体。”于保平说。

刺激农村消费两难
　　国务院11月9日公布的十项“经济刺激”措施中，直接涉及农村的主要有四条，集中在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农业补贴等“民生”领域。
　　具体而言，首先就是加快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是强化农村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第三是要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各项农业补贴，增加农村低保投入；第四是“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称，未来两年增加的4万亿投资中，真正“切块”到农村的比例并不大，主要是增加农业补贴和农村低保等投入。从短期看，这些对刺激农村消费不会有很大影响。
　　同时，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未来数十年还有数亿农民会进入城市定居，这就要求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要从长计议。如果目前把大量的投资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而十年后这些农民大量迁入城市，就意味着投资和资源的浪费。 
　　但是，在整个出口放缓的背景下，刺激农村消费已为决策者重视。11月19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促进轻纺工业发展的六项政策。其中第一条就是在全国推广“家电下乡”，对农民购买家电实行财政补贴，期望拉动对轻工业产品的消费。
　　“家电下乡”始于2007年12月。当时，由商务部和财政部研究确定，在2008年上半年，对山东、四川、河南等三省农民购买指定范围内的彩电、手机、冰箱等，给予13％的财政补贴。该项补贴，中央承担80％，地方承担20％。
　　据官方解释，13％的补贴比例参照家电出口退税率确定。显然，上述政策是把原针对家电产品13％的出口退税直接补给农民。在不增加财政压力的前提下，把“出口激励”变成“刺激内需”。这是一种直接刺激农村消费的政策。
　　按照新的政策，“家电下乡”将由三省试点转入全国推行。其次，纳入财政补贴范围的家电品种也由原定的彩电、冰箱（含冰柜）、手机三种调整为四种，增加了洗衣机。第三，享受财政补贴的家电，最高单价也有提高。目前，列入“家电下乡”计划的彩电、冰箱（含冰柜）、手机、洗衣机，最高限价分别为2000元、2500元、1000元、2000元。其中，彩电、冰箱的单价比此前三省试点时增加了500元。
　　事实上，这是一个月内“家电下乡”政策的第二次调整。
　　就在10月13日，财政部和商务部曾就扩大“家电下乡”联合发文，增加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西、重庆、陕西等九个试点省份，期限统一为四年。但一周后，国务院决定，把“家电下乡”补贴政策调整为“推向全国”。
　　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明显的刺激农村消费的政策。这对中等收入以上的农民而言，显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也有学者指出，由于财政补贴的比例只有13％，农民购买上述家电产品，大头还要自己支付，能否有效刺激农村消费尚待观察。

制度性改革迫在眉睫
　　中国13.2亿人口，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目前农村人口依然有9.6亿。从理论上看，占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和农村市场，其消费增长潜力巨大，对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入“内需驱动型”也意义重大。
　　但是，由于制度性改革滞后，农民收入绝对额有限，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过4140元。因此，扩大农村消费只能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专家预计，至少在未来数年，农村消费增加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会太高。
　　与此同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扩大。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33∶1,也就是说三个多农民的收入才相当于一个城市人的收入。虽然农民收入在逐年增加，但是，由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速更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在拉大。
　　更为严峻的是，据经济学者分析，未来相当长时期，如果没有重大的制度性改革，没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仍将继续拉大。这也是制约农村消费的一大问题。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要比2008年“翻一番”。按照权威专家的解释，这意味着未来12年，扣除物价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要增长5.8％以上。随着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实现上述目标并不容易。
　　姜长云指出，2004年－200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已连续四年超过6％，但未来数年要保持这种增长势头却有难度。
　　事实上，从1986年到2003年的18年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只有1988年和1996年两年超过了6％。农民持续增收依然是对中国政府的考验。
　　当前，农民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不能进入土地市场交易，这大大限制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城镇规划区范围外的非公益性建设项目，农民可参与开发经营”，但落实起来并不容易。
　　更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各种大型工程和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多需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在新的农地管理制度改革方案未出台前，各地政府必然大干快上各种建设项目，未来两年内农地征用的规模或将扩大，农民土地权益反而可能受损。
　　农村问题专家指出，要增加农民收入，首先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增加农民非农就业。目前农民工就业集中于各类中小企业，如果中小企业出问题，农民收入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就迫切需要各级政府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采取有利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策措施。
　　其次，目前中国政府还应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更多的农民工能稳定融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同时，应尽可能把面临失业风险的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体系和就业培训体系。这些都是各级政府应该认真考虑的事情。
　　第三，要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要赋予农民更加完整的农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赋予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权，让农民能够以土地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成果，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称，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关键还在于城市化，把更多农民变为市民。“如今农民已经有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加上市场交易自由，接下来就是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要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