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昕捷:莫宗江——画笔后的沉默(中国青年报 200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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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宗江(1916~1999)广东新会人,营造学社成员,建筑史学家,国徽设计者。
抗战期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梁思成那抽到一支“口感醇厚、韵味悠长”的雪茄,好奇此物出自古巴哪位制烟名手。梁思成哈哈大笑道:“这是老莫卷的,当地土烟叶喷上正宗老白干。”
于是,李约瑟半开玩笑地建议,莫宗江应该到欧洲制作雪茄,收入比做研究员还高。
梁思成又回应道,还应介绍老莫去意大利的提琴作坊,他做的小提琴也很棒。可李约瑟颇为怀疑地强调,意大利名琴用的涂料是含火山灰的,有许多气泡,这才是保证声色的关键。
“所以莫调过几次音后,用玻璃片把琴板的光面刮作毛面。当然,他懂雕刻技法,知道如何让毛面美观。”梁思成笑笑说。
如果李约瑟再问下去,他会发现莫宗江还动手改良了梁思成用的打印机墨水,并热衷于穿着自己缝制的棉袍。如果在今天,这个动手能力极强的年轻人,将毫无疑问地成为D I Y 界(D o I t Y o u rse lf 的缩写,即自己动手做)公认的高手。
不过,今天网络上关于莫宗江的介绍,只剩下3句话——“他是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是协助林徽因让景泰蓝工艺重获新生的艺术家、他是建筑学大宗师梁思成先生的主要助手”。
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殷力欣认为,莫宗江长期作为一个“助手”的形象出现,或许因为其一生只留下寥寥几篇论文。但如果不是他丢失了3部书稿,本不应该这么“沉默”。
在殷力欣看来,完成于上世纪60年代的《颐和园》,原本可作为一部集图片、测绘图稿和研究论文于一身的古典园林专著,与著名建筑史学家陈明达所编著《应县木塔》相辉映,成为建筑界和文物界的双璧。只是,《应县木塔》赶在1966年“文革”爆发的前夜正式出版了,而莫宗江的《颐和园》以及几十册教案,却在后来的劫难中全部散失。
对此,莫宗江本人倒很看得开,他常说:“或有一得之见,在上课时,与友朋交谈时,都传播出去了,该记的自有有心人去记,不出也罢。”
有人告诉他,某人发表的论文甚至出的专著,都是他课上讲的,有些甚至有可能是从丢失的教案中照搬来的。莫宗江对此并不介怀:“心得本就是要与众人分享的,用就用了罢。”又说:“我本不擅长写文章,命该‘述而不作’。”
有时候,这位一心“为往圣继绝学”的教授也想留下些东西。1973年,适逢“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莫宗江与挚友陈明达被各自的单位拉去“发挥专长”。两人思前想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对城市规划问题的思考留给后人。莫宗江选的是“曹魏邺城与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演变”。他们先按自己的想法自由发挥,然后再套上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以图过关。
孰料,陈明达刚写出一篇提纲性质的《周代城市规划杂记》,就被扣上一顶“鼓吹刘少奇‘剥削有功论’”的帽子。两人相对苦笑,只能把文章束之高阁。
有人问莫宗江:“你的邺城问题怎么办?”他答道:“我把该说的都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了,有心的学生会记住。日后自有人替我们完成吧。”
在学生钟晓青的记忆中,莫先生总是这样霁月光风。“他的水彩画很少有画完的,到高妙处往往戛然而止。”她说,其中包含着那种“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魏晋风度。
这位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生至今仍然记得,先生在指导学生绘制墨线图时,“总会用指甲轻轻地划过你的手心,让你真切地感受绘图时心态的沉稳,呼吸的平静,以此感悟笔尖滑过纸面时要拿捏的那股劲儿。”因为,“只有这种感觉下出来的线条,才富有美感与力度。”
据另一位学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楼庆西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莫公绘制人民大会堂的水彩效果图,为了表现在北京特有的蓝天衬托下纪念碑的庄严形象,他用浅浅的蓝色一共画了七遍。学生们不解,莫公说,只有这样,蓝天才能有透明感。
近半个世纪之后,楼庆西拿着清华建筑系学生用电脑绘制的古建筑测绘图给莫公看,当年最难画的屋顶瓦陇和一个个小瓦当、水滴,因为有电脑制作,已变得相当容易。
据说,当时癌症晚期的莫宗江在病床上拿着放大镜,仔细地端详这些图纸,先是笑言“电脑真了不起”,尔后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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