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改革才是启动内需的重点

未来党和政府应对经济萧条的决策，必须将人民的意愿纳入到决策中去，这需要在事关人民利益的决策中逐步引入民主机制，最终从根本上启动政治改革。这才是启动内需的重点所在
2008年宏观经济运行至今，当前披露的数据和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正在进入下降通道，这种判断已经成为学术界、决策界和产业界的共识。宏观调控的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晰， "保增长"成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预计未来，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放松，一系列的财税、信贷、外贸、产业等政策将会陆续出台。明年三月份的两会之前将是出台政策的密集期。
改革开放以来，自1996年第三轮软着陆式的宏观调控生效后，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我们认为，过去的十几年，经济增长长期稳定在8%—12%间，是中国近三十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最佳时机。而目前呈现的经济萧条的迹象，以及其中隐藏的危机则显示，这一增长的最佳时机可能成为历史，未来的经济发展之路是否顺利，取决于本轮经济萧条期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结构转型是否成功。本轮经济萧条周期的经济形势将异常险恶，较1998年开始的经济衰退要严重的多，企业和个人将遭遇十几年未曾经历的寒冬，政府提振经济的难度也将超乎想象。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何在？产官学三界相当多的声音认为，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是未来经济增长必须走的道路。
近年来，消费不振的话题被学者、政界和产业界不断地提及，成为经济增长中最大的障碍。为什么老百姓不消费？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居民没有能力消费，这是居民收入不振的问题。经济增长而居民不增收的现象已经持续多年，广大人民并没有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劳动力价格被长期压抑，各种要素没有充分的参与到分配体系中。其二，居民不敢消费，因为近十几年改革的逻辑之一是政府将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义务推向市场，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挤压了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支出，让人不敢过分的消费，造成储蓄率过高。但需求真的是无法启动吗？现有的循环无非两条：其一，居民没钱消费——总需求不足——企业开工不足——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其二，居民因为保障不足不敢消费——高储蓄——高投资（非民生方向）——民生供给进一步被挤压——居民更不敢消费。我们认为，现在正是政府打断其恶性循环链条的时候。首先改善当前初次分配体系，向劳动者、向中小企业倾斜，保障其正常权利，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这需要限制政府收入的规模，通过减税、对低收入家庭补贴等渠道来完成。其次则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加大对民生方面的投入，由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及基础医疗保健、廉租房等公共住房建设等，这些投资在免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之时，势必将刺激这部分人的消费。
事实上，居民的需求还有很多，比如人们对阅读、新闻传媒的需求，城市里农民工对居住、教育的需求，广大农村对衣食住行的需求，而这些方面受到了新闻自由、城市贫民窟、农民工子女入学、农村金融体系政策的限制。在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以外，也体现了人民基本权利保障的缺乏，而这些权利往往早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就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赋予了全体公民。我们认为，因为有需求的人没有决策权，所以才会出现消费不振；才会出现"三农问题年年提，但年年都没有改善"，"民生投入是头等大事，但层层政府不重视"的现象。有的是政府出于政治稳定的考量（新闻与出版管制），有的是地方政府基于区域形象（禁止城市出现贫民窟）或者财政负担能力（农民工子女入学）的考虑。更有政府自身在其间存在利益，与民争利的因素，例如，政府对失地农民的补偿价格远远低于政府将土地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的价格，其间差价归政府所有。如果这部分差价可以公正的分配给失地农民和购房者，那么失地农民用来改善生活状况或者投资，而购房者则减轻还贷压力，他们的需求都会被释放，并且这些人对这部分的边际效用要远高于政府和开发商。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消费不振等问题核心在于，最广大的人民未能参与到经济决策中，党和政府的执政目标与人民的需求存在相当大的落差。从理念层面上来看，近几年倡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其目的就在于建立起"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关系，这一提法与之前的"科学发展观"目标相同，意在缓解官方执政目标与人民需求之间的紧张的局面。温家宝政府上任以来，持续的扩大民生支出、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建设新农村等。但宏观上来看，仍缺乏系统性和基础性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如果切实的推行"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会对当前的既得利益格局造成严重的挑战，难度很大；但也需要看到，如果推迟改革的进度，则有可能恶化当前的乱局，步入更难解决的状态。在过去，这其间的许多问题，被年均10%以上的GDP增长所掩盖，因此其后果的严重性在萧条期也将显示的更为猛烈，因此现在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改与不改的问题，而是如何改、怎么改的问题。未来党和政府应对经济萧条的决策，必须将人民的意愿纳入到决策中去，这需要在事关人民利益的决策中逐步引入民主机制，最终从根本上启动政治改革。这才是启动内需的重点所在。
纵观近三十年的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将资源从国有部门分散到私营部门，让私营企业和个人获得较高的收益，这也是刺激消费的核心。需要我们从根本改革目前的收益和风险配置格局，继续推进国退民进的改革策略，政府要继续向民营经济开放行政垄断的市场。同时管住政府在市场上闲不住的手，专注于监管者的角色。还需要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缩减行政管理支出，筹措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差额。可以通过出售当前国有资产等方式来筹措。
其次是做实政府公共财政的职能，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体现政府的角色，而不是以往将这些义务推向市场。未来积极财政政策可以着力的重点有：构建城乡医保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防止"因病致贫"及"老无所养"；增加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的投资，尤其是廉租房，尽管房地产市场呈现低迷的趋势，但如果政府可以引导投资向公共住房倾斜，不仅可以带动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是解决现有高房价不能承受之痛的办法；除此以外，还包括搞活农产品流通体制，放开粮价，同时加大对城镇中低收入人群的补贴，面向城乡中等收入家庭减税，刺激国内消费市场。这些政策的推动，需要在经济决策上加强城乡居民在政府进行财政支出的权力，以保证政府可以扩大在民生项目上的支出。这些足以为决策者借鉴，未来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原载《陆家嘴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