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晓杰：房市:究竟要救市庇商,还是救世济民？

房市：究竟要救市庇商,还是救世济民？
万言书（1）

随着一道道“政策”的出台，各级政府各种“房地产救市”的举措在“众说纷纭”中陆续推出。
也许是社会的“反响太大”，也许是公众“非议的声音”太强，当各大门户网站的调查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之势时，作为“救市”主角之一的杭州市委书记，在某次“科学发展观宣讲会”上，苦口婆心的为杭州市推出的24条救市的“房地产新政”进行辨析。按照他的话说：政府“‘救楼市’不是为了救房地产企业，而是为了救经济、救银行、救百姓；政府‘救楼市’绝对不是保护房地产公司，不是保护有钱人的利益，而是为保护困难群体、低收入群众”。
民意的“一边倒”和市委书记的“苦口婆心”，引发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究竟是百姓“不识好歹”看错了大局，还是市委书记误判了房市，“站错了队伍”？
谁也不能否认，住房问题在今天已经被占据全国人口近一半的城镇居民视为“最迫切需要解决”和“最大的民生问题”。但是，造成今天中国房地产市场“萎靡萧条”根源何在？房地产和住房问题所引发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因为“房价下降、成交量下跌”，还是另有真相？任何一个没有和房地产利益集团有“瓜葛”的人，都不会相信中共杭州市委书记所说的“救”现有开发商垄断下的“楼市”，真的可以“救经济、救银行”，至于说到“救百姓”，则更是“立场问题”的笑谈。
这里，不妨看看民意中的中国房市，看看在现今的开发商模式下，究竟是谁暴富成了“首富”，谁又沦落为“房奴”甚至无房户。
房市—— 一个数亿市民公认的“城市最大的不和谐因素”
对于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和高房价，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代名词”，这就是“最沉重的新三座大山”。数年前中国社科院研究课题调查，就承认公众把与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和上不起学”视为民生“新三座大山”。其中高房价尽管只和城镇居民有关，但因为它对市民生活影响的力度最大，和他们的财产性收支的关联度最高，住房政策的严重失误引发的社会矛盾最剧烈，被公认为“最沉重大山”。这几年在全国两会前官方媒体所做的一系列的重要民意调查中，房价和住房问题基本上都位居公众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榜首。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由新华网进行的“两会大型专题调查”中，物价和住房并列为公众认为两会应“重点讨论解决”的前两个最主要的问题，而房价又是物价中的重中之重； 在去年由人民日报、人民网和搜狐网所做的老百姓最关注的 “两会”热点问题网上调查中，“控制房价，让居者有其屋” 超过医疗、就业、教育和分配制度改革等，高居民生问题之首；2006年10月，由新华网和中国政务信息网等联合数十家研究机构和上百位专家，历时两年调查和研究完成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No.1》显示，在中国城市居民中，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房价和就业。其中不同规模城市的具体排列为：“大中城市居民最不满意的是房价、治安、就业问题，而中小城市居民则不满意房价、就业和文化休闲”。也就是说，不管是大中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房价都已成为居民“最头疼”的第一大难题。
其实，高房价及住房问题“高居”城市社会不和谐之首，已有时日。
在2006年全国和各地的“两会”前，一些全国性的调查机构结合当时社会的热点，曾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民意热点调查”。据新华社在2006年2月下旬报道，“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从2005年12月开始对全国16个城市2000位公众的调查显示，老百姓最关注的是住房与物业问题，关注度高达75．3%”。该报道还特别指出，“房价的不断上涨使最基本的需求‘住’成为人们生活的巨大压力。”另外，在全国各地的两会前的民意调查中，大多数地方、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住房问题同样高居百姓关注的热点 “榜首”，是民众“最关注的焦点问题”。
平时的一些社情民意调查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随着房价不断的高速攀升，住房引发的社会动荡和“不和谐”因素也随之不断加剧。据报道，在2006年下半年公布的北京市“居民热点关注指数调查”中，住房问题连续数月位都位居“北京市民热点领域关注榜的榜首”。而平时被某些“官方调查”排在民生问题前三的就业、教育和医疗问题，则分别只排列其中第十位和第三位。住房问题的严峻性和突出性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公众的“感觉”如此，就连以各级党政官员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新华社“半月谈”，在其所进行的“八省市百姓关注的和谐社会十大热点” 问卷调查中，收到5000份有效答卷中就有4251份把买房贵（与看病贵上学贵一起）列为老百姓关注的社会十大热点的前两名（另一大热点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当前社会最突出的“不和谐之音”之一。
这也就是为什么温家宝总理说“如果提起人民生活，我最为关注的是住房问题”的原因所在。
“首富”、暴富VS房奴、无房户：房市成了劫贫济富的工具
除了中国住房和房市存在的危局外，公众之所以把房地产市场及高房价视为“最大的不和谐因素”，还基于的是两个尖锐对立的基本事实：
一方面，在现有的住房体制和政策导向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成为中国最暴利的行业，而且也创造了国际上房地产和住房业利润最高的“世界纪录”。当我国的社会平均利润率还在10％以下徘徊、并还有逐步下降之时，当世界房地产业利润一般都在3－5%左右的时候，我国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率已经从过去的百分之十几暴涨到现在的50％上下，有的甚至超过了100％以上。房地产也成了中国“暴发户的制造器”和“首富的生产流水线”
在福布斯公布的“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房地产”三个字充斥了整个榜单上，不仅一半左右“富豪”的“主要产业”都是“房地产”，而且在前十名的“首富”中至少有8人主营房地产（其中两个未标注“房地产”的全国家电大亨张近东和黄光裕，房地产也是其主业之一）。其实“房地产出首富”在我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2006胡润百富榜”上，登上前十名“中国首富”中，也有6人是靠房地产一举暴富。这六人的“身价”财富，都在100亿以上，最高的达到了160亿。据报道，上了房地产富豪榜的50位房地产富豪，一共拥有的财富总值高达2010亿元；平均每个房地产商的财富为40.2亿元。而能够登上房地产富豪子榜的，房地产商的个人财富起码要达到15亿元，行业的门槛之高，远远“盖过”了其他所有的子榜。。不过把他们和这两年新产生的“地产首富”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去年4月底，广东碧桂园的杨惠妍以600亿元大幅超越，一举成为中国的首富；但她的“中国首富”位置还没坐稳，又传出重庆的吴氏女地王身价700亿的秘密；前一段时间，又有新闻透露国内恒大地产的老板许家印，计划在香港上市并发行20亿股，这将使他的身家可能超过775亿港元，一举成为内地新的首富（后由于股市低迷暂停了IPO）。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普查资料推算，开发商个人及大股东在全国大约有20万个左右（全国现有房地产开发企业5万多个）。他们一年从买房人手中攫取的超额利润，就高达4000多亿，几年下来的违法暴利所得就高达上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全国每个开发商个人或股东三四年“开发”下来，平均每人获取暴利500万元以上。
另一方面，与房地产制造“中国首富”和开发商的暴富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普通市民在住房上的无奈和愤懑。当今中国，不仅“房奴”越来越多，而且无房户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可以说，在当今中国的城市，几乎所有的阶层（个别可以捞取低价半福利房的官员除外）都受到了开发商利益集团的盘剥或挤压。
事实表明，住房危局在我国早已存在，真正需要的不是对开发商和高房价的“救市”，而是对买不起房的普通民众或背负高房贷重压的“房奴”实施“救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今住房危局的真正受害者既不是开发商，也不是高房价，而是数以亿计的普通市民。正是他们在住房居住权和居住福利上所蒙受的巨大“灾害”，才是当前住房及房地产市场的真正危局。
必须指出的是，导致今天房地产市场及住房问题危局和贫富极化的关键，就是利益集团主导的“房改新政”所力推的“一家独霸”的开发商模式，以及相关部门在住房施政和房产调控上一系列“重商轻民”政策和行政导向。过去俞正声当建设部部长时再三强调的“让老百姓买得起房、住得好房”甚至是“住房小康”的目标，这几年在建设部的“施政大纲”中已难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再重申要维护现有的房地产市场的“秩序”。
住房政策的博弈和行政作为的选择，核心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在住房政治上的执政导向，究竟是为了几万个开发商，还是站位于数亿市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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